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小微企业(micro，small，and medium enterprise，MSME)的经营发展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储蓄、授信、支付结算和理财等多项服务，但这种金融需求与金融机构服务供给之间存在着资源错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由于金融部门运行失效、银行缺乏开发中小微金融业务的经验、银行与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中小微企业本身风险更高等原因，[1][2]传统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并且被普遍认为并不适合从事中小微金融业务。在我国，“体制内”的传统大型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相互依存，同样更倾向于为大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则更多地流向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国资公司等，因此，我国中小微企业可获得的金融服务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普遍存在。[3][4]

然而，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银行进入或愿意进入到中小微金融领域，且其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大。银行规模方面，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包括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如台州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展“小本贷款”微贷项目，为微型企业提供商业可持续的信贷服务；[5]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民生银行将“做小微企业的银行”写入发展计划，推出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商贷通”产品；甚至一些大型国有银行也参与其中，如工商银行率先试点小企业信贷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产品开发方面，我国传统银行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之外的金融服务，如民生银行的“乐收银”支付结算产品、招商银行的“超级网银”现金管理服务、平安银行的“贷贷平安2.0”专属理财项目等。为什么在我国，原本目标客户为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国企的商业银行会纷纷涉足中小微金融？这种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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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计资料、制造资料、竣工资料、使用登记证、年度检查和上次检验资料进行核查，确定实物与资料相一致。检查压力容器操作员证、安全管理人员证，以保证压力容器操作人员是持证上岗，具有基本的专业素养。

国际上，对于商业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一种解释是，银行出于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目的帮助中小企业：或将践行中小微金融视为一种慈善行为，抑或试图从社会责任与商业战略的互动中取得价值增值。[6][7] 斯科特在《制度与组织》一书中指出，企业如果想在其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和信任，法律制裁、道德支配、文化支持等社会奖惩会促使企业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践行社会责任。[8]早期开展中小微金融的机构很大一部分不进行强制贷后追偿，或在服务中仅收取象征性的报酬。这些企业可能出于利他动机(altruistic motive)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将中小微金融等同于捐赠等其他社会责任活动。[6][9]另一方面，根据Porter and Kramer的研究，企业也可能将社会责任行为与核心战略整合，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获取竞争优势，企业践行战略社会责任(strategic CSR)，有助于其实现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上的双赢。[10]Chiu综合了以上两种社会责任理论，对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介入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将微型金融视为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认为金融机构所处的制度环境会促使其参与微型金融，然而金融机构并不仅仅把参与微型金融视为是做慈善，金融机构将微型金融与其核心业务的整合度越高，其参与微型金融的程度也就越深。*微型金融服务对象为包括农民、中低收入者、微型企业等弱势社群；中小微金融服务的对象则包括中型、小型、微型企业，通过对企业规模的划分将其与大型企业区分开来。两种金融在内的服务对象虽有所差异，但其目的都是为传统意义上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贷款、储蓄、支付结算、理财等金融服务。[6]

在中国，无论是把中小微金融视为慈善行为，还是冀望实现核心战略整合，传统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都同样有可能是出于社会责任驱动，而多种促使银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中，政府的政策干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中小微金融。笔者在表1中对此前出台的主要政策进行了梳理。

 

表1 我国政府中小微金融政策梳理

  

年份发布机构政策内容2005银监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鼓励银行业开展小企业贷款,强调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应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提出小企业贷款的“六项机制”2008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认真落实“有保有压”政策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强调“六项机制”,鼓励产品创新2008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鼓励银行设立专营机构,开展产品创新2009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2010银监会两个不低于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确保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确保不低于上年;强调“六项机制”,鼓励产品创新2012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微企业在权重法下适用于75%的风险权重

资料来源：本表内容为作者整理。

由表1可以看出，这些重要政策通常以鼓励为主，辅以适当奖励督促银行加大开展中小微金融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政策中，“两个不低于”无疑是最为特殊的：2008年末，银监会对全国性的大型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的程度做出了硬性规定；2010年初，银监会又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而，观察到该政策是对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和增量做出要求，并未要求信贷投放额本身。这就意味着在政策背景下银行依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等因素决定每年的贷款投放额，而这种决定的原因也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显然，我国传统银行进入中小微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指令性政策。这种来自行政命令的干预构成我国银行与国外银行在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因上的一个巨大区别。但是，是否仅仅用政策干预就足以解释我国传统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因呢？笔者发现不尽然。吴江涛指出，我国银行业处于垄断竞争格局，商业银行同质性程度较高，这使得传统银行有必要进行差异化经营、拓宽业务模式以提高财务绩效和市场份额。[11]对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而言，中小微金融是一片崭新的“蓝海”，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是其差异化经营的途径之一。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通常远高于大企业，因此能够承担更高的利率，且传统银行对于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则商业银行能够通过合理的产品设计、完善的定价机制实现小企业贷款的“收益覆盖风险”。[5][12]民生银行、台州银行等的实践都表明，我国传统银行有能力将中小微金融活动作为一项盈利业务进行发展，从中获得商业利益上的回报。*2014年，民生银行总资产收益率1.26%，不良贷款率1.17%；台州银行总资产收益率2.20%，不良贷款率0.47%。两家银行都专注服务于中小微企业，也都能较好地在控制贷款风险的同时实现整体盈利。

如何理解我国传统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机，是包括政策干预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还是商业利益驱动？在“两个不低于”的政策要求下，当我国传统银行涉入中小微金融领域时，其参与程度的差异又和哪些因素有关？不同类型的银行有何差异？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我国传统金融机构战略调整的动机，以及对于政府政策的合理制定，均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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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关于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应当如何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起到作用；二是从银行角度探讨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策略、方法、风险控制等。

