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论”是指直接关注人民群众生活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进步思想体系中，都或多或少有这类经济思想。但是不同思想体系的民生论，其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政治前提是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民生论由隐性发展为显性，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生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从学科内容来看，它像一条红线，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专题理论串起来，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体现提供了理论指导；从学科的应用来看，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明确其使命，制订路线、政策与发展战略的思想武器。本文从民生论的溯源谈起，追溯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发展历程，指出进入新时代后民生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形态、新特征。

一、民生论的溯源

（一）民生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遗产

所谓民生问题，就是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关注民生是君主治国的有效理念。开明的治国政策需要处理好“国”与“民”之间的关系。《管子·牧民》中明确提出，“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认为“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是治国法宝，统治者应懂得对民众有“予”才有“取”，并且强调“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1］。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制度承诺”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在其理论论述中，民生改善成为公有制建立的自然结果，成为社会自觉掌握的目标。他们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变革，是着眼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消除异化劳动、使社会劳动成为自主的、自由的劳动。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旦生产资料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手中，剥削就被消灭，社会财富就会有计划地用于社会的各种目的，民生改善也不例外。

为此，民生问题是作为一个宣传新社会制度的“承诺”提出来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2］10。恩格斯更是多次论述，未来新社会的民生是来自社会“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3］217“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3］223作为“制度承诺”，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4］“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2］379实现这一承诺的因素有发展生产力、计划分配社会劳动、最有利的产品分配方式。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2］42另一方面，分配“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2］240

（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民生作为独立的论题，最早见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与经济理论关系最密切的“民生主义”，其内容包括实业救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想。其中，有关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要求，打破了资产阶级法权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从民众幸福、社会和谐、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土地纲领。民生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的博爱精神。孙中山对中国劳动大众怀有深切同情，一辈子为社会平等而奋斗，他厌恶欧美社会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不希望这种社会病态在中国出现。民生主义的政治目的，正是消除西方国家劳资间的不协调以及劳工大众所处的困境，这与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同工异曲。因此，孙中山公开表示，他所憧憬的劳资和平协调发展而不致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民生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得以进行的社会条件更为复杂，全社会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并存成为制度性的分配原则。资本、土地、技术、管理（包含风险应对）、劳动力诸生产要素所有者都有各自的权利与分配途径。鉴于当前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处于不利地位，保障劳动权益尤其重要。

顺应全国各族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与“十二五”规划，都出台一系列政策与法规，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规划内容包括：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加强职业培训和择业观念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收入分配调节，提高劳动工资最低标准与退休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拓宽增收渠道，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农产品供应价格；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增大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9］。

尽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不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变革的科学视野，但在专制横行的封建社会末期，却有巨大的历史价值。现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特点，而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因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不能只看生产力发展，必须对生产关系有所变革。否则，产生两极分化，财富增长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第二，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理想为什么无法试行？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当时的阶级关系不允许推行这一理想，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至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阻力。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善民生、“切好蛋糕”也仍然不是全社会的共识，仍然有要排除的阻力。在官民关系、劳资关系中都有客观存在的矛盾，需要妥善处理。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体现民生论的内容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民生论不是一个独立的篇章，而是其主题思想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价值性。在其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计划、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都是体现民生论的专题。

（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在1928年前后确立的，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版直到1952年才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苏联这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要跟资本主义部分“对着干”。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于是其教科书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做如下表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5］根据斯大林的表述，该规律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作为生产目的的“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体现的正是民生，它反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规定。而作为手段，又分别有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保障，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保证社会劳动即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保证经济效率通过合理途径不断提高，“按劳分配规律”保证社会成员积极性提高等。

上述理论字面上看是完美的，但未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矛盾分析。撇开社会经济中实际发生的矛盾，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人民的消费水平长期低于西方，尤其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农民与市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未能得到解决。在政治经济学中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们必须立足于矛盾分析。

（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大讨论。人们把这场讨论视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姐妹篇。1978年前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向中央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职工生活困苦的情况，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这次讨论明确了如下理论问题：第一，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应当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第二，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忽视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生产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反过来又能推动生产发展，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第四，在国民经济中，最终产品既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其增产又是最终检验经济成就的标尺。第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富民。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6］。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对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做了全面的结论：“……无论如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而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地说，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再主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能再靠降低征购派购基数和扩大议价范围。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的幅度，只能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不顾生产和利润的实际情况而滥发奖金和各种津贴的现象，必须制止。……至于那些不需要花很多钱甚至不花钱就能解决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各级领导更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努力解决。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7］

