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提文论“失语症”

文论“失语症”与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在当下，在我国发展新时代具有新的意义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关乎民族自身话语体系的构建，在我国发展新时代更是上升到了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针对话语体系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因而，当下对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研究不仅关乎中国文论或学科的未来发展，更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息息相关。

有关中国文论失语与话语体系建设的探讨，早在1995年，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便提出文论“失语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失语症”的提出主要针对20世纪末中国学界转型期面临的问题，即面对西方文艺理论的不断涌入，学界拿来便用，一味“以西律中”，“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①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第37页。结果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②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古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第215页。。

4.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根据《规定》和《意见》提出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理念的时间点，本文将2013年作为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的分界节点，来设计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变量(Inovation-Policy)。本文同时借鉴国际创新研究的惯例，选用了前后不同阶段三年的数据作为创新研究的时间跨度。[6]最终，当样本处于供给侧改革期间(2013—2015年)，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变量(Inovation-Policy)取1；反之，当处于粗放发展转变期间(2010—2012年)，变量(Inovation-Policy)取0。

①实施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离不开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针对生态问题范围广、难度大、所需经费多的现实，虽然佛罗里达州政府全力支持水资源管理局为环境修复所做的各项努力，但两者的力量仍远远不够，联邦政府的支持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皮山河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境内，发源于中昆仑山北簏，由东支阿克肖河、西支康阿孜河2条支流汇合而成，河流全长160km，流域总面积6775.9km2。流域内干旱少雨，有大量难于利用的戈壁、沙漠和干旱荒山，因此森林资源非常贫乏，植被稀疏单一。地表受强烈的干燥剥蚀与风蚀作用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

自笔者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蒋述卓直接指出解决之法，认为应该“立足本民族立场，加强古今对话，从‘失语’到得语”④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30页。，罗宗强则认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⑤ 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甚至有学者认为，“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⑥ 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3期，第89页。

时至今日，“失语症”的提出已有二十余年，中国文论到底该如何建立？是否已经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值得不断思考。

在1996年发表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笔者更是在文章开篇疾呼：“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的文学、文化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在当代失落了自己的话语。“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③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51页。。因此，我们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用本民族的文论话语来言说本民族文学。

要改变当前现状，我们必须要反思一个问题：自“失语症”提出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尽管诸多学者致力于文论建设工作，甚至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但为什么中国文论话语还是建设不起来？本文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路子走错了，错误之一，在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口号与路径误导了学术界！

二、“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我们是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

屈雅君对1996年10月在陕西西安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的综述报道，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学界围绕“转换说”争鸣的各个方面：从“转换”的必然、难点与定位，到“转换”的可能、实例与前景。① 屈雅君：《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第1期，第46-50页。2000年，《文学评论》编辑部又组织召开“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专门开辟“二十世纪文学回顾”专栏等举措，都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上述“焦虑”；而关于“失语症”、“转换”、“重建”的讨论在这种“焦虑”下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曹顺庆、时光：《〈文学评论〉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http：//www.sohu.com/a/144448393_367143（2017年5月29日）此后，不断有全国性学术会议聚焦于此议题，不断有学者撰文探讨此问题，并提出诸多具体的建设之路，其中就包括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时百家争鸣，风起云涌。

虽然“失语症”、“转换”、“重建”的讨论在这种“焦虑”下愈演愈烈，尽管学界投入大量研究精力，学术论著颇丰，但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至今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然而，现实要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我们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因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立足自身，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这不仅关乎中国文论建设、关乎中国学界，更关乎民族自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话语体系、找到正确的建设路子则显得更为迫切。

孙绍振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失语症”提出已有二十多年，“对于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孙绍振先生甚至痛心疾呼，“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⑦ 孙绍振：《医治学术“哑巴”病，创造中国文论新话语》，《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第12版。中国文论的重建非朝夕之功，仍需学界持续关注和实践，砥砺前行。只要一天没有完成中国文论的建设，“失语症”话题就有重提的必要与探讨的价值。而不断审视文论“失语症”，积极促进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对我国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是笔者曾经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众多学者认为一个正确且无可非议的方法与路径，甚至发展至今日，诸多具体的实践方案经由学者们的努力而仿佛逐渐丰满。笔者在1996年发表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经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章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①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页。钱中文先生等人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大命题。② 孙绍振：《医治学术“哑巴”病，创造中国文论新话语》，《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第12版。1996年10月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更是专门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命题③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4页。，并以此作为大会的命名，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直到今日仍是学界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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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学界提出何种具体的转换之法，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出发点在于“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学术代言人”，而非跟在西方话语体系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结果处于“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境地④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页。。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甚至是今天文论建设所必须的。然而，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走这样的路子的结果却是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逐渐消亡。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还是建设不起来？这是急需学术界认真研究的难题。难道学术界不重视吗？当然不是。仅仅《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此问题。

