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一来，儒家许多学者便开始了推广其思想的活动。这种活动始于孔子，而盛于孟子。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的活动，均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全力支持，而只是获取了社会上的广泛接受。对儒家学说持有信仰者也代有其人。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国策的实施。此后，儒家思想开始步入国家化的时代。儒家思想的国家化，即儒家思想从民间走上政府神坛，并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但是，儒家思想在国家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抵触之处。这就是家族成员按照儒家的观念行事，难以保全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国家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儒家思想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家族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就成为儒家士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该问题最终由北齐士人颜之推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是为《颜氏家训》。

一、《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家族化改造

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内容庞杂，但主体内容却是教育家庭子弟如何行事为人，以保全家族利益，故称为家训。所以《颜氏家训》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家庭教育的专用教材，“标志着我国古代家训的成熟”。①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共出现1例恶心现象，对照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4例恶心以及2例呕吐情况；因此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1例（2.9%）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6例（17.1%）。

先秦时期家庭中对子女进行教育，并未完全统一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之下。汉朝建立后，吸取秦朝以吏为师的教训，彻底抛弃了秦朝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国策，先以黄老之学治国，汉武帝亲政之后，转而以儒家学说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从此便登上了皇朝的政治舞台。经过汉朝政府以学习儒家著述作为做官的资质以来，儒家经典就成为国家和社会对民众进行教育的最为重要的教材。既然有了儒家的教育读本，为何颜之推还要另起炉灶，专门写出为本家族子孙学习的教育读本呢？这是因为，儒家经典的重心在于以国家利益为先，而颜之推的撰写家训之宗旨，重在保全家族利益。颜之推说，他写此书，“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序致第一》，檀作文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可见，颜之推毫不掩盖其撰写《颜氏家训》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全国传播其思想以求名，而只是为了保全家族。教育子弟和保全家族实为因果一体的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颜之推一生经历坎坷，在北齐时，“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② 李百药：《北齐书》卷45《文苑·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8页。这也是他重视家教的重要原因。可见，《颜氏家训》的出现，是颜之推政治生涯动荡不安下的产物。

（一）《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颜氏家训》尽管对原始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思想有所不满，但是，毕竟原始儒家思想具有普世性，故而，《颜氏家训》不可能不吸纳儒家的思想而重新构建与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事实上，《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继承，整个书中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其治家之道的核心。《颜氏家训》选择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儒家孝道观的大力弘扬。孝道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因此，作为家训，颜之推相当重视孝道对家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孝为百行之首”③ 《颜氏家训》卷3《勉学第八》，第119页。，反复强调要以孝治家。孝道在家庭中表现在人的生活细节之中。不过，颜之推的孝亲观与先秦的儒家的孝亲观也有着区别。如先秦儒家要求厚葬，而“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认为不必拘束于繁琐的祭祀之礼。”④ 杨振华：《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二是对儒家仁爱伦理的大力弘扬。仁爱思想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最为基本的思想。仁的本意就是爱。仁是一种心理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行为。颜之推尽管把儒家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更换为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但是，却不可能把儒家基本的价值除去。因此，注重仁爱的修养，在《颜氏家训》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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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继承。《颜氏家训》中的核心内容，是修身和齐家。对于修身和齐家的内容，颜之推反复论述，从现实出发，论述了修身与齐家对于家族利益保护的种种好处，并通过一些反面个案，分析了未能正确修身与齐家带来的恶果。颜之推以刘表和袁绍对待子女的态度为例说，二人对子女缺乏公平爱护，而是偏爱，结果导致“刘表“倾宗覆族”，袁绍“地裂兵亡”。⑤ 《颜氏家训》卷1《教子第二》，第14页。当然，刘表与袁绍二人的败亡，根本的原因可能并不在于二人对子女的偏爱。但是，二人偏爱子女的行为，毕竟造成了内部的不能团结，给敌手以可乘之机。

《颜氏家训》对读书的重要性也进行了阐述，颜之推总结了他看到的历史现象：“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① 《颜氏家训》卷3《勉学第八》，第99页。不过，《颜氏家训》并不是把读书当作入仕的手段，而是认为读书是生存的基本手段。因为“‘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② 《颜氏家训》卷3《勉学第八》，第101页。