总之，民生问题，在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中，要全面、辩证地理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论的理论基石与实践导向

（一）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民生论的理论基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是对原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更新，是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

原有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始于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认识基本符合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此后二十多年，我们进入了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认识误区，直到在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重新明确“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二大明确了我们要建设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涵盖道路、制度、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对民生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党的中心工作总要与社会主要矛盾相衔接，既然主要矛盾是发生在“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党的中心工作就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解决“满足需要”的手段是改变落后的生产，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社会主要矛盾与民生有着内在联系，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能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具体矛盾的解决。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绝对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现实的情况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8］，单纯增加社会生产能力，以及将此为物质基础来发展文化事业，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全面的需要。可以看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更加突出的问题，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针对这一现实，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加以更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进性，也为民生论的发展奠定了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石。

（二）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优先战略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思想的民生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起到引领作用。

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包括五个统筹，其中的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针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升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克服“经济腿长、社会腿短”的倾向，由此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揭开了重视民生的序幕。

徐锴《系传》云：“犬善出卑户也”。张舜徽《约注》“卑户，谓僅容犬身以通出入之小竇（洞）也。湖湘旧俗，凡造室必于大门之旁穿壁为竇，以悲门闭而犬得由是而出入焉。形似户而实非户也。犬出入其间，必曲其身，因谓之戾。”

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离不开校内实验室的构建，以专业建设需求为指导，以培养学生掌握软件技术技能为目标，建设校内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除了建设常规的校内实验室外，还需要逐步建设面向企业场景的软件工程实训实验室、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技术实验室、软件综合创新实验室、云计算应用技术实验室等，这些都是软件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列入民生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党政纲领、路线与政策，而党致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为现实民众生活中切切实实获得幸福的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有关美好生活的外延，从传统的物质文化生活扩展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等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尤其突出当前社会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业质量、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住房、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不仅要给群众带来日常的美好生活，也要更有力地消除来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带来的灾祸，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8］。

（三）民生论的进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实践意义在增强

（4）对财富不但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与结构，整个经济运行，要越来越多转移到质量观、结构观为重的轨道上。因此，一味追逐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倾向，会妨碍改进民生［11］。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将民生问题推到矛盾分析面前。为什么会出现国民经济不断增长，而人民生活很少改善的现象？主要问题是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建设与吃饭”这些矛盾关系处理不好。长期实践的缺陷背后是理论认识上的缺陷，但是把理论认识的缺陷归咎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不到位，未免简单化了。长期偏重生产、积累、建设，忽略生活、消费、吃饭，是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国内外紧张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由此启发我们，民生问题还要联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关系来深入认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原有的“发展就是硬道理”上升为“科学地发展才是硬道理”。并非所有的发展都有利于社会进步，只有具有“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现全面、协调、健康的科学发展，才不会有非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病。非科学发展的弊病之一，就是罔顾民生，只求物质财富上的成绩。科学发展观将政治经济学早就提出的综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从边缘上的理论观点推到舞台中央。经济效益关联着物质财富的丰裕，而社会效益关联着人民群众是否得到实惠，生态效益关联着在经济发展中兼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进一步强调了民生是党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施民生优先战略上有了新进展：第一，“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国务院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保险并轨，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施行《居住证暂行条例》，使亿万名农民工的“城市梦”有望变成现实。第二，“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围绕共建共享这一核心，全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面。从完善监管制度入手来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第三，“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0］。

四、民生论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民生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到十分有力的推进作用。

（一）有利于拓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视角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各种社会矛盾如何看待，会有不同的视角。可能几种视角从科学上来说，都站得住，但从社会发展利益来说，需要选择对文明发展、人民幸福最有利的视角。民生论就是这样的视角。

唐朝有十二位曾被册立为太子而没能继承皇位者，有八人死后获得了太子谥号，其中有两人被追谥为皇帝，五人为太子谥号，一人被追谥为王，所使用的谥号各有深意。八个谥号中，有三个单字谥，分别是“隐”“让”和“愍”；复字谥有五个，分别是“孝敬”“章怀”“节愍”“惠昭”“庄恪”。复字谥是由单字谥“孝”“敬”“章”“怀”“节”“愍”“惠”“庄”“昭”“恪”这十个字组合而成。无论单字谥还是复字谥，表达的多是褒扬或是哀思之意，没有恶谥的情况。每个谥号的释义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大致与受谥者的生平事迹相一致或略有溢美，这也是太子地位至高无上在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1．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劳资矛盾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除计划经济时期之外就一直存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鼓励私人经济发展，但必须在领域、内部关系、行为准则等方面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调节，法律法规就是这种调节的主要具体方式。民生问题与正确处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内外关系直接相关。

