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涉疑案件的处理，我国自古便有记述。《尚书·大禹谟》载：“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吕刑》载：“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1]汉代及魏晋时期也有时人论说疑罪从轻。[2]至唐代，《唐律疏议》对涉疑案件确立了“疑罪从赎”的基本处理方式。《唐律疏议·断狱律》第502条“疑罪”载：“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3]《宋刑统》效仿唐律，亦设“疑狱”专章，规定大体与唐律相同。

然而至明代，律典中已不见“疑罪从赎”的专章规定，对涉疑案件也不再规定一般性的处理办法，而是在具体的条文及例文中分散地加以规定，对涉疑的重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似采“疑罪从奏”，即由三法司于朝审时，对地方呈报的疑案进行会审。《大明律及解附例》卷28“辩明冤枉”条下之附例载：“法司遇有重囚称冤，原问官员輒难辩理者，许该衙门移文会同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就于京畿道会同辩理，果有冤枉及情罪有可矜疑者奏请定夺。”《明会典》亦载：“霜降以后，提请钦定日期，三法司将现监重囚引赴承天门外，三法司会同五府、九卿衙门、锦衣卫各堂上官逐一审录，名曰朝审。若有词不服并情罪可矜疑，另行奏请定夺，其情真罪当者，即会题请旨处决。”[4] （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11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2446页。

清代对涉疑案件的处理大体沿袭明代的规定。可以说，明清律典一改唐律对待疑罪的态度，不再遵行“疑罪从赎”的原则，在律例及相关国家典章中也不再规定疑罪处理的一般原则。但无论何朝何代，司法实践中疑案是不可避免的，其数量从常理上推断必不在少数，也并非只有“重囚案件”涉疑。那么，明清时期官府如何处理疑案呢？由于清代留存下来的文书史料、刑案资料及民间司法档案史料较为丰富，因此本文试图以清代为观察范围，寻找相关文本及案例的佐证，以史料为据，力求做合理推想，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些许线索。

在开始本文的论述前，有必要明确“疑”的范围。从致疑的原因来看，有因事实不清而生之疑和因适用法律所致之疑。我们所言“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疑罪从赎”中的“疑”，一般是指因事实不清所致之疑。因而，本文“涉疑”的讨论范围仅限因事实不清而导致的疑案。此外，清代立法与司法实践将诉讼大致分为“重情”与“细事”两类。“重情”多为杖徒以上的刑名案件，包括人命、强盗等严重的犯罪，此类案件的处理需经审转程序上报至刑部。“细事”常指户婚、田土等纠纷，为州县官员自理词讼。[5] 参见邓建鹏：《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这两类诉讼在管辖权限、审理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考察疑案处理之时有必要对两类诉讼区分考察。

二是参加“打省议会”的运动。1919年5—6月间，省议会，议员们借口经费困难，否决了恢复“创办浙江大学堂案”，取消师范生半膳费的补贴，但同时主张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提出“议员加薪案”。当时，议员月薪80元，已经很高，可购大米1500斤。因而，这个议案引起全省舆论大哗。可是，一般人敢怒不敢言。一师学生则联合其他学校同学与会旁听，从而产生冲突，以至发生公民团殴打议员事件。1959年5月4日，魏金枝回忆说：

“故民陈智有二子，长阿明，次阿定，娶后分产异居。父殁，剩有余田七亩。兄弟互争，亲族不能解，至相争讼。阿明曰：‘父与我也。’呈阄书阅之，内有老人百年后，此田付于长孙之语。阿定亦曰：‘父与我也。’有临终批嘱为凭。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当取其棺斫之。’阿明阿定兄弟皆无言。余曰：‘田土，细故也，兄弟争讼，大恶也。我不能断，汝两人各伸一足合而夹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则田归之也，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择，我不相强，汝两人各伸一不痛之足来。’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余曰：‘噫，奇哉，汝两足无一不痛也，汝之身犹汝父也，汝身之视左足，犹汝父之视明也，汝身之视右足，犹汝父之视定也，汝两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两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需他日再审。’命隶役以铁索一条，两挚之，封其匙口，不许私开，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联袂而食，并头而卧，行则同起，居则同止，顷刻不能相离……汝父不合有二子，是以今日至此，汝兄弟不幸有二子，他日相争相夺，深为汝等忧之，汝两人各留一子足矣，余赏于丐首为亲男，丐家无田可争，他日可免于祸患。’阿明阿定皆叩头号哭曰：‘今不敢矣……我兄弟蠢愚，不知义理，致费仁心……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愿得此田。’”[18] （清）蓝鼎元：《鹿州公案》，刘鹏云、陈方明校，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5页。

