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如何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地方政府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是否能够积极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当中，决定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最终成效。本文以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为出发点，从网络的视角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环境污染治理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网络模型出发，本文将我国地方政府看作一个由地理因素决定的相互连接网络，从网络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和环境污染治理。笔者首先将网络、环境污染治理和地方政府行为相结合，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理论模型，阐释了环境污染治理和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网络博弈的理论模型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当忽略各省份的异质性，各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只取决于该省在该网络中的位置，位置相同省份会有相同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当每个省份具有异质性(不同的人均GDP、不同的城镇人口占该省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等)时，每个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与邻居省份参照组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相关，并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会增加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

本文使用2005—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污染治理的网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发现：(1)本省环境治理投资与邻居省份环境治理投资密切相关。邻居省份的平均投资水平每增加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增加1.3%。这说明地方政府网络中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网络效应，邻居省份间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是策略互补的。(2)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邻居省份环境治理投资更加密切相关。在东部地区，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增加1%，则该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增加1.6%。这说明在东部地区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存在着更加显著的网络效应，邻居省份间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的策略互补性更强。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给定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方面存在的强烈的网络效应，地方政府会采取策略互补性行为。因此，对中央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而言，有效的政策应该首先识别出地方政府网络中的“关键角色”。即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某个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引起邻居省份追随该省大幅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的省份，邻居省份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又会促进“邻居的邻居”增加投资，促使治污投资在整个网络中蔓延开来。换句话说，中央政府应该识别出关键的省份，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和监督监察资源集中到该省的环境污染治理方面，以期由该省带动周边邻居省份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邵云飞等人认为，网络分析方法具有可以从整体上分析众多个体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及具体作用过程的优势。[9]潘峰华等人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将整个群体视为网络，重点研究网络中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这种关系对网络中个体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10]因此，笔者可以将我国地方政府群体视为一个网络，将地方政府个体视为网络中的个体，从网络视角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来探寻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时的互动关系，探寻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地方政府间的网络效应。

用料：干葱头、大蒜子、粤式糖醋汁各100 g，李锦记豆瓣酱75 g，美极鲜味汁、白兰地酒、红葡萄酒、味精各50 g，老妈甜米酒200 g，色拉油 500 g（约耗50 g）。

二、文献综述

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在政治和经济双重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主要围绕着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晋升锦标赛式的竞争。[1]Comberland很早就注意到，地方竞争可能会以牺牲地方的环境质量为代价。[2]周黎安指出，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强力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但却忽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等公共产品的提供。[3]王永钦等人认为在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升迁制度过于强调增长目标是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4]Li and Zhou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 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晋升锦标赛也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5]Breton认为地方竞争可能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逐底竞争”，其不合作的博弈行为，也会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6]地方政府为了取得短期竞争优势，竞相在资源供给和环境标准上降低价格或门槛，甚至诱导企业过度利用资源，并超标排放污染物。

为了控制上述问题，中央政府正在尝试改变以往的单纯以经济增长为考核目标的激励办法，将环境保护与治理纳入新的考核标准，与地方官员的晋升直接联系起来。郑思齐等人利用2004—2009年86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官员考核标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且在政府力量较强的大城市尤为明显，这说明新的激励办法正在逐步发挥作用。[7]黄菁和陈霜华指出，地方政府在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和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在新的激励考核办法下，地方政府已经提高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但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地方政绩考核格局中，环保考核的权重要小得多，且环境污染治理的收益还会外溢到邻近区域。周黎安还发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对邻近地区存有“溢出效应”的场合，地方政府只关心自己与邻居省份的相对位次。[3]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也有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对那些利己利人的“双赢”合作则激励不足。因此，虽然新的激励考核办法提高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的积极性，但由于环保考核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较小，再加上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所以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只关心与邻居省份的相对位次，即相对努力程度，导致地方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治理环境污染。因此，笔者需要从整体上研究众多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地方政府间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机制的具体作用过程。

亩成本种子25元、化肥料农药150元、机播机收120元、人工80元，合计375元。亩产油菜籽130公斤、单价5.2元/公斤、亩产值676元。亩纯收入301元。

实际上，近些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通过网络的视角、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探索了不同领域网络效应的存在性和应用性，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对学校教室网络中的网络效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Henderson et al最早对教室网络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学生间存在着显著的网络效应，将学习能力强和弱的学生混合在同一个教室里能够帮助学习能力弱的学生提升成绩。[11]Hanushek et al利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学校的数据，发现同年级其他学生的平均成绩有助于提高该学生的学习成绩。[12]Boozer and Cacciola利用美国田纳西州的数据来研究网络效应，发现在小班课堂里存在着明显的网络效应，小班课堂里的学生会有更出色的学习成绩。[13]