对于银行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这一话题，大量文献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指出，银行的行业结构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配给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李永军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讨论了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必要性。[4]张捷探究了关系型借贷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同样发现民营中小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上存在优势。[13]刘晓光和苟琴、刘畅等人则实证验证了银行业集中度与中小微企业金融资源配给之间的关系。[14][15]另一方面，亦有不少文献探究政府角色或市场作用在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上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推动担保机构发展和评级机构完善等手段均有助于督促银行增加给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配给，从而舒缓乃至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16][17][18]

对于银行如何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这一话题，已有文献或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关注某一特定机构对小微金融的参与，如陈远对中信银行的小企业金融实践进行分析；[19]或是银行参与小微金融的方法讨论，如彭凯和向宇研究了我国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在人力成本方面的困难与对策，吴江涛对商业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类型、流程、具体操作进行了探讨，苏冬蔚等人则指出商业银行应拓展社会网络资源以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11][20][21]或探究银行应如何开展中小微贷款的风控，如陈忠阳等人提议根据银行的不同特点建立新的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模式，霍源源等人则分析了小企业贷款方式对银行风险收益的影响。[22][23]

可见，无论是从改善中小微企业信贷配给角度，还是从银行自身如何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角度，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都是银行“该怎么做”，而少有关注银行“为什么做”，目前还未有文章采用实证方法探究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因。此外，对于银行的中小微金融活动，已有文献多集中在探讨中小微企业信贷状况，而较少考虑包括储蓄、支付结算、理财等多维度的金融服务。

因此，本文采用实证方法，从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两个角度，探究我国传统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因，包括动机及其参与程度。本文运用2007—2014年我国传统银行的349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促进传统银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中，政府重要政策会促使传统银行提高向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比率，但较难鼓励银行为小企业开发更多类型的服务，而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舆论、银行内外部促进社会责任的文化氛围则对贷款比率、服务类型都有正向的影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因素中，银行若在内外部将核心战略与中小微金融活动进行整合，意味着银行认为该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也就会因此加深参与该活动的程度，至于这项业务的风险收益水平主要影响的是银行开发的服务类型。本文研究还发现，城商行向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比例相对更高，大型银行开发的服务类型相对更多。进一步地，考虑银行的股权性质和区域差异，本文发现，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倾向于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国有企业控制的银行提供较少的服务品种；银行所在区域的文化氛围差异也是影响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水平的重要因素。

本文对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使用手工收集的数据对我国传统银行从事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动因做实证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中量化分析的不足，为进一步理论探讨提供证据。其次，已有文献从多个方面探讨了银行应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未分析银行为何愿意参与舒缓或解决该问题。本文讨论了传统银行，尤其是已有文献关注较少的大型银行介入中小微金融的原因，拓展了中小微企业信贷配给文献的深度。再次，本文的研究结论，即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均与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有关，为研究银行如何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提供了更多维度。最后，本文在银行信贷服务规模的基础上增加了服务类型的考量，充分考虑了银行的中小微金融业务类型，可以更为深入地刻画银行从事中小微金融业务的动机。

本文在政府强制性政策之外关于传统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内在动因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传统银行战略调整的原因，更能帮助了解我国长期存在的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是否可以通过金融机构自发调整予以缓解。这对于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制定政策以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具有建设性意义。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是：第二部分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设计和实证模型，介绍数据的来源及衡量方法；第四部分给出实证结果和对结果的分析解释；第五部分对其他问题，如股权性质和区域差异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影响我国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驱动因素，在提出研究假设之前，有必要对中小微企业及银行的相关活动进行界定。

(一)概念界定

1.中小微企业。关于中小微企业的界定一直存在不同说法。本文对中小微企业界定遵照国家统计局国统字[2003]17号《统计上大中小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和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其中，企业规模在2011年按照统计局的规定，2011年及以后按照工信部的界定。这两项规定依据行业区别，对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从业人员数量三方面进行了划分，对中小微企业规模的界定差异很少，且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企业整体规模提升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的口径差异不应对本文的严谨性造成影响。

2.中小微金融活动。中小微企业在银行可获得的金融服务很多，而授信融资业务无疑对中小微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是最为重要的。除融资活动之外，小企业也需要银行提供储蓄、支付结算、理财等功能性服务，而由于小企业本身的特殊性，银行有必要细分客户，为小企业提供相关的专项服务。[11]银行对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的开发、设计与供应，是其中小微金融活动的重要一环。[6]因此，本文提及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时，既包括银行为小企业提供贷款，亦包括银行针对小企业的储蓄、结算、理财和其他增值服务。

(二)研究假设

传统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其表现形式具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商业化的形态。[7]因此，本文将影响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因素分为社会责任和商业动机两层面分别进行探讨。