二、刑名案件涉疑：从文本出发的考证

（一）《大清律例》有关疑案处理的条文

本文参考乾隆五年和道光六年的《大清律例》，摘录其中有关涉疑案件的规定，汇总下表。其中有关律文及例文的增改情况，引自薛允升之《读例存疑点注》，并参看吴坤修等编撰之《大清律例根原》。[6] 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点注》，胡星桥等编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清）吴坤修等：《大清律例根原》，郭成伟编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篇章 条目 律文/例文内容 增改情况名例律 五刑 律：内外死罪人犯，除应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沿明律，国初及雍正三年、乾隆五年增删修订名例律 犯罪事发在逃律：凡二人共犯罪，而有一人在逃，现获者称逃者为首，更无证佐，则决其从罪。后获逃者称前获为首，鞫问是实，还依首论，通计前罪，以充后数沿明律，国初定

续表

篇章 条目 律文/例文内容 增改情况刑律·贼盗 强盗例：凡问刑衙门鞫审强盗，必须赃证明确者，照例即决。如赃迹未明，招扳续缉，涉于疑似者，不妨再审。或有续获强盗，无自认口供，赃迹未明，伙盗已决，无证者，俱引监候处决原系明例，雍正三年修改，乾隆五年改定刑律·诉讼 越诉例：外省民人赴京控诉，究问曾否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令其出结。如未经控理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其先经历控，本省各衙门已据审结。题咨到部，复又来京翻控者，即交刑部将现控呈词核对原案，如所控情事与原案只小有不符，无关罪名轻重者，毋庸再为审理，即将翻控之犯照律治罪。若核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或曾在本省历控尚未审结报部，虚实难以悬定者，将该犯交刑部暂行监禁，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或交该省督抚审办，或请钦派大臣前往临时酌量请旨查办。如本省未经呈告，捏称已告者，照诬告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乾隆三十四年左都御史素尔讷条奏定例，五十六年改定刑律·捕亡 盗贼捕限例：官员审理命盗、钦部事件及一切杂案内有余犯到案，因正犯及要证未获，情词未得或盘获贼犯究出多案，事主未经认赃，必须等候方可审拟，或因隔省行查，限内实难完结者，承问官将此等情由，预行申详督抚，分别题咨展限。若正犯要证及盗窃案内首、从人犯已经到案，间有余犯未获者，即将现获之犯据情研审，按限完结，不得藉词展限亦不得延至日久，应就现犯审结之日起限。若承审期内遇有续获之犯，如到案在州、县分限以内者，即行一并审拟，毋庸另展限期。如到案已在州县分限以外，不能并案审拟者，将续获人犯另行展案扣限，四个月完结……此二例原系四条，一系雍正五年例，原载官文书稽程门，乾隆五年移入于此；一系乾隆二十七年，山西按察使梁翥鸿条奏定例；一系乾隆三十年，湖北按察使雷畅条奏定例；一系乾隆二十八年，钦奉上谕，吏部会同刑部奏准定例，嘉庆六年改定刑律·捕亡 盗贼捕限例：盗案获犯到官，无论首盗、伙盗缉获几名，如供证确凿，赃迹显明者，一经获犯，限四个月完结。如果虚实情形未分，盗赃未确，限内不能完结者，承审官立即据实详报，逐细声明，该管上司核明，预行咨部，准其展限两个月完结。倘承审官有将易结之盗案，滥请展限，该督抚漫为咨部者，承审官革职，各该上司交部分别议处刑律·断狱 辩明冤枉例：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各衙门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可矜疑者，即与辩理，具奏发落，毋拘成案，若明知冤枉不与辩理者，以故入人罪论明《问刑条例》原文，顺治三年改定刑律·断狱 辩明冤枉 例：法司遇有重囚称冤，原问官员輒难辩理者，许该衙门移文会同三法司堂上官辩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请定夺明《问刑条例》原文，顺治三年删改，雍正三年改定刑律·断狱 有司决囚等第例：直省每年应入秋审案犯，于应勘时仍令各督抚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公同会勘，定拟具题，至缓决人犯，解审一次之后，情罪无可更定者，只令有司叙由详报，停其解审。其曾拟情实未经勾决之犯，及前拟缓决后改情实并缓决人犯内情可矜疑者，仍照例解审乾隆二十五年例，四十一年改定刑律·断狱 断罪不当例：凡斩绞案件，如督抚拟罪过轻而部议从重者，应驳令再审；如拟罪过重而部议从轻，其中尚有疑窦者，亦当驳令妥拟。倘刑部所见即确，即改拟题复，不必展转驳审，致滋拖累乾隆三年定例

