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孔子进行教育活动时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经典化的六经”*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向来聚讼纷纭。按吴根友等学者观点，“经”有五义，其中之一是孔子删节、编辑的六经，称为“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避免歧义，本文在涉及孔门与六经的关系时，采用“孔子经典化的六经”的说法。详见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J].中国社会科学，2014，(07)：26-34.之一。而孔门弟子是《诗》的学习者，也是六经经典化的重要参与者。后世学者在追溯《诗》的渊源时常常涉及到孔门弟子子夏，特别突出子夏在《诗》学传承中的重要贡献。然而，子夏究竟是如何传《诗》的?子夏之外，孔门其他弟子是否对《诗》学的传承有贡献?学界在高度肯定子夏对《诗》学的贡献外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问题。本文从孔门众弟子学《诗》的历史场景出发，对于子夏传《诗》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正，进而试图揭示孔门众多弟子在孔子《诗》教传承过程中有其各自贡献。

一、孔门众弟子学《诗》

孔子对于《诗》的重视与价值阐释是孔门弟子学《诗》、传《诗》的必要前提。孔子教诲其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最能显示他重视《诗》教。另据《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释“雅言”为“正言”，即语言端正；朱熹解“雅言”为“常言”，意为常常言说。二者的解释虽然不同，却皆印证了孔子对于《诗》、《书》等经典的看重。基于对《诗》的重视，孔子围绕《诗》进行了多层面的价值阐释。具体表现为，孔子以“思无邪”来限定《诗三百》的性质；以“不学《诗》，无以言”来肯定学《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兴观群怨”来阐发《诗》的人格修养作用。

试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单项选择题，共25小题，每题2分，共50分；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共8小题，共50分。考查分值所占比例较高的章节有：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9分)，生物与环境(9分)，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8分)，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7分)。

如果说孔子对《诗》的价值阐释更多地侧重于理论层面，那么，孔子以《诗》为教育内容则是其诗教理论的落实，这是孔门弟子勤于研习《诗》的直接原因。《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教，文是指古代的文献典籍，如《诗》《书》等，行是指躬行实践，忠信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两种德行，清代刘宝楠注为“中以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274页.。孔门既然立此四教，作为求学于孔门的众弟子自然以此四教为学习内容，这其中便包含对《诗》的学习。《论语·阳货》中有记载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正义》为之疏解曰：“言修身当先学《诗》”。可见，孔子积极鼓励和引导门下弟子学《诗》。实际上，孔门弟子多是勤于研习《诗》的。

治疗期间，观察组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血细胞异常、口腔黏膜炎、放射性中耳炎及肝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分别为26.7%、43.3%、13.3%、16.7%、13.3%及6.7%，与对照组均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让我们举子路、南容、曾子学《诗》的个案来说明。尽管被孔子批评为“野哉”，但子路深受孔子诗教的影响。《孔子家语·致思》*关于《孔子家语》的可资采信问题，杨朝明先生通过考证后认为，《孔子家语》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并认定《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本文取材亦关注《孔子家语》，且注重《家语》与《论语》等文献相印证的部分。详见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4).记载，孔子在去郯的路途中，遇见程子，相谈甚欢，告别时让子路送程子礼物，子路不愿，孔子说：“由，《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孔子家语》这段孔子引《诗》来教诲子路的记载，可视作孔子平日以《诗》教导子路的事例之一。孔子与子路这种以《诗》为中介的师生互动方式，于《论语》有印证。“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论语·子罕》)“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自《诗经·邶风·雄雉》，孔子引此诗句来称赞子路端正的品行，子路终身诵习这一诗句。子路终身诵习诗句，一方面说明子路受到孔子诗教的熏陶；另一方面表明子路注重《诗》对于个人修养的作用。