国外针对种族隔离的研究，也是网络效应广泛应用的一个领域。Cutler and Glaeser发现种族隔离降低了他们的收益，并且某地区的种族集中程度会影响种族个体的效用收益。[14]Borjas认为美国的种族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会影响代际转移。[15]Clark and Drinkwater发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工作收入与该少数民族人数在当地的人口占比有着重要的联系，人口占比越高则该少数民族的平均工作收入就越高。[16]

关于蓝宝石的传说不计其数，几乎任何民族对它都异常倾心。在西方，女士会把蓝宝石戒指作为自己的订婚戒，世界上第一台和棋王对弈的计算机便因其寓意被命名为“深蓝”。忠诚、智慧、和谐、友谊、稳重，蓝宝石被赋予了无数美好的寓意！

式中，a,c,d>0，对网络中的任意i省份来说bi>0，该效用函数含有基本的收益和成本项。在该网络中，i省份从环境污染治理努力中直接获得的收益为a+biei，并且i省份获得的效用收益随着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该项中存在省级地方政府异质性参数bi。该系数表示省级地方政府从环境污染治理努力中获得效用收益存在差异性。即相同水平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省级地方政府异质性参数bi越大，i省份的效用收益就越高，即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a+biei。假定i省份的参数bi是由事先确定的且可以被邻居省份观测到的i省份的特质和邻居省份的这些特质的平均值共同决定的，笔者将参数bi记为：

苏区干部的言传身教，示范带动了苏区工农群众反陋俗文化，使他们思想轻松、精神愉悦，“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从落后愚昧生活形态向健康文明生活形态转变。正如《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4]P356。

省份均衡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是i省份异质性参数bi的增函数，i省份异质性参数bi用来测度i省份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效用收益的能力。此种能力越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就越高。

三、理论模型

基于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本文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省级地方政府网络博弈模型，从网络视角对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进行具体明确地分析。在本文的模型中，每个省级地方政府都有自己邻居省份；每个省级地方政府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取收益，也为环境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各省之间的连接关系取决于该省在地理网络中的固定位置。网络中的每个省份拥有自己独特的固定的邻居省份参照组，每个省级地方政府会最大限度地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参照组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最大限度地缩小与其邻居省份参照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差距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收益。

(一)基本模型

笔者用ei(g)来表示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另外定义表示i省份的邻居省份参照组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表示为：为与i省份的邻居省份数。根据网络基本理论，两省份相邻时，gij=1；两省份不相邻时，gij=0。每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ei(g)≥0，网络中i省份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的效用支付为表示为：

 

(1)

网络群体的邻居结构可以影响个体对其他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比如，某些群体的网络结构容易产生个体之间的信任感。由于存在这种信任感，群体中的个体更愿意帮助其他个体。Alesina and La Ferrara发现在大城市中，经济不平衡程度和种族差异性程度越高的居民区，居民之间的信任感会越强。[20]Alesina et al发现，在行政辖区内种族差异性程度会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种族差异性程度越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越低。[21]Alesina and La Ferrara发现，社区里的种族差异性会影响人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社区内种族差异性程度越大，则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越低，而存有种族偏见的居民甚至会强烈抵制社区活动。[22]

 

(2)

式中，和分别是衡量i省份和其邻居省份特质的一系列变量，βm和θm是参数。

本文关键的假设是，省级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一项是它表示在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受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影响，该项暗示了每个省份都喜欢最小化与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差距，任何脱离其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行为都会降低其自身的效用水平，参数d用来刻画各省对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偏好程度。笔者依次对效用函数中的ei和ej求二阶偏导数，得到结果如下：

省级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中的另外一项是效用收益项peir，表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的激励。其中pei是概率项，代表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观察力度。该概率项随着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即省级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越努力，越容易被中央政府观察到。参数r表示中央政府在监察到省级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后给予省级地方政府的激励(转移支付)，包括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拨付的财政补助和对省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记功晋升等。另外重要的一项是效用函数的成本项它代表省级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努力上所付出的成本代价。

浙江省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中规定：孤儿们长大后，可优先安排到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若自谋职业，能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免费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对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失业状态的，要将其列入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和农村低保家庭劳动力就业扶持范围。