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由于目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延续性护理团队实现目标方式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干预方案并不完全统一，可能是导致结果异质性增加的原因，且本研究只纳入已发表的文献，且文献数目较少，纳入文献未对是否进行分配隐藏和盲法实施等内容进行具体描述，可能会对本研究可靠性产生影响，希望未来此类研究予以注意并完善。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对我国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有积极作用，可在临床或社区工作中开展应用，但需要更高质量的RCT和更大样本量进一步论证。

（二）《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改造

一般认为，《颜氏家训》的思想比较复杂，这固然是事实。不过，《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也是事实。改造儒家思想，只是把有利于家族生存的内容保留下来，而不利于家族利益的内容，删而除之，代之而起的是他自己整合儒、释、道家的思想。《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不适应家族利益的成分进行了改造，把家族利益当成最为重要的利益，以期家族利益最高化。这主要表现为：

儒家的政治道德，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的原则。不过，儒家同时又认为，尽管国家利益至上，但是，国家有义务保护家族利益。因此，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的一体性，在于国家的政治对全国民众的管理，利用了拟血缘的关系，即君主和父母一样，具有照顾子民的义务，同样民众和子女一样，具有服从和孝敬君主的义务。如果在家尽孝，就完全可以做到在国尽忠。这就是移孝于忠。

(2)抽样检查法:严格根据《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2017年版)中的有关规定,利用内腔取样与外表面取样法,对本次研究选取的610件内镜进行检查。

其二，《颜氏家训》改造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不利于其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则不予吸纳。有学者认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体现的是一种“中庸的处世理念”。① 洪卫中：《颜之推的中庸处世理念述论——以〈颜氏家训〉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事实上，颜之推的“中庸”，不完全是对原始儒家中庸思想的继承，而是对原始儒家中庸思想的改造。因为原始儒家的中庸观念，没有道家和释家的成分，而颜之推的思想中却广泛存在着释道思想的成分。尤其是他的全身保命的思想，“糅合了儒家的中庸哲学，佛教的遁世思想，道家的养生论，是儒、佛、道思想的结合。”② 王建军主编：《中国教育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页。而其集儒释道为一体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使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为了保全家族，颜之推告诫家人做官不要过大：“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③ 《颜氏家训》卷5《止足第十三》，第195页。当然，颜之推的这种思想，继承了他九世先祖颜含的思想。颜含曾告诉儿子：“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④ 《颜氏家训》卷5《止足第十三》，第194页。在颜含看来，中层官员手中没有大权，也就不可能在高层政治斗争为人看重，故而不会遭受忌恨。这样就可免于高层之间的政治争斗，避免灭族之祸的发生。颜含的这些话受到颜之推的重视。颜之推因此“有节制”地参与到政府中为官，但却认为只做中级官员最为安全。这其实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庸俗化改造。颜之推一方面要求子孙不做高官，另一方面却要求子孙参与政治，可见颜之推非常明白，要不让家族衰败，参与国家政权之中是唯一出路。毕竟，家族中有人在朝为官，可以获取不少好处，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好处。至于参与到什么皇朝政府中去，颜之推没有细说。但从颜之推一生侍奉数朝的经历看来，颜之推并不在意是否忠于哪家皇朝的问题。此外，《颜氏家训》中的民族观念显得相当模糊。因为颜之推本人在北齐做过官，和少数民族同朝为官，他尽管看不起少数民族中的部分人，但本身对于胡人似乎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仇恨。

其三，《颜氏家训》的内容不限于儒家思想，其中还掺杂了不少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内容。道家的无为与保守思想对颜之推影响很大。而释家的因果报应观，对其影响也很大。《颜氏家训》中的道家中的祸福相生思想，正可解释人生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和重大祸患。颜之推看多了人生富贵导致祸害的惊骇事件，故而《颜氏家训》把道家的这种思想搬到书中，可起到劝服的功能。《颜氏家训》说：“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⑤ 《颜氏家训》卷5《止足第十三》，第194页。《颜氏家训》甚至把释家的因果报应思想引进书中，也弥补了儒家思想中说服力的不足，并有利于世人对时代福祸的原因的理解。颜之推还引用大量的社会事实说明人生的善恶，具有报应的思想。为此，颜之推还撰有《冤魂志》一书，用搜集到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因果报应的“真实性”。如在夏侯玄被杀一案中指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家倾覆，竟然是因为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① 颜之推：《冤魂志》，罗国威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7页。尽管他所列事例，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是，毕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故而他自己相信，也希望子孙相信。