南容亦把《诗》付诸修身的实践活动中去。“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白圭”即《诗经·大雅·抑篇》四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反复诵读这四句诗，历代注家往往认为这是他慎言的表示。实际上，这何尝不能作为南容把学《诗》作为修身方式的例证呢？正是南容积极借助学《诗》来修养自己，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即能达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的人生境界，所以孔子才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

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孔子逝世后，子夏在西河传播孔子的学问。至于子夏“教授”的内容，太史公在此处没有明文记载，然我们可以推断，子夏传授的内容中，必定包含孔子“经典化的六经”。*裴传永指出，“六经”无所不传是子夏经学传播的突出特点之一。详见裴传永.论子夏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从《史记·孔子世家》“六艺”的本义说起[J].中国哲学史，2005，(01)：40-47.因孔子以六经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子夏以此作为学习的内容，所以当子夏继承孔子的教育传统后，他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所学的内容(如六经等)来教授门下学习者乃是合情合理的。子夏以六经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他所精通的《诗》学，这就意味着子夏是《诗》学传承的重要力量。

综上，子夏传《诗》实有两个层面，一是实践中以《诗》教授多位门下学习者；二是理论上作《诗序》*李学勤、江林昌等先生认为，上博简《诗论》与《诗序》存在一定的关系。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见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J].文学遗产，2002，(02).。子夏以《诗》教授多位弟子无疑是对孔子以《诗》为教事业的一种继承。像孔子以《诗》教诲众多的弟子一样，子夏也以《诗》教授多位学习者，如魏文侯、曾申、高行子等。允此，我们认为，陆玑“(子夏)授鲁人曾申”的说法，以及徐整“子夏授高行子”的观点，皆表达了子夏传《诗》之一面，未能充分说明子夏以《诗》教授众多门下学习者的历史真相。另据“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说，以及子夏作《诗序》等观点，子夏传《诗》还突出表现了对《诗》学理论阐发与建构的特点，这或许是后世学者所谓“子夏传《诗》”的主要意涵。

总之，受孔子以《诗》为教的直接影响，孔门弟子多勤于研习《诗》，如子路、南容、曾子等不仅勤于诵习，而且将《诗》学的精神付诸人格修养的实践活动，达到了较高的人生境界。质言之，孔门众弟子学《诗》，不仅在于文献知识方面的探求，更在于以《诗》来指导人生实践。然就在诗学造诣上来说，孔子十分赞赏子夏与子贡对于《诗》的领悟程度。

The ideality factor of the CuInGeSe4/n-Si heterojunction is actually extracted from the slope of the linear part of ln I against the V feature with the aid of the subsequent equation[25]:

二、子夏传《诗》

子夏在教学活动中以《诗》传授众多学习者当属无疑，但问题不止于此，在为数众多的孔门弟子中是否只有子夏一人传《诗》呢？*《诗》的传授绝不可能仅呈现为子夏一系的单传，学界已经意识了这一点。如，廖名春先生就提出子羔一系传《诗》的观点。详见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J].齐鲁学刊，2002，(02)：94-99.廖名春先生的具体观点可能有待讨论，然其言《诗》学传授非一系单传，实不刊之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将关注传《诗》的视野从子夏身上转移开来，从而注重孔门其他的弟子对于孔子《诗》教传播、传承等方面的贡献。先让我们以子贡和曾子言《诗》的例子来说明。

曾子在生命将结束时，想到一生所进行的道德践履，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言志，可见其生命与孔子诗教的交融程度之深。《论语·泰伯》篇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曾子临终时候的记载，有学者就根据此章来推断《论语》的成书时间。此处曾子所引诗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曾子践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时时戒慎恐惧，不敢疏忽，最终完满实现自己的志愿。

