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年在现代文学文献发掘整理研究过程中，也时时留心郭沫若集外作品与相关史料的情况并偶有发现，比如抗战时期刊载于《国讯》旬刊的郭沫若演讲记录稿《写作经验谈》确乎至今未见披露与辨析，于是慢慢敷衍成文，供同好参考指正。

一、演讲记录稿的出处与内容

演讲记录稿《写作经验谈》载1943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讯》旬刊第352期（新174期）第11-12页，署名郭沫若。封面之竖排“目录”列出“写作经验谈”，并作大字加粗处理，可见编者的重视。

《写作经验谈》未见收入郭沫若当年的作品集，也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查《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郭沫若年谱》《郭沫若研究资料》等，均没有《写作经验谈》的相关信息。由此可以基本确定《写作经验谈》是郭沫若一篇散佚70多年的集外演讲记录。此文不长，计1800余字，兹照录如次：

写作经验谈

郭沫若

提要：读书的基础要广要博……要沟通世界文化……生活经验愈丰富愈好……从生活体验中去学习……记日记是学习写作的最好锻炼……养或1○自我批评精神……要制造灵感

从事写作之前，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所谓一定的步骤，就是先须从事阅读，读书的基础要广，要博：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论有价值的，无价值的都要浏览。俗说“开卷有益”的意思就在此。

本部分末段对写作者提出的“集体学习”要求，在郭沫若的写作思想和经验中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由来已久，至少在1938年5月12日广州《救亡日报》刊载的《把精神武装起来》中就已经提出“消极的调整而外自应该有积极的设施，例如提倡集体学习、集体运动、集体旅行，便可以代替茶馆中的参禅”。[6]255对这一要求及其“‘集思广益’的道理”的“不必细讲”，也正体现了郭沫若演讲的详略安排技巧与节奏把握功夫。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莉随医疗小组救济铁道兵。到了铁道兵三连，下车，战战兢兢踩着石头路走过来。镜头从她的脚，缓缓往上推。

与过去相似，郭树清的每一次职务变迁都引来了外界的极大关注，这与他三十多年来，在改革重大事项上的深度关注与切实实践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名坚定的改革者，郭树清所到之处，无一例外，都掀起了改革的浪潮。

那啥，你不用说了铁头，让我往下猜猜看。李金枝怀孕了，就把实情跟李老黑说了，李老黑肯定会生气，不，会怒气冲天，并且坚决不同意把李金枝嫁给你。然后李老黑一怒之下就要把李金枝嫁给我，并且设了个套子让我钻。对不对？

从事写作者，生活经验愈丰富愈好。离开经验的文章，是没有东西可写的。有的作家为要描写某种生活形态，事先就极力找寻具体生活经验作题材。不仅要观察到事物的表面，更重要的，要看到它的里层，要能收到这些效果，一定要使五官运用得纯熟。不然的话，正所谓“心不在焉，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虽活了八十岁而不如一岁。所以思想的敏锐化，在写作者是很重要的。

从事写作者，必须看重学习。大学有毕业的时候，但人生的学习是无所谓毕业的。读书是学习方式之一，生活的体验是学习的广义的解释。在写作者，则尤其是要从生活的体验中去学习，去创造。但在创造之先，模傚是需要的。模傚是创作必经的阶段。但是要知道，模傚也是不容易的，要有常久的学习才行。例如歌德的饱思他模傚什么？原来就是圣经乐，但这模傚并无损于歌德的伟大。所以，我说，学习写作的人，应该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来研模，喜写作的人，最好每天写日记，既有养成自我批判的精神，又可养成写作的生活，习惯。写日记好比储蓄，很久之后，启开一看，真如发掘倒②钱窖似的令你高兴。这些贮藏着的，无论内在的，外在的生活资料，时刻对于自己都有莫大的使用价值的，写日记是学写作的最好的锻炼。平常把杂志，格言，读书，笔记……种种摘录下来，将来一定有很大的用途。

书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好的作品读之使人非常快乐。在读书的过程中，生活经验使我们得到具体的传受。文字技巧的布置，自然而然的能帮助读者把思路打开。同时我们除了泛读之外，一定还要选择一些好书来精读，细读。