选取本院2017.1-2018.1收治的98例肿瘤患者,对其开展肿瘤组织间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治疗。将所选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为两组,各49例。观察组男28例,女21例,病程0.5-10年,平均病程(5.1±3.7)年;对照组男27例,女21例,病程0.3-11年,平均病程(5.3±3.9)年。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开展,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相关事项有全面了解,系自愿参与,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对比中,存在可比性,P>0.05.(1)纳入标准:纳入肝癌;肺癌;口腔癌;腹部淋巴结转移;食道癌患者。(2)排除标准:排除精神及认知障碍;知情不配合;不接受手术治疗患者。

 

(3)

当i≠j时，2d>0，这表明在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j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提高会引起邻居i省份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提高，因此从i省份的角度来看，在邻居省份网络关系(i，j)中，省级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是策略性互补的，即i省份会跟随模仿其邻居j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由于省级地方政府在地理网络中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同的省份会有不同的邻居省份参照组，从而不同省份会跟随模仿不同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因而不同省份会有不同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笔者称这种差异为同群异质性，即由省级地方政府在地理网络中的特殊位置和网络结构决定。在网络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努力水平会存在显著差异。

(二)省级地方政府同质性模型

在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假设所有省份是同质的，即省级地方政府异质性参数bi=b。但该假设并不意味着同群异质性的消失，不同的省级地方政府仍然会拥有自己特有的邻居省份参照组，面临着邻居省份参照组不同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每个省级地方政府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参照组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笔者根据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式(1)得到纳什均衡结果如下 ：

命题1 假设bi=b，基于式(1)得到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解：

 

(4)

由式(4)纳什均衡结果可以看到，均衡的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是省份异质性(参数b)的增函数，是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观察监测力度(参数p)和转移支付力度(参数r)的增函数，是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参数c)的减函数。

中央政府对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激励越高(参数r)，均衡时，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就会越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观察力度(参数p)越大，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就会越高，从而为环境污染治理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见在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中央政府的环保政策以及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对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有关键的作用。

(1) 通过信息化施工管理得出支撑架设及时性及轴力预加、土方开挖方式、坑内疏干降水效果、坑边动静荷载是类似地层区基坑自身及周边环境变形控制重点，施工过程中应重点加强管理。

由纳什均衡结果发现，在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虽然每个省份会有自己独特的邻居省份参照组，面对着不同的邻居省份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但在均衡时每个省份都会尽最大努力趋同于其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每个省份会有相同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省份邻居省份参照组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在该地理网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见i省份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采取策略性互补行为。

这样的男人习惯了抨击，随时随地用自己的阅历所及来绑架把他的另一半。安妮因为太过重视老公，像行星一样围绕着他这颗太阳旋转，所以没办法走远，而后来便成为丈夫挑三拣四的理由。

(三)省级地方政府异质性模型

为使理论模型更符合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的现实情况，笔者将省级地方政府异质性(参数bi)带入模型中。根据省级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用函数式(1)，笔者得到结果如下：

命题2 当考虑省级地方政府的异质性时，基于式(1)得到省级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纳什均衡结果如下：

乳酸链球菌素(Nisin)是由34个氨基酸组成组成的多肽抗菌素类物质，分子量为3150 Da，其活性体为二聚体或四聚体[4]。Nisin作为一种白色易流动的粉末，其稳定性和溶解性都与溶液pH值密切相关，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几乎不溶解，食品加工应用时要先用酸性溶液溶解。在pH 6.5条件下，85 ℃加热15 min，活性损失40%，而在pH 2.0盐酸中，121 ℃高温灭菌仍保持活性。Nisin对人体无毒害作用，易被消化水解为氨基酸，并且不改变肠道内正常菌落，是一种安全的防腐剂。

 

(5)

在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由此纳什均衡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综合上面的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效应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处于各种各样的网络群体中，在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时，会受到邻居行为的巨大影响，我们与邻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网络效应。在本文中，笔者会将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看作一个由地理因素决定的网络，从网络博弈视角来分析省级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方面的网络效应，笔者预期在地方政府网络中也会存在网络效应，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是策略性互补的，各省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

省份均衡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监察监测力度与激励水平的增函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监察监测力度越大，激励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就越高。因此作为环保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力度监督者的中央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Y1=11.481 8-1.027 6x+0.051 733x2-0.000 767x3 经检验，回归方程的显著水平p=0.007 1<0.05,F=12 114.323 8,故拒绝H0假设。结果表明，回归数学模型有显著意义；该方程决定系数R2=0.999 7，说明模型拟合程度相当高。

