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也门胡塞武装崛起。经过十年的发展壮大，胡塞武装于2014年9月夺取也门首都萨那，2015年3月攻陷也门第二大城市亚丁，并占领了除哈达拉毛（Hadhramaut）以外的也门全境，从而导致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发起对也门的军事干涉行动。近三年间，胡塞武装牢牢控制着也门北部地区，并不时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对沙特本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胡塞武装的兴起颠覆了也门原有的政治秩序，也改变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政治格局。从历史上来看，胡塞武装的兴起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Zaydis）社会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

对司法行政机关来说，大力推行律师调解工作，可以创新做大做强律师业务，进一步发挥律师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科室力量薄弱，故大多将律师调解业务归口到基层科（人民调解科）管理，并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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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门宰德派的历史形成

宰德派，又称五伊玛目派（Fivers）① 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How Conflicts wi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 New York： W．W．Norton＆Company， 2006， pp．75－77．，系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以侯赛因② 侯赛因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次子。之孙宰德·本·阿里（Zayd bin Ali）的名字命名。当今的宰德派是仅次于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第二大分支，也被认为是最接近逊尼派的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也门北部（扎马尔省以北），约占也门总人口的35%。③Cameron Glenn， “ Who are Yemen's Houthis，” Wilson Center， April 29， 2015，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who-are-yemens-houthis， 登录时间：2018 年 4 月 17 日。

740年，为反对当时倭马亚王朝的暴虐统治，宰德·本·阿里在伊拉克库法揭竿而起，开启了宰德派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此后百余年间，宰德·本·阿里的后辈及其追随者持续发动起义，反抗暴政，但遭到倭马亚和阿拔斯王朝的残酷镇压，宰德派遂被迫转移到里海沿岸及马格里布等边远地区，最终于9世纪末在也门北部扎根，并延续至今。

早期的宰德派分为巴特尔派（Batriyyah）和贾鲁德派（Jarudiyyah）。巴特尔派以宰德·本·阿里的思想为基础，承认哈里发艾布·伯克尔（Abu Bakr）和欧麦尔（Umar bin al-Khattāb）的合法性，认为他们与阿里（Alī bin Abī Tālib）相比是逊色的伊玛目，强调圣裔家族（Ahl al-Bayt）的宗教知识来自学习而非天启。贾鲁德派与什叶派一样，拒绝承认阿里之前的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强调圣裔家族具有与生俱来的宗教权威。贾鲁德派出现前，宰德派信奉的都是巴特尔派的教义。8世纪末，贾鲁德派兴起后，宰德派内部出现分裂，此后贾鲁德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897 年，哈迪·叶海亚（Hādī Yahyā）在也门北部建立了以萨达（Sa‘da）为中心的宰德派伊玛目国家，奠定了也门什叶派和逊尼派北南分立的教派格局。11世纪中叶苏莱赫王朝（Sulayhid Dynasty）兴起后，宰德派开始衰落。1138年，伊玛目穆塔瓦基勒·艾哈迈德（al-Mutawakkil Ahmad）带领宰德派重新崛起。此后的400年间，宰德派国家先后与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拉苏勒王朝（Rasulid Dynasty）和塔希尔王朝（Tahirid Dynasty）爆发过数次战争。

也门宰德派的学说建立在贾鲁德派和穆尔太齐赖派的教义基础上，以开国伊玛目叶海亚的尊号命名，被称为哈达维派（Hadawiyya）。宰德派认为，号召群众反抗暴政、具备杰出宗教知识和优秀品德的圣裔哈桑和侯赛因的后代才有资格出任伊玛目。宰德派允许多位伊玛目同时共存或某段时间内没有伊玛目存在，否认伊玛目的不谬性，拒绝“塔基亚（taqiyya）”① “塔基亚”是指穆斯林在受到迫害时，可以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原则，不承认马赫迪隐遁和复临，反对苏菲主义和临时婚姻（nikah mut‘a）。宰德派主张“迁徙说（Hijrah）”，认为非宰德派统治者对其统治下的穆斯林存在偏见时，受到歧视的穆斯林有义务迁徙他处生活。15世纪初开始，宰德派势力受也门南部实力雄厚的逊尼派王朝（拉苏勒王朝和塔希尔王朝）影响，开始出现“逊尼化”趋势。随着卡西姆王朝（Qasimid Dynasty）时期伊玛目的继承方式改为世袭制，统治阶层为维护政权合法性，进一步向逊尼派靠拢，该时期南北也门之间的频繁交流也推动了宰德派的逊尼化进程。卡西姆王朝中后期，教法学家沙乌卡尼（Muhammad al-Shawkānī）大力推广正统逊尼派思想，对宰德派进行打压，导致也门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