第二部分内容丰富，要言不烦。由从事写作者的生活经验丰富化与思想敏锐化之重要，讲到读书与体验、创造与模仿的关系以及写日记的很大用途，进而报告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两个口号：多写作、少发表与多接受、少批评，随后提出集体学习以“集思广益”的要求。其中第四段的内容与《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的“顶要紧的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充分地活用自己的感官，活用自己的头脑。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耳目五官是死的，心思也是散漫的，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想从事创作，差不多主要的是要靠自己的感官，总要能够充分地活用，时常提醒自己，才能养成自己的感受性的锐敏”高度相似，不仅引用《礼记?大学》的三句名言完全一样，而且“使五官运用得纯熟”与“充分地活用自己的感官”、“思想的敏锐化”与“养成自己的感受性的锐敏”等关键内容也如出一辙。反复写到、讲到这些内容，一方面显示了郭沫若对《礼记》相关内容的熟稔和认同，另一方面表明郭沫若主张充分调动各种感官以保持敏锐的感觉的一致与坚定。[2]349

其次，我要提出的就是写作者要集体学习。因为一个人能力，总不及一个人以上的集体能力强。所谓“集思广益”的道理大家尽已明白了，这里不必细讲。

关于写作的本身，关于写作的出发点，大抵有两种：一，因感兴而写作，二，根据一定计划开始写作。关于前者，例如写诗，它要有感兴是可原谅的。所谓“下笔如神”，这“神”是下意识的灵感，灵感一到，就“妙思泉涌”，使人不能自遏地写起来，以我自己来讲，当“五四”不久，新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我还在日本读书，当时自己像发了疯似地就动手写成《女神》《凤凰之再生》各篇，那时候，全身像是发烧，笔尖都在发抖。（这几篇东西，因为技术修炼的不够，没有发表）但如戏剧等文学作品则是不允许全倚靠感兴来写作的。像周作人那样的轻描淡写的随感一类的文笔，是不能成浑然伟大的作品的。因此，在另一方面，如要写长篇的话，就得要有计划。像雕刻象的下苦工一样，要天天琢磨才行。有感兴的的③作品，可说是东方文学；不一定有感兴的作品，可说是西方文学。关于这，我们要学习西方。但这不是说西方没有灵感的文学。有的，而且凭了他的一贯地，计划性的思路，使得作品更伟大。这就是说，文学的感兴是可以人为的；不要专等自发的灵感，而要制造灵感，有计划的来写作。

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伟大作品不多见，当然，稿费少，和像现在的生活不安定是有影响的，但最大的毛病，却是写作精神有问题。东方人懒，像托尔斯泰每天写日记规定字数，我们很少有这种粹励的精神。

至于演讲记录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揭示和披露了我们此前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一次郭沫若演讲，记载和保存了郭沫若当年演讲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真实；第二，落实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一条行踪事迹，丰富了现有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文化活动记录，为更全面的撰写郭沫若年谱长编增加了一则演讲记事，为郭沫若基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补课”增添了一个准确注脚；第三，郭沫若相关演讲内容一方面与现有的郭沫若著述形成互文关系，可以从中看到延续与调整，另一方面与已知的郭沫若观点形成补充关系，可以从中看到创新与发挥，为郭沫若的文学思想研究、特别是创作观念、写作经验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特别是其中“制造灵感”等提法，的确未见于郭沫若其他文字，把郭沫若的“灵感”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涉及郭沫若与灵感话题的诸多成果可能需要补充修订了。

（石光纪录）

从记录内容上看，诸如在日本读书期间创作《女神》等诗歌时的灵感来袭状态，是我们熟悉的郭沫若标记性的作品与表达。“灵感一到，就‘妙思泉涌’，使人不能自遏地写起来……发了疯似地……全身像是发烧，笔尖都在发抖”显然是“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1]217的另一种表述。具有这样显著的郭沫若特征，就更能进一步确认此文是郭沫若的集外作品。

二、演讲记录稿的特点与价值

《写作经验谈》正文共十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三段是第一部分，讲写作之前的步骤：从事阅读；中间四段是第二部分，讲从事写作者：丰富生活经验与看重学习；末尾三段是第三部分，讲写作本身：出发点、精神与态度。三个部分各具特点，以下依次稍作分析。

在哲学常识课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做到哲理教育与情趣教育的有机结合呢?在教学实践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在肯定《写作经验谈》价值的同时，对其背后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应回避。首先，演讲记录稿的准确性问题。比如第二段作为例证的“法国作家戈理，他本是学法文的，但自然科学如进化论等他都有贡献”就可能存在失误。郭沫若演讲中谈及的应该是歌德，而不是“戈理”，记录者或因“歌德”与“戈理”音近而误记，并在国籍和母语上也随之出现错误。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两个口号：第一是多写作，少发表。不要怕，只要写，当感情来时，马上就动手，因为感情这东西是跑得很快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走它。但不要立即把它发表，任它搁置一些时候之后，就会觉出它的缺点，等再把它修改过了，这时才发表还不为迟。这对于不成熟的东西尤其重要，因为一篇作品完成，经过写作的劳动，必定自我陶醉，但是这是靠不住的，所以要在陶醉作用消散后，才能决定真能发表与否。第二是多接受，少批评，要养成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要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