3.当时，当时，可见i省份均衡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与该省份对其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偏好程度(参数d)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造成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前面笔者提到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是较低的，更高的偏好参数d意味着追随邻居省份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同样采取较低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策略，但较低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监察监测，进而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激励收益就较小。

省份均衡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是其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增函数。随着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成比例提高，比例系数为d/(c+d)。由此笔者知道，在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i省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它们之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一个省份努力水平的提高会带动其邻居省份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的提高，网络中存在着较强的邻居效应。

综上，在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地方政府间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之所以采取策略性互补行为，笔者认为原因如下：一方面,在网络中环境污染治理存在着较大的溢出效应，环境治理的收益不仅只限于本辖区内，还会溢出到邻居省份中，因此省级地方政府发现环境污染治理不能自己单方面行动，而需要与邻居省级地方政府协调共进。另一方面，当邻居省份已经提供了环境污染治理这种公共产品后，且环保考核已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地方政府迫于中央政府和辖区内民众的压力也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

四、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描述某省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受其邻居省份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影响的计量模型，进而通过省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数据来验证之前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努力会受到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的影响。

(一)估计模型与变量选择

现阶段，笔者可以通过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该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度该省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笔者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对经济社会方面的要求为近三年每年环境保护投资指数大于等于1.7%。其中，环境保护指数=环境保护投资/地区生产总值。环境保护投资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护科技投入。鉴于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护科技投入的数据缺失，故选择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度该省的环境污染治理努力水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包括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本文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表示为：

“学案导学”在助学以及导学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采用“学案导学”后，大多数学生能很快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理解消化，而且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相关的思维练习，明显减轻了课外学习负担，课外的时间便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个性得到展露，这又进一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6)

笔者将i省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来探索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对i省份的影响，表示为：

 

(7)

另外，根据已有文献与理论，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笔者同样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比如，在经济因素中，i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该省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生活质量的映照。经济实力越强，生活质量越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就会越高，进而会影响该省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因此笔者将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中。此外，由于第二产业包括国民经济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建筑业等部门，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我国严峻的环境现状大部分是由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的，所以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因此笔者将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实证模型中。在社会因素中，城镇民众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环保意识，更关注环境质量与环境污染的治理，进而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污染治理更高的投资，因此笔者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最后，笔者将i省的邻居省份平均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城镇人口占比和该省邻省拥有的环境评测机构数、收取排污费的企业数以及工业锅炉数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

综上，本文构建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与网络效应密切相关的还有社会资本领域中搬家对孩子的影响。社会资本是决定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重要因素。Hagan et al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发现，搬家后父母需要重新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构建新环境下的社会资本，就减少了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这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搬家会使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17]Sandefur et al发现，中学毕业率和中学后的升学率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搬家次数负相关。[18]Morgan and Srensen利用1988年美国的国家教育研究委员会保存的数学成绩数据发现，学生的教育收益正相关于该学生亲密朋友的网络密度(该学生的五个最亲密朋友与他在同一所学校的个数)。[19]

ei=

 

(8)

式中,x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实证模型中的参数φ是对网络效应大小的测度(φ是理论模型纳什均衡中的d/(c+d))。它测度i省的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对其的影响。如果φ>0，那么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即i省份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实证模型中各变量含义见表1。

 

表1 变量的具体含义

  

变量变量含义ei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i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eii省份的邻居省份的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ei=1gi,k∑ni,kj=1gijej,kxagdpii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sipii省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该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xcpii省份的城镇人口占比xnadgpii省的邻居省份平均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nadgpi=1g∑nj=1gijxagdpjxnsipii省的邻居省份平均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xnsipi=1g∑nj=1gijxsipjxncpii省的邻居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口占比,xncpi=1g∑nj=1gijxcpj

笔者选取31个省级地方政府作为样本来研究环境污染治理和地方政府行为。利用了2005—2013年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地区生产总值、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环境评测机构、收取排污费的企业数等方面的信息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与中国环保部数据中心。

(二)基本结果

根据所构建的实证分析模型，笔者首先将i省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然后引入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最后加入固定效应消除由省份以及时间所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实证模型中的系数φ显著(1%)为正，即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与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2第(3)列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0.346%，i省份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邻居省份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该实证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理论模型部分的结论：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与已有的文献相比，现有研究都是阐述性地研究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相互影响。笔者通过刻画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网络博弈模型，可以更好地证实地方政府间存在策略性互补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并据此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值得指出的是，从关键的控制变量看，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直观来看，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治理环境的努力也会越强。但是本文中，被解释变量是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i省份GDP的比值，笔者对治污投资和各省的GDP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人均GDP水平越高，但并没有导致污染治理投资在GDP中占比提高。