在经济层面，经济交往促进了社会变革，也门国内跨部落的交流开始增多，地区归属感的提升削弱了传统的部落认同，部落酋长开始将精力放在发展同政府间的关系上，其中不少酋长甚至常年居住在首都萨那。同时，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处于社会下层的低级别部落和商人利用土地和市场积累财富，向政府靠拢获取权力，使得也门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导致处于社会上层的圣裔家族和宰德派社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二、当代也门宰德派的地位演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权建立后不久，宣布废除基于血缘和教派的歧视性政策，剥夺了宰德派和圣裔家族的合法权威，赋予逊尼派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① Robert W．Stookey， Yemen：The Politics of Yemen Arab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p．233．宣扬包容性宗教政策。在此背景下，宰德派内部出现分裂。以萨拉勒（Abdullāh al-Sallāl）、伊尔亚尼（Abdal-Rahmān al-Iryānī）、加什米（Ahmad al-Ghashmī）、萨利赫（Alī Abdullāh Sālih）等为代表的共和派总统强调，世俗的政治利益和部落认同已远比宗教认同更加重要。该派虽仍以宰德派自居，但拒绝服从或拥护圣裔家族的伊玛目，批判为伊玛目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正统宰德派，吸收萨拉菲主义思想，什叶派特征明显弱化。与此同时，以哈米德丁（Hamīd al-Dīn）家族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亲王室派”则同共和国政权开展对抗。1962年9月，伊玛目巴德尔（Muhammad al-Badr）因受到政府打压逃离也门，而流亡美国的巴德尔的叔叔叶海亚（Hasan bin Yahyā）则回到国内，帮助哈米德丁家族在也门北部高地重整旗鼓，挑战共和国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亲王室的巴德尔及其支持者的思想更接近正统宰德派的教义。

1970年北也门内战结束后，宰德派聚居的萨达省迎来了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回归正常轨道，但宰德派的政治地位却逐渐下滑。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门北部加强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1973年，也门政府启动了首个三年经济发展计划。1979年，萨达通往萨那的公路建成，城际交通的便捷使得两地间原本10个小时的车程被缩短至4个小时。与此同时，北也门农业发展迅速。沙特国内对农产品居高不下的需求量刺激了萨达小麦、高粱等农作物的种植。该时期，萨达省近一半的男性开始参与同沙特的跨境贸易，汽车、电视、收音机、录像带等各色商品开始涌入这一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也门人开始前往海湾产油国务工，也门的侨汇收入大幅增加，占该时期北也门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外工作的北也门人数量已超过38万，相当于该地区成年男性总数的四分之一。①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p．81－83．

军事政变后，共和派担心沙特或英国干涉，遂请求埃及介入。1962年10月，数千埃及士兵乘船抵达荷台达（Hudaidah），②Ibid．， p．231．此举被沙特视为对周边安全的巨大威胁。沙特迅速武装支持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流亡领导人，同支持哈米德丁家族的部落结盟，控制了也门北部高地的大部分领土，长达8年的北也门内战就此爆发。1967年起，沙埃关系缓和，也门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政治和解的方向发展。1970年3月，南北也门代表在沙特吉达达成结束对抗的和解协议。在排除哈米德丁家族参政的前提下，共和派同意接受部分亲王室派军政高层参与政治，保留其在也门北部各省的权力基础。③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6页。7月，沙特承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承诺给予援助，北也门内战告终。

从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倒台到内战结束，除伊玛目家族本身外，几乎所有的宰德派都融入了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只是融入时间先后、融入程度以及融入方式存在差异。

当底板最外缘拉应力达到235 MPa时底板的剪力滞系数分布图如图13所示。此时，塑性阶段的剪力滞系数是通过数值计算的结果除以屈服应力235 MPa得到。从ANSYS中提取固端正应力结果后，此时底板最外侧几个点的正应力已经超过屈服应力235 MPa，其他大部分点均未达到屈服应力，说明在这种均布荷载作用下各点的剪力滞系数与弹性阶段剪力滞系数分布都差不多，同时截面的应力分布还处于弹性阶段的状态，模型的塑性变形不明显，主要是弹性阶段的变形。

