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共享共赢、永续发展的新理念。这一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人类社会整体前途和命运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向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责任担当，实现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

一、等级天下观：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中国人从自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并成长出来的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内生性多维度观念，对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行为习惯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第一，“天圆地方”：对生存世界的整体认知。人生天地间，对自然界的认知首先从对天地的认识开始的。依据直观生存体验，中国先民认为天是圆的，像一个大盖子一样覆盖大地，所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大地是方的，以观察者为基点向东南西北四方延展，人类生存的大地之外则是辽阔的海洋，因此称居住的大地为“四海之内”。“‘天圆地方’观是天下观的雏形，因为它为观测者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宇宙框架和身处世界中心的感觉与想像。”〔1〕

(七)龙潭岗尚有古建筑遗址。在旧为墨池书楼所在的龙潭岗，1960年代还保留原墨池方整的池形，1970年代初大力发展杉木基地时，才废池成山。2007年春，当地村民清理古池地表时，出土了大量的厚重瓦片及少量陶瓷片。

从实验结果来看，碱性蛋白酶的亚铁离子螯合力在酶解1 h后基本稳定在35%～40%之间，中性蛋白酶酶解产物达到最大的亚铁离子螯合能力在5 h左右，可达50%。方差分析显示，两种酶的亚铁离子螯合力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胃蛋白酶的亚铁离子螯合力检测结果显示全为负值，可能与其产物pH值过低有关[14]。

第二，天道观：天是一切权力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圆地方”空间观被加入了人文价值因素。早在商代，在“地”的认识上，将商民所居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央”，将拱卫中央的方国称为“四方”。之后，以“小邑周”身份而取代“大邑商”的西周，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统地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天保”，在大地的中心建立新的都城——洛邑，以期达到居天地之中，以绥四方的目的。而在“天”的认识上，则认为天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如果说，“把大地理解成方形，意味着人们对混沌宇宙的第一次秩序规划——大地被赋予了方向，成为一个向四周无限绵延的平面，人类生活有了一个客观而稳定的坐标，世界由此成为‘文化’演出的舞台，而不再是自然力量驰骋的荒漠”〔2〕，那么，把一切权力的来源归结于“天”的意识，则是架构起中华民族“天道观”文明的理论支点。在“天道观”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研究天的运作规律，并把这种规律命名为“道”，作为人世间一切活动和行为的总依据。遵守天道，依照天道行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谓之圣人”；违背天道，则会天怒人怨，遭受天谴。由于天的权威的神圣性，世俗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保证既有政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总之，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点拨、释疑，让学生在自主探索中主动获取知识，有效捕捉课堂中转瞬即逝的思维火种，引领学生不仅会学、乐学、而且善思，还要借助情境创设引发思维，借助操作交流激活思维，借助探索发现优化思维，从而唤醒学生的潜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第三，以德配天：天道和人道的融通。“天道观”认为，君权是受命于天的，而且这种授权是无条件的、无法改变的。这种绝对化的君权天授观念，无法解释王朝之间的更替现象。当夏亡而商、商亡而周时，西周早期的统治者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理论缺陷问题。周文王姬昌，依靠德治，并将道德具体化为礼，实现了周邦的大治和天下人心的归附。周公姬旦进一步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把天命转移的原因引向人间，提出天心自是民心、天道亦即人道，实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融合，在为天命转移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价值观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自此，“作为一个整体，民众就是‘天下’，恢弘、辽阔，触手可及而又深不可测。因而‘天下’作为一种政治遗产被理解为民心的向背，得天下主要不是指获得土地山川，而是指获得天下民众的认同。”〔3〕

冷战时期，因应当时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新中国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但中国的加入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努力开创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主张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1953年中国、印度和缅甸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第五，大一统天下观：天下观与“大一统”权力结构的融合。“天下观”中权力来源的唯一性，并不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大一统”。西周时期，周王号称周天子，代表“天”君临天下、统治人民，但在政治权力架构上，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等级的分封制。分封制一方面具有藩国拱卫王室的效果，却也很容易出现诸侯国实力太强，尾大不掉的局面。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就是这种分封制造成的直接后果。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之乱却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从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出发，诸子百家展开长达数百年的思想争鸣，成为中国思想史璀璨的星河。百家争鸣在几乎所有内容上都观点分歧，但在国家的权力结构是分封还是“大一统”问题上，却一致倾向于“大一统”，这为秦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秦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和原有的天下观融合发展成为“大一统”的天下观。

至此，天下观实现了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融合，成为影响中国人最为深刻、持久的传统观念之一。依靠这一观念，中国人对内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依存关系格局，并在长期的交往中通过文化认同而熔铸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对外处理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形成具有东亚特点的朝贡体系，维持东亚秩序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传统天下观视阈下“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化”是封建的等级文化，依靠这种文化建立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等级体系，因此说，中国传统天下观是一种等级体系的天下观。

二、失败的求索：从等级天下观向近代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近代之后，中国人传统的等级天下观受到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冲击，视天下为一体、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在“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民族国家观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不得不走上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的转变历程。