结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以中国话语体系来转换，而是依托西方话语体系进行转换，用科学的理论来转换。而什么是科学的理论？无疑，是西方理论。学界普遍认为，与具有“严密的抽象思维、理性思辨的方式，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科学”相比，“中国古代文论缺乏这些内容，而偏重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③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于是，有学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论没有系统性、没有体系，是零碎的、散乱的、直观顿悟的、考据的，因此要用“科学”来进行现代阐释。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没有体系？李渔的《闲情偶记》没有体系？叶燮的《原诗》没有体系？中国文论明明有体系，为什么被研究成没有体系？详其本源，中国学术界还是在套用西方理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论话语，是西方文论话语霸权使然。

首先，古代文论为什么要进行转换？学界认为，因为古代文论在今天不行了、不能用了，这是对中国文论的直接否定，而这种否定，是错误的。不少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它的许多概念、范畴、话语、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艺术尺度等不一定能直接、简单地套用到当代文论的话语系统上，未必能直接应用于当代文论的建构、建设中”⑤ 熊元义：《当代文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发展——文艺理论家朱立元访谈》，《文艺报》，2014年8月1日，第002版。。于是，古代文论许多内容对于当代不适用了，与当下文化和学术研究之间脱节了、断裂了，因此要进行转换，要“在整理的同时，就要尽可能地让这种话语进入我们的言说之中…传统话语需要在进入现代的言说中完成现代化转型…”⑥ 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7页。那么，学者们眼中的古代文论是如何与当下文化与文论脱节的呢？

有学者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下没有语境。这是因为“文论赖以言说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发生了大的断裂，古代诗文评以文言文（古汉语）为载体和存在方式，而在清末民初白话文（现代汉语）逐步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大多数文类、文体（包括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论的学科问题）进行书面表达和言说的主要方式。”⑦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7页。针对此难题，有学者干脆提出“白话学术”命题，通过提炼日常用语，使之进入文论话语系统。⑧ 王泽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东方丛刊》，2007年第1期，第149页。然而，事实却是，文言文只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如古代西方的拉丁语、印度的梵语，日常生活用语依然是白话，书面语与俗语分离乃是一个世界现象。而白话诗歌也不是五四才产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白话诗派，寒山的白话诗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说文言文脱离了当代的白话文语境是不正确的，白话同样也是古代人的语境。

有学者认为古代文论不能够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可当下仍然有人在继续创作古体诗，所遵循不是西方文艺理论，而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再如，当代中国传统绘画和戏曲等艺术门类，不论如何汲取、借鉴西方思想，不管被赋予了怎样的现代意义，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艺理论中汲取养分。另外一个误区便是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我们一味采取西方所谓科学的、系统的、体系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以西方有关文学史的框架、标准、概念套用在中国文学之上。实际上，我国古代早就产生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文心雕龙》整个体系的书写进行了总体陈述，“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因此，古代文论可以直接指导当下文学批评，何需转换？①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曹顺庆、邱明丰发表在《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条路径》一文。

也有学者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下不适用于文学理论研究，这就更加大谬不然。稍稍考量和分析中西方有关文学、艺术甚至哲学上的普遍命题就会发现，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诸多概念均可在古代文论中找到根源。比如，有关艺术起源论，许多学者只知西方的“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不知中国古代文论有“物感说”、“文道论”，而单就“巫术说”这一个概念而言，它不仅流传于西方，在中国同样存在，如王国维认为“巫之事神，必用歌舞”②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有关艺术风格论，学者只知西方的“风格”，不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诸如其他概念均可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进行索源，然而，许多学者只知布封的“风格即人”，不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言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只知西方学界，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有关身体与艺术关系的表述，不知中国早有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等触及此命题的论述；再如有关“音乐、舞蹈、诗歌”为自然整体的表述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有所表述，而《乐记》早有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可见，古代文论在当下也是能够“通”的，在当代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和探讨文学、艺术的现象和规律，甚至完全可以用来分析西方文学、艺术，何谈古代文论不适用当代呢？