跨境贸易的发展和劳务人员的大量输出，使得北也门的宰德派积累起大量财富，导致也门北部省份与中央政府逐渐疏离。据称，当时沙特出资修建了萨达地区唯一的一所医院，而也门总统在1970年北也门内战结束二十余年后才首次访问萨达。② “Yemen： Defusing the Saada Time Bomb，” Middle East Report， No．86，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9， p．8，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yemen／yemen-defusing-saada-time-bomb，登录时间：2017年12月9日。 也门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国内资源稀缺的现实，也门工业发展滞后，电力、饮用水、教育和医疗服务稀缺，北部地区民众的生存状况始终堪忧。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曾承诺，将在1986年实现萨达同也门全国电网并网，但这一目标直到1992年都未实现。③ Hani Anouti， The Houthi Insurrection in Yemen：Shedding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Master Thesis，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February 2011， p．62， https：／／laur．lau．edu．lb：8443／xmlui／bitstream／handle／10725／385／Hani＿Anouti＿Thesis＿Redacted．pdf？ sequence＝ 3＆isAllowed＝ y，登录时间：2018 年 2月10日。

我用克雷洛夫的寓言来回答他们：蜜蜂在花朵里辛勤工作，老鹰鄙夷它：“辛苦又有何指望？”蜜蜂说：“我生来是为大家服务的，看到许多的蜂蜜中有一滴是我酿造的，这就是我的安慰了。”

16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也门后，宰德派遭受重创。宰德派伊玛目曼苏尔·卡西姆（al-Mansūr al-Qāsim）成功领导了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略的斗争，首次攻占逊尼派居住的也门南部地区，建立了统一也门全境的卡西姆王朝，宰德派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卡西姆王朝中后期，伊玛目改为世袭制，政治腐败蔓延，中央政权对各地控制减弱，沿海地区一度被埃及和英国占领。1872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二次入侵也门，卡西姆王朝覆灭。然而，卡西姆家族统治的终结并未削弱宰德派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反抗斗争。1904年，叶海亚（Yahyā bin Muhammad Hamīd al-Dīn）继承父亲穆罕默德（Muhammad bin Yahyā Hamīd al-Dīn）衣钵，成功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略。1911年，叶海亚与奥斯曼土耳其签订《达安条约》，在也门北部重建宰德派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叶海亚接管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也门的势力范围，建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Mutawakkilite Kingdom）。1962年，也门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伊玛目家族政权，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终结了宰德派在也门北部长达千余年的统治。

在政治层面，宰德派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也门政府加强国家团结和推进现代化，推行去教派化的融合政策，将圣裔家族的天然权威视为对统治阶层的威胁，因而在政治和宗教学术领域全面压制宰德派的教义思想，限制该派的活动。为此，也门政府加强同支持共和派的部落之间的关系，不仅给予这些部落资助和便利，还为部落酋长安排公职以换取他们的支持，逐渐将支持亲王室派的部落边缘化。

在宗教层面，萨拉菲主义在也门境内的传播对宰德派的宗教认同产生了影响。海湾战争后，沙特遣返了大量也门劳务人员，这批也门劳工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工作期间，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海湾地区萨拉菲主义的保守思想。与此同时，大批参加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也门籍“圣战”分子也陆续回国。劳务人员和“圣战”分子将激进或极端的教义思想一同带回也门国内，开始在清真寺和公立学校中宣扬这些思想，吸引了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穆斯林。④Shelagh Weir， A Tribal Order：Politics and Law in the Mountains of Yeme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p．296． 一方面，对宰德派的穆斯林青年而言，由于长期受到官方压制，其对正统宰德派教义认同度不高，难以抵御外来的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大量沙特宗教人士开始在沙特政府或商人的资助下前往也门北部从事宣教活动，大量宣传海湾地区保守伊斯兰教义的出版物开始流入也门境内，而跨境贸易更为沙特向也门北部提供资金和宣传这些思想提供了便利。

在宰德派的复兴运动中，“青年信仰者”组织表现活跃。该组织由伊赞和贾德班（Abd al-Karīm Jadbān）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立，于90年代逐渐兴起。⑦Adrew Dumm， Understanding the Houthi Conflict in Northern Yemen：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Master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2010， p．98． “青年信仰者”以夏令营的方式举办研习班，不限于传授宗教知识，而是将宗教学习与文体活动和旅行相结合，在活动中增加宰德派青年的认同感。“青年信仰者”主张吸收不同部落和社会阶层的理念，使得各部落领袖纷纷将本部落的年轻成员送到夏令营学习。也门萨利赫政府出于遏制萨拉菲主义在国内的过度传播、压制真理党等政治考量，曾一度对“青年信仰者”提供支持。“青年信仰者”组织向参与夏令营的青年发放营员卡，邀请宰德派宗教学者开办讲座，提升营员对宰德派教义的认同。①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p．98－99．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颇具声望的也门议会议员侯赛因·胡塞及其家族控制着“青年信仰者”的话语权。经过10年的努力，胡塞家族成功实现了宰德派宗教精英和穆斯林青年之间的良性互动，也门北部宰德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成为之后胡塞武装兴起的重要基础。