如果说第五段的大学学习有毕业而人生学习无所谓毕业是形象地讲明了终身学习的现代理念，那么接下来的“模傚是创作必经的阶段”观点就是为初学者之模仿正名的识者洞见，而随后的以歌德模仿圣经乐“无损于歌德的伟大”为例，更是有力地证明了观点的有效性，同时也透露了郭沫若对歌德的深度了解和景仰推崇。关于写日记的主张以及日记的使用价值一段，也和郭沫若的其它文字形成共鸣与回响，比如《写尔所知》的“但我想推荐一个极好而又极平常的具体办法，便是认真的写日记或写劄记。把自己所想到，所见闻到，所经历到的一切，每天能够简明地把它记录下来，必要时进而加以批判。这对于一个作家，无论既成或未成，都会有绝大的好处”[3]181、《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的“写日记是最具体的办法，这不仅是练习写作的机会，而且使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一个人如能有写日记的习惯，对于自己有无限的好处，倒不仅只有益于创作。但要作为一个作家而不写日记，那是极不应该的事”[2]350等。可见主张写日记、重视写日记的诸多好处是郭沫若的关于写作经验的一贯态度和基本观点。但是，较之前面这两段诉诸笔端的文字，处在演讲现场的郭沫若无疑还有临时的发挥，特别是“写日记好比储蓄，很久之后，启开一看，真如发掘到钱窖似的令你高兴”这段非常形象非常切近生活非常贴近听众的精彩比喻，更是彰显了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与演讲家风采。虽然记录者没有留下现场的“掌声”之类文字，但我们仍可以想象会场听众的赞誉喝彩与心悦诚服。

至于郭沫若对自身学习过程中的“多写作、少发表”与“多接受、少批评”两个口号的介绍，也堪称精要，的确是著名作家的经验之谈，不仅对当时听众和《国讯》旬刊读者的文学创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今天青年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笔者也是一种警告与鞭策。“因为一篇作品完成，经过写作的劳动，必定自我陶醉”不仅道出了文艺工作者“自我陶醉”的人之常情，而且讲明了背后的原因，可谓言简意赅；而“但是这是靠不住的，所以要在陶醉作用消散后，才能决定真能发表与否”这一转折，更是犹如当头棒喝，促人警醒，在陶醉之余理智地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与水准，决定是否发表。也许是由于第一个口号讲得较为充分，也许是由于演讲的时间有限，第二个口号就惜字如金，一笔带过。但看似随意的寥寥数语，也兼顾“自我批评”与“接受人家批评”，滴水不漏。当然，郭沫若这两个口号也同样在别的文字中出现，比如1941年9月6日作的《今天创作的道路》之“多读名家著作，多活用自己的感官，多摄取近代新颖的智识，多体验社会上的各种生活，多熟练自己的手笔，多接受有益的批评和意见，是储蓄文学资本的必要条件”[5]143就既有前面四个“多”涉及前面说及的关于读书、感官、体验等内容，又有后面两个“多”和这两个口号里的“多”关联。而《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文末“把意思再综括一遍吧”之五点的最后一点：“一切准备应赶着在年青的时候着手。多写作，多改润，多请教，少发表，不要汲汲于想成名”[4]433其实也只是把这里第一个口号的一多一少扩充为三多一少而已。

其次，我们除了需要接受本国的文化传统外，一定要学好一种外国文字。因为能融会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才能贯通自如。例如，法国作家戈理，他本是学法文的，但自然科学如进化论等他都有贡献。他说过一句话，“为了读拜伦的诗，有学英文的必要。”拜伦比他年青，但他虚心学习的精神却一些不变。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学高尔基的文章，就要学俄文。但中国的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努力的，实不多见。