1.社会责任。Campbell指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促使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这些制度或通过压力制约，或通过正面引导促使企业践行社会责任。[24]当银行受到制度影响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时，银行是将这一活动视为一项企业社会责任义务，而非想要从该活动中获得商业上的竞争优势或财务绩效上的提升。[6] 斯科特对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有过详尽的讨论，笔者在此借助其制度理论，以“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来讨论影响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这一社会责任行为的因素。[8]根据其研究，制度包含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e-cognitive)三种要素。其中，规制性要素“具有工具性和强制性”，包括各项规则设定、监督和奖惩，法律就是典型的规制性活动；规范性要素则是“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其反映一种约束性的期待，如媒体、社会团体等会给企业设定一系列“合格证明、资格承认”，企业需要完成这些期待以证明自己在做“对的事”；文化—认知性要素是一种“共同信念、共同行动的逻辑”。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营造适当的氛围为企业提供“可理解、可认可的文化支持”。[6]以下本文对我国传统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原因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规制性的制度由于具有强制性，能够有效地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制约。在我国，政策应当是促使银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大外力。在银监会针对中小微金融的众多政策中，“两个不低于”无疑是最为特殊、最为重要的。2008年底，银监会大型银行部对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出要求，要按照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原则，单独安排小企业的新增信贷规模，单独考核；在强调贷款业务外，银监会也再次鼓励各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为小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2010年初，银监会宣布，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企业信贷投放都要做到“两个不低于”，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积极发挥中小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Z].银发〔2010〕193号，2010-06-21.由此，笔者提出规制性要素的第一个假设：

H1-1 政府重要政策对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有驱动作用。

实验方法:在实验中，发送端采用Pktgen发送UDP数据包，遍历MCS(0～15)，不同的帧聚合长度FA(Frame Aggregation)(1～32)，以及两种信道带宽：40MHz带宽(采用信道绑定)和20MHz带宽(不采用信道绑定).其中FA从1到32，步长为2.每组实验固定一种MCS、FA和信道带宽，测量5分钟，记录下接收端收到的数据帧的序列号和内容，是否出错及出错原因.实验循环重复3次.为了统计MAC层不同数据帧的接收状态，修改了无线网卡的驱动程序，使之能够反馈数据帧的出错原因和内容，否则所有出错的帧都会被丢弃.

其次是规范性要素，这一要素也和规制性要素一样能够对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其践行社会责任。社会会形成一种用于比较和评价企业行为的价值观，不符合这种价值观的企业被认为是“违反规范”的，如媒体会对未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出负面评价，大众会在网络上声讨这类企业等，由此，社会的规范性制度能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起到约束和监督作用。[8]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金融市场的发展，社会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使银行践行中小微金融的社会责任。另外，我国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长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刻板形象示人，这种形象让部分小企业主默认其寻求银行贷款必然面临难度大、周期长的问题，因而直接选择采用民间资本融资。社会对于相关话题的讨论，能够使小企业主转变对传统银行的看法，将银行参与小微金融视为常态，从而督促银行加大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力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第二个假设：

H1-2 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讨论越多，越能够促使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

第三类要素与前两者的区别在于，前两类要素通过对企业施压促使其实践社会责任，而文化—认知要素则通过正面激励诱使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在企业外部，Campbell认为，当企业加入强调社会责任的行业协会或组织时，这些协会会营造出良好的氛围，促使协会中的企业相互影响，从而激励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24]我国部分全国性银行参与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推动方案(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finance initiative，UNEP FI)，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完善金融系统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小微企业的良性发展自然是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参与该项目的银行可能更倾向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另外，根据斯科特的研究，当企业本身具有重视和鼓励社会责任行为的企业文化时，会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共同信念、共同行动的逻辑，作为这类企业的银行，亦会在这种整体氛围的激励和诱导下加强对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力度。[8]由此，笔者提出第三个假设：

H1-3 银行内外部具有促进社会责任行为的氛围时，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更强。

2.商业动机。社会责任动机能解释传统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制度背景，但是，只考虑社会责任动机，无法区分银行是仅被动地响应制度要求，把中小微金融等同于社会责任中的其他慈善活动，还是希求通过涉入中小微金融，创造一种长期的资源优势。因此，若需全面解释我国传统银行主动开展中小微金融业务的动机，除了社会责任以外，还要考虑商业动机。本文在此探讨两项商业相关动机的作用效果，即企业战略与财务绩效，观察其是否会促进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服务。

微型金融机构(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的社会绩效与商业可持续性一直是学界与业界关注的话题，为数不少的微型金融机构将其客户视为弱势群体，认为其工作是在为客户提供帮助，强调其工作的慈善与志愿性质，因而在商业上取得回报的重要性较低。传统银行涉足相关领域，虽不可能如部分微型金融机构一样无需在意成本收益，但亦存在着同样将中小微金融视作慈善行为的可能性。[6][21]然而，中小微金融活动若只是一项纯粹的企业社会责任，银行仅因政策规定、社会舆论及内外部氛围感染而被动涉入，可能难以长期、有效、高度地参与其中。

Porter and Kramer的研究说明，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企业将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战略整合，有助于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更为独特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财务绩效。[10]他们认为，这种整合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内部的整合建议企业将社会责任与其价值链活动结合，如设立战略业务单元(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等，使社会责任活动成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外部的整合则希望在企业外部扩大影响力，企业可与其他机构合作践行社会责任。在我国，部分银行已开展了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相关的内部战略转型，将中小微金融业务写入其银行定位、办行宗旨等，希求在中小微金融的蓝海中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不少银行也与当地政府、其他银行、小贷公司、大数据风控公司等多种外部机构合作开展相关业务，这些行为都可衡量银行将中小微金融活动与其核心战略的整合程度。

+ b9-3Type3 + b9-4Type4

本文采用银行年报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项—发放贷款和垫款—贷款和垫款按个人和企业分布情况——个人贷款和垫款占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来衡量银行的零售贷款比例，上年零售贷款比例更高的银行，本年开展中小微金融的程度更高。

在评价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业务的动机时，一个不可回避的观测指标是财务绩效。提及中小微金融，银行最为关注的无疑是这类业务的风险。小企业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时面临更高的信用风险。可以想见，若中小微金融活动的风险超出了银行的承受水平，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将会降低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13]相对地，由于银行对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强，若银行能采用合理定价、产品创新等方式实现收益覆盖风险，银行将能够在中小微金融业务中取得更高的盈利水平，也就更乐于加大其参与程度。基于以上对风险和收益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2 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的风险水平越低，盈利水平越高，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越强。