同期，在穆兄会宗教指导部的支持和沙特的资助下，萨拉菲主义者建立了一批同也门国家教育系统平行、独立运转的宗教学校，邀请苏丹、埃及、沙特等国宗教学者前来授课。③Bernard Haykel，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The Legacy of Muhammad al-Shawkānī，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26．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萨达市东南的“圣训宫（Dār al-Hadīth）”，该校由瓦迪伊（Muqbil al-Wādi‘ī）建立，可以容纳 1，000 多名学生同时学习。④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91． 1993 年，改革党和也门穆兄会领导人津达尼（Abdullāh al-Majīd al-Zindānī）在萨那建立信仰大学（Jāmi'a al-mān），培养也门本土的萨拉菲主义学者。至20世纪90年代末，信仰大学的毕业生已经遍布也门各地，在传播萨拉菲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2.3 长期炎症 创面大、组织损伤重、局部血液循环差是导致慢性骨髓炎的重要原因。长期炎症刺激可引起局部皮肤恶变、贫血、低蛋白血症。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硬、功能丧失，最终在治疗上陷于困境、心理上失去信心，导致截肢。

总体而言，北也门内战结束后，在沙特的大力推动和伊斯兰主义在地区广泛传播的背景下，也门的萨拉菲主义运动发展迅速。处于社会转型和代际交替的也门政治精英依靠萨拉菲运动巩固政治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促进了萨拉菲主义在该国境内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失衡，引起了宰德派的警惕、不满与反抗。

调高数罪并罚刑期不是无限制性的，应当以符合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为前提。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是指刑事立法政策的选择不仅要符合社会现实，而且要符合人类的内在逻辑即理性和公平、正义等人的各种内在价值尺度。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就是刑事政策合理性逐渐实现的过程，即不断的废弃不合理因素的过程。具体到我国，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首先，要做到符合法治社会文明、民主、公平正义的最根本的内在要求;其次，同我国的国情、文化传统相适应。即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公正”或“正义”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最本质要求。［10］

三、胡塞武装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扭转衰落局面，也门宰德派开始在政治和社会两大领域推行一系列措施。

1994年，伊玛目宰德·本·阿里文化基金会在萨那成立。该基金会旨在通过保存、编辑、数字化、出版宰德派历史手稿和举办宗教学术讲座，宣传宰德派宗教传统，推动也门宰德派宗教认同的恢复与传承。在欧美学术机构的资助下，该基金会同各方共同发起了“也门手稿数字化倡议（Yemen Manuscript Digitation Initiative）”，确立了保存、传播宰德派历史、宗教和文化遗产的任务。⑥ Najam Haider， Shī'ī Islam：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75－176．

真理党政治参与的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为也门宰德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前期，巴德尔丁·胡塞编写的宗教宣传物开始在萨达等地广为流传，鼓励新生代宰德派穆斯林投身宗教学术和教育活动，参与编辑和修订宰德派的出版物。以伊赞（Muhammad Izzān）为代表的宰德派宗教学者开始在萨达、焦夫和萨那重开共和国初期遭关闭的宰德派学校。其中，伊赞在萨达开设了一所以19世纪宰德派“烈士”萨马维（Muhammad al-Samāwī）命名的学校。萨马维正是经沙乌卡尼批准、被伊玛目阿卜杜拉（al-Mahdī Abdullāh）下令处死的宰德派人物，⑤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97．以萨马维命名学校凸显了宰德派的政治抗争思想。

按正态近似求出lgLD50的CI为（lgEC50±1.96×slgEC50），取其反对数，即为LD50的95%CI。

老砍头带了两名高手去找越秀。这两名高手，分别叫狗皮道人和五趾上人。狗皮道人喜欢吃狗肉，杀一条狗，就把皮剥下来披在身上，一年到头都这样。五趾上人两只脚共有五个脚趾头，就这五个脚趾头，踢死上百名江湖豪客。

1990 年，以穆艾叶迪（Majd al-Dīn al-Muayyidī）和巴德尔丁·胡塞（Badr al-Dīn al-Hūthī）为首的宰德派宗教精英成立真理党（Hizb al-Haqq），旨在提升宰德派的政治参与，对抗萨拉菲主义对宰德派教义的冲击。真理党总书记沙米（Ahmad al-Shāmī）曾将萨拉菲主义形容为“帝国主义的孩子”，呼吁抵制沙特意识形态的“强势入侵”。①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Publics，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p．158． 然而，由宗教精英控制的真理党同宰德派新生代严重脱节，甚至为获得政府支持主动放弃了伊玛目体制、圣裔家族武装起义的合法性等宰德派核心教义，②Bernard Haykel，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The Legacy of Muhammad al-Shawkānī， p．227．导致许多宰德派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认同真理党的主张，真理党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在1993年也门议会选举中，侯赛因·胡塞（Husayn al-Hūthī）和拉扎米（Abdullāh al-Razzāmī）仅为真理党赢得两个议席。③ Ayman Hamidi， “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5， No．2， 2009， p．167． 四年之后，真理党在议会选举中未能赢得任何席位，侯赛因·胡塞宣布退出真理党，专注于“青年信仰者（Shabab Al-Mu'minin）”组织的活动。④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Publics，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p．159．

