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文化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地域性文化，它包含着时空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指这一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于生活在陕西关中地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又指周秦汉唐包括以后宋元明清各时代对此文化的沿革与发展。长安文化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发生区和辐射传播区，核心发生区主要是在关中平原地带，辐射传播区指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传播交流的地区，即北起渭北高原，南至秦巴山区，东起洛阳，西至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贾平凹成年定居的西安和幼年成长的商洛便分别位于长安文化的核心发生区和辐射传播区。

一、塑形作家地域文化性格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它由生活在该地域的人创造，同时它又影响着该地域内人的生存和发展、思想和个性。同样，长安文化对于陕西人尤其是关中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几乎不可回避的影响，而对于艺术家则不仅仅是人格的塑造，更借助其地域性格、思维模式及审美观念而影响他们的艺术创作。所以，研究艺术家及其创作，不可忽略地域文化对其文化品格生成和发展渊源的探析。

长安文化对于定居该地区人的影响首先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① 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概括关中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称颂关中“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此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的优势使长安成为建都首选，至尊位置、富足生活一方面促成了关中人的大气自信和勤劳进取，同时也容易使他们虚荣自负和消极守成。长安文化的源头是秦汉，汉书所概括的“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正是陕西黄土文明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对关中人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具有潜移默化地模式化塑型作用。

长安文化有积极进取的一面。秦人顽强百折不挠，几代人薪火相传最终统一中国是这种顽强与坚持的最好证明。秦人求变机动灵活，秦能够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改革与变通是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国策，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军功制度、爵位制等打破了僵化的旧等级，极大地激励和提高了了秦人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秦人包容海纳百川，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百里奚，李斯一封《谏逐客书》便阻止了秦国的排外运动，而包容是自身强大的表现。秦人的这些特征在后来漫长岁月里的不断积累，深深铭刻于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精神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特别是接纳包容的思想在汉唐时更加发扬光大，长安成为多民族甚至外域民族的聚集中心，唐时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高丽、新罗、波斯、大食、日本、印度等等，都有数字可观的人口落户长安，他们共同创建了隋唐时最先进的长安文化。

长安文化又有着浓郁的悲剧因素。凡事都有它的两面，秦人的上述美德发展到极致就容易走向它始料未及的反面，务实使得人们在权衡利弊时可以舍小而取大，但也容易让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坚持到底的顽强也容易发展成为固执。特别是随着天佑元年（904）年，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失去天下政治中心的地位，长安文化日益进入衰落阶段。地势险要的关中，只能维持西北重镇的形象，以守为攻的战略决策和被动防范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磨平了秦人当初横扫六国时的锋芒和锐气，同时埋下了闭塞与守成的性格种子，秦人的心理建构再次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变得日益收缩和保守。

贾平凹性格内向而勤奋执着。作家早年沉默少言，但内心世界却丰富多彩，而恰是这种向内心的回归，发展了他细腻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不善言说的思想却可用手中的笔尽情挥洒。贾平凹高兴得时而“张狂”：“知我德行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是个矛盾人。想一想，也是的。……我恐怕命定的就是文人，既然是文人，写文章的规律是要张扬升腾，当然是老虎在山上就发凶发威，而不写文章了，人就是凤凰落架，必定不如鸡的。” ①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土门〉后记》，（第10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就自己的执着，贾平凹曾说“我这人有韧劲，小时候到山里砍柴，担一担柴走山路，很沉重，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才能休息。我人小，咬牙跟着大人坚持到休息的地方。这样，慢慢有了意志和毅力，是自己做事一定达到目的。”① 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78页。陕西俗语“不怕慢，单怕站”就是强调做事情一定要坚持，贾平凹深得其中奥妙，有着超乎常人的近乎痴狂的进取精神。写作初期，他给自己规定每月必须写作并寄出一定数量的文稿，这种几乎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方式硬是成全了他。很多和贾同时出名的写作者，大都已经放下手中的笔或转业干其他的了，像贾这样一直在文坛上耕耘并新作不断的为数不多。

陕西当代文学有明显的“史诗情结”。《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指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直接定位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平凡的世界》被誉为“史与诗的恢宏画卷”；《白鹿原》的评论更是高频率地使用了史诗或类似意指的称谓。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区域作家群或创作流派，如陕西作家群这般，如此地一致地在创作中追求雄浑的史诗效果，而其史诗般“宏大”“雄浑”“深刻”的美学标志则可在长安文化传统中寻到根源。贾平凹的创作同样史诗情结浓厚，从《浮躁》对改革年代人们心理的准确把握，到《废都》里知识分子颓废世纪末情绪的展示，包括穿插其间反映乡镇企业的《高老庄》、哀吟城中村改造的《土门》、以上访为视角揭示农民问题的《带灯》到反映农民难娶拐卖妇女的《极花》等等，贾平凹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为时代做如实的记录。从乡村到城市，作家的笔触所及无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其间也无不渗透着作家自己浓重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他的集大成之作《秦腔》，以清风街一年间的叙事时间展现农村改革十年来的生活变化，作家自叙是在为自己的家乡棣花镇作传，但其间发生的种种正汇聚成一部当代中国乡村的转型时代变迁史。

