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他是今天苏联硕果仅存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诃夫（Антон Чехов）和蒲宁（Ива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 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

巴别尔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在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或者短篇体长篇小说，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一九二〇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т）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一九二三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逐渐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有高尔基出面保护，才使巴别尔幸免于政治灾难。

《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相比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所写的《毁灭》（Разгром），其文学成就远比《骑兵军》逊色。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三十八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的故事。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特，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的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一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比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却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此举，他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么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为苏维埃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

《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就是把抢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团长舍维廖夫死后，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打得她满脸是血。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文末，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极致。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的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

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正像他所写：“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他对理想，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星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他渴望和向往自由，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因为他是诗人，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繁复而多样的，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

《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寒暄之后，便大谈马驹斯乔帕，用词情真意切，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父杀子、子弑父过程。在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却对此见怪不怪了。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名称，可考虑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腐败法》)，理由为:该法是由人大制定并通过的产物，因而具有崇高的国家法律地位，是最高国家立法机构的行为;其次，“反腐败”是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专用名词，亦是对贪污、贿赂、走私、骗税、循私舞弊、玩忽职守、浪费、隐瞒个人不正当收入、道德败坏等种种腐败行为依法进行斗争的高度抽象名称;再次，该法是针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腐败现象而制定的法律，无论从立法、执法或是守法角度，均不会在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后，该法名称中的“反”字，体现出立法者的决心和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心声及打击愿望。

《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孰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

……

《寡妇》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小说标题很调侃，别具讽刺意味。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应用Excel软件统计患者的姓名、年龄、临床诊断、用药方案、呕吐反应等情况，以国内外多版本恶心呕吐防治指南为依据，建立防治CINV药物应用的评价标准，见表1。根据评价标准对患者应用防治CINV药物的合理性作出评价和分析。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将原来分类征收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劳动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进行综合征收，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与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合并为经营所得进行综合征收。

《一封家信》的写作手法，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外省照相馆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的样子，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这即是对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擅自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

掩卷沉思，巴别尔的《骑兵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

从《无极》打出的自我标签“魔幻史诗巨作”，我们可以看出创作者的巨大野心。只顾自我艺术创造而忽视了观众的接受能力导致这部片子上映后反映平平。虽然说艺术是个体精神的创造，与少数人的多样感悟相联系，因而难以一呼百应[5]10，但电影毕竟无法摆脱它的商业诉求和大众属性。

一九八二年深秋，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和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将来若有可能，你不妨翻译《骑兵军》。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竟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五十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复印件，而是苏俄二十年代初版的。八十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这是苏联自五十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出世界一百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作品。一九八九年全书脱稿，一九九二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二十四年过去，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识珠，再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毫无疑问，是对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也使我得以重新翻译巴别尔，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使之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

(4)农业营养和有益元素中，Al2O3除在莱芜、SiO2除在青岛、Mo除在淄博较高外，其余各市的背景值变化不大；平原区各市土壤中P，B，CaO，MgO的背景值较高，而胶东半岛各市背景值较低，其中威海B背景值(16.7×10-6)仅是其他市的31%～44%；K2O，Na2O在胶东半岛各市背景值较高，N，Se，OrgC在枣庄和淄博的背景值较高，东营背景值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