二、《颜氏家训》改造儒家思想的原因

在强盛的汉朝，政权稳定，天下只有一个共主存在，这种移孝于忠的实践就不成为问题。但是，到了政治频繁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则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动摇不定的政治让家族成员不知效忠于何位君主或何位高官方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选择正当，则可以高枕无忧；如果选择失误，则可能举族覆灭。如此一来，弃忠而存孝的价值选择，就成为保全家族利益的有效方式。

（一）动乱时代保全家族利益重于保全国家利益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和“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推进下，农村市场主体多样化生产经营模式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大，当前的农村金融无法满足改革发展的需要，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将农村金融创新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及效率不高的问题。

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一度成为士人最高的人生行动指南。但是，这种行动指南，在东汉末年以降，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从党锢之祸开始，正直的士人因为恪守儒家的理想型政治道德而受到社会丑恶势力的多次严重打击。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家族均遭受重创，有些家族因此而完全覆亡。通过血的教训，许多士人们开始放弃原来固有的操守，以适应险恶的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便成为人生价值选择的最佳出路。《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家族化改造，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后的一大变化。

《颜氏家训》本是乱世的产物。而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的宗旨，就是“以家庭为圆心”，把社会和国家当作“家庭的延伸”。② 张荣明、董志广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6页。颜之推初仕于南朝，后被迫仕于北朝，在南朝他“处于顺境”，而在北朝则“处于艰难境况下”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5页。。这对颜之推是一巨大的打击。乱世间保存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为了保护家族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自保并繁衍下去，构建一个系统的家族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在构建家族规范之时，颜之推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的经典内容，但是他看到原典型的儒家著作，根本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故而不能完全以传统的原典型儒家著作来教育子孙，而只有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撰述一套适合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有别于儒家经典的“私家经典”，来教育自己的子孙，以确保子子孙孙千年万世无忧无患。家族利益至上是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的最高原则。当然，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并不是放弃对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追求，而是在保护家族利益最高的原则之下，适当修改儒家重要的处世原则，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

以人为本，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打造教、康、保整合的服务模式。通过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形成了专业整合的服务流程，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6][7]（见图2）。

其一，《颜氏家训》尽管重视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的教育，但是重于修齐而轻于治平。也就是说，《颜氏家训》并没有把修身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准备阶段，认为齐家可以成为终极目标，也就是把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废除而只截取了前半段的目标。这是《颜氏家训》把儒家思想家族化的重要体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而不再以国家和天下利益为中心，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为家族利益所切割。《颜氏家训》尤其喜爱用正反对比的例子进行劝善和警示教育。如用裴子野收养疏亲故属之善举和邺下一领军贪财被杀之例③ 《颜氏家训》卷1《治家第五》，第36页。，进行劝善和警告。为了保全自己，《颜氏家训》要求自己的子女：“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④ 《颜氏家训》卷5《省事第十二》，第181页。不多言，其根本用意在于官场中不批评别人，不劝谏君主，以免得罪官员甚至君主，引火烧身。为了保全家族，《颜氏家训》以颜氏家族中人物和现实人物证明了习武的坏处：“吾见今世士大夫，才有气干，便倚赖之，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但微行险服，逞弄拳腕，大则陷危亡，小则贻耻辱，遂无免者。”⑤ 《颜氏家训》卷5《诫兵第十四》，第198页。不从事武职而以文职保全身家性命，其主旨还是为家族利益为先而以国家利益为后的价值选择体现。因此，王利器批评说，颜之推“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⑥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增补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页。这就道出了颜之推变国家化的儒家思想为家族化的儒家思想的本质目的。王利器说，颜之推的立场是以国家利益为先而以个人利益为后。孰不知，颜之推通过改造儒家思想，适应了中国古代“家族主义”发展的需要⑦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也就成为魏晋以来人的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实际上是对国家利益到上原则的一大冲击。在政治动荡、皇朝不断更代的时代背景下，皇朝的神圣性与合法性都受到了社会广泛的置疑，而无数参与政治的社会上层成员无端地被屠戮，举族被杀的事件此伏彼起，更加重了社会对王朝合法性和持久性的怀疑。皇朝可以在短期内更变主人，前朝的皇帝家族可以很快覆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家族却不能随着前朝的覆亡而覆亡，而应该随着皇朝的变化，继续生存和繁衍下去。因此，在国家不能保护家族利益之时，保护家族利益的重任只能依靠家族的成员，故而，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便代替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水平2～4答案正确，占了90.0%。正确率高是否说明学生理解了“数线上标小数”的实际意义？从对具体想法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水平2的46.7%的学生认为0或1后面几格就是零点几或一点几（如图3）；水平3的11.7%的学生先考虑箭头所指的位置处于哪两个整数之间（如图4），再按照水平2的方式进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并不清楚0.1的意义，但也能成功地给出正确答案。