传统天下观受到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应该追溯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兴起之初，即发轫于“西学东渐”运动。从明朝中叶起，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传教士一起进入中国，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真正的世界图景，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这种了解虽局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但为传统天下观向近代民族国家观转变作了知识铺垫。

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抛入到“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在现实国家利益面前彻底瓦解。国际秩序的丛林法则映照出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一厢情愿和无能为力。这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先进力量，其上层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其中下层则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其主旨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希图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民族独立。这一时期，传统天下观开始向现代国家观彻底转型：第一，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天下观下的“臣民”向“国民”转变，树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第二，改变天下观认识下的“柔性疆域”意识，树立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和完整；第三，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改变过去天下观中的等级观念，强化中华民族一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第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内争民权、外争国权。以上四个方面的转型，是一场观念、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以此为基础，伟大的民族主义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1912年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初步完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开始在实践和认知两个层面上走向从传统天下观向现代国家观的艰难转型。一开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还是用“夷夏观”来对待这场东西文化冲突，基于此提出的应对策略集中体现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长技的学习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是通过长技的学习发现其背后有更深刻的制度差异的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制度化差异，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思路。洋务运动而不再是夷务运动，标志着传统天下观中“夷夏观”的消解，但很明显依然固守着“中学为体”的底线。在“中学为体”底线思维下，1861年清政府取消理藩院，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是到了1901年，随着《万国公法》被引进中国，清政府撤消了总理衙门，改设外交部，开始接受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下的国际新秩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也被引入中国，如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中学为体”的限度，并最终导致维新运动的兴起。这场“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没有实现废弃“中学为体”的目标，反而遭到“中学为体”派的废弃。百日维新以“戊戌六君子”的流血牺牲而草草收场。但是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民主观念却逐渐地深入人心，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萌芽。

（2）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和冗余。一般油田企业的标准体系中，既包含油气储运专业的国标、行标和企标，同时也包含其他如工程建设、仪表自动化、安全环保、计量等专业的国标、行标和企标。这些标准的制定部门不同，制定时间不同，制定背景也不同，导致标准之间缺乏协调，不可避免的存在交叉、矛盾、冗余和不符合实际需要之处。[3]

可惜的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历史之河绕了“复辟”这个小圈，又开始朝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征程前进。经过1912—1927年最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历史任务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进入到越来越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总结这段历史，大多数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是内因，当然没有错。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本质上的剥削性，是中国脱离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强大外因。先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对后发展民族国家进行殖民与剥削的必然性，决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根本就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所有纳入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视力均≥1.0，A组1例术后1个月未复查，B组2例术后3个月未参加复查，予以剔除，最终纳入完整参加术后4个时间点复查的患者100例（200眼），A组54例，B组46例，其中男49例，女51例，年龄18～28（21.4±3.6）岁，术前SE -6.00～-9.00（-7.17±1.36）D，角膜厚度570～610 μm，角膜基质床厚度/术前角膜厚度（Residual corneal stroma thickness/corneal thickness，RCST/CT）均大于60%。2组间年龄、屈光度、角膜厚度和切削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回过头来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凡此之前直追秦汉中国传统“天下观”完全形成之后的一切革命，无论其形式如何千变万化，也仅仅是“易姓而王”的历史，在其内容上、在朝代更迭所依赖的文化命脉上——其中就包括“天下观”，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一个自封闭体系中不断加强。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自封闭体系，以战争的形式把西方文明强力带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话语体系之中，文化的冲突、融合、选择成为近代中国人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从哲学上看，中国人的天下观注重整体利益和相互依存，借助文化共同体追求“天下归心”的王道政治，有利于天下的稳定和持久的和平；而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观，是一种注重民族国家个体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的观点，说到底是个人利益至上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放大。客观地说，西方注重个体的思维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各有优劣。如果两种文明可以平等交流、互鉴共融的话，也许会生长出一种更加进步的文明。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并没有选择走上这条平等交流的道路，而是走上西方文明强势征服东方文明的道路。在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文明借助军事征服养成了偏执性“文化的自负”，俨然以救世主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核心价值观，形成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西方的征服以至几近“亡国灭种”的经历，让习惯于以德服人、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革命。在当时几近“亡国灭种”的境遇下，向西方学习、跟跑西方战略是一个明智、方便且可行的选择。这一选择的历史正当性，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甚巨，其气焰之烈，直至今日依然左右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提出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范式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经历了从对立到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理清其发展脉络，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本质，坚定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信心，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历史的转折之一：从民族国家观到阶级国家观转变

基于当前各国的碳减排政策推算,截至21世纪末,全球气温相对工业前水平或将升高3.5 ℃,在此情况下,海洋热浪出现的平均概率将达到工业前水平的41倍。平均而言,热浪的空间幅度将增加21倍,持续时间将达112 d,最大强度将增至2.5 ℃。不过,研究人员仍指出,如果21世纪末的全球升温能控制在1.5 ℃或2 ℃以内,这些增幅会相应减少——在升温为1.5 ℃的情景下,海洋热浪的出现概率仅为3.5 ℃情景下的40%。