第三部分推陈出新，层层深入。第八段不管是从写作的“感兴”与“计划”两种出发点谈到有感兴的诗与“不允许全倚靠感兴来写作”的戏剧以及“得要有计划”的长篇的文体差别，还是随后指出的“有感兴的”东方文学与“不一定有感兴的”西方文学的文化差别，都颇有新意。而段末的一句“文学的感兴是可以人为的；不要专等自发的灵感，而要制造灵感，有计划的来写作”，更是在惯常的一般意义的“灵感”之说上推陈出新，明确提出感兴的“人为”问题，主张“制造灵感”，要求“有计划的来写作”。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振聋发聩，具有重要价值。第九段讨论中国新文学“伟大作品不多见”的原因，是典型的层层深入、刨根问底。能看到“稿费少”对创作繁荣的经济制约，能谈到“生活不安定”对文学发展的现实影响，已是相当深入。但郭沫若没有止步，而是继续深挖到“写作精神”问题，归结到“东方人懒”的民族性，并在与“每天写日记规定字数”的文豪托尔斯泰的对比中发现“我们很少有这种粹励的精神”。关于“东方人懒”，我们也可以联想到郭沫若名文《桌子的跳舞》中对“我们中国的一些作家”的“真是懒惰，懒惰得要命……一点也没有研究心，一点也没有计划……都是些很舒散的很舒散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尖锐批评。[7]54-55这就既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又指明了解决的方向，那就是“勤”、“粹”、“励”，就是勤奋、集聚、劝勉，就是笔耕不辍、积少成多、励志竭精。也许是由于演讲时间所剩不多吧，末段的写作态度问题讨论比较仓促，甚至所引杜甫诗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与想表达的“我们的表现要确当，真实”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简单的“换言之”关系。

2.3 人为相关性因素(personnel related) 人为相关性因素包括:不正确的洗手、未有效更换手套、未进行个人防护及耐药时使用侵袭性设备。医护人员不正确的洗手是影响性最大的人为因素，在不同患者及多重耐药患者间进行操作时未及时更换手套或采取个人防护措施，造成不同患者间的交叉感染，是VAP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14］。

此外，写作的态度要正确。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表现要确当，真实，只有确当，真实的表现，才会使人读了有切身的感觉，才能成为艺术的作品。

2002年 健力宝股权转让签约仪式在广东三水健力宝山庄举行，有着18年历史的广东健力宝饮料厂正式将持有的健力宝集团75%的股权全部出让给了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三、演讲记录稿的问题与思考

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条理清楚。先讲读书的二要：“要广、要博”，并援引俗语“开卷有益”以证之，继而强调“学好一种外国文字”以做到“对世界文化才能贯通自如”并以学英语以读拜伦、学俄语以读高尔基为例证；然后概述读书使人快乐、传受经验与打开思路三大功效并提醒注意泛读精读有别。其中第一段和第三段的观点在郭沫若的文字中多次提及，比如1943年1月28日作《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中的“多读名家著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同样是必要的。读书可不必限于文学，应该是多方面的。有志于文学的人应该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就象蜜蜂一样要采集各种各样的花汁花粉以酿成蜜。读书、请教，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得到种种方法上的启示”[2]349。更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由于针对对象与层次的不同（不再是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战士），郭沫若在第二段专门提出了“学好一种外国文字”的明确要求，而且不厌其烦地举出学习英语和学习俄语两个例子，显示了作为演讲者的开放心态与世界眼光。这就与1942年五四纪念日所作的《写尔所知》之“多读名家作品也很可以得到题材活用的启示。但这要读外国名家作品才行，而且还得偏于近代的。近代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差不多都打成了一片。我们可以多得共鸣。因此，我很感觉着，要作为一个新的作家，在目前至少须懂得一种外国语”[3]181-182形成互文和呼应。郭沫若对阅读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在1944年3月28日应青年生活社之约为青年们作的《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也指出“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间接地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甚至坦言“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4]428

其次，演讲的时间、地点、记录者等相关问题。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郭沫若演讲《写作经验谈》的基本情况还存在很多信息盲区，诸如郭沫若是何年何月进行的演讲，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所举行的演讲，主办单位和主持人情况如何，听众层次怎样等问题，都还难以回答。从时间上看，刊有“石光”《剧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国讯》第351期出版于1943年11月5日，此期《国讯》有20个页码，内容比仅16个页码的前后数期都要丰富，也并无特别重要的名流文字，如果“石光”记录的《写作经验谈》完成于1943年10月，则以郭沫若的影响力，应该会刊载在《剧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前面。也就是说，郭沫若《写作经验谈》的演讲时间很可能是在1943年11月上旬，至迟不会晚于刊发此文的《国讯》第352期出版时间：11月15日。退一步讲，北鸥（陈北鸥）翻译的五幕剧《安娜·卡列尼娜》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的时间是1943年9月，“石光”阅读后推荐的时间不会早于1943年9月。“石光”记录郭沫若《写作经验谈》演讲的时间如果早于1943年9月，无疑会在《剧本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刊出。由此可以大胆地推断，郭沫若此次演讲的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1943年9月。查《郭沫若年谱》，谱主1943年9月至11月先后在文工会讲过《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9月6日）、《吕不韦与秦始皇》（9月 27日，10月 4日、18日又续讲）；这些演讲记载都是据《阳翰笙日记选》，未见在别的地方发表过演讲；同时郭沫若还在文工会多次主持纪念会等活动。那么，《写作经验谈》有没有可能也是在文工会讲的呢？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能排除这种可能，可以聊备一说。演讲记录者“石光”在《国讯》另有论述与翻译多种，均没有作（译）者介绍。“石光”是真名，还是笔名，或是化名？其籍贯、生卒年、著述、经历等基本情况如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记录下了郭沫若的演讲？这些问题暂时都还不得而知。抗战时期以名字“石光”行世且涉足文艺的人士中，较有影响的是报告文学《鲁北烟尘》（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7月汉口初版）的作者“石光”。但资料显示，此“石光”原名张东之，1940年下半年已离开重庆赴延安，似乎没有机会听到郭沫若的演讲。