其次，怎样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界的回答是用科学的理论来转换，什么是科学的？显然，西方理论才是科学的。学界曾经就这一命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转换思路，包括“1.融入和转化说（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不但要将古代文论融入到现代文论之中，而且要直接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文论）。2.融合说（顾祖钊、张海明：中西古今文论融合，生成一种新的既具世界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论）。3.重建说（曹顺庆等人，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失语了，需要通过‘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4.传统资源的重新利用说（蔡钟翔、蒋述卓：强调了对具有异质性的古代文论资源的重新利用。5.复语说（杨曾宪：古代文论要在现代‘复语’，那就必须依赖古代文论的‘用’，用古代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地写出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① 陶水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东方丛刊》，2007年第1期，第131-132页。等等。

一言以蔽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要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对古代文论和文化进行现代性思考，“古代文论最大特征是其经验式、随感式的理论表述，但由于它的理论建构往往是基于对文艺现象的直觉体验或心理感悟，只要我们善于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联缀起来，在尊重其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阐释，一个现代性的理论体系便可以建构起来。”② 方国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践成果探析》，《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1期，第287-288页。究其根源，何为现代转换？就是用西方“科学的”、“体系的”话语系统来转换古代文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结果还是走了一条“以西律中”的道路。

三、反思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可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路径的前提就错了，转换即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我们否定了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合理性与适用性，错在我们依附于西方话语，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丈量、评判、规定中国文论话语。

再如，有学者以西方悲剧来考量中国文学，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比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就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悲剧，①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于是王季思带领着编辑团队专门编著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评选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古典悲剧；有学者以西方史诗评判中国文学，认为中国没有史诗，那么，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新近引发学界关注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算作什么？朱光潜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终极关怀，②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可问题是《周易》所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难道不是哲学？《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难道不是终极关怀吗？难怪当代法国著名学者佛兰索瓦.于连会认为：“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③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瓦索·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第82页。

由于对晏殊罢相事件之误读，把庆历新政成员的保护者，当成了与新政中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对立面，在历史上“刚俊”“耿介”，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历史作用之晏殊，在后世却成了一个处世圆滑的官场平庸之辈。原本是在仁宗皇帝授意下推行新政而处在同一阵营的晏殊与范仲淹等人，在后世逐渐走向了“对立”。随着范仲淹等人的不断被崇高化，晏殊同时被不断地污名化。而在此过程中，范仲淹的忠实盟友富弼、欧阳修与晏殊的矛盾，在后世被夸大或误读，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何为话语？难道只有西方才有“话语”这一概念吗？话语往往是一个同思想信仰、价值追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交织的术语，具体则体现为表述方式。西方有话语一说，中国也有话语，“春秋话语”即为典型例子，这是中国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与西方话语截然不同。就中西方话语表述方式的差异，弗朗瓦索·于连（Francois Julien）特有论述，他认为，“罗各斯的本质就是在最近处把握对象。从相反的意义上讲，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将看到，中国表达法的本质（也是中国文章的特点）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曲’：以与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① [法]弗朗瓦索·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尽管中国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即便中西方话语表述方式存在差异，但长期以来，中国文论话语始终笼罩在西方话语体系霸权之下，导致中国古代文论在现当代中国成为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成为学者案头的故纸堆。作为理论，它不但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可见，当今中国文论在话语方式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古代文论话语只是一种知识形态，从而从一般文学理论体系中消失了，因而也就是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消失了，进而失去了对中国文学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我们仍然有文学，有文学理论，有一套文学理论话语规则；但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似乎失去了传统和历史，我们成了文化上的断裂人、文学精神上的断裂人。”② 高玉：《中国文论‘失语症’现状及‘重建’的可能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1页。

王耘就曾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研究呈现出三种理论表象，其中之一即是“在方法论选择上，虽非一概接受，却普遍依赖于西方理论之架构。西方理论或有与古代文论通融的余地，而体系与体系的相参互照，必以彼此基础性范畴的互释为基底。”③ 王耘：《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的理论表象》，《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第140页。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学界对“风骨”的释义和探讨。比如，有学者在探究刘勰“风骨”一词后得出的结论便是，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范畴混乱、模糊、不科学。例如，有学者“用内容与形式来研究风骨，将风骨解说得面目全非：有人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的反过来，说骨是内容，风是形式；还有人说，风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另外有人用西方的“风格”来诠释风骨，等等”④ 曹顺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第26页。，讨论了半个世纪，风骨仍然是“群言淆乱，而不知折衷谁圣”（香港学者陈跃南语）。实际上，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已经阐释得很清楚了，他唯恐世人不解“风骨”，专门列举了“翚翟”、“鹰隼”等鸟类意象来阐释，可学界却认为“风骨”概念是不清晰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西方文论话语霸权，我们甚至自愿接收，把西方文论话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以此用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化。结果就是，我们认为西方有的我们却没有。

