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领域积聚了很多的社会负面情绪，长久以来形成的具有稳态特质的医患良性互动被打破，使得医患矛盾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急速萎缩成为当前社会的共生镜像。医学人文教育的弱化使得部分医务人员放弃了原初的职业操守，医学人文教育深陷现代性迷津。这种危机倒逼机制的形成迫使医学人文教育做出亦步亦趋式的调整。“在现代思想这里，生命具有一种巨大的意义爆发力，它构成现代人文主义的基石，因而，它决不能被无端地人为摧残。”［1］23医学人文