(三)稳健性检验

上述简单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通过引入i省邻居省份平均的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并对其进行线性组合作为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检验实证模型的稳健性。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实证模型中的系数φ仍然显著(1%)为正，说明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与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依旧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1.291%。由于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该实证模型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具有稳健性。

 

表2 OLS回归

  

项目(1)(2)(3)邻治均投0.498***0.441***0.346***(4.87)(3.71)(2.79)人均GDP—0.00135-0.0004(0.88)(-0.14)二产占比—0.003060.00502(0.54)(0.78)城镇占比—-0.0051-0.0003(-0.80)(-0.03)常数项0.00687***-0.00490.0112(5.29)(-0.45)(0.60)省份固定效应否否是年份固定效应否否是观测值279279279调整R20.0920.0880.091

说明：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模型的稳健性，笔者改变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分别采用GMM、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检验实证模型的稳健性。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GMM方法的结果显示，实证模型的系数φ显著(1%)为正。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1.382%。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显示，实证模型的系数φ仍然显著(1%)为正，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1.514%。两种方法得到结果都表明，i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与邻居省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因此，该实证模型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最后，为进一步严格检验实证模型的稳健性，解决内生性问题，笔者运用省份层面的聚类估计和扩展控制变量组的方法来检验实证模型的稳健性。省份聚类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稳健标准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t值显著就是最严格情况下的显著，这就可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实证模型的系数φ仍然显著(5%)为正。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1.291%。虽然此时的显著性相较以前有所降低，但始终是显著的。这就证明了地方政府间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结论是稳健的。另外，笔者选取i省的邻居省份2004年平均的环境测评机构数、工业锅炉数和缴纳排污费的企业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控制变量组的扩展。实证结果显示，系数φ仍然显著(1%)为正。邻居省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提高1%，该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会提高1.291%。同样，该方法又一次证实了实证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3 工具变量估计(2SLS)

  

被解释变量(1)(2)(3)(4)(5)(6)(7)工具变量邻均GDP邻均城镇占比邻均二产占比邻均GDP+邻均城镇邻均城镇+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二产邻均GDP+城镇+邻均二产邻治均投1.4131.238**4.2911.298***1.692***2.068**1.291***(1.59)(2.03)(1.36)(2.85)(2.63)(2.08)(2.84)人均GDP-0.00665-0.00555-0.0247-0.00593-0.00840-0.0108-0.00588(-0.75)(-0.84)(-1.05)(-0.89)(-1.10)(-1.06)(-0.89)二产占比0.0209**0.0205**0.02710.0206**0.0215**0.0223*0.0206**(1.97)(2.10)(1.47)(2.07)(2.04)(1.90)(2.07)城镇占比0.00238-0.001070.05920.0001150.007890.0153-0.0000200(0.06)(-0.03)(0.67)(0.00)(0.20)(0.34)(-0.00)常数项0.06290.05640.1700.05870.07330.08730.0584(0.95)(1.06)(1.08)(1.08)(1.21)(1.15)(1.07)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是观测值279279279279279279279调整R20.1850.2430.2240.2240.0750.1090.227

 

表4 工具变量方法的其他估计

  

被解释变量(1)(2)(3)(4)(5)(6)(7)(8)GMM极大似然估计工具变量邻均GDP+邻均城镇邻均城镇+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城镇+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城镇邻均城镇+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二产邻均GDP+邻均城镇+邻均二产邻治均投1.301***1.563**1.942**1.382***1.299***2.053**3.0901.514***(2.86)(2.51)(2.00)(3.00)(2.85)(2.36)(1.57)(2.67)人均GDP-0.00577-0.00479-0.00852-0.00369-0.00593-0.0107-0.0172-0.00728(-0.88)(-0.68)(-0.86)(-0.57)(-0.89)(-1.20)(-1.07)(-1.01)二产占比0.0203**0.0209**0.0237**0.0214**0.0206**0.0223**0.0245*0.0211**(2.09)(2.08)(2.07)(2.20)(2.07)(1.98)(1.65)(2.04)城镇占比-0.000121-0.002190.00926-0.006430.0001280.01500.03550.00436(-0.00)(-0.06)(0.21)(-0.17)(0.00)(0.35)(0.55)(0.12)常数项0.05720.04640.07090.04050.05870.08670.1250.0667(1.07)(0.82)(0.96)(0.76)(1.08)(1.26)(1.14)(1.15)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观测值279279279279279279279279调整R20.2230.1260.0450.1930.2240.1010.1480.148