(2)种类2。主要是关于创客教育与课堂的融合，以及与学校发展和教学改革之间的关系，侧重创客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实践研究。

在市场经济时期，资本与劳动天然的内在矛盾凸显出来。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利润的取得有关，在商品总值已定的情况下，员工收入越低，生产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高。没有抵消力量，任凭资本本性运作，劳动收入就会被压低到不合理的地步。对资本本性的抵消力量，内部来自员工的斗争，外部来自政府的约束。如何在企业内部有对资本进行制衡的力量，如何产生来自政府对资本的约束机制，都要有理论指导。这类问题，用民生论来看，是十分符合新时代需要的。

2．国家与民众的矛盾

理论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所差别。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就是两者利益差别的体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矛盾，也是两者利益差别的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加快工业化，加快工业企业积累，采取以农哺工、城乡分隔的政策。如果这一政策长期化、固定化，就意味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矛盾没有处理好，就会损害广大农民的民生，反过来也对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也不利（农民不富，工业消费品就没有市场；农业不强，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制成品就没有市场）。

在市场经济时期，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国家公务人员、政府与国家之间，相互利益基本一致，但又有细微差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社会经济由政府主导的特点当中，政府及其经济职能决策者会有三大偏好：GDP的增速带来政绩，计划大项目带来新局面，财力积累应对现实挑战。这三大偏好只要合理，都有改善民生的价值。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偏好都合理，很多经济开发只有表面效果，对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没有实惠。即使目标合理，在过程中也有一个安排是否适度、是否兼顾轻重缓急的问题。解决不好，真正用于改善民生所必需的资源就会被挤占。在政治经济学中，就要分析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共同存在的政府“投资饥渴症”的发生机制，找到抵消的途径。而这个总体价值判断就应来自民生论。

第三，感触忠贞气节。 《青松红杏图》画一老僧立于青松、红杏之间，有不忘记松山、杏山战役之意。 意思很明显，但自王、朱题画始，几乎不会直言点破，可能有避讳之嫌，也有爱护之心。

2.1 肺部结节不同b值下ADC值情况 对3个b值下肺部结节不同ADC值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增加肺部结节MRI扫描b值，ADC值会相应降低，恶性病变或良性病变在不同b值下的ADC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b值下恶性病变与良性病变的ADC值相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有利于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劳动与财富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与自然资源共同创造使用价值，价值是物质财富的社会尺度，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一国国内用价值指标来对使用价值进行总和的统计数据，用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消耗掉的中间产品的余额，就是新创造的价值总和。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越高，人民就越富裕。所以，增加国民收入是提升本国民生水平的经济基础。这些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其内涵在深化。需要深化的理论主要有：

参考文献：

综上所述，糖尿病肾病早发现、早治疗可以逆转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症状，降低糖尿病肾病的患病率，有效防止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在糖尿病患者中，开展多项生化指标检测可以提高临床诊断准确性，对糖尿病肾病早确诊、早治疗、降低肾衰竭发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2）财富越来越要从多种类型来理解，物质财富（包括商品与劳务）、信息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都对民生有用。例如，在当今温饱问题解决的情况下，乡镇开展的基层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民生改善就有极大的意义。城市植树造林对于市民的民生改善就很必要。

（3）创造财富的劳动也要从多种类型来理解，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管理劳动都对多种类型的财富增长各尽其责。现在，服务于生活安全、辨别真伪的工作，对保障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生的“制度承诺”，是在社会主义还未成为社会实践的时代提出来的，在理论上，民生改善是作为新制度的特点描述。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生问题包含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当中，成为具有必然性的事。但是，作为“客观规律”未能取得说服力，人们可以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体系视为规范体系。虽然规范体系具有指导思想的功能，但离开矛盾分析，就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因为有许多实际因素会使规范得不到认真落实。

按照第1.1节和第1.2节船舶领域统计模型，得到横驶船与直航船其周围最近船舶的相对位置见图4。图4中坐标(0，0)为目标船位置，纵轴方向为船长方向，横轴方向为目标船正横右方向。