按照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的定义，标准化是“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利益，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确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以及编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根据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以及对标准的制定、实施进行监督”。

第三，演讲记录稿的入集问题。演讲是直接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演讲与中国现代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但对演讲记录稿，特别是未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稿是否收入演讲者的作品全集问题，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演讲者明确反对，并不无道理地指出缘由：“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8]5另一方面，大量的演讲记录稿被收入越来越多的作家全集，大批演讲记录文字以及记录者名字随着作家全集流传并产生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有的演讲记录稿看不到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有的甚至明确说明没有经过演讲者校阅。随手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如《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卷收录的《人民的文艺——在香港文化界欢迎会上演讲》，《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3卷收录的《中国再生时期》，《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卷收录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等。因此，《写作经验谈》虽然看不到经郭沫若校阅的记载，但也同样看不到郭沫若阅读此演讲记录稿后有质疑、指责或反对的记载，鉴于其重要价值，参照先例，是有理由收入新版《郭沫若全集》的。推而广之，受魏建先生《〈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不仅明确主张“为演讲笔录稿正名”，而且指出“从还原演讲现场、展现鲁迅演讲魅力的角度出发，那些记录稿的原生性和准确性恐怕未必低于鲁迅修改后的定稿”[9]启发，我们认为，不管有没有经过演讲者的校阅，能确认的确是演讲者所讲的记录稿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从“全集关键在乎‘全’”[10]120的角度，不妨收入全集并加以注释说明。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国讯》旬刊发表的文章还有1943年第340期的《题画（二首）》、第342期的《松崖山市》和第355期的《题胜利图》，但《郭沫若全集》却没有注释提到文章出自《国讯》。《题画（二首）》与《松崖山市》虽已收入《郭沫若全集》，但《国讯》版才是初刊版，不仅可以纠正《郭沫若全集》的注释错误，而且提供了多处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异文。而《题胜利图》则未见收入《郭沫若全集》，《郭沫若题画诗存》（郭平英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存有此作，题为《题沈叔羊胜利图》。《国讯》是一份目前研究很不充分的值得深入挖掘的民国杂志，其刊发的名家如老舍、叶圣陶、冰心、臧克家、何其芳、陈企霞、徐中玉、白薇等的作品，都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这样的“养在深闺”的民国非文学期刊，似乎在提醒学界，需要“补上基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这一课”[11]的其实不仅仅是郭沫若研究，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特别是作家集外作品的发掘与版本比较研究仍然任重道远。蔡震先生说得好，“但无论怎样说，文献史料的收集都是需要格外给予关注的方面。因为它在不断地寻找和揭示那些我们知之有限，还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由文献史料所书写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这一寻找过程，一定会给郭沫若研究带来新的、更大的学术空间”。[12]5对此，同人们应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并作出各自的努力。

自2001年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见以来，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发展.浙江省境外投资主体数量和境外投资机构数量从2001年起连续11年居全国大陆各省市首位.随着浙江省制造能力的提升及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对外投资目的从以贸易为主向延伸价值链并重转变,在投资行业、投资主体、投资形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

注释：

①原文如此，疑误，从正文的“养成自我批评的精神”看，“或”应为“成”，因形近而误。

②原文如此，疑应作“到”。

③原文如此，衍一“的”字。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郭沫若.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郭沫若.写尔所知[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郭沫若.今天创作的道路[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郭沫若.把精神武装起来[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7]郭沫若.桌子的跳舞[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鲁迅.《集外集》序言[A].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魏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J].鲁迅研究月刊，2014.

[10]郭娟.“全集”不全[A].纸上民国[M].花城出版社，2015.

[11]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1）.

[12]蔡震.绪言从文献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实[A].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