续表

篇章 条目 律文/例文内容 增改情况户律·婚姻 尊卑为婚例：男女亲属尊卑相犯，重情或干有，律应离异之人，倶照亲属已定名分，各从本律科断，不得妄生异议。致罪有出入。其间情犯稍有可疑，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于名分不甚有疑者，听各该原问衙门临时斟酌拟奏。其姑舅两姨姉妹为婚者，听从民便

由上述《大清律例》相关条文可见，清代对涉疑案件的处理规定并无专章，条文亦不呈现体系性，而是零散的、不规则地分布在条文及例文之中。在《名例律》中有秋审矜疑的规定，可以看作是相对一般性的处理原则，其余为分则各条款中的涉疑规定，包括共犯一人在逃现获者首从难定之疑、贼盗无证之疑、涉疑案件的越诉、涉疑案件的审理期限、涉疑案件之解审、刑部对地方审转之涉疑案件的驳议以及涉疑案件之奏请定夺等情形。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8］，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入秋审之涉疑案件的处理

入秋审的案件一般是罪涉斩绞的案件，多为命盗等重案。各省死罪案件奉旨“依拟应斩（绞），著监候，秋后处决者”，均系秋审案件。[7] 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此类案件涉疑，多关系人命，因而清代中央亦十分重视，在《大清律例》中较为明确地规定了此类案件涉疑的处理办法。

含蛋白质多的食物包括：奶制品，如牛奶、羊奶等；畜肉，如牛、羊、猪、狗肉等；禽肉，如鸡、鸭、鹅、鹌鹑等；蛋类，如鸡蛋、鸭蛋、鹌鹑蛋等；鱼、虾、蟹类；大豆类，包括黄豆、大青豆和黑豆等，其中以黄豆的营养价值最高，它是婴幼儿食品中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此外，像芝麻、瓜子、核桃、 杏仁、松子等干果类蛋白质的含量也较高。

汪辉祖在《入幕须知》卷2中说：“地方命盗重案，非所常有，惟词讼源源相继，实民事之最繁最急者，乃幕中第一尽心之要务也。”可知在清代，自理词讼是地方州县官府最常处理的案件。

我国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之一。吸烟在哮喘患者中较常见，且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易患哮喘，吸烟使哮喘更难以控制[1]。本研究探讨戒烟对吸烟哮喘患者气道炎症及肺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三）流刑以下案件涉疑的处理

正如上文所说，在面对涉疑词讼时，官员有可能寻找借口不予受理，但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十分妥当。因为，法律规定了官员不受理案件的法律责任，《刑律·诉讼》“告状不理”条律文：“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在实践中，尤其是面对原告一次或多次催呈，州县官往往出于对状告者可能会进行越诉的畏惧，而受理案件。而受理之后，如果确系事实难以查明，州县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则往往倾向于调息结案。有时州县官员会对争讼双方进行情理教化，即并不处理所涉争议事实，而是通过感化，让争讼双方撤销诉讼。如《鹿州公案》中所载“兄弟讼田”一案，兹节录如下：