那么，《诗》学通过子夏是如何传承的呢？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有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关于这段记载，无论是信者还是疑者皆十分注重。此处仅就与子夏相关的来讨论，关于《诗序》作者的纠纷，晁福林先生认为，《诗序》之作，可以说是子夏承孔子授诗之旨而开其端，经过长期传授流传之后，由东汉初年的卫宏最终改定。*晁福林.从王权观念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J].中国社会科学，2002，(06)：200.陆玑“子夏传授鲁人曾申”的叙述则进一步印证，子夏以其《诗》学教授门人弟子。问题在于，子夏是不是单单以《诗》授曾申一人呢？陆德明在所著《经典释文序录》中引用与陆玑同一时代的徐整的话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这个传《诗》谱系一度受到怀疑，但陆德明的引用本身说明了他的某种认可。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子夏授高行子”表示子夏亦传《诗》于高行子。我们认为，子夏“授鲁人曾申”与子夏“授高行子”两说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间接揭示了子夏以《诗》传授多位门下学习者。据《后汉书·徐防传》注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夏)教弟子三百人”，按子夏以《诗》授曾申、高行子来推测，子夏众多弟子的学习内容应当包括《诗》，只不过可能曾申、高行子等造诣较高，能得子夏《诗序》之传。

先看汉代人关于子夏传《诗》的说法。汉代学者往往把《诗》学传承的源头追溯到孔门弟子子夏。《汉书·艺文志》有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毛公自称其《诗》学源自子夏，当不是空穴来风。《后汉书·徐防传》记载：“《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孔子整理、编订《诗》《书》诸经，子夏继承发扬老师的事业，围绕诸经进行阐发。汉人的这两种说法角度虽有不同，却皆表明了子夏对于《诗》学传承的重要贡献。汉代距子夏的生活年代尤近，汉人关于子夏传《诗》的说法当属可信。综合汉代人的两种说法，子夏“发明章句”，又是毛公《诗》学的渊源。可知，子夏传《诗》的特色不仅在于把《诗》作为重要教学内容教育门下弟子，而更在于他对《诗》学理论的传承有着独特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说明子夏以《诗》来教育多位门下学习者，让我们再审视“子夏居西河教授”的场景。在教授活动中，子夏曾以六经授魏文侯，《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受子夏经艺”，这里的“经艺”，当指由孔子而子夏相传的六经。《史记》正义有云：“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敢比经艺也。”此处，诸子百家与“经艺”并列，“经艺”当指孔子“经典化的六经”。子夏授魏文侯六经，《诗》自然是子夏所授的重要内容之一。《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按子夏以六经授魏文侯的情况推测，在西河教授的子夏亦应当以六经授田子方、段干木等人。这就意味着，《诗》作为子夏的教学内容之一，被子夏广授门下学习者。子夏以《诗》教授门下多位学习者，一方面是对孔子以《诗》为教儒学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子夏本身对《诗》学有着较深的领悟。

教师通过合理构建更加贴近生活的教学情境，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并且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学生向着教学问题方向进行思考，减轻了学生心理上的强迫感，营造出自由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自身的智力水平发挥到极限进而促进创新思维的成长。

因为要照顾病号，陈建伟再也没来车间上过班。肥料厂的效益每况愈下，编织袋厂都快没活干了。闲着没事干的女人，喜欢聚堆嚼舌根子。李萍和陈建伟的关系，往往成了她们的下酒菜。还传的有鼻子有眼，不仅仅是留两个包子的问题了。更有甚者，说陈建伟老婆就是因为他俩的事气病的。嘴长在人身上，你永远管不了。李萍已经习以为常，反倒气不起来了，因为她的心思不在这里，她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孔门弟子学《诗》者多矣，然在诗学造诣上受到孔子肯定的，有子夏与子贡二人。《论语·八佾》篇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素以为绚兮”未见出处，有学者认为是逸诗*杨伯峻持此说。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子夏向孔子问诗句中的含义，又悟到“礼后”之意，孔子很欣喜，认为子夏对于《诗》已经有了很深的领悟。子夏对于《诗》有较深的领悟，与他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科著称是相应的。《论语·学而》篇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在与老师的对话中，子贡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说明人格修养应当精进不已的道理，孔子对此十分赞赏，亦称子贡“始可与言诗”，肯定了子贡在《诗》学上的造诣。子贡在《诗》学上具有很高的领悟，则与他才高关系密切*陆九渊就指出，子贡在夫子之门其才最高。见陆九渊.象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252页.。