天主教传播与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农牧界线的移动——以圣母圣心会所绘传教地图为中心…………………………张晓虹 庄宏忠（167）

CSIS：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4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文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给美国造成负面影响。若特朗普希望中国改变贸易行为，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通过单纯的贸易谈判实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7—2014年中国各类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包括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首先，笔者从Bankscope数据库获取了银行财务及规模数据，由于Bankscope数据库中的部分银行数据有着严重缺失，笔者删除了数据不完整的样本。之后，笔者查阅各银行年报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中获取了银行参与中小微企业金融活动的相关信息并记录，且通过对比银行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新闻与产品介绍对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复核，以确保没有遗漏重要信息。由于部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界定与本文之前描述的口径不同，故未将这部分银行纳入样本。*笔者删除了在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官方网站披露信息均不全面的银行，尽管这些被删除的银行中也有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者，但考虑到这种筛选可以视为一种抽样，故不影响本文的严谨性。由于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农商行、农合行公布的信息均不够全面，本文暂未将这部分银行列为样本。

表4列示了各变量对应的假设、含义及预期符号。

(二)变量衡量与获取

为验证假设，本文需要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界定与衡量。

在 “扶持对象精准”的基础上， “脱贫成效精准”是 “六个精准”的重心所在。所谓 “脱贫成效精准”，是指剔除虚假、模糊的 “脱贫成果”，对脱贫成效做到准确评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 “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47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我国贫困人口 “真脱贫”的硬性目标，只有精准性地实现这一目标，才是 “脱贫成效精准”的体现。

1.因变量。根据之前的分析，本文从资金供给与服务提供两个角度衡量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这构成实证研究的因变量。

关于以资金供给维度衡量我国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授信业务的支持程度，本文使用金融包容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于2012年G20峰会上提出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采用本年度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例代表当年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25]

关于以服务提供维度综合衡量我国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与数量，本文根据多种数据，对该维度进行计分。依据我国银监会对银行业务的分类，本文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基础服务分为储蓄、授信、支付结算和理财，如银行有开展某类服务则记为“1”，没有记为“0”。另外，参考GPFI对服务可得性的讨论，本文将银行是否有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电子服务(如网上申贷、手机银行等)纳入考量，若有电子服务记为“1”，没有记为“0”。最后，吴江涛的研究指出，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高层次的增值服务有助于满足小企业主的情感及价值需求，有利于小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11]因此，笔者同样考虑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增值服务，若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除了银行基础功能外的增值服务，或践行了进一步的企业社会责任(如组织小企业主培训班、为小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为遭受突发重大困难的小企业主募捐等)则记为“1”，没有则记为“0”。笔者将以上所有服务的得分相加得到服务提供的总分，该项分值最低0分，最高6分。

表2 样本分布

Panel A 样本按银行类型分布

  

银行类型银行数量银行—年度样本量政策性银行324国有商业银行540股份制商业银行1296城市商业银行31189合计51349

Panel B 样本按年度分布

  

年度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合计样本数量2833434748495051349

Panel C 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按地区分布(样本合计：189)

  

地区样本量地区样本量地区样本量地区样本量安徽4河南6辽宁5上海8北京8湖北8内蒙古5四川6福建6湖南6山东18云南6广西14江苏21山西7浙江28河北13江西8陕西6重庆6

2.自变量。根据前文分析，笔者分别从社会责任和商业动机两大类选取自变量。

(1)重要政策。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银监会2008年8月底才推出了针对大型银行的“两个不低于”政策，对银行当年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因此以2009年为基准设置政策虚拟变量，即2007—2008年政策虚拟变量记为“0”，2009年及以后该变量记为“1”；对城市商业银行，银监会2010年2月提出了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两个不低于”要求，因此以2010年为基准设置政策虚拟变量，即2007—2009年政策虚拟变量记为“0”，2010年及以后该变量记为“1”。

(2)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本文用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指数进行衡量，即某一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次数的年度平均值。百度指数可以合理而准确地衡量社会对于指定关键词的关注程度。由于部分关键词百度并未收录，本文采用最能近似刻画影响银行从事小微金融业务的词汇“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普惠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四个关键词，将每个关键词的百度指数相加后得到本年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认知程度衡量指标。

(3)促进社会责任的氛围(UNEPFI)。对于外部氛围，银行参与联合国环境署金融推动方案(UNEPFI)能更有效构成敦促银行行使社会责任的外部约束，故采用银行是否参与UNEPFI衡量该项，通过查阅联合国环境署网站可获得我国银行参与UNEPFI的时间等详细信息，此处将银行参与UNEPFI记为“1”，未参与则记为“0”。对于内部氛围，捐赠行为以及捐赠规模可以较好表达银行内部的社会责任文化，故以捐赠规模衡量内部氛围。本文选取银行年报附注营业外支出项的“捐赠支出”或从银行社会责任报告中获得银行当年的捐赠总额，将其除以银行总资产的值作为银行当年的捐赠规模，为避免数值过小，笔者将其乘以10 000，这一处理不会改变数据结构。