长安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浸润着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的艺术家。相较于普通大众，艺术家通常比较敏感，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感受更为细腻深刻。贾平凹的故乡商洛从历史地理上看，西汉时属弘农郡东汉时属京兆尹，明清时属西安府，民国初年划归关中道，可谓历来是京畿毗邻之地，为“长安文化”的辐射地带。加之历史上“商山四皓”，其民俗民风本质上是“长安文化”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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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倔强，自己认准的事一条道走到黑，旁人的议论或非议不产生任何作用，甚至会激发被议论者朝他们所说的相反方向前行。“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我的目标已相当清楚，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文学界在对我近两年所写的散文作评价时说‘贾平凹的散文是可以留下来的，小说则是二流、三流的。这就是说，我的散文比小说好。这话倒使我甚为不服：我写散文，是我暂时不写小说后写的，你说散文好，我偏不写散文了，你说小说不好，我偏再写写让你看!”②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第122页。结果贾氏小说连连获奖，特别是《浮躁》、《废都》、《秦腔》和《古炉》等奠定了作家在当代小说界的中坚地位。

生活中的贾平凹伏低伏小，创作时却恣肆张扬创新多变求全兼擅，且诗文书画均有涉猎，这或许正是对现实人格的一种互补吧。贾平凹的文笔徜徉于乡村和城市，作家的灵魂更是徘徊于质朴与繁华、落后于现代之间。从散文到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从寻根的一味赞美到返观乡土的内省批评，作家对于城乡的情感一直在变化之中。创作风格前后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期基本遵循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为目的，以编织跌宕起伏的情节取胜，而写作内容基本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直录。《商州初录》系列尽显作家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与赞美之情，《浮躁》、《鸡窝洼里的，人家》、《腊月·正月》等紧扣时代的鼓点为改革加油。由《废都》开始作家将笔触从对社会生活、时代变迁的记录转向了人物内心，关注艺术形象的灵魂及精神世界成为此后作品的一大亮点，至《秦腔》基本形成了独特的贾氏风格。《高兴》、《古炉》均采取了这种“密实流年式的叙写”，即作品没有明显的情节线索，叙事结构为网状连接，在有限的时间段内书写无尽的人生悲欢，并在这悲喜剧中凸显人物性格，进而表达作家对于人生对生活的感受与看法。

地域文化对于普通人有性格塑形作用，对于艺术家则还会影响甚至主宰其艺术创作，长安文化深深地渗透和浸润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段话可以说是秦地作家的创作准则和座右铭。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拥有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是陕西作家的共同特征，作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写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陈忠实语)是他们的一致追求。

标志物的选择是检测淋巴结微转移的关键，良好的标志物可增加微转移检测的灵敏度。针对肿瘤检测的标志物主要有两类：(1)肿瘤特异性标志物，指肿瘤细胞所特有的抗原或基因，特异性强，但由于大多数实体瘤缺乏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因而在临床上实际应用较困难；(2)组织特异性标志物，指肿瘤细胞的某种成分或表达产物在不同组织中有差异分布，通过检测某些上皮或肿瘤相关的表达作为判断癌细胞存在的依据，敏感性高，有一定的特异性，且可以被稳定的检测到，易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轴在转动过程中受外力作用，需要编制程序寻找油膜承载力与外力平衡时的轴心位置，即计算出平衡时偏位角和偏心率。定义外力方向角为θf，以静坐标为参考。由于油压峰值区位于最小油膜厚度附近，因此，将θf作为初始偏位角。将初始偏位角下不同偏心率时的油膜承载力F与外力Fl进行差值比较来确定初始偏心率，这样可以提高寻找效率。

