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 李耀文就任海军政委后到舰队视察

1970年6月，周恩来点名调李耀文到外交部任军代表、副部长。前后六年，正值 “文革”期间。李耀文充分表现出一位革命家、外交家、杰出政治工作领导者的高尚品格，战略思维，领导艺术，得到周恩来的充分信任和群众有口皆碑的赞誉。

外交部的“文革”乱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左”的狂潮，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到群众起来“批极左、抓坏人”，直至清查“五一六”，始终没有摆脱“左”的桎梏。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煽惑操纵，派性作祟及一些受冲击干部乘势报“一箭之仇”等因素造成的。究其总因，在于“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背离党的思想路线，按照“左”的判断、“左”的路线发动了一场“左”的内乱。我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参与者。当年人们随“左”的调子起舞的情景，其残酷无情、幼稚可笑，终难忘却。

记得何军对广西港口题材比较感兴趣，学生时代创作的油画《新港》《新港二号》入选了广西全区美展，并在《美术界》杂志刊登。工作后，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与邮政题材有关，作品可以说涌现不断，如1996年设计的《经略台真武阁》邮票在全国发行、连续十几年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策划设计特许集邮品和国礼，广西和南宁题材的集邮品更是层出不穷。2018年设计的《贺州长寿阁》邮票图让人耳目一新，设计作品多次荣获中国集邮总公司评选的最佳集邮品奖。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何军从绘画跳出绘画，如今再走进绘画，感觉他找到了自己的新起点、新方向和新进步。

外交部虽有陈毅的挺身劝导和周恩来的策略节制，但“文革”的激烈复杂和极左思潮泛滥，仍不亚于社会各地，只是打、砸、抢的行为较之收敛一些。1967年，当时掌握着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在8月7日王力讲话（即“王八七讲话”）的煽惑下，把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搞到“登峰造极”。他们砸烂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大肆查档案，造成周恩来所说的“中央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交上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友邻交恶，抗议如织。砸印度使馆、砸印尼使馆、砸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简称“三砸一烧”）等恶劣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形势。外交部广大人员极度忧虑和愤懑。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连续讲话，批评极左势力，又于10月18日点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组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晚，韩念龙副部长向外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联络站”随即土崩瓦解，各战斗队”分崩离析。广大干部、群众则乘势而起，遂形成声势浩大的“批极左、抓坏人”的浪潮。

龚孟建强调，做好农村饮水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摸清底数，把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作为脱贫攻坚的先导任务来抓，瞄准总攻目标，落细攻击点位，完善督战机制，按时完成目标任务。要紧盯脱贫摘帽，持续对标提升，确保农村饮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障率达标。要强化工程管理，确保长效运行，让贫困群众喝上方便水、安全水、放心水。要发挥水利优势，鼓励贫困群众通过劳务输出和诚实劳动增收脱贫，集中展现水利扶贫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效益，使脱贫之水、幸福之水、小康之水流到千家万户，造福三晋百姓。

第一亚洲司（以下简称“一亚”）的“文革”运动情况，是外交部“文革”运动的缩影。当时“造反有理战斗队”是“联络站”的基干，队员多为老科员。他们能言善辩，活动力强，组合在一起能量很大。他们中有些人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长期得不到正常使用和应有的待遇，内心过分严谨自律形成的压抑，在“文革”造反中骤然释放出来，爆发力特别强。他们观点尖锐，攻击力强，多涉及党和国家的实质性问题，但做法相对策略，表现较为成熟，远非那些不谙政治的小青年造反派可比。他们常放出似是而非的论调，不易被人驳倒，因此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中坚。