实际上，这种转换并非始于最近二十多年，而是早就开始了。早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之日，便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开始之时。笔者曾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中国文学“批评死”，原因就在于，我们用西方理论来转换中国古代文论。比如，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朱志清的《诗文评的发展》（1946），均是以西方的话语“Criticism”概念，即文学批评成书，以西方理论那种系统性和体系性作为著书的逻辑依据，并要求充分体现其科学性和明晰性。

于连对刘若愚的批判也是一个例子。于连认为“他用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中国不适用…他采用的模式由作者、作品、世界、读者四部分组成，但这个模式不符合中国传统。在中国传统中，‘读者’和‘作者’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④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瓦索·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第79页。结果便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所采用西方模式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割裂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梓轩是个男孩子，说起话来没必要那么绕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愉快地结束了谈心。梓轩说：“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和小雨就是相互欣赏。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会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给同学们做最好的榜样！”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使中国文论发展进程发生断裂，必将古代文论引上一条死路。文论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进程，正如罗格斯大学M.A.R.哈比布针对文学理论发展轨迹所言：“过去十多年里，众人宣称‘理论’已经死亡，我们正处于‘后理论’环境。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文学理论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而实际上，文学理论至少已经存活了两千五百年之久。因此，文学理论不会简单地与近代历史上涌现的理论不谋而合。”⑤ M.A.R.Habib：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772.尽管哈比布针对的是西方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时期相继出现的“死亡”论，但他实际上是以文学理论的普遍发展规律来看待此问题，即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整体的、连续的，在继承与革新中发展，而非割裂式的、跳崖式的。同样，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讲“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既继承前人，又有所革新；在继承中革新，在革新中有所继承，才能使文学、文论和文化“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运用叔本华欲望论来阐释，结果却得出“《红楼梦》与吾国精神文化大相违背”的错误结论，其原因就在于以西方模式衡量中国模式，最终造成中国文学发展的断裂。⑥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文史哲》2011年，第2期。

四、结语

本文并非要一定要否定“以西释中”，如果能阐释清楚为什么不为我所用呢？只是，我们为什么只能、甚至只会“以西释中”？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学界“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以致我们往往忽略了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简单、盲目地套用西方理论，结果将中国文学和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使中国人读不懂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本文也并非一定要否定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中西融汇就是中国话语通变、中西平等对话的典范。只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依托什么来转换？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西方经典著作如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时期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等，以及其中的理论话语尚且不需要经过现代转换依然广为今世之研究所用，而我们今天却一定要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转换后才能与当下接轨，才能复活？说到底，这依然是西方话语霸权使然，使得我们始终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为现代的就是好的，前现代的就是不好的；西方的就是科学的，中国的就是不科学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条路径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该命题误导了学术界久矣，目前，是应当对此命题进行反思、反省了。我们应当重拾起文化自信，还应坚定信心，走一条正确的路径，我们依然能够继续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

现在高中学生社团发展日益迅速，高中学生社团数量不断增加。随着社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学校旧的学生社团管理制度、理念、方式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逐渐不能适应高中学校社团发展的新形势也不能解决现代高中社团所面临的新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高中学生社团管理，才能解决现在高中学生社团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现已铜梁二中为例来浅谈一下高中学校学生社团管理的现状。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指出“应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 习近平：《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2017年10月18日）。新时期的文论、学术发展则更要讲究原创性、主体性，这其实也为我国学界确立了一个探索路径和目标。而立足于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促进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便是一条很好的路径。笔者曾经指出“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立足于中国学术规则，创造性地吸收、运用西方理论话语，以期促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丰富和更新。更新后的文论话语能够真正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当中，而这将有助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② Cao，Shunqing：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Berlin： Springer -Verlag，2013，p.242.，这就要求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坚定文化自信，“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将西方文论进行“中国化”，化为与中国本土特色相结合的新的理论增长点，而非“以我为客，以西为主”的“化中国”。与此同时，解决文论“失语症”不仅需要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更需要进行学术创新，从学术话语上进行创新，以推动我国学术理论走向世界，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有待我们不断回顾、反思、积淀和展望，有待我们不断突破理论瓶颈、走出视野盲区，才能最终建设起中国当代自己的话语体系。

书包颜色变淡的过程是缓变的，跟她认识的程度也是渐进的。随着书包颜色愈来愈模糊，她的影像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无论是缓变或渐进，速度同样慢到难以察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