此时的公共空间则象征性地存在于贵族行为和个人行为上，已不再像是古希腊时期所呈现的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场所。“在那里它们只有私人的重要性，从而真正的公共领域荡然无存”[6]。公共空间只是领土主权的权利表达，不再能把国家和人民相互联结起来。教堂和其附属的广场充当了人们的公共空间，教会占据了人生活的一切，控制着人的活动，这使孕育体育运动的土壤逐渐消逝。人自身受到挤压，人的权利、地位、历史都在此失去色彩。庆幸的是，随着商品贸易和信息的全球化，人逐渐走向自我觉醒和解放，人的公民意识开始建立在公众的共识上，开始营造平等、自由、公开的公共交往，这为塑造更人性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萨拉菲主义从外部输入的同时，也门本土的萨拉菲思想也在迅速发展。当时，总统萨利赫将伊斯兰主义思想作为对抗在南也门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武器。1979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也门分支“伊斯兰阵线（Al-Jabahah al-Islāmiyyah）”在北也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迅速。①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p．81－83． 南北也门统一后，“伊斯兰阵线”逐渐发展为萨拉菲“改革党（Hizb al-Islāh）”，艾哈迈尔（Abdullāh bin Husayn al-Ahmar）和穆赫辛（Alī Muhsin）等人利用改革党强化自身政治地位，同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对抗，与宰德派保持距离。②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Publics，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165．

第二阶段：2005年3月至4月。进入2005年后，萨利赫政权一改之前释放囚犯、停止抓捕胡塞武装成员的承诺，态度趋于强硬，只同意给予巴德尔丁·胡塞本人豁免权，②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Publics，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p．149．招致胡塞武装不满。为平息内部不满，巴德尔丁·胡塞在萨达发动了针对政府官员的袭击，政府军则动用重型装备予以回击，试图消灭胡塞武装主要领导人。同年4月，政府军基本控制了胡塞武装的据点，武装冲突暂告一段落。③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136．

当代胡塞家族领导人巴德尔丁·胡塞1922年生于也门达赫延（Dahyān），其父阿米尔丁·胡塞（mir al-Dīn al-Hūthī）和叔叔哈桑·胡塞（Hasan al-Hūthī）都是当地广受尊敬的宰德派学者。青年时期的巴德尔丁·胡塞曾向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的众多宗教学者求教。二十多岁时，他先后同当地部落和圣裔家族进行政治联姻，育有六子，其子都参与过“青年信仰者”的工作，在圣裔家族、当地部落和普通穆斯林中享有较高声望。十余年后，巴德尔丁·胡塞又先后娶了一名部落女子和一名圣裔家族女子，并生下至少7个儿子，其中包括胡塞武装前领导人侯赛因·胡塞和现领导人阿卜杜·马利克·胡塞（Abd al-Mālik al-Hūthī）。②Ibid．， pp．103－104．

2000年，侯赛因·胡塞结束了在苏丹喀土穆大学为期一年多的《古兰经》学习后回到也门，随后通过讲学、传播音视频和散发宣传册等方式强化萨达地区穆斯林的宗教认同。2004年侯赛因·胡塞在武装冲突中被政府军打死后，他的宣教材料在萨达宰德派穆斯林中仍广泛传播，壮大了胡塞武装的势力。③Ibid．， p．115．

2001年和2003年，美国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宰德派对美国的批评。①Ayman Hamidi， “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p．169．反美情绪遂成为侯赛因·胡塞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并在话语层面将宰德派复兴与中东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融合，呼吁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西方霸权主义及与之相互勾结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为整个穆斯林社群的利益进行抗争，追求公平正义的伊斯兰道路。侯赛因·胡塞将伊斯兰教称为“和平的宗教”，但不接受同“真主的敌人”实现和平。他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癌症”，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在每周五的聚礼日演讲中以“真主至大！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犹太人应被诅咒！胜利属于伊斯兰！”结束演讲，这句话后来成为胡塞武装的口号并延续至今。在政治上，侯赛因·胡塞接近伊朗的立场，他曾将真主党称为“圣战的领袖”，获得了当地诸多部落和社会阶层的支持。②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p．119－121．