“文革”伊始，我当过一亚的红卫兵队长，后在批“资反路线”时，被选为较为温和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红色革命联队”（简称“红联”）总部的领导成员。周恩来表态承认“联络站”的运动领导权后，我提出解散“红联”，以免与“联络站”形成对峙互斗。这本是顾全大局，却被视为“输诚”。此后，我被视为“保守势力”，列入另册，长期受压。但是，我因幼年坐过日军的监狱，屡遭国民党的迫害，受过长期流浪的磨难，有股不怕邪、不服输、不妥协的劲头，对极左派的谬论和贬损周恩来的言论，都据理反对。我对“王八七讲话”思想抵触，更为极左派所不容，在全司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他们斥责我本性就“保”，声言在运动后期将清除我出党。我毫无怯惧。原本对极左已积愤难抑，10月18日听了韩念龙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未眠，连夜写大字报，约关登明（后任驻菲律宾、马来西亚大使）签名，高调批“左”，在司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我们成立了“九一小组”，公推程瑞声（后任驻缅甸、印度大使）作为“勤务组”的第一把手。一亚的批极左运动颇具声势，原造反派纷纷“倒戈”“跳槽”，加入我们的行列。随着对“坏人”“坏事”的揭露，大字报的矛头逐渐指向几个“极左头面人物”。

1988年，海军上将李耀文到舰队看望部队

军代表入驻政治部

为避免大乱，有效掌控外交部运动的进程，周恩来向外交部政治部派出了以总参的两名干部为正、副代表的军代表小组。自此，外交部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具体抓一亚的军代表叫张××。一天，张××召集几个骨干开会，指出一亚的领导班子不得力，要撤换第一把手周刚。我们都感到意外。我和王嵎生（后任驻利比里亚、哥伦比亚大使和APEC高官）等人为周刚恳切“求情”，避免对他造成心理伤害和政治打击。无奈指令难违，我们只好以改选的方式解决。结果，我被选为“司联委”第一把手。这使我更深地陷入到运动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扩大化，除认识问题外，意识问题也是重要原因。

张××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原先听说，所谓“五一六”是社会上的造反派借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妄断中央文革要掀起第二个运动高潮，组织“五一六兵团”，矛头指向周恩来。外交部内虽不乏散布怀疑、诋毁和攻击周恩来言论的人，但多出于不满周恩来掌握运动“不放手”，尚不属仇视，更不是企图打倒他。至于这些人与外语学院激进的造反组织“六一六造反兵团”的关系，尚属派性。张××批评我阶级斗争意识薄弱。过了几天，他召集几个骨干吹风，明确指出，外交部的“五一六”组织是由“学部”（社会科学院）发展进来的，组织部长是研究所的洪×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黄××、成××。军代表言之凿凿，有名有姓，理当信其有。随后，我们立即按外交部的总体部署，抽出5人组成亚洲司清查“五一六”小组，由我“挂帅”。接着，我派人到部清查组去抄被交代出来的“五一六”分子名单。第一次抄回的名单有三四人，都是原一亚的“极左头面人物”，确实散布过怀疑、攻击周恩来的言论。我便在会上虚点亚洲司有“五一六”分子，希望本人主动交代。第二次抄回的名单有七八个人，也属思想极左的人，但数量已使我将信将疑。一连几次竟抄回了20多个人的名单，其中还有司级干部，这令我难以置信。我把名单压住，不再给清查小组传阅。

办事警员说，王先生请冷静，我们考虑到遇难家属的心情，当然这种心情可疑理解，我们认为暂不合适双方见面，再说，高速公路上是不允许停车的。是的，你妻子所在的轿车就停在路边，虽然是车辆较少的路段，但是那也是违法的。况且，没有放置紧急安全提醒标识。出事后，这辆山西籍的货车司机，参与了救治，你的妻子就是他们送来的。

清查“五一六”陷入歧途

正当我思想疑惑、不知所措时，刚恢复抓工作的司长张彤（后任驻巴基斯坦、联邦德国大使）严肃地对我说，他觉得运动有些问题，不说有愧于党员责任。张彤对我比较了解、信任。在他被夺权“靠边站”时，我也被剥夺了工作权利。我俩和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在一个房间坐冷板凳，彼此思想敞亮，议论无忌，互相信任。我领导运动后，张彤对我支持、爱护，经常策略性地“点拨”我。他给我讲了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屈打成招”造成扩大化，以及青海一化工厂指供诱供逼供挖出“爆炸集团”等错案，并反问我：陈××（一亚副司长）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政治上再糊涂，组织上也不会糊涂，岂能背着党组织参加“五一六”？这使我醍醐灌顶。