三、自理词讼涉疑：以实践为据的考证

对于强盗重囚等涉疑案件的处理是监候处决，即如果赃证不充分，犯人亦不招认，一般不允许监候待质，而是进入秋审程序定拟。《刑律·贼盗》“强盗”条例文载：“凡问刑衙门鞫审强盗，必须赃证明确者，照例即决。如赃迹未明，招扳续缉，涉于疑似者，不妨再审。或有续获强盗，无自认口供，赃迹未明，伙盗已决，无证者，俱引监候处决。”[10] 此条系明万历十六年题准定例，雍正三年修改，乾隆五年改定。据此例规定，对强盗案件，赃迹不明，涉于疑似时，要继续审理以求查明真相，对于同伙已审决，无法查明事实的强盗案犯，则定“监候处决”。但薛允升对此条撰按语云：“第近来照此办理者，百不得一，以致此例竟成虚设。推原其故，总由例文只云监候处决，并未叙明拟斩监候，亦未叙明监候待质，是以未经援引……今则一概拟斩立决，即无待质之理。该犯如自认确凿，自可照律定拟，若坚不承认，即无办法，殊非此条例意。从前此例案俱系拟斩监候，入于秋审办理。乾隆十七年，奉有谕旨，命盗重案不准监候待质，遂无此等案犯矣。”据此可知，例文中虽有“监候处决”的规定，但由于例文不甚明确，并未得到实际适用。实践中，在此类案件无法查明时，薛氏也坦言并无可参酌的处理办法。

《刑律·捕亡》“盗贼捕限”条附例规定了涉疑重案的审限：“盗案获犯到官，无论首盗、伙盗缉获几名，如供证确凿，赃迹显明者，一经获犯，限四个月完结。如果虚实情形未分，盗赃未确，限内不能完结者，承审官立即据实详报，逐细声明，该管上司核明，预行咨部，准其展限两个月完结。”[11] 此条系嘉庆六年修并改定。根据上述审限的规定，涉疑盗案的审限为六个月，也即承审官只能将人犯待质六个月，六个月到期后，便应对案件定拟，如果待质迁延时日，便会遭到参处。薛允升在此条附例的按语中言，有续获之盗犯，如果是“获犯并无赃证，屡审坚不承认，是其为盗为良尚属未定”，那么秋审时九卿、詹士等，根据其情节，可酌量拟以保释，待正犯到案之日，再行质审。如有保后逃脱等情况，将该犯从重治罪。[12]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盗贼捕限”例十八按语。上述规定系专针对“强盗”“命盗”等重案，自乾隆五年改定的“强盗”例和乾隆十七年谕旨发布之后，涉疑之命盗重案犯不得因事实不清、赃证未明等理由监禁待质，而应在审限内结案定拟进入秋审程序，经会审后奏报皇帝裁夺。如果是续获之盗犯属良盗难于区分的情形，那么在秋审中还有可能会被拟定为保释。

清代州县自理词讼一般由州县自行裁决，无须审转。对此类争讼涉疑的考察，很难在《大清律例》中找到答案。同时自理词讼一般不涉刑名，因而地方官府常持听从民便的态度，倾向于不正面介入，而是居间调解，或是交由宗族、基层乡里组织来处置。因此，对此类案件涉疑的考察，主要以州县官员的日记、办案手册、私人的案件汇编、地方档案等为材料。由于自理词讼的管辖权在州县，因而州县官员自由裁决的权力较大。此类案件涉疑在实践中便有着多种处理方式。

（一）不予受理

在受理环节，如果案件涉疑，官府有可能不予受理。在淡新档案中，州县官员常以“情节支离”“不明晰声叙”“一面空言，碍难凭信”等语，对呈报的词讼批斥“不准”。[15] 王泰升等：《论清朝地方衙门审案机制的运作——以〈淡新档案〉为中心》，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七，第267页。州县官员不愿受理涉疑的案件，是有其原因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规定，“州县自理户婚田土等项案件，定限二十日完结”，限内未结者，有可能会受到议处。同时，官府一旦受理之后，需按规定将案件的处理情况记录在册，并呈报上级。[16] （清）包世臣：《齐民四术》，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2-253页。也就是说，如果官员受理一起疑难的案件，如限内无法审结或断理不公，便会记录在案，并会受到议处；如果不将该疑难案件载入案册内，也会受到罚俸一年的处罚。[17] 有关案件审理期限及超期之后对官员处罚的规定，可以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晏锋、何鹏、范忠信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2页。官员受理一起涉疑案件，难以查明事实的概率是很大的，因而在这样的两难局面下，官员便可能以“情节支离”“一面空言，碍难凭信”等说辞，不予受理此类案件。