（二）儒家思想存在的高远性，也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纠正

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入世生存的缺陷。在汉朝国家大一统的时代，儒家思想还没有显示出其实践性的缺点，但是，及到了乱世，儒家思想不能与乱世共存的缺点便显露出来。

第一，儒家的思想，一方面，从大处着手，要求人永无止境地修炼自身的身心，先做君子，最终达到圣人的境界，具有高远性。另一方面，儒家又从全民利益着手，把集体的利益放在前面。而要求实现集体的利益，就要忠于代表国家利益的君主，从而通过国家的权力运作，方可实现全民利益的共享。如果没有国家君主的作用，全民共享幸福就没有可能了。因此，儒家思想不重于保全自身和家族成员的利益。

当然，这种替代，实质上并非颜之推一个家族的选择，而是多数大家族共同的价值选择。只不过其他家族的成员，并未像颜之推那样，把他们的人生价值选择，编辑成文字，形成著作。因此，颜之推家族利益至上的家庭教育观，实质上是对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历史特点的高度总结。

儒家思想为何具有高远性？这源于儒家思想，重在从国家利益层面着手，为天下所有人谋求幸福。因此它就要求人的思想和行为，先从修身开始，有了修身，便可齐家，有了齐家，便可治国，有了治国，便可平天下。这四步的最高目标，在于平天下。换句话说，就是有了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的行为才有了归宿。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人人都能平天下的。而平天下，还需要一个时代背景。何谓平天下？如何平天下？这些大问题，在动乱时代，难以解决人生现实的问题。故而，重新树立人生的目标，则更有利于自身和家族利益的维护。

2.4 专家的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的意见协调程度通过肯德尔和谐系数及显著性检验表示。第2、3轮专家函询的协调系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1。

第二，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统治集团，他们的言行与儒家思想严重对立，但是却打着儒家思想的旗号，利用儒家思想打击政敌。儒家思想因此受到社会的严重置疑，如服膺儒教的司马懿父子，其政治人格其卑劣，为世人所不齿。有些士人为此而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非汤、武而薄周、孔”① 殷翔、郭全芝注：《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22页。。这就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可以为政治人格卑劣者所用，尤其是忠孝内容，最受当权者重视。对于政敌，打击的罪名，一般都在这两点上大做文章。或加以不孝之名，或加以不忠之罪。总之，通过不忠不孝的定罪，就可以把一个人彻底打倒。因为只有这两点，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要点，最为世人所看重。曹操要除去孔融，公布的罪名就是不孝。掌握国家实权者，利用手中之权，高举着儒家仁义道德的旗号，打击政敌，并肆意为非作歹。这样的现象看多了，迫使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儒家的教育内容的问题。

《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家族化改造，使儒家思想的国家化进程受到了较严重的冲击，但是这种改造对于时代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传播弥补了儒家思想的不足

儒家思想有所不足处，为颜之推撰写家训采用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提供了契机。从家族利益至上出发，颜之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道家和释家的理论取来作为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在《颜氏家训》中，处处可见佛道思想的内容在其中。如颜之推认为，家庭不可过于富贵，“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① 《颜氏家训》卷5《止足第十三》，第194-195页。此外，儒家虽然重视人生理论的建设，但是，在因果逻辑理论建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佛教的因明学说。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虽然与儒家经典语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所关联，但是儒家在因果报应方面毕竟没有完整的理论。因此，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喜爱，有儒学本身学术逻辑缺陷的原因。

一次，李莉回家，见许峰把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都铺展在地上，床上放了两堆衣物，小小的一堆是她的，堆满多半个床的是许峰的，李莉惊讶地问他干什么，许峰一声不吭，抱起他那堆衣物就扔到地上踩踏，发泄够了，他拿起打火机就要点。李莉忙阻止：“许峰，这房子不是我们的，而且这屋子外面是一圈一圈的房子，你真想杀人放火？”