1969年10月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后，全国开始下放疏散。外交部除先期下放到山西、江西和黑龙江三个干校的大批人员外，留下少数人坚守业务岗位，其余连同家属一锅端，用“特别专列”拉往湖南茶陵。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到达目的地时都成了泥人。人们最苦的还不在身上，而在心上。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背负着“问题”下放的。我是亚洲司下放人员的带队者。大人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一个多月尚未安顿完，我便因病去山东治疗半年。在此期间，外交部开展了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湖南干校首当其冲，江西干校和山西“六六”干校紧跟其后。一些清查骨干派性作祟，不择手段，威逼恐吓，政治打压，攻心夺志，采取了逼供诱供指供信供等一系列做法。有些原本是呼风唤雨的极左分子，由于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分子、“揭发”有功受到信用，与清查骨干沆瀣一气，乱咬乱供，竭力想把水搅浑。被供出者被迫无奈，胆怯恐惧地哭天抹泪，捶胸顿足地承认参加了“五一六”组织。一时间人人自危，相见避之。

李耀文调入外交部

(2)标准工时的制定。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评比系数法中速度评比法的确定方法，在这里选择60分法，也就是正常评比为60，由于充装车间作业与叉车作业模块是A厂非常成熟的作业，工人无怠工现象，操作较熟练，也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也就是所谓的“不快也不慢”，所以应给予60的评定。也就是说，时间研究人员的评比为60，得出评比系数=60/60=1。进而求得每个工序的标准工时，大瓶充装工序52.33s，转盘充装工序3.86s，分拣工1工序2.24s，卸车工序0.87min，上空工序1.16min，下重工序1.05min。

周恩来对于外交部的“五一六”问题原本看得没有那么严重。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召见外交部军代表和“大联筹”负责人谈话，同时还有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王××等人。周恩来当场教育王××和黄××，要他们老实交代，彻底揭发，不要冤枉一个人，也不要漏过一件事……显然，他是想通过亲自做工作，启发年轻人自我改悔，把问题说清楚。后来，清查“五一六”出现的乱局使他始料不及。

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从李耀文被外派后姬鹏飞、乔冠华先后任外长，人们不难明白，李耀文在负责清查工作中遭到猛烈错误批评，显系与周恩来拟让李耀文当外长的意向有关。虽然李耀文当大使的话出于毛泽东之口，实则是某些人意识不纯，大告“御状”的结果。所以，外交部领导层关于“五一六”的争论尤为激烈。李耀文回济南作出任大使的准备，部领导就主持召开核心小组会议，批评运动右倾的问题。李耀文回京后，周恩来听取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汇报。李耀文发表了对外交部运动的意见，情绪比较激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周恩来原准备讲话，看到这种情况说：“你们意见不一致，回去开核心小组会议吧。”李耀文出国前，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又召开了一次核心小组会议。会上，绝大部分成员认为外交部的运动“右倾”，只有李耀文不同意，表示保留个人意见。1972年4月26日是坦桑尼亚的国庆节，要求李耀文赶去递交国书，参加国庆节活动。临行前一天，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跟李耀文谈了话。李耀文先表示：“我来外交部工作，没有很好完成总理赋予的任务，我应检讨。”接着，周恩来说了些鼓励的话。李耀文又说：“外交部核心小组开会，大家认为我在抓运动时犯有右倾错误，我不同意，我保留意见。我在核心小组会上表示，如果将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检讨；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我坚持。”周恩来说：“你有主见是好的，没有主见不能当领导。但是，你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李耀文说：“接受总理对我的批评，我一定很好地检讨。”周恩来又说：“不过，你要自己相信自己。”这话显然是对李耀文领导运动的充分肯定。李耀文走后，立即传出外交部批他的信息。1973年，李耀文回国公干，听说中央有文件指出，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有扩大化问题。1983年整党时，李耀文请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陈楚问姬鹏飞对当时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怎么看，姬鹏飞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李耀文同志是很不容易的。”外交部一些老干部也说：“以前对李耀文误解了。他是正确的，保护了一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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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6日，周恩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批示：“从现有的国务院各部、军委代表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担任外交部长的，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多次，凡认识李耀文同志的，均说他加入外交部革委会先当副主任，较别人适宜，并有发展前途。”6月中旬，总政治部通知，调李耀文任外交部军代表、副部长。6月底，李耀文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周恩来派人前去看望，对他来外交部工作表示欢迎。