虽然侯赛因·胡塞从未明确表示要重建伊玛目体制，也从未公开谴责过也门总统萨利赫，甚至表示宰德派反抗暴君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应通过和平手段实现。③Ayman Hamidi， “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p．169．虽然他在2004年写给萨利赫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我没有与你作对，我欣赏你的成就。我所履行的只是对抗伊斯兰的敌人的庄严民族责任。”④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122．但当他的口号出现在首都萨那街头时，萨利赫政权感到空前不安，也门政府和改革党遂将胡塞家族及其支持者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极端什叶派，称其活动是外部势力颠覆也门政权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扩张的实践。⑤Ayman Hamidi， “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p．170．

2003年1月，萨利赫总统在朝觐途中经过萨达并发表聚礼日演讲，遭到了当地宰德派的抵制，人们高呼侯赛因·胡塞的口号表达对萨利赫的不满。作为回应，也门官方随即逮捕了600多名闹事者。⑥Lucas Winter， “Conflicts in Yemen： Simple Peopl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Middle East Policy，Vol．18， No．1， 2011， p．103． 事后，萨达当局和也门政府多次要求同侯赛因·胡塞会面，商讨解决方式，均遭拒绝。2004年6月18日，萨那大清真寺再次发生抗议事件，也门政府逮捕了640余人，同时向侯赛因·胡塞发出逮捕令，并派军队前去萨达执行逮捕行动。然而，三名执行任务的士兵却在萨达城外被杀，萨利赫随即动用战斗机对胡塞家族据点进行轰炸。⑦ 《也门胡塞派：国际转型视野下的宗派野心》（阿拉伯文），萨那：阿拉伯半岛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188页。

以宰德派为主的萨达穆斯林出于对本族群生存现状的不满，在反美、反以、反霸权主义情绪的作用下，打着自卫的旗号，投身长达6年的萨达战争，撬动了也门的政治格局。侯赛因·胡塞凭借突出的个人魅力、家族声望及社会影响力，成为政治反抗运动“真主支持者（Ansār Allāh）”的核心人物，该运动被国际社会称为“胡塞武装”。

四、也门乱局与胡塞武装的扩张

历时六年的萨达战争加速了胡塞武装的兴起。萨达战争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4年6月至9月。在该阶段，也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逮捕或除掉胡塞武装领导人侯赛因·胡塞。2004年9月，在政府军的攻势下，侯赛因·胡塞负伤投降，后被政府处死。① Ayman Hamidi， “ Inscription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Yemen： Haunting Histories， Unstable Moral Spaces，” p．171．政府军随后停止了军事行动。也门当局希望侯赛因·胡塞之死能在胡塞武装内部起到震慑和分化的效果，削弱组织的反抗和叛乱活动。但事与愿违，冲突造成的当地大量部落成员和平民伤亡使得更多部落选择站在了萨利赫的对立面。侯赛因·胡塞死后，其父巴德尔丁·胡塞继续其子的事业。两年后，年迈的巴德尔丁将领导权移交给小儿子阿卜杜·马利克·胡塞。

“青年信仰者”社会网络的扩大，引起了萨利赫政府对其过度扩张的担忧。萨利赫遂部分解除了政府对萨拉菲主义者的压制，伙同改革党和北部地区一些部落酋长限制“青年信仰者”的各类活动，激化宰德派与萨拉菲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受此影响，“青年信仰者”内部产生了分歧，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通过更加强硬的方式应对，而持温和观点的领导人则选择退出。20世纪90年代末，内忧外患的“青年信仰者”组织社会活动明显减少，但抗争情绪却在不断上升。胡塞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建立的庞大社会网络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胡塞家族中不同年龄段的成员分别同哈希德、巴基勒等也门部落实行家族联姻，因而受到众多部落的支持。血缘纽带和宗教认同成为胡塞武装兴起的两大关键因素。

第三阶段：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2005年12月，胡塞武装对哈富吉（al-Khafjī）地区的一个检查站发动袭击，政府军随即对胡塞武装领导人藏匿的平民区进行轰炸，局势再次陷入紧张。在多个回合的交战中，也门政府军重点对胡塞势力聚集的地区进行轰炸。胡塞武装则不时偷袭政府军和边防部队，并对多名政府官员实施暗杀行动。2006年2月，萨利赫政府试图寻求和解，随着圣裔家族成员叶海亚·沙米（Yahyā al-Shāmī）被政府任命为萨达省省长，战事暂时告停。