二、浸酿文本的艺术审美品格

与西安40年的相濡以沫日夜浸淫，贾平凹已经完全融入到长安文化之中。如作家自己所言对于西安的归属感：“生不在此，但死必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的上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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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废都》和《秦腔》在贾氏文学创作实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综合考量此三部作品，其中蕴含的悲剧线索最为明确，作家的悲剧情结也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对于《浮躁》，作家坦言“我试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② 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按照马克思文艺理论，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金狗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的要求是符合改革发展大潮的，但却不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允许。悲剧中具体人物的实践行为有一定的超前性，但却因为缺少现实根基而遭致失败，其悲剧原因不能仅仅归于主人公自身的过失或性格缺陷等主观方面，而应考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寻找。金狗的悲剧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这一改革时代的社会悲剧冲突具有对抗性、激烈性和不可调和性。《废都》是作家自称“安妥灵魂”之作，文本基调仍然是悲凉的。分析庄之蝶的悲剧成因，内心欲望的膨胀难辞其咎。其它的西京名人亦是结局惨淡，作为人类道义承担者的知识分子，在《废都》中竞相沉沦堕落。如果说《浮躁》中，金狗、雷大空的悲剧命运还可以归咎于时代与社会的不合理因素，庄之蝶们则更大程度上是自我原因造成的。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主体我出了问题，而改变自我比改造外界的难度要大得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较之于《浮躁》的悲哀，《废都》的悲剧意味更为浓厚，谓之彻骨的悲凉。《秦腔》里现代化的建设需求使土地在一寸寸地减少，伴随着土地的消失是劳动力的大量流散，只剩老人孩子的乡村格外凄凉。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乡土文学，当下却面临着“无土”的危机。乡村不成其为乡村，家园已经物变人非，作家在《〈秦腔〉后记》的结尾长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所有文字尽显作家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悲观与忧虑。此时的人物生存已经摆脱了《浮躁》中民生的物质层面，生活已经充分改善甚至达到小康的人们，精神支柱的匮乏与缺失才是最严重的，他们的灵魂无以支撑。“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土地的消失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与生活方式，秦腔的衰落更是抽掉了他们人生全部的情感寄托。

陕西当代作家还多具有浓厚的悲剧情结。“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 —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健群……就像贫瘠、坚韧的黄土高原一样。”①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论及贾平凹的小说，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担当意识、老庄神秘文化及无为出世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旷达慈悲情怀，读者均可在其作品中有深刻体验。而在这矛盾复杂多样文化杂糅的意识形态之下，起主宰作用的是一种深切的悲剧情结，它弥漫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心态。通观贾氏小说，其中片段、细节或许是轻松甚至喜剧性的，但阅读结束掩卷沉思，则总是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诸多无奈与几许沉重。

实例1：辽宁某露天开采膨润土矿，原矿用配矿控制原矿品质，配后原矿按X射线衍射及吸蓝量确定矿物组成为蒙脱石55%、石英30%、长石15%，阳离子交换总量(CEC)为0.48 mmol/g，膨润土含蒙脱石为低层电荷型，原矿采矿回采率为90%；原矿采用钠化改性直接制备铸造用膨润土产品，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均达97%，吨原矿加工按制造成本净盈利为200元，其MEL=90%×25+97%×35+97%×40+2=95.25。

三部作品从失败退回、无路可走到彻底绝望，深深的悲剧感贯穿始终并愈演愈烈。其实不仅仅是这三部经典性作品，贾氏其他小说也都蕴含着这种浓郁的挽歌情结和深重的悲剧底蕴。《古堡》中的淡薄世情及神秘白麝对乡民的潜在威胁，《白朗》近乎史诗的英雄悲歌，《白夜》中夜郎的寻寻觅觅、《高老庄》里子路的归来离去、《土门》中仁厚村的最终拆迁、《极花》中蝴蝶的重回拐卖村无不透露出这种悲凉的气息。在《秦腔》后记中贾说“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正是这种作家的使命感使得悲天悯人的贾平凹创作中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情结，他自己曾多次在各类访谈中说到“人生很少有欢乐”、“人生就是痛苦的、苦难的”。评论家阎钢曾在论及贾平凹时说，“平凹自己并没有把世事看透，所以他悲从中来，灵魂始终不得安宁，他悲天悯人，却又无法救苦救难。”① 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二卷），第167页。其实未必是没有看透，更多的是作家的悲悯与担当让他必须拿起笔做必须的抗争。关于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胡适曾有论述：“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并进而指出“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②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10月5卷4号。应该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或许就是这种圣药。

三、贾作对长安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地域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地域内人群性格和文化观念的同时，也唤起了地域人群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丰富和发展该地域文化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除了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作家超越了自身的一己局限，科学正确地看到终生氤氲的长安文化中的优长和劣势，并在自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中尽可能地扬长矫短。贾平凹青少年时期秉承秦人内向性格沉默讷言，经过几十年的砥砺磨练，如今的作家口若悬河，口语和他的小说语言一样丰富形象引人入胜。不仅如此，贾平凹还以自己丰厚的创作实绩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着长安文化，而在进行这种传播的同时，他又以自己创作的独特个性化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着长安文化，给它注入更加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哈里斯认为“文化是指特定数量的人被模式化了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个性也是指模式化了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其重点是在有关个人的方面。”①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73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固然不错，传统的人文积淀也十分重要，而由于作家个性不同，才华不一，又可以将“一方水土”写出气象万千的境界。在拥有陕西文学的史诗品格、悲剧情结等共同特征的同时，贾平凹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性风格。