(4)银行将中小微金融活动与其核心战略的整合程度。对于银行的内部整合，由于我国银行均在银监会的鼓励下设立了小企业金融事业部，无法使用银行是否设立相关战略业务单元来衡量该项指标。因此，笔者考虑将银行是否明确将中小微金融活动纳入银行的核心战略作为衡量指标。此处所谓核心战略是指银行在定位、办行宗旨或重要商业广告中明确强调的银行特质，如华夏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桂林银行“中小企业伙伴银行”等，传递了银行主动整合业务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信息。银行仅在年报中做出“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稳步发展”这样的一般性陈述，本文则视为银行未进行内部整合。银行有进行内部整合则记为“1”，否则记为“0”。对于银行的外部整合，笔者借鉴Chiu的研究方法，考虑银行本年是否与其他银行、政府部门、小贷公司、大数据风控公司等外部单位合作开展关于小企业金融的业务，是则记为“1”，否则记为“0”。[6]

(5)风险收益水平。银行极少披露其中小微企业金融业务单独的风险和收益水平，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两种方式间接地对其进行衡量。

本文中,观察组患者实施围手术期护理干预模式后,其术后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而且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P<0.05)。

首先，银行本年度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 ratio，NPLR)和总资产收益率(return of asset，ROA)能够代表银行当年的总体风险和收益水平。如果中小微金融业务的风险收益水平对银行整体业务风险收益水平有显著影响，则可以考虑以总体指标进行替代。何自云、刘畅等人均指出，不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增长转化为不良贷款增长的比率均高于贷款总额增长转化为不良贷款增长的比率，银行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增长的确会带来全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15][26]已有研究论述了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议价能力强，有可能在中小微企业金融中获得比贷款给大企业更高的回报，且主要客户为中小微企业的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平均利率也显著高于主要客户为大企业的大型国有银行，可知全行的收益水平也与其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有关。[5][12]

本文将NPLR和ROA作为因变量分别与本年的银行中小微金融资金供给程度(Loan)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发现回归结果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表3 银行本年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程度对整体风险收益的影响

  

变量NPLRROALoan-0.0124***(-2.95)0.0058***(3.83)样本量349349调整R20.02170.0377F值8.7214.65

说明：***，**，*分别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由表3可见，本年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的程度的确会影响到当年银行整体的风险和收益。因此，借助银行整体的NPLR和ROA能够代表本文所要检验的风险和收益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用上一年的NPLR和ROA代替小企业金融的风险和收益，依据假设，若银行上年不良贷款率升高，则银行会降低本年开展中小微金融的程度；若银行上年收益率升高，则银行会提升本年开展中小微金融的程度。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活的教育”，二是“用生活来教育”，三是“为生活而教育”。[5]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在杜威看来，教学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形式或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教师的教学应该与学生的生活相契合，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使课堂成为学生的乐园，使学生在现实的课堂生活中获得乐趣。

其次，本文采用银行上年零售贷款占期末贷款总额的比例衡量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风险和收益水平。零售贷款从客户开拓、贷前审核到贷中及贷后的风险管理办法都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管理较为接近，因此，在之前的业务中零售贷款比例更高的银行，对于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有更强的管理经验和成型的工作流程，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所需的业务转变成本更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客户的风控能力更强，也就更有可能基于零售贷款的经验，在中小微金融活动获得低风险、高收益。[1]

H2-1 银行将中小微金融活动与其核心战略的整合程度越高，开展中小微金融业务的程度越强。

(6)银行类型。在我国，由于银行的股权结构和资金来源等原因，部分类型的银行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行为，如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在维持国民经济有序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刘晓光和苟琴的研究指出，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本地信息优势，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14]因此，此处有必要设置哑变量对银行的类型进行控制。

(7)银行规模。Berger et al的实证研究指出，小银行更倾向于借款给中小企业而大银行反之，即银行规模会抑制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27]然而，考虑银行参与中小微企业金融程度的另一角度，规模越大的银行相对而言越能够承担新型金融产品的研发成本，越能够通过开发电子平台等高科技方式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即银行规模会促进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由此，本文采用银行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银行规模，对其进行控制。

(8)经济发展水平。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政府的政策制定、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认知、银行的风险收益等一系列因素都有可能共同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所以，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亿元)衡量共同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控制。

(三)模型设计

表2展示了按照银行类型、年度划分的样本分布，以及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地区划分的样本分布。由表2可见，从银行类型分布来看，样本包括了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具有全面性；从年度分布看，样本的数量逐年增长(2007年、2008年样本较少是由于这两年的数据缺失较多)，这符合我国银行参与中小微金融活动程度逐渐深化的实际情况；从城商行的地区分布来看，样本涵盖了20个省份，东部沿海地区的样本较多，同时也包含了中西部地区的银行数据，这同样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与银行的地区分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文的样本分布是合理的，能够代表我国银行的发展现状。

 

表4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变量名含义预期符号衡量方式因变量Loan资金供给无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例Service服务提供无银行服务提供加总分值自变量:社会责任Policy政策+银监会是否推出针对中小微金融的重要政策Cognit社会认知+社会对相关话题的讨论程度UNEPfi外部文化+银行是否加入UNEPFIDonate内部文化+银行捐赠总额除以期末总资产乘以10000自变量:商业动机Strategy内部整合+银行是否明确将中小微金融活动纳入核心战略Coopera外部整合+银行是否与外部机构进行中小微金融相关合作NPLRyest风险水平-银行上年度不良贷款率ROAyest收益水平+银行上年总资产收益率RETAyest风险收益水平+银行上年个人贷款和垫款占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控制变量Type1银行类型?银行类型是否为政策性银行Type2银行类型?银行类型是否为国有商业银行Type3银行类型?银行类型是否为股份制商业银行Type4银行类型?银行类型是否为城市商业银行Size银行规模?银行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gdp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基于此前的假设和以上变量，可得分别针对两类银行的实证分析模型。

资金供给方面：

Loan=a0 + a1Policy + a2Cognit

+ a3UNEPfi + a4Donate

+ a5Strategy + a6Coopera

动画模拟技术也是一个有效提高高中化学反应教学效率的信息化方式，在高中化学反应实验中，其反应的本质是参加反应元素分子结构的变化，其中断键与键的生成都是肉眼无法观察到过程.而采用动画模拟技术来模拟化学反应中断键、成的键过程，让学生对抽象的反应机制产生更深的了解.