(四)分地区回归结果

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存在着显著的网络效应。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上，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显著的策略性互补行为。每个省级地方政府都会模仿跟随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为进一步细化该研究结论，下面笔者将从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的东、中、西部地区的网络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见表5)。

1.盈利水平。对于上市公司来说，R&D支出强度越大，对于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的作用越明显。亏损企业希望通过研发费用资本化来提高企业利润。但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则相反：企业期末净利润越高，就越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企业就可能负担更多社会责任，公众也会对企业有更高的期待；同时，利润水平的过快增长还会导致市场认为其盈利质量偏“软”。为获得股东的好评，减轻企业的社会压力，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缓慢”地进行无形资产资本化或将无形资产费用化，这样也可以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表5 东中西地区省份的回归结果

  

项目(1)(2)(3)(4)(5)(6)(7)(8)(9)2SLSGMM极大似然估计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邻治均投1.642*0.9170.7841.487*3.2010.7411.759*73.280.813(1.73)(0.23)(1.17)(1.74)(0.65)(1.18)(1.69)(0.02)(1.19)人均GDP0.005500.00932-0.01580.007910.0179-0.01720.00525-0.0151-0.0155(0.49)(0.60)(-0.89)(0.79)(0.89)(-1.14)(0.45)(-0.01)(-0.87)二产占比0.0174**-0.02950.01170.0188***-0.03700.007460.0175**0.2490.0120(2.30)(-0.95)(0.37)(2.74)(-0.76)(0.26)(2.24)(0.02)(0.38)城镇占比-0.05180.0725-0.148-0.05230.139-0.161-0.05482.639-0.147(-1.09)(0.51)(-1.36)(-1.15)(0.77)(-1.54)(-1.10)(0.02)(-1.35)常数项-0.0245-0.08900.206-0.0471-0.2010.226*-0.0211-1.3700.203(-0.25)(-0.56)(1.24)(-0.53)(-1.19)(1.67)(-0.20)(-0.02)(1.21)观测值999090999090999090调整R20.3400.5380.3400.3400.1930.3400.3340.3340.334

根据表5中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实证模型的系数φ显著(10%)为正，中部与西部系数不显著。这是因为样本数量的减少导致系数显著性受到影响。在东部地区，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增加1%，则该省份的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增加1.642%。在中部地区，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增加1%，则该省份的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增加0.917%。在西部地区，邻居省份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每增加1%，则该省份的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增加0.784%。这说明相较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着更强的网络效应。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方面，各省份之间存在着更强的跟随模仿意愿。各省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存在着更强的策略性互补行为。同时,GMM方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也证实了东部地区省份间存在着更显著的网络效应。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在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网络效应。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确是策略性互补的。各省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另外，分地区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着更强的网络效应，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上存在着更强的策略互补性行为。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治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单纯依靠中央政府无法全面治污，治理环境污染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出发，利用网络博弈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网络模型。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存在策略性互补，各省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来选择自身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笔者选取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作为地理网络，利用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省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研究了环境污染治理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存在着显著的网络效应。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各省会跟随模仿其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

第二，相较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着更明显的网络效应。各省更愿意去跟随模仿其邻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策略互补性更强。

第三，中央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察监测力度和激励程度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中央政府监察监测力度大，则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投入就会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激励越高，则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就会越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察监测力度，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作用。中央政府应提高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激励，如提高官员考核体系中环保考核标准的比重，以期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

第二，中央政府需要识别出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中具有强烈网络效应的关键省份。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是策略性互补的，可以通过识别出网络中的关键省份并且提高对该省的环境监察监测力度，以提高该省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并由其来带动周边邻居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从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高效地治理环境污染。依据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地理网络的研究，陕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四川与湖北在整个地方政府网络中具有较强的网络中心性，对其他省份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省份的环保监察力度。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加大对河北、江苏与广东的环保监察力度。对中部地区而言，应加大对内蒙古、江西与湖北的环保监察力度。对西部地区而言，应加大对陕西、四川与甘肃的环保监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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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政绩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议论中，对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赞誉，全无非议。除了王安石，对范仲淹作出极高评价的朱熹也有与本文绪说援引的赞誉近乎相反的评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云“范文正虽有欲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13］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