调查研究解难题

李耀文调外交部后，分工主抓运动。这看似发挥其政治优势和工作特长，实际上是把他列在了外交工作主体之外。但他毫无自身考虑，带着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迅速对外交部运动情况开始全面了解，先后拜访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等“老外交”，走访了各部门，与各级各类干部进行了广泛接触和谈话。有的干部对他说：外交部非常复杂，搞内交比外交还困难，有些人“外交外行，内斗内行”。他毫不顾忌，把调查认清的问题一抓到底。当时外交部运动有两大问题：一、“五一六”嫌疑分子上千人难辨真伪；二、“三砸一烧”四大案件扑朔迷离。李耀文清醒地感到，外交部清查涉嫌者太多，打击面过宽，搞得人心惶惶，无法工作。四大案件查证不够深入。他在呈送周恩来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外交部清查工作采取抓两头的办法，对四大案件充实力量，加快查处。对一部分经查无问题的所谓“五一六”嫌疑分子，立即排除，给予信任，恢复工作。这个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也赞成。按照部署，工作很快展开。为了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不顾恶劣天气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深入问题严重的外交部湖南干校，分类召开座谈会，分别找人谈话，进一步摸清了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扩大化的具体情况和主要症结。他改变了原先追查组织的做法，使清查工作更接近实事求是，排除了主观臆断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笔者使用的WRF-CMAQ模式来自中国气象局大气科学研究所，首先对模式的运行环境进行配置，安装相关软件，运行WRF气象数值模式，利用气象模式的结果作为CAMQ模式的初始场，同时对污染源进行了文件配置，对模式数据接口、模式参数进行了调试，并对预报产品输出方案和输出网络通道进行修改和测试。

李耀文严密组织，冲破阻力，缜密调查，使“三砸一烧”等案的查处工作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有的案件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及时告破。案情均没有发现“五一六”组织的插手，都属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酿成。

对重点人物，李耀文也直接作了深入查证。张彤一案尤为典型。张彤原为一亚司司长，“文革”中“靠边站”，思想上与极左泾渭分明，并有抵制和斗争。周恩来对他信任器重，把他从军队调来，派往刚果任代办，在送别时送他两句话：“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可见他所肩负任务之艰险。他是“文革”中周恩来派出的唯一大使，出使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巴基斯坦，足见职责之重要。1971年清查“五一六”中，张彤则在指供诱供下被“咬”成“五一六”。现任大使是“五一六”嫌疑犯，非同小可，只好把他调回查证落实。这是周恩来关切的案件，李耀文特别经心查核，专门把三个相关人员从湖南干校由专人陪护召回北京对证，结果对张彤纯属诬陷。7月28日，周恩来给李耀文打电话询问：“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的问题查清了没有？”李耀文报告说：“现在没查出什么问题。”周恩来说：“如果没有问题，叫他立即去巴基斯坦主持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李耀文立即找张彤谈话，通知他返馆履职。借此东风，李耀文又陆续排除了一些人的“五一六”分子嫌疑，解放了一批干部。

“联络站”横行时，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攀险峰”“总部”及广大群众肆意打压。这样，群众起来批判极左、清查“五一六”难免带些情绪。清查骨干来自不同组织，有互相较劲、试比高低、争当正确的心理，也有极少数人内心潜藏着运动后期掌权的动机。这种潜藏着的派性作祟，指供诱供逼供现象较为普遍。主要领导和清查骨干在思想上融合一起，形成主导力量，左右着运动的发展趋势。坏人投清查者所好，乱咬乱供，把水搅浑，出现了清查者和坏人互相利用的怪现象。一个更特殊的原因，外交部时有来自毛泽东的说法，促使运动不断升温。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相对于研究型院校而言的，它的重点在于“应用”二字，需要学校培养出具有较高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新月异，所以需要教师能够实时更新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储备以及具备一定的应用研究能力。应用研究能力一般是在教师入职后逐渐培养起来的。一些教龄较短的年轻教师应用研究能力明显不足。调查表明，多数年轻教师撰写科研、教研论文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有些年轻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应用研究和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教师的应用研究能力也就难以得到提高。