第四阶段：2007年2月至2008年2月。2007年年初，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谈判失败，双方间再次爆发冲突。此次冲突历时最久，造成3，000多人死亡。政府军动用大量兵力，使用先进武器，对胡塞武装盘踞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胡塞武装则采取游击战，躲避政府军的空袭。①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The Huthi Phenomenon， pp．143－146． 2008年2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冲突双方实现停火。胡塞武装虽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阻止了政府军的攻势并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一些被政府军误伤的部落开始投靠胡塞武装。②Ibid．， p．148．

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6月。2008年5月2日，萨达市本·萨勒曼清真寺（Jāmi‘bin Salmān）发生摩托车炸弹袭击，造成15人死亡。袭击发生后，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策划袭击案，但胡塞武装予以否认。不久后，双方间再次爆发冲突，政府军试图以此打破胡塞武装对其北部驻军的封锁。③Lucas Winter， “Conflicts in Yemen： Simple Peopl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p．104． 同年6月17日，萨利赫政府单方面宣布停火。多年的武装冲突和多次单方面停火使萨利赫政府同也门军方产生罅隙，而此间“南方运动（Al-Hirāk al-Janūbiyy）”④ 始于2007年的南也门分离主义运动，试图让南也门重回1990年也门统一前的独立状态。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扩张更是让萨利赫腹背受敌。

模型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ig给予中、高剂量金钗石斛破壁粉及阳性对照左旋咪唑后，免疫低下小鼠的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明显升高，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1），结果见表3。

1.2 临床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病历登记资料以及询问家属等方式获得受试早产儿(脑瘫组以及对照组)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受试早产儿的基本情况以及脑瘫患儿存在哪些伴随症状等。

第六阶段：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2009年6月，7名胡塞武装支持者被政府判处死刑。同月，9名外国人在也门北部遭绑架，其中3人被杀，政府和胡塞武装互相指责绑架是对方所为。面对舆论压力，同年8月，萨利赫决定全力出击，发布55人通缉名单，发动代号为“焦土”的军事行动，沙特军队首次介入，但之后行动却草草收场。2010年2月，为应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日俱增的威胁，萨利赫宣布结束在萨达省的军事行动，阿卜杜·马利克·胡塞表示接受停火。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蔓延至也门境内，长期对抗政府的胡塞武装成为也门国内不满现状的民众的代言人。胡塞武装同包括“南方运动”在内的反政府运动建立联系，在萨达山区以外获得的支持显著增加。胡塞武装利用萨利赫政府应对国内抗议运动的契机，迅速占领萨达全省，单方面任命省长并征收税款。⑤ “The Houthis： From Saada to Sanaa，” Middle East Report， No．154，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June 10， 2014， p．5，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yemen／huthis-saada-sanaa，登录时间：2017年 12月 10日。 同年7月至11月间，胡塞武装又攻下焦夫（Jawf）和哈杰（Hajjah）两省，打通了出海口，对首都萨那形成直接威胁。在萨利赫匆忙将总统职位移交给副总统哈迪（Abd Rabbuh Mansūr Hādī）后，也门政府和军队之间互不信任，也门政治陷入混乱和无序。此后的两年间，胡塞武装多次与改革党及其支持的萨拉菲民兵组织爆发冲突。2012年9月，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引发萨那街头大规模反美游行，胡塞武装利用游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但当胡塞武装试图加入也门“全国对话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时，却遭到改革党领导人穆赫辛的阻拦。

与此同时，改革党任人唯亲、排斥萨利赫旧部的现实，① Abdul Ghani al-Iryani， “Fast Tracking the Arab Spring in Yemen，”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9， 2014，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fast-tracking-the-arab-spring-inyemen，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9日。使得萨利赫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会党”与同样受到改革党排挤的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对抗领导改革党的艾哈迈尔家族和阿里·穆赫辛。长期以来对艾哈迈尔家族权力垄断心存不满的哈希德部落酋长，转而支持胡塞武装或保持中立。受到沙特资助的改革党和艾哈迈尔家族，因同卡塔尔关系密切和反对萨利赫政府的立场，使得沙特停止了对其的援助。② “The Houthis： From Saada to Sanaa，” p．8．在此背景下，胡塞—萨利赫联盟在同改革党的对抗中很快占据了优势。