（二）教化当事人息讼

《名例律》“犯罪事发在逃”条附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照律即同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如犯该徒罪以上，仍具众证情状，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结。杖笞以下系本应具奏之案，照例奏请。其寻常咨行事件，如果讯无屈抑，经该督抚亲提审究，实系逞刁狡，执意存拖累者，即具众证情状，咨部完结。”[13] 此例为嘉庆十五年例，道光十年改定。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大清律例》对“坚不成招”案犯的处理，区分三种情形：第一种为徒罪以上案犯，奏请定夺；第二种为按例应具奏的特殊杖笞案件，亦照例奏请；[14] 《刑律·断狱》中“有司决求等第”附例规定：“外省徒罪案件，如有关系人命者，均照军流人犯解司审转，督抚专案咨部核覆，仍令年终汇题。其寻常徒罪，各督抚批结后，即详叙供招，按季报部查核。”由此，清代外省徒罪案件依是否关涉人命而分为两类，关系人命之案需解司审转，而寻常徒罪案件则督抚批结后只需报部查核。第三种为寻常案件，只有在讯无冤抑，且经督抚亲自提审，实为人犯故意拖延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众证情状，咨部完结，也就是说如果案件涉疑，便不能具众证结案。通过以上条文，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本依律可以奏部咨结的徒流案件，因为案情涉疑未定，其处理方式便不可率行咨结，而改为奏请定夺。

第一，组织僧众劳动生产，并解决其生活困难的工作。当时，河南省的一般僧众在生活上较为困难。河南省委积极领导、扶助僧众生产，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在城市里，根据僧众的具体情况，帮助其从事手工业、副业及其他社会职业；在农村，由于大部分僧众经过土改得到了土地，省委主要是帮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解决生产中缺乏耕畜、农具、生产技术等困难；对少林寺、白马寺等重要寺庙的僧众，在他们自愿的原则下，组织了一些青壮年僧人，集中在寺内搞生产，并以当地地区、乡干部为主加强领导与扶助；对老弱病残和生活上确有困难无法解决的僧众，安排他们看管文物古迹，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特别有威望及有代表性的也给予了适当照顾。

根据《大清律例》，清前期律典中规定的秋审案件范围包括“可疑”一项，《名例律》“五刑”条规定：“内外死罪人犯，除应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大清律例》分则中也有涉疑案件处理程序的规定，《刑律·断狱律》“有司决囚等第”条附例规定：“直省每年应入秋审案犯，于应勘时仍令各督抚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公同会勘，定拟具题，至缓决人犯，解审一次之后，情罪无可更定者，只令有司叙由详报，停其解审。其曾拟情实未经勾决之犯，及前拟缓决后改情实并缓决人犯内情可矜疑者，仍照例解审。”[8] 此条系乾隆二十五年例，四十一年改定。《刑律·断狱律》“辩明冤枉”条例文亦规定：“法司遇有重囚称冤，原问官员輒难辩理者，许该衙门移文会同三法司堂上官辩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请定夺。”[9] 此条系明《问刑条例》原文，顺治三年删改，雍正三年改定。根据上述条文，对于应入秋审的案件，如有“矜疑”不得勾诀，一般的处理原则是由三法司会审，最终奏请皇帝裁夺。

（三）分派民间组织处理

有时州县官员会将词讼派至乡里组织、宗族，甚至是乡邻来处理。《湖南省例成案》雍正四年的一则《劝民息讼》载：“凡有争讼小事，斗殴微嫌，悉听乡邻亲友排解调处，不得兴词构讼。”[19] 不著撰者：《湖南省例成案》卷8《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劝民息讼》，清刊本，转引自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页。《南部档案》中记载了许多由宗族组织或乡里组织调息的词讼。[20] 参见前引[19] ，吴佩林书，第104-114页。在一些官员的判案手记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徐公谳词》载：“吴陶若控词称买吴氏一屋，执有吴氏卖契并上手买契限字为凭。吴氏诉称，雍正八年契买夫侄陈侯、公厝，雍正九年租与族弟吴陶若居住。抗租三年，控讨成仇。乘氏往南靖，扯锁开房，将陈侯契字盗去，突造假契，踞屋诬控各等情。经孙刘二令审讯，各执其词。刘令饬令原中保邻清理。”[21] 陈全伦等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69页，转引自蒋铁初：《清代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模式初探》，载《求索》2007年第1期。