李耀文遵照周恩来吩咐，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大力解决涉及广大干部群众切身利害的“五一六”问题，得到广泛拥护，但也遭到某些人的强烈非议，被批评为“右”了。特别是，外交部直通毛泽东的“特别管道”不断反映情况，礼宾司传出风声：“外交部有股排除风。”李耀文明知风源，慎重思考后认为，涉嫌受审查的“五一六”分子那么多，不排除，外事工作怎么能运转？他义无反顾，继续把明显没有问题的干部大胆排除，给予信任。不久，礼宾司又传出风来：“外交部的运动忽左忽右，摇摇摆摆走马路。”李耀文已经意识到这些风声都是讲给他听的，但并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顾虑个人仕途，而是根据事实，继续执行周恩来批准的方案，丝毫不动摇。

二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学习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增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明确践履“理论自信”的归宿。

随之，外交部掀起了一股反对“一风吹”的烈风，公开指责李耀文“右”了，私下里黑风浊浪翻滚，大有声讨之势。面对这种情况，李耀文经过反复考虑，坚信自己没有错。他没有畏缩不前，屈从压力，更没有见风使舵，继续解放了一批干部，使大批干部摆脱了政治阴霾的压抑。

外交部的“五一六”问题，早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他始终持严肃、慎重、关切的态度。当社会上出现“五一六”组织和反周恩来思潮时，他表明了态度。据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一内部小报第4975号说：“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组织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这实际上是10月18日在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周恩来对陪见的韩念龙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说的：‘联络站’同‘六一六’的关系密切，直接间接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他还说：‘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这与韩念龙在外交部的传达讲话一致。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揭外交部“五一六”问题的盖子。周恩来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据查，早在1967年5月，“联络站”核心组的王××等人参与过反周恩来的短期活动，与赞同“五一六红卫兵团”观点的外语学院极左派组织“六一六”关系密切。王力、戚本禹等人也极力支持打倒陈毅，在外交部煽动极左思潮，激起对周恩来的不满。所以，韩念龙传达周恩来的话后，王××等人便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群众组织，以“五一六”罪名扭送公安部审查。

周恩来意中的外长

从周恩来调李耀文的批示中明显看出，李耀文是作为外长人选调入外交部的。外交部领导分工报告上呈周恩来后，周恩来第一次找李耀文谈话，问道：调你来外交部是搞外事工作，现在为什么分工你抓运动？李耀文说：我长期在部队工作，没有搞过外事工作，很少接触外国人，缺乏外事工作经验。周恩来说：外国人在你眼里是外国人，你在外国人眼里也是外国人嘛！你们干过军队工作的同志都懂得在打仗中学习打仗，打一仗进一步嘛。外交工作也是一样，不会就学嘛。要边干边学，在干中提高。周恩来特别嘱咐他，以后要多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周恩来的话看似随意，了解内情的人不难理解内含的深意。李耀文在周恩来面前的表态，是出于他一贯谦虚诚恳的品格，但他内心不会没有老同志对他说的“外交部情况复杂”的感受。这次谈话后，李耀文增强了做好外交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遵照周恩来之嘱，李耀文在抓运动的同时，主动参与了一些外交工作。按照周恩来“外交部的同志都要学外文，姬鹏飞同志、李耀文同志要带头学”的指示，李耀文买了录音机，请翻译干部当老师。通过一段刻苦学习和实践，他大体能看懂新华社的电讯稿，会见外宾时也能应酬，熟悉了外交业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陈毅外长谢世后，职位空缺。一天，周恩来找李耀文谈话：“现在让你在外交部抓总行不行？”李耀文连忙说：“不行，我文化程度不高，外交部的干部我不太熟悉，又没有外交工作经验。”李耀文并非怯于承担重任，他到外交部的切身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魄力。周恩来看出了李耀文的心思，遂任命姬鹏飞为代理外交部长，继续为李耀文的任职留有余地。此事，李耀文几十年守口如瓶。周恩来则一直信任他，期望他，扶持他，竭力为支持他而多方做工作。

按照相似相溶原理，丁腈橡胶分子为极性分子，需要选取非极性润滑油进行试验。在实际应用中，非极性的矿物油在气动系统中的使用较为广泛，所以选择矿物油作为试验所用的润滑剂。按照硫含量、饱和烃含量及黏度指数等指标，可以将矿物基础油分为5类，在本次试验中，选取Ⅰ类、Ⅱ类和Ⅳ类润滑油，牌号分别为HVI400、HVIWH200以及PAO166。