+ a7NPLRyest+ a8ROAyest

+ a9-1Type1 + a9-2Type2

+ a9-3Type3 + a9-4Type4

+ b9-1Type1 + b9-2Type2

(1)

服务提供方面：

一起案件，开庭两次，这种情况不多见，但也绝不少见。但是两次庭审之间，时间跨度达一年之久的，着实不多。这约一年的时间里，李凌所做的就是不厌其烦地翻看卷宗和整理证据，李凌说：“那段时间，我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了，脑子里都在回想案情，一想到有什么错漏，我就马上爬起来看卷宗。”

4.1 土地整理 2012年秋冬季，对全园深耕耙平，每2～3 hm2为一作业区设置作业道，与行向垂直，作业道宽2 m，顺作业道两侧埋设浇水管道，对应每定植行留设1个滴灌支管接口。根据规划密度，按照4.3 m的行距，南北行向，开0.5 m×0.5 m的定植沟，沟底铺10 cm厚的秸秆，每亩施腐熟的牛羊粪混合物6～8 m3，与开沟土混合均匀回填入沟内，上层覆盖10 cm厚的田土并顺定植行起畦，畦的高度以灌水后略高于大田为宜，随后顺定植行漫灌，沉实土壤。

Service= b0 + b1Policy + b2Cognit

+ b3UNEPfi + b4Donate

+ b5Strategy + b6Coopera

+ b7NPLRyest+ b8ROAyest

+ a10Size+a11gdp+ε

银行若进行了这些内外部的战略转型，是由于银行认为中小微金融活动是“有利可图”的，因而采取“主动行为”对战略和业务结构进行调整，而非“被动行为”以应付政策了事。进一步地，银行愿意为中小微金融活动进行内外部的战略转型，也说明对银行而言，中小微金融活动并非一种单纯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是能够为其带来更长远资源的机会。因此，这些转型的银行更有可能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开发更为多样化的服务。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为全面掌握各地、各个配电台区运行规律及各配变设备特征，本文研究、提出了一套配变设备运行状态业务标签，从规模结构、年龄结构、运行负载、异动情况、运行效率等维度分析配变设备运行特征，提出了一套配变设备业务标签，包括持续重过载、持续低电压、长期重过载、长期低电压、投诉事件多发、长期三相不平衡、长期轻空载、负荷利用率低、负荷增长过快等，对配变设备进行标签化，并基于GIS地图直观展示。

+ b10Size+b11gdp+ε

(2)

本文将采用OLS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解释

(一)描述性统计

表5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5 描述性统计

  

变量样本量平均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oan3490.28100.206400.8855Service3492.28651.604006Policy3490.70200.458001Cognit349926.84307.573571369UNEPfi3490.07450.263001Donate3490.27130.564905.7042Strategy3490.19200.394401Coopera3490.33520.472801NPLRyest3490.01520.023600.2357ROAyest3490.00940.0064-0.01390.1043RETAyest3490.18530.109300.4997Type13490.06880.253401Type23490.11460.319001Type33490.27510.447201Type43490.54150.499001Size34926.662422.501530.6568349gdp349473073.8122604.6270232.3643974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银行资金供给、服务提供的逐年变动情况。由于“两个不低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银行开展的时间不同，笔者分别观察大型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受到政策的影响情况，由图1可知2009年大型银行、2010年城商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分别大幅度增加，但政策对银行服务提供的影响幅度并不大。城商行提供的服务类型较少，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比例则更高，这也与城商行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的性质是相符的。

(二)回归分析结果

首先，本文用全样本数据分别对资金供给、服务提供两项因变量进行检验。进一步地，考虑到“两个不低于”政策的重要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政策出台前后两组，分别检验政策前后影响银行资金供给、服务提供的因素。在对政策前后组样本进行回归时，本文也对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图1 我国银行资金供给逐年变动情况

  

图2 我国银行服务提供逐年变动情况

对于全样本的检验结果，笔者发现：(1)我国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同时与社会责任和商业动机两方面有关，但其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2)银行的资金供给水平与政策、社会认知、外部文化氛围等社会责任因素有关，但仅与外部整合这一商业动因有关，而银行上年的不良贷款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均与其提供给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比例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银行之前的零售贷款占比与中小微贷款比例正相关。(3)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则更多地与商业动机有关。从内、外部将中小微金融与核心战略整合得更好、不良贷款率更低、总资产收益率更高的银行，更愿意为中小微企业开发更多类型的服务，而政策对服务提供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两个不低于”政策虽能够很好地提升银行给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比例，但并不能鼓励银行为中小微企业开发更多的服务。另外，观察控制变量发现，城商行倾向于为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但不会为小企业提供更多服务；规模越大的银行为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比例越低、服务种类越多，这可能是因为大型银行长期服务于大型企业，转型更为困难，但在研发新产品服务上则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此外，政府部门“两个不低于”政策出台前后，与银行从事小微金融活动有关的因素有所变化。在政策出台前，与银行资金提供水平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社会责任，包括社会认知、外部文化氛围等因素以及银行自身的性质，其中城商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比例更高，这与全样本的检验结果是相符的；与银行服务提供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则同时是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社会对小微金融的认知水平越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低，银行越倾向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在政策出台后，我国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程度与更多因素有关：在社会责任因素方面，不仅社会认知、外部氛围鼓励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和服务，银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氛围也开始起到促进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作用，说明政策能够通过激发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来引导银行加强中小微金融业务。在商业动机方面，收益和风险同样对贷款提供没有显著影响，但收益水平显著影响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可见当银行能够从中小微金融业务中盈利时，银行更有推出更多类型服务的积极性。在政策出台前，银行开发服务主要看重的是中小微金融的风险水平，而在政策出台之后，银行则更为在意中小微金融为银行带来的收益，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虽没有起到鼓励银行开展更多业务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银行对于中小微金融业务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相关关系，而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五、进一步分析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考虑银行股权性质和银行之间的区域差异这两个情景，是否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运作对我国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驱动作用。