（三）有利于体现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的发展应当作为最终目标，但是又具有发展的工具性特征。如果对后者片面强调而弱化前者，就会冲击劳动者的民生。俞梅珍指出了弱化人的目的性的四种表现：第一，劳动者国家主人翁地位被虚化；第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第三，经济发展与人民享有公平的公共服务不协调；第四，贫富分化加剧偏离经济发展成果全面共享原则。而造成上述表现的原因，既有市场上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不均衡，造成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又有政府经济管理上的原因（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压倒了对人是发展目的性的关注，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与劳动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相适应，社会性规制不完善），还有企业管理模式落后的原因［12］。上述四种表现，第一点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第二、第三点将通过贯彻民生优先战略来解决，而第四点则需要对走共同富裕道路提出更多的政策与措施来解决，但各种途径都离不开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实际上，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本身是相辅相成的，不过目的性主要惠及全体劳动者，而工具性更易于被管理者或企业家所关注，民生论统筹制度与政策改进，就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

（四）有利于全面理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包括手段性、目的性、载体性三类内容。人们一般关注的只是手段性内容，就是说，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扩大开放十分重视，而对目的性内容，仅仅关注物质富裕，对于劳动职业改进很少关注。对于城乡发展、关系和谐这两项载体性内容，则分别作为发展问题与社会关系问题，没有联系物质文明来看待。实际上，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在这些方面增进民生：第一，在物质财富丰裕条件下保障好诚信与消费理性。要使市场对消费要起到良好的中介作用，否则市场商品的丰裕带来的生活水平要大打折扣。还要消除奢华浪费的不良习惯，不要让消费本身成为异化目的（如情面）、透支家庭财力与透支健康的活动。第二，改进各职业中的劳动过程，使劳动者能够“体面地工作”，保证人们在劳动中保持身心健康、增进工作本身的幸福度，“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8］。尤其对于高温高压、噪声大、有危险性等工作环境，环境拥挤、肮脏、空气污浊场所的工作条件，经济发展要首先予以解决。第三，通过城乡均衡发展，使更多在农村的村民能够工作稳定、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必为了谋生这个单一目的而背井离乡，使亲人分离、留守儿童与老人成为翻过去的历史一页。第四，通过理顺社会经济关系，各种从业人员都不用为谋生而整天盘算，对于社会交往、个性发挥、兴趣取向甚至品德注重都无法顾及，使民众生活压力减小，人的选择性增大。在经济生活中不受气、不受骗、心理压力小、对生活恐惧感弱，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最终成就。

肿瘤边缘相对清晰的有8例，边界全部或部分不清的有9例患者肿瘤周围脂肪间隙消失。肿瘤累及肠系静脉、动脉、胰腺的有4例。胃肠道间质瘤附近呈线性增厚的有1例，CT增强扫描表现为明显强化。

［1］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3－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2，240，379．

计算思维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建模等计算过程达到问题最有效最优化的求解方案。因此，养成计算思维的第一步，就是了解用计算思维解决问题的一般方式，如图所示。首先，便是将问题的情境呈现出来，使之能够使用工具如计算机等进行解决；接着对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能够将问题情境抽象成一个模型；之后，通过一系列有序的步骤，将此类问题(这个模型)的解决方案实现自动化；通过实践分析，判断和识别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后，可将方案进行深化推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说：“花言巧语，看似善良的面容，十分恭顺的态度，左丘明认为这样很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藏着怨恨之心，而表面上却与他人很友爱，左丘明认为这样很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7，223．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70．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9．

［6］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论文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7］《红旗》杂志编辑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②坚持医德修养培养不间断。医德医风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医德教育作为研究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方位贯穿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教育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医学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关爱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团队合作的良好职业素养。

［9］彭光细．科学发展观与民生幸福［J］．经济师，2009（4）：41－42．

［10］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3－7．

［11］魏焕信，刘相，李允详．树立新的科学的劳动与财富观——社会主义劳动与财富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2］俞梅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矛盾冲突及缓解对策［J］．改革与战略，2016（12）：6－10．

单独的伪麻黄碱比如伪麻滴剂（艾清，上海强生），但药店很难找到卖的，可以买复方伪麻黄碱缓释胶囊（新康泰克），兑水稀释取用一点，用量参考艾舒的伪麻黄碱药量。要注意这个是缓释胶囊，其中的药一部分是快释一部分是缓释，也就是说刚溶解取出的溶液是稀的，之后12小时浓度逐渐增加，一定要注意用药量。如果是黄脓涕多日，眼眶及颧骨处有压痛，应怀疑有鼻窦炎等细菌性感染，遵医嘱合理使用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