1971年5月底，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谈室，针对外交部被煽惑起的对李耀文的某种情绪，专门找在领导层起主导作用的姬鹏飞、乔冠华及群众代表刘华秋打招呼说：“军代表中，也有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人，这就是李耀文同志。为什么调他到外交部呢？因为他在济南军区主持政治工作时，搞了一个很好的文件，其中写了这样的话：‘不要把别人看作豆腐渣，把自己看作一朵花。’这样，军民关系就搞好了。主席看了这句话，大加赞扬和肯定。我看派来的军代表不行，中央其他同志推荐了李耀文同志到外交部。李耀文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做思想政治工作很出色，为人沉稳正直，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找人谈谈，深入基层，威望很高。他做工作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关心基层，关心下级官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很能团结同志，顾全大局，又谦虚谨慎。他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分析问题，尊重事实，表态慎重而稳妥。他知识面比较广，文化水平比较高，读了不少书，是我军年轻将领中的优秀分子之一。到外交部后，他先调查研究，找人谈话，了解实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急于表态，坚持我党优良的作风。他工作很深入，能多谋善断，不是多断寡谋。他讲话是有根据的，有分量的。在军队，他是很好的将领；在机关，他是难得的军代表。但外交部有的年青同志反映他沉默寡言，少表态，不批判‘一风吹’（指外交部湖南干校领导成员刘华秋到三连蹲点，排除一些明显不实的‘五一六’嫌疑分子，遭到非议），思想保守，这不符合事实，不对头啊！实践证明，李耀文同志是一位很优秀的指挥员，很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很尊重实际的军代表，很负责任的领导干部，对外交部清查工作是一位很有力的决策人。你们要尊重他的意见，支持他的工作。调李耀文同志到外交部，委屈他了。他党性很强，政治觉悟很高，个人得失考虑很少。对这样一位有实际工作经验，注重实事求是，识大局，顾大体，办事稳当的军代表，你们要依靠，要支持，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不然，外交部的清查工作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会伤害很多人。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希望姬鹏飞、乔冠华你们要把握好。”

1987年冬，李耀文 （前排右二）与萧克 （前排左二）等人于国防大学合影

清查背后的隐情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严重扩大化，迄今见诸文字的说法，都归咎于周恩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周恩来生前一直直接领导外交部，而且管得深入具体。无论是外交业务，还是内部事务，只要向他请示报告，他都予以批示答复。清查“五一六”问题是“文革”中的大案，也是外交部运动的重点，这一问题报请他审批是必然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他负有领导责任，但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也万般无奈。毛泽东、林彪有话，“五一六”的矛头是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恩来管的外交部岂敢按兵不动？在“四人帮”试图伺机打倒他的情势下，他绝不能授人以柄。相传，周恩来在抓“五一六”初期，曾不要陈伯达给群众泼冷水。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9月14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姬鹏飞、李耀文等核心小组成员开会，研究林彪出逃的外交对策。会间接到驻蒙古使馆的特急密电，李耀文等传阅后，意识到林彪逃至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情重大，核心小组决定立即呈报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指示使馆派专人赴现场察看，然后专程回国报告。9月21日下午，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和翻译沈清沂抵北京，当晚向周恩来汇报。李耀文和姬鹏飞、韩念龙、符浩、王海容及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在场。从汇报的坠机位置和现场勘查情况断定，坠落的“256”号飞机，就是林彪的座机。汇报结束时已到次日凌晨3点，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李耀文对孙一先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上送，并给他派了个帮手。孙一先把每天洗出的照片，在背面注上说明，送李耀文细看。

周恩来根据当时清查“五一六”的状况，亲点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任外交部军代表、副部长，并予以高度信任，正是为拨正方向，把清查工作纳入实事求是的有序轨道。李耀文深入调查、大胆排除、解放干部，正是按照周恩来的意图，按照他批示的报告做的。