(一)股权性质的影响

政府持股银行会促使银行将资金投向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因此在国务院要求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时，政府持股的银行更可能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另一方面，张杰对我国的研究也指出，国有企业持股的银行更倾向于替代国家财政向国有企业注资，从而减弱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3]基于以上分析，此处有必要在之前分析的基础上加入股权性质情景并考察其影响。为此，笔者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属性分为中央政府(Govstate)、地方政府(Govlocal)和地方国有企业(SOE)，考查不同股权性质的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原因是否存在差异。其中，部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汇金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对国有商业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特点，笔者将由汇金公司控制视为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政府。

 

表6 社会责任与商业动机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全样本政策前政策后LoanServiceLoanServiceLoanServicePolicy0.1008***-0.0575————(2.81)(-0.21)Cognit0.00010.0028*0.0042-0.0191-0.00010.0037(0.61)(1.79)(1.11)(-0.62)(-0.42)(1.48)UNEPfi0.0857**0.20720.1114*0.38010.0817**0.1051(2.48)(0.79)(1.88)(0.79)(1.99)(0.34)Donate0.02020.13840.0060-0.12430.0377*0.3598**(1.38)(1.25)(0.33)(-0.83)(1.78)(2.28)Strategy0.01110.3038*-0.07250.58840.01090.3173*(0.51)(1.84)(-1.42)(1.42)(0.45)(1.77)Coopera0.0904***0.2538*-0.06180.6868**0.1119***0.1222(4.90)(1.82)(-1.50)(2.06)(5.43)(0.80)NPLRyest0.1084-10.2855***-0.0240-9.2598***-0.5123-10.7271(0.30)(-3.75)(-0.07)(-3.25)(-0.58)(-1.63)ROAyest0.733025.7255**-0.750024.15420.982924.8545**(0.55)(2.55)(-0.23)(0.91)(0.66)(2.25)RETAyest0.1733**0.85300.2668*-2.0516*0.1869*1.2487(1.99)(1.30)(1.78)(-1.69)(1.75)(1.57)Type1-0.1400***-1.2352***-0.1725**-1.8565***-0.0137-1.6816***(-2.76)(-3.22)(-2.34)(-3.10)(-0.24)(-3.90)Type2-0.1291***0.3325-0.1766**-0.1247——(-2.65)(0.90)(-2.48)(-0.22)Type3-0.1457***-0.2780-0.1740***-0.9112**-0.0292-0.5422*(-4.68)(-1.18)(-3.74)(-2.41)(-0.66)(-1.66)Type4————0.0978-0.4700(1.58)(-1.02)Size-0.0237**0.4379***0.00670.3231***-0.0394***0.5006***(-2.56)(6.26)(0.50)(3.00)(-3.27)(5.58)gdp-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12)(-0.68)(-1.04)(0.66)(0.70)(-0.80)截距项0.7370***-10.8470***3.1546-24.08461.0507***-11.9361***(3.16)(-6.16)(1.01)(-0.94)(2.87)(-4.39)年度效应未控制未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样本量349349104104245245调整R20.510.540.360.390.440.52

说明：***，**，*分别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在本文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政府的银行占总样本的20%，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则为城商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分别占样本总体的14%和41%。

表7列示了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7 股权性质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LoanServiceGovstate0.0514-0.3355(1.05)(-0.90)Govprov0.0994***-0.3039(3.59)(-1.44)SOE0.0349-0.4869***(1.56)(-2.86)Policy0.0994***-0.0384(2.81)(-0.14)Cognit0.00010.0029*(0.54)(1.86)UNEPfi0.0662*0.1785(1.87)(0.66)Donate0.02360.1421(1.62)(1.28)Strategy0.00960.3448**(0.44)(2.09)Coopera0.0844***0.3100**(4.60)(2.22)NPLRyest0.1508-10.9414***(0.42)(-3.98)ROAyest0.427623.3262**(0.32)**(2.30)RETAyest0.18360.3094(2.01)(0.44)Type1-0.1748**-1.2176**(-2.43)(-2.22)Type2-0.1745***0.4946(-2.69)(1.00)Type3-0.1481***-0.2913(-4.76)(-1.23)Size-0.01520.4022***(-1.61)(5.58)gdp-0.0000-0.0000(-0.05)(-0.73)截距项0.4802**-9.4882***(1.97)(-5.11)样本量349349调整R20.530.54

说明：***，**，*分别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见，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的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比例更高，说明地方政府的确会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有益于国家发展的部门；而第一大股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银行为中小微企业开发的服务类型更少，可见国有企业控制的银行更倾向于服务国有企业。在加入了股权性质变量后，社会责任和商业因素对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影响情况与表6中的回归结果相似，可知银行股权性质并非通过影响银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绩效的追求来影响银行的中小微金融活动参与程度。