三、孔门其他弟子对孔子《诗》教的贡献

如同其他孔门弟子一样，子夏勤于学《诗》；而且子夏对于《诗》的领悟是受到孔子高度认可的。孔子赞赏子夏在诗学上的造诣无疑可以视作子夏学《诗》有所成的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子夏的教学内容。《论语·子张》篇两次提到“子夏之门人”，子夏既然有门人弟子，说明他继承了孔子的教育事业，招生授徒。

因孔子赞誉子贡对《诗》的领悟，接下来考述子贡对《诗》学传播、传承等方面的贡献。据刘向《说苑》记载：“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弟求吾悌，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学于子。’”子贡发“子不学《诗》乎？”之问，所要表达的心情与孔子“小子何莫学夫《诗》”相近，目的在于劝导他人积极学习《诗》；子贡“请投吾《诗》”的态度虽彰显了孔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教法，但“吾《诗》”二字暗示了子贡亦学《诗》、用《诗》*《孔子家语·弟子行》载子贡说：“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若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则王者之相也。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论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众使也，有刑用也，然后称怒焉。’孔子告之以《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在这里，子贡传述孔子引《诗》评价众弟子的事例亦可印证他对于孔子诗教的熟稔.。由此可见，子贡是积极推动时人学《诗》的重要力量。

曾子对《诗》的传播与普及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这里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曾子招生授徒，有“门弟子”。据董治安先生考证，曾子门人之知名者，除吴起外，还有乐正子春、公明仪、单离居、子襄、沈犹行等*董治安.论曾子——关于历史上的曾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J].文史哲，1993，(01)：32.。曾子在与弟子交流的时候引用了《诗》。这是否暗示曾子在教学活动中以《诗》授门下弟子呢？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所“学”往往决定了他的所“教”。曾子在孔子门下学习《诗》，那么他以《诗》教授弟子也是合情理的，他借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向门下弟子表达孝道实践就是例证之一。如同子夏以《诗》教授门下学习者一样，曾子亦把《诗》作为重要内容来教授弟子。因此，曾子对孔子《诗》教的传播、传承作出了贡献。

让我们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司马迁言“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这一说法曾一度受到人们的质疑，但现在学界通常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子思为孔子嫡孙，其父孔鲤早逝，受到孔子的教诲。在《中庸》里，子思引《诗》多达15处；而且以诗经作品《文王》中“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语句来结束全文。由此可见，子思对于《诗》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中庸》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传诗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庸》原属于《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一般认为多是七十子后学的作品。《礼记》中引《诗》的例子为数众多，而且不乏论《诗》语录。如《礼记·乐记》有言：“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就《礼记》引《诗》、论《诗》来看，七十子后学中继承孔子诗教者是非常多的。

式(1)中：L为航段长度，为航路1中第i类船舶数量，艘；为航路2中第j类船舶数量，艘；为船舶的相对速度，为对遇条件下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的概率，其计算为

总括观之，孔门弟子中学《诗》者很多，继承孔子《诗》教者绝不仅仅有子夏、子贡、曾子等几人，只因“文献不足故”，难以详细考证。本文以子贡、曾子为代表，辅之以《礼记》的资料，来探讨子夏之外其他孔门弟子对于孔子《诗》学继承与传播等方面的贡献，并不是否认子夏传《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正凸显了子夏传《诗》具有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独特性。其实，孔子经典化《诗》学的传承绝不只是一个人(如子夏)的事业，类似陈玉澎“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孔门众多弟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承与弘扬孔子《诗》教，才是儒家《诗》教得以光大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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