1968年初，一亚和二亚合并为亚洲司，我继续当选为“司联委”第一把手。外交部的运动业已随全国的进程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天，张××用略带机密口气向我透底：下一阶段要转入清查“五一六”，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好骨干力量。他还强调，“五一六”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阴谋组织，其罪恶企图，不仅是反对周恩来，而且矛头指向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最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五一六”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入伙手续，需两人介绍，正式填表，还需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时还要摆上窝窝头，以示艰苦斗争的决心。他们还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阴谋败露遭到打击，就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我听后觉得有些神秘玄虚。

当时从上到下的最大争议是外交部有无“五一六”组织。承认参加了“五一六”的人大都翻供了，唯独原一亚的韩××不翻供。这成为部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分歧的焦点。我与韩很熟，知道她不翻供有难言之隐，便利用回京外调之机，借故找她谈话。她哭诉了被逼承认“五一六”的过程，也吐露了有人不准她翻供的实情。就此，我两次面见李耀文，除反映了我所知的全部清查情况外，又把韩的谈话书面呈上。李耀文再度召开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五一六”问题时，仍有部领导提出，如外交部没有“五一六”，为何韩不翻案。李耀文把我呈递的材料拿出来说：“韩××也翻案了。这是她最近与刘一斌的谈话材料。”随手递给党委秘书，嘱咐印发核心小组成员。至此，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才告结束。不久，毛泽东有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算有了结论。在此过程中，李耀文对多数确实没有问题的人员，及时排除嫌疑，给予充分信任，妥善安排工作。

这时，周恩来似已感到，要收拾残局，使运动走上正轨，需要解决外交部的领导问题。于是，他让军委物色推荐人选。

李耀文与夫人于峰合影

完成特殊任务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机毁人亡。当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李耀文、韩念龙等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发的对外交涉和应对方案。会后，周恩来指示李耀文上街转转，观察何处有林彪的图像及相关的宣传标语。李耀文立即沿街巡查，及时汇报。周恩来下令，有关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周恩来又让李耀文去毛家湾林彪住处察看，李耀文察看后，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所见一切。

当得悉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后，周恩来非常关切。1970年7月，马××向国务院汇报说，外交部已清出了1500个有“五一六”问题的人时，周恩来当即指出：“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这才是周恩来的真实态度。可以想见，外交部是周恩来一手组建的，干部是他精挑细选的，所有干部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这些干部由他培养成“文装的解放军”，在他领导下创造了中国外交的辉煌，岂能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革命？他“大抓”“五一六”无异于往自己脸上抹黑。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李耀文带着照片列席了会议。政治局成员传看照片时，周恩来让李耀文做解释，李讲述了坠机简况，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飞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击落成为问题的焦点，机翼上的大洞是问题的关键。周恩来要求李耀文尽快查清。当时，对机翼上的大洞认定不一，分歧很大。一种认为是从内部打的，一种认为是由苏军基地发射的导弹从外部击中。李耀文一直思索这个问题，并征询空军领导人的看法。9月30日晚11点半，李耀文来到周恩来住处。一小时后，李耀文和杨德中从周恩来处直奔西郊机场。10月1日凌晨2点半到达，与空军领导人交换看法一个小时，大家乘车到停机坪。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他掀开“256”号的姊妹机“252”号的机罩，进行认真观察分析。李耀文到机翼下仔细研究。有人问他要不要打开机翼看看，他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李耀文的分析，得到大家的赞同，一致认为飞机是自行坠毁的。离开机场时已凌晨5点，李耀文请杨德中立即向周恩来报告。10月1日中午，周恩来亲赴西郊机场察看“252”号飞机，肯定了李耀文的分析和结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这是影响国际形势的大事。各种安全措施是访问成功的关键。周恩来指定李耀文参加了由其直接领导的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包括李震、吴忠、于桑、杨德中等六位“各路神仙”。李耀文从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大局来对待周恩来交付的任务，缜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接待和安全保卫任务。

对照组57.14%的依从性，较比观察组90.48%，偏低些；对照组85.71%的副反应发生率，较比观察组52.38%，偏高些，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外放非洲任大使