(二)区域差异的影响

更进一步思考，当银行本身为城市商业银行时，或是银行此前长期在某一省份经营时(如兴业银行起源于福建、大股东为福建省财政厅，且长期在福建省发展)，银行间开展中小微金融业务程度的差异是否可能是其所在省份的差异造成的？是否更容易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特征的影响？笔者考虑城商行以及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或地方国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区域差异对银行中小微金融活动的作用。

在讨论区域差异时，笔者将银行总行所在的省份视为银行所在的区域，并考虑区域文化和商业动因的影响。

1.区域文化。根据张敦力和李四海的研究，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银行贷款比例越高。可见银行所在省份的居民越相互信任，银行越容易受到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的引导，提高参与中小微金融的程度。[28]此外，在我国，互助联保更适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主体需求，在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更为强烈的省份，银行同样可能受其激励引导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29]另一方面，在居民信任水平、互助水平更高的省份，银行开展这类活动也更为方便、风险更低。

对于银行所在省份“鼓励银行进行社会责任的文化氛围”，笔者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年的数据进行衡量，由于一个省份的文化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的，通常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幅度的变化，而2010年位于本文样本年度的中间，可以认为该年度的数据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普适性。

对省份居民的相互信任水平(Believe)，本文使用CGSS 2010中“F-6：总的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您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不得不小心谨慎？”这一问题衡量该省份的信任程度，取该省全部受访者答案的平均值作为信任分值，分值最高为6，最低为1，分值越高该省的居民越互相信任。

对省份居民的相互帮助水平(Help)，本文使用CGSS 2010中“F-1：在过去的一年里，当您有需要的时候，身边的专业人员是否做了以下这些事情？B.提供经济上的支持”“F-2：在过去的一年里，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朋友、同事、邻居是否做了以下这些事情？B.提供经济上的支持”“F-3：在过去的一年里，当您有需要的时候，身边的专业人员是否做了以下这些事情？B.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这三个问题回答的平均值衡量省份的社会互助水平，取该省份全部受访者答案的平均值作为互助分值，分值最高为6，最低为1，分值越高该省份的居民越愿意互相帮助。

2.商业动机。在商业动机层面，首先需要考虑银行经营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吕勇斌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衡性很可能导致当地银行财务绩效上的差异。[30]在小企业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中小微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大，则银行对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强。这些省份中潜在的小企业客户更多，则银行的营销亦更具有规模效益，获客成本更低。从而，在这些发达省份，银行出于财务绩效原因，应当更愿意开展相关活动。因此，笔者从银行所在省份的整体经济发达程度和中小微经济的发达程度两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该省份当年的名义地区生产总值(亿元)(gdpprovince)来表示银行经营区域的经济水平。对中小微企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私营企业是中小微企业的主体，国家、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仅占小企业总数的1.2%和1.5%。此外，特别在“十二五”期间，私营所有制的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这正好符合本文的研究区间。由于无法直接获得中小微企业户数的相关数据(Private)，笔者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各省份私营企业数量数据，以此衡量银行所在省份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程度。

表8展示了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8 区域差异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LoanServiceBelieve-0.09901.2133(-1.09)(1.90)*Help0.22660.8417(3.40)***(1.79)*gdpprovince0.0000-0.0000(0.19)(-0.31)Private0.0003-0.0009(1.01)(-0.36)Policy0.1366-0.1889(3.08)***(-0.60)Cognit0.00020.0029(0.90)(1.56)UNEPfi-0.0140-0.4616(-0.26)(-1.24)Donate-0.00930.0401(-0.57)(0.35)Strategy-0.01440.0484(-0.60)(0.28)Coopera0.14750.5449(6.66)***(3.49)***NPLRyest0.1833-5.1538(0.31)(-1.25)ROAyest1.028325.0456(0.73)(2.52)**RETAyest0.23910.9114(2.39)**(1.29)Type30.0210-1.2477(0.22)(-1.82)*Size-0.04730.4062(-4.19)***(5.11)***gdp-0.0000-0.0000(-0.44)(-0.63)截距项0.7119-15.0459(2.14)**(-6.41)***样本量245245调整R20.500.43

注：***，**，*分别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见，银行所在区域的相互信任程度和互相帮助程度对银行的中小微金融贷款服务供给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地的整体经济水平、中小微企业经济水平对银行的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程度在区域间的差异主要是受到区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六、结论

已有的文献认为传统银行不适合服务于中小微企业，而在中国由于大型银行、城商行都更倾向于服务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近年来，我国银行已逐步进入到中小微金融领域，且参与程度日益加深，不仅为小企业提供资金，也为银行开发出多项服务。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重要政策、社会舆论、社会文化氛围均会要求和引导银行开展中小微金融活动，而对商业上的竞争优势和更好的财务绩效的追求也是银行参与该项业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地，银行的股权性质与所在区域的文化差异也会对银行参与程度造成显著影响。

本文是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中小微企业金融业务的一个整体性的探讨，弥补了以往相关文献中实证研究的缺乏，且关注了中小微金融活动中资金供给、服务提供的各个方面，对银行参与该项活动可能的社会责任动因和商业利益动因均进行了分析，较已有研究更为深入地讨论了传统银行愿意介入中小微金融活动的原因。本文发现，在政策因素之外，还有多项因素可能促使银行加深对中小微金融的参与程度，这对理解我国传统金融机构战略调整、金融资源错配是否可以通过自发调整缓解，以及对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均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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