三、《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家族化改造的意义

第三，不少士人学习儒家经典，不再以儒家经典的宗旨为人处事，而只是把儒家经典当作入仕的敲门砖。这就使学习儒家著作与为人处事之间不再具有顺承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又不按儒家经典要求为人处事。《颜氏家训》所列举的史例，并未列举前代为人称道的大量人物榜样。诸如前代贤能之人，颜之推多弃之不理。为何他不列举这类人物，可以看出，在他的心中，这些名人不值得效仿，因为他们的子孙没有善终。因此，他要重新制订家族子孙处事为人的新标准。诸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家族，受到天下无数人的尊崇，但是，颜之推并不在意他们。拿诸葛亮教子的家书与《颜氏家训》比较，便可以知道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重在儒家的忠君道德观念上。还如陈寔家族，在《颜氏家训》中，也没有只字出现。弃前代以儒家思想为家族指导思想的名人而不顾，说明颜之推不希望其子孙依照前代这些名人去做。

（一）《颜氏家训》标志着家族利益至上的理论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西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旨在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根据西周和谐社会建设的宗旨而创立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用极端自私的方式，残酷剥夺广大民众的利益，以满足其一人的意愿，从而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秦朝的迅速灭亡让汉朝统治者看到了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汉朝采取儒家思想为其治国的指导思想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便再次成为国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之下，各个家族的利益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但是，随着政治的败坏，也随着大家族的产生，家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在东汉中后期已有迹象，大家族的产生使得他们在社会上享受到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皇朝更代频繁，以及政治领域官员屡遭杀身之祸，导致了社会“重功利轻仁义”风气的盛行① 傅乐成：《中国通史》（上册），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观念的固化，使得“当时的士族人士普遍关注家族的命运和兴盛”。② 郑明璋、村欣明：《〈颜氏家训〉与佛教关系考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但是，尽管有此观念，在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以指导家族的建设和发展。家族利益至上的人生价值体系，包括理论宗旨和实践方式，以及家庭内外的所有活动的具体指导原则，《颜氏家训》在这几个方面都具备了。因此，《颜氏家训》的诞生，实为中古时代家族利益至上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标志。

为保证仿真实验时探测器的运动规律和实际工作时相同,对探测器施加外力使其沿飞行方向(横滚轴方向)做变加速往返运动,比较不同姿态解算算法对探测器姿态解算精度的影响。如图6为存在一定运动加速度情况下,未使用加速度分离算法,仅使用普通卡尔曼滤波进行姿态解算的三轴姿态角误差曲线。

《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与儒家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初步形成了分庭抗礼局面，这表明家族利益的至高化开始侵削国家利益至高化思想的统治地盘。儒家思想在动乱时代不只受到来自国外的佛学和来自本国的玄学的冲击，其本身还受到了来自家族至上观念的冲击。家族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也是儒家士人价值观念分裂的结果。

（二）《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深入到家族成员制订了新标准

《颜氏家训》的最高宗旨在于保护家族核心利益，并通过建立适合生存的理论体系，达到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从以国家为中心而变为以家族为中心，是《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进行的大改造，通过改造，《颜氏家训》成为具有适应家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学说。儒家思想从此开始进入到权变时期。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在士人家族中的传播，以国家和君主利益为先。此后，家族利益为先的思想开始渗透到儒家思想传播的过程之中。

按照《大学》的标准，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平天下，但是在《颜氏家训》中，此类目标已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把家族利益放在人生最高的目标之上。这就说明，对于原始儒家的人生修养观，《颜氏家训》弃而不顾，重新制订出一套新人生修养观，从而修正了原始儒家不重视家族利益的人生观，把家国一体的人生观割裂开来。认为保了家族，方可达到子孙万世长存。因此，家族血脉能够代代相传，远比治国平天下更为重要。