1971年10月26日，外交部代外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通知第26届联大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紧急开会，研究派团出席联大事宜。会后，周恩来要到毛泽东那里汇报，问李耀文：“你去过主席那里吗？”李耀文说：“没去过。”周恩来说：“那好，咱们一块去。”李耀文跟随周恩来一起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和来人一一握手。当和李耀文握手时，周恩来把李耀文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握着李耀文的手连声说：“李耀文，李耀文！”然后，毛泽东问：“你过去搞过什么工作？”李耀文回答：“我开始搞图书馆工作，以后在军队一直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李耀文答：“53岁。”毛泽东听后说：“人过五十五，才是出山虎。”接着毛泽东再问：“你在外交部工作怎么样？”李耀文说：“我来外交部时间不长，没有经验。”毛泽东说：“你去当几年大使不就有经验了嘛！”这话是随便一说，还是具体指示，谁也不敢反问。

此后，外交部就积极酝酿李耀文当大使的事。当时，中国刚与加拿大建交，周恩来征求李耀文的意见：“你去加拿大当大使行吗？”李耀文说：“到哪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新课题，服从组织决定。”但最后确定让他去坦桑尼亚当大使。消息传开，议论纷纷。大家说，坦桑尼亚固然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需派李耀文这样高的外交官去当大使啊。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认知语言学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承认语言的形成离不开客观现实，但更强调人的认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现实，语言所反映的现实是经由人的认知加工过的现实。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认知世界和客观世界不会完全对应，因此，反映认知世界的语言与客观世界也不完全对应。

李耀文刚到任时，对坦桑尼亚和非洲了解甚少。但经过虚心学习，详细调研，他很快熟悉了情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中国非常友好，李耀文很快和他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尼雷尔说在他有生之年，要让他的部长都到中国去，见见毛泽东。尼雷尔的母亲也常到中国医疗队做客。他的孩子也常到中国大使馆，但尼雷尔从不允许他们去别国使馆。李耀文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中，不仅抓政治关系，也注重经济。坦经济比较落后，中国援建农场，生产的大米占坦大米产量的1/3；援建的农具厂，提高了坦的农业生产水平；援建的纺织厂，弥补了坦生活日用品的不足。同时，大批中国专家和医疗队员长期在坦工作，队伍庞大，事务很多，李耀文经常利用休息日深入到工厂和专家中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工程难度大，工期长，施工条件艰苦，中国大批专家、工人常年工作在那里，李耀文也常去看望，并陪同尼雷尔到工地视察。在铁路修到赞比亚时，李耀文和尼雷尔前往剪彩，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和坦、赞的关系。

为使非洲一些国家早日独立，李耀文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他利用各种交往机会与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建立了友谊，使他成为中国使馆的常客。莫拉说，中国对他们的援助是无偿的、真诚的。莫桑比克独立时，李耀文应邀和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李耀文还通过和尼雷尔的信任关系，请尼雷尔做非洲其他国家的工作。尼雷尔让一些国家的解放运动组织的代办处和军事训练营都设在坦桑尼亚，交由中国人训练，从而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后来，南部非洲全部独立，这些国家解放组织的军队都是中国训练的。李耀文为非洲人民的独立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达加斯加与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李耀文趁马外长访问坦桑尼亚时，请坦外长安排他与马外长会谈。他通过工作，终于使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兼第一任大使。

坦桑尼亚要攻打邻国乌干达，其国防部部长听说李耀文是位将军，主动向李谈了攻打乌干达的方案，并征求意见。李耀文将情况速报国内，周恩来指示李耀文做尼雷尔的工作，不要动武。尼雷尔拿到周恩来的信后，仍在犹豫。李耀文进一步给尼雷尔分析利弊，施加影响，最终使他放弃了军事攻打计划，避免了一场冲突。

1976年2月，李耀文在坦任期届满回国，外交部又决定他去苏联当大使。李耀文考虑再三，向叶剑英和中央领导写信，表达自己想回军队工作的愿望。叶剑英很快同意。197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1988年，李耀文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耀文在外交部工作了6年多，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令他终生难忘的，是周恩来的伟人风范和对他的关怀教诲。1976年，他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悲痛至极，想立即回国见总理最后一面。但他需在使馆主持悼念总理的活动，未能如愿，留下了终生遗憾。李耀文家的客厅里高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周恩来高站在万里长城之巅，身后是祖国的壮丽山川。李耀文经常伫立画前，寄托对伟人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