贾平凹是当代陕西作家最多产的，艺术风格也是最多变的，早期作品呈现出轻盈灵动——如《商州三录》文笔的隽秀跳跃很有孙犁散文的韵味，《商州》徜徉于恋乡思亲的笔墨颇似沈从文《边城》的淡雅清新。而随着作家定居西安日久，为长安文化的厚重浑朴吸引愈深时，他的写作风格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对比早期“商州”系列初入文坛的血气方刚与澄澈单纯，中期《废都》、《秦腔》满眼的世事沧桑与沉挫悲凉，至《高兴》又转化为历尽大悲后的向世慈容，《古炉》则超越了上几部的记录时代现象，从人性角度追索底层乡村掀起“文革”的成因，是作家最富哲思使人震撼和深省的作品。

贾平凹的创作还有一个足以区分于他人的唯美特征，即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呈现出精神意象性特点。在贾氏散文中，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精神。在小说创作上，对精神的推崇还使贾氏非常注重作品精神维度和精神细节，通过思考与顿悟而达到对生命精神的理解，土匪系列的《白朗》、《晚雨》等均属此类创作。至于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贾平凹早期接受和展现的是其中美的一面，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体验的加深，作家渐渐不满足于单纯、热情的肯定、赞美，而转向对沉积在国民性中传统文化的负面的冷峻揭示与理性思考，《古堡》《古炉》便是其代表作品。贾作的意象世界纷繁复杂又自成系统，是一个完整、自足的意象群落，其中寄予着作家对人生、宇宙的思考，有对美的讴歌，也有对丑的揭示，有对传统的反思，也有对现代性的探求。早期《天狗》中天狗和师娘在月光朦胧的江边充满爱恋的对唱，《人极》中光子与拉毛那充满古典意味的情谊，《商州》、《浮躁》中美丽的州河风景，都构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后期《秦腔》、《古炉》更是以意象取胜，至《古炉》里面的狗尿苔、蚕婆、善人等本身就是意象式的人物。

贾平凹对于道家精神的继承也是极富个性的。作家轻灵飘逸的文笔正呼应着高古、空灵、自在的道家出世情怀。具体表现便是对于特异人物与神秘文化的信奉与书写，这也是他被称为“鬼才”的重要原因。作家或将自己的道家思想直接移植到小说主人公身上，甚至用一些魔幻手法富于人物超乎常人的能力，如引生可看见别人头上生命光焰、狗尿苔懂兽语能闻见灾难的味道等；或多由一些沟通阴阳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太太形象来完成，《古堡》、《白夜》、《废都》、《老生》、《极花》中均有此类人物。关于贾氏作品中的神秘文化已有不少专论，他的泛神论也是有目共睹的。“楚地好巫风”，泛神化意识与自然崇拜对于来自陕南的贾平凹影响极深，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和民间的信仰文化在此交汇沉积，形成作家深厚的文化心理原型。

综上所述，国际法维度下搜救国协调权的冲突根源是理论上的对峙及立法上的宽泛，然而，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并不必然需要从这种对峙及宽泛之中寻求一条直接且明确的路径。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调和这种理论上的对峙，并在实践中回到技术范畴内寻求国家之间的深入合作，才是搜救国协调权得以顺利行使的重要解决途径。

综上可以说，贾平凹创作改进了于长安文化“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农耕文化特质使人们愿意依靠经验而不愿创新冒险，导致了稳定持重的心理趋向，由此衍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加深了“重质轻文”的地域特色，进而促成了陕西文学“重质轻文”倾向，而民风的“尚质”、“不善淫巧”也对艺术风格产生影响。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其他艺术如雕塑、书法、绘画等等，朴拙浑厚豪迈大气中似乎都缺少细腻委婉和精雕细凿，重质务实的文化取向必然导致对形式与外表的忽略。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使他迥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尤其是对比于另外两位陕西籍作家路遥的苦难奋进和陈忠实的平稳敦厚，贾氏更显得洒脱灵动，轻松率意。相较于《平凡的世界》的昂扬激情与《白鹿原》的沧桑厚重，人们欣赏贾氏作品的着重点也在他的通脱灵秀。相对于其他两位作家的阳刚之气，贾作多了一层进退有度、取舍悠游的自由与灵活，阳刚与阴柔在作家本人和他的创作中达到和谐的统一。可以说，贾平凹以自己具有独创意义的写作不仅改变了陕西文学的传统面貌，丰富了长安文化的深厚内蕴，也改善了长安文化厚重有余灵秀不足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