（三）《颜氏家训》成为其家族成员和其他家族适应社会动乱局势的经典

在《颜氏家训》产生之前，家训的内容依然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如诸葛亮教育子弟，无不充满着正统儒家的精神境界。但是，《颜氏家训》与此却大有不同。《颜氏家训》并不主张一味地立功扬名。在吸收儒家观念的基础上，《颜氏家训》对儒家没有具体化的规范进行了细致化和生动化的阐述。颜之推“将自己作为家族教育的参照物”③ 秦元：《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说理方法初探》，《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通过列举大量事例，希望子孙能够明白，现世存在的人和事，既有学习的示范，也有批评的典型。因此颜之推所列举的人物事例，一方面增加了家训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阅读的生动性，有利于进行家族教育。这种具体化的教育方式，是对儒家经典文献撰写经验的借鉴，同时也是颜之推自己著述的创造。《颜氏家训》中相当篇幅中所展现的人生观，一方面，继承了儒家 “扬名”的价值取向① 《颜氏家训》卷7《终制第二十》，第332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儒家的元典思想进行了庸俗化和通俗化的改造，从而使之适应于动荡社会中的行为选择。

原典型的儒家思想，属于理想型的思想，汉朝士人以理想的儒家思想行事为人，为后代留下的一批杰出的人物形象。他们的行为，彪炳千秋。但是，他们也为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人格，牺牲巨大。《颜氏家训》弃之而不顾，正是基于汉代这些身怀儒家理想人格者悲惨的命运而有意为之的。《颜氏家训》成书后开始向外流传，竟为后世所重。这也可以看出，后世的士人，也认可了《颜氏家训》保全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有人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② 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追求精神的永存，还是追求家族生命的长存，是一个现实的选择。《颜氏家训》把家族的长存当作最高重要的选择，这就否定了孟子的“舍生而取义”的人生价值选择了。孟子把舍生取义当成人生必然的选择，但是对于存在家族的南北朝时代的士人来说，社会已失去了舍生取义的前提。皇朝的开基，没有了可歌可赞的历史，不过是从前朝手中通过血腥手段得到的，而业已灭亡的前朝政权的建立，也不过如此。因此，不去为前朝殉葬，更不会为当朝殉葬，也就有其正当理由了。这不是颜之推个人的选择，而是多数士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或者他们认为，至少在这个时代应当如此做方是正确的。

四、结论

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使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成功占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儒家思想的国家化，表明国家即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君主个人及其家族的利益即为国家的利益。这是儒家成功进入到政治领域的第一个阶段。

而儒家思想的家族化，又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利益的指导思想。这是儒家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这二者存在矛盾。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以国家即君主的利益为最高的代表。而儒家思想的家族化，则把家族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的前头，这符合君主丧失时期的社会普遍心理。儒家思想的家族化，是在对儒家士人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后，方有了适应家族发展的可能性，表明儒家思想开始发生变异，通过改造以适应家族利益的维护。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完成的。儒家思想的家族化，肇始于魏晋，发展于南朝，最终由颜之推以《颜氏家训》一书，完成了儒家思想从国家化到家族化的转变。

《颜氏家训》不只为颜之推自己的家族子孙制订了行为规范，“充满了家族主义的功利色彩”③ 钱国旗：《〈颜氏家训〉的社会批判思想——论颜之推对不良士风和学风的揭露和批判》，《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同时也解决了儒家思想中缺乏个人和家族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就成了后代社会其他家族效仿的典范式家训。《颜氏家训》虽然对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却适应了动乱时代国家君主权威丧失后，家族利益至上的时代需要。因此，它的出现，促进了家族利益至上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对皇权政治权威也产生一定的冲击。可见，《颜氏家训》不只是中国中古时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果，而且也是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的一大变革。

《颜氏家训》的成书，标志着家族利益至上从实践到理论的全面成熟；颜之推家族的保全，标志着“士族文人在南北朝时期艰难的转型之路”的成功。① 曹旭、全亮：《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也就是说，家族利益至上理论的全面形成与实践的成功，始于《颜氏家训》的问世和颜之推的政治实践。尽管颜之推晚年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心共口敌，性与情竞”② 《颜氏家训》卷1《序致第1》，第4页。的矛盾心理，但是，毕竟他认识到了坚持儒家的国家中心主义会给家族带来巨大祸患的危险性，因此，在两难的选择中，他依然选择了保家而非保国。而颜之推作为孔门后人，通过撰写家族教育的纲领性教材，使得《颜氏家训》不仅具有对其本家族进行教育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了广泛的社会示范意义。《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使得儒家思想契合了时代特点，对于家族利益的保护和家族力量的壮大，都体现出实用的价值，也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改造，完成了儒家思想从国家利益优先到家族利益优先的全面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