（四）依据情理处断

有时对于难以查清事实的词讼，官员也会从情理出发进行处断。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吴冠贤为安定令时，有幼男幼女二人，皆十六七岁，并呼冤于车前。幼男曰：‘此我童养之妇。父母亡，欲弃我别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问其姓，犹能记，问其乡里，则父母皆流丐，朝朝转徙，已不见为何处人也。问同丐者，则曰：‘是到此甫数日，即父母并亡，未知其始末。’但闻其以兄妹称，然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无以别也。有老吏请曰：‘世事如捕风捉影，查无实证，又不可刑求。断合断离，皆难保不误。然断离而误，不过误破婚姻，其失小；断合而误，则误乱人伦，其失大矣！盍断离乎？推研再四，无可处分，竟从老吏之言。’”[22] 参见郭成伟、肖金泉：《中华法案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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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由于地方州县对自理词讼享有较大的自由处断权，此类案件涉疑的处理模式是多样化的。有些词讼由于呈报时证据不足，正堂为了规避遭受上级议处的风险，而不予受理，从而使一部分涉疑词讼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有时官员并不对争讼事实进行处断，而是通过感化教育使争讼双方自觉息讼；有些词讼在受理后，官员会将其发至乡里组织、宗族进行处理，或传请乡绅出面予以调解；有时州县官员也会放弃查明真相的尝试，而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判断或者依照情理予以处断。当然，由于清代全国各地风俗各异，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更似有不同情况，因而州县之自理词讼的处理方式也必然不限于上述所列情况，一定还有更多的实际样态，但因笔者所见材料有限，故仅粗列上述几项。

四、结 语

据上文分析，在“重情”案件涉疑时，律例强调继续审问，以求查明真相，但对继续审问仍无法查明的情形只规定“监候处决”，但由于“监候处决”的规定不明确，事实上此例亦并未得到适用。实践中，强盗案件无法查明时，便出现了律例无所参酌的情形。而在当时，此类案件可能曾被大量的“监候待质”，因而有了乾隆十七年谕旨“命盗重案不准监候待质”的规定，而是俱入秋审办理，最终奏请定夺。由上分析可知，在清代的司法制度设计当中，入秋审而奏请定夺似乎是解决疑案的唯一出口，而在奏请定夺的程序中，刑部会奏定一个审判结果以便皇帝定夺，现实中奏请的死刑案件数量定不在少数，皇帝并不能一一详查，那么案件得到改判的概率便很小，这使得疑案在制度上的唯一出口也可能流于形式。可以说，在清代司法中，就已了解的史料而言，似乎呈现的是一种对现实中重大疑案刻意回避的制度设计：制度上没有疑案的存在空间，只是在具体司法当中，经由审转制度，将地方的重大疑案逐级上报，再由中央法司奏报皇帝加以最终审结。这样的处理，导致现实生活中似乎难有疑案的影子。在制度上，可能的重大疑案皆被上报至中央，从而使地方政府失去对此类案件的实际管辖，因而适用于疑案的审理规则、制度等也就顺理成章地不再以专门的通行律例条文形式加以规定了。而中央法司在具体解决重大疑案时，仍旧是借由皇权不同于普通司法权的这一特殊性，在具体判决中多以从轻或缓决的方式消解了这些现实中产生的疑案。秋审监候案中的缓决一类，或许正是承担着消解疑案的功能。

而州县自理之词讼涉疑时，由于此类案件的裁决权在州县，因而州县官员通常会灵活采用多种手段，消弭争讼，化解纠纷，如采取感化教育使争讼双方自觉息讼，或是将争讼发至乡里组织、宗族组织处理，或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判断或者依照情理予以处断，有时也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予受理，任由争讼双方自行解决纠纷。在上述这些处理方式当中，州县官员并不拘泥于“是”与“非”的二元处理结果，亦未试图以专业的法律判断来评价、匡正甚至代替民众及民间组织对案件的评判，而是从弥合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裁判，以维持其治下的安定。或许这正是对传统司法中的“法深无善治”观念的一种诠释，也是传统司法追求和谐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