(二)历史的转折之二：从对立发展观对统一发展观的转变

依靠阶级国家理论而走上民族独立道路的新中国，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必须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问题是，如何坚持？是在“对立中坚持”还是在“统一中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还是在“坚持中发展”？

真理和谬误之间，仅仅一步之遥。在这一方面，包括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了弯路的。一开始，依靠阶级斗争而取得民族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走的是在“对立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的道路。当然，这一选择和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冷战政策密切相关。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实施开始到1991苏联解体，在世界范围内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其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恐惧。在冷战政策的影响下，两大阵营开始疯狂地经济竞赛、军事竞赛和科技竞赛，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侧重关注的是，各个主权国家个体，为每个主权国家怎样处理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行为准则；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侧重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命运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思考。从关注主权国家个体行为规范到关注人类社会整体命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天下观的初步表达

第四，文化共同体：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秩序构建。“以德配天”天命观的确立，深刻地改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使天下成为道德和文化的世界，把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统治阶级自身的道德水平上来。基于此，西周统治者确立了“天下归心”的文化立国战略，着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打造文化共同体。“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四夷’开始与‘华夏’相对而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原来与夷狄混居的‘诸夏’开始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礼仪规范和共同民族意识的文化统一体”，“华夏居中、夷狄环绕四周的天下格局开始形成，‘天下’遂成为制度和文化的世界。”〔4〕以文化认同而不是以民族认同为标准构建的天下秩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正是在这种包容性中，中华民族逐步扩展为包含56个民族在内的和谐大家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国家关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表达了对普天之下所有主权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而一律平等的关切，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放眼天下、以天下和平发展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天下观的初步表达。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

苏联解体之后，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认为来自社会主义的威胁已经消除，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由此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政治模式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世界市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面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从对立发展观向统一发展观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

第一，世界已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是平的”已经逐渐成为现实而不再是理论的猜想。世界不再是“七大洲四大洋”的分离体，而是一个“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蔚蓝星球”，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被中国近代史证明为一条行不通的路。历史的转折点上，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用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的革命实践。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理论，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不仅打败了国内的资产阶级统治，而且打败了国际上妄图继续殖民中国的帝国主义力量。中华民族在经过100余年的沉沦屈辱后，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华传统文明有将天下视为一体的“天下观”，主张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角度来思考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可惜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的“丛林法则”下不堪一击。但是，世界按照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的“丛林法则”运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法则是罪恶之源。当平等、自由、民主等等价值观，都仅仅只为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平等、自由和民主就已经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华丽外衣。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理念从重视主权国家个体利益到重视人类社会整体命运的转变，将是这次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核心本质。

4）如果满足条件 not flag=true并且 count＞threshlod1，则字符边界确定下来，令xx1=x，并将左边界值加入到列表Lborder[]中，置flag=true，进入步骤5），否则直接进入步骤5）。

第三，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依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无法解决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不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将面临着破坏性的甚至毁灭性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但不局限于：金融危机、发展差距的扩大、信息鸿沟以及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人类携起手来，树立“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2.2.1 确定性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对转移状态的效用值进行确定性敏感性分析。其中无事件与死亡状态的效用值均来源于假设，因此不纳入分析；其余的各转移状态的效用值的上限与下限则来源于已发表的同类文献，相关参数见表6。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绘制旋风图，详见图2。

面对以上发展趋势和挑战，中国人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向世界郑重宣布了中国的方案，并强调指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带领下，中国开始倡导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从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行动。 随着“一带一路”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一条人类携手共创未来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一定会被开创出来。

从“天下观”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提出的新型“天下观”。这一“天下观”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中所倡导的“等级天下观”，也有别于西方所倡导的“丛林法则”的天下观，而是一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天下观”。这一“天下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历史担当，把中国从西方主导的“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一跃而居于人类发展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一个居于发展道义制高点上的民族，必然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四、结语

大道至简，周而复始。用历史的大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等级天下观”的衰落，主权平等国家观的相互博弈后，现在开始朝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的“平等天下观”发展。平等天下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开启人类社会文明的新纪元。在构建平等天下观的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相生相克的两极，一如阴阳，我们决不能因为两者是一个辩证统一体而忽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社会主义应该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忽视对立性，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倒退；但同时，这种对立又是辩证统一下的对立，对立的消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不断生长的优越性来消除，因此，如何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考验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利益共同体为其经济基础的。所谓管控分歧，本质是管控利益分歧。因此，如何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成为一项基础性工程。这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提供了思路。第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运动，会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在那里——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那时侯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把中国再次带入道义的至高点上。为人类的共同命运而奋斗，而不再是一国之得失，其中的天下情怀与理想追求，放眼当今天下，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得到。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

〔参考文献〕

〔1〕〔2〕〔3〕〔4〕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J〕.学术月刊,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