2014年1月，也门“全国对话会议”批准将也门划分为六部分的联邦计划，但遭到胡塞势力的反对。为避免自身影响力遭该计划削弱，胡塞武装诉诸军事手段，在阿姆兰、哈杰等省连续发动武装行动并接连告捷。同年2月，胡塞武装攻占艾哈迈尔家族的家乡哈米尔（Khamir）。6月，胡塞武装及其盟友同哈迪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然而，7月哈迪政府决定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众不满，胡塞武装借机以对抗腐败政权为由，继续向南进军。在击溃改革党武装后，胡塞武装于9月21日夺取首都萨那，占领信仰大学和也门军方第一装甲师基地，对国家机关实行控制，而政府军则选择袖手旁观。③ Mareike Transfield， “Capturing Sanaa： Why the Houthis Were Successful in Yemen，” Muftah， September 27， 2014， http：／／muftah．org／houthis-successful-yemen／＃．Vv6K0xi0aXu，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 在联合国特使贾马尔·贝诺马尔（Jamal Benomar）的调解下，胡塞武装同哈迪政府签订协议，组建联合政府。④ “ThePeaceand NationalPartnership Agreement，” Saba NewsAgency， September 22， 2014，http：／／www．sabanews．net／en／news369204．htm，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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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协议的签订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扩张的步伐，胡塞武装在夺取荷台达后，在中南部与当地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武装发生激烈交火。同时，在萨那城中，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摩擦不断，多次通过暴力手段干预政府工作。2015年1月14日，胡塞武装对哈迪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⑤ 也门新宪法草案延续了“全国对话会议”关于将也门划分为六个地区、实行联邦制、规定总统任期的提议，胡塞武装则希望在也门实行南北分治的两地区联邦制。严重不满，绑架了哈迪总统办公室主任阿瓦德（Awad Ahmed bin Mubarak）。同月19日，胡塞武装将拒绝让步的哈迪及多名内阁部长软禁，哈迪被迫辞职。随后，胡塞武装宣布解散议会，成立革命委员会。⑥ “Shia Rebels Finalize Takeover of Yemen， Dissolve Parliament，” The Global and Mail， February 6，2015，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yemens-shia-rebels-finalize-coup-vow-to-dissolve-parliament／article22829401／？ cmpid＝rss1，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9日。半个月后，哈迪在总统卫队的护送下逃离萨那，前往亚丁重新组建政府，公开谴责胡塞武装颠覆政府的行为。胡塞武装则继续南下，同哈迪政府军队、改革党、“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及其部落支持者多线作战，最终夺取塔伊兹和亚丁。至此，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控制了也门主要城市。哈迪、穆赫辛被迫逃往沙特，哈米德·艾哈迈尔则前往土耳其避难。

胡塞武装即将攻下亚丁之际，沙特担心萨那和亚丁进一步落入了伊朗手中，使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对沙特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同年3月27日，为加强对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控制，沙特联合埃及、阿联酋等9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目标实施空袭。5月，阿拉伯联军开始向也门派遣地面部队，战局逐渐得到扭转，由沙特联军支持的也门亲政府武装先后夺回亚丁、津吉巴尔（Zinjibar）、沙卜沃（Shabwa）等南部重镇。9月，联军在也门作战的地面部队规模已超过8，000人，哈迪返回亚丁。此后，也门亲政府武装继续向北推进，收复马里卜（Ma'rib）、焦夫等省大片领土，恢复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并于2016年初夺回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将战线推进至萨那—荷台达一线，双方遂形成对峙局面。此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数次协商停火，但效果不彰。2017年12月初，萨利赫背弃盟友胡塞武装而投靠沙特，导致胡塞—萨利赫阵营破裂，萨利赫在逃出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也门战场平衡再次被打破。但胡塞武装的抗争之路仍在继续。

2018年4月13日，阿卜杜·马利克·胡塞在其兄侯赛因·胡塞离世14周年纪念日（伊斯兰历）之际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强调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冲突源于14年前萨利赫的率先开火，胡塞武装争取伊斯兰正义道路的抗争终将成功。① “Sayyid al-Houthi Speaks on the Snniversary of Hussein al-Houthi's Martyrdom，” Yemen Resistance Watch， April 13， 2018， https：／／yemen-rw．org／2018／04／13／sayyid-al-houthi-speaks-on-the-anniversary-of-husseinal-houthis-martyrdom／，登录时间：2018年4月17日。

五、结语

胡塞武装的兴起源于对也门政权在政治、经济、宗教领域压制正统宰德派强烈不满以及应对萨拉菲主义在也门迅速发展的挑战。宰德派通过政治和宗教等活动扩大社会网络，以胡塞家族为代表的宰德派势力利用国内民众和萨达地区部落成员对萨利赫当局的不满和反美、反以情绪进行抗争和提升影响力。

2004～2010年在与也门当局长达六年的冲突中，胡塞武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扩展了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胡塞武装同移交权力的萨利赫阵营结成同盟，对抗新上台的哈迪政府。胡塞武装借助军事扩张，攻占也门多个省区，边境安全受到威胁的沙特组建阿拉伯联军于2015年3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由此形成了胡塞武装与联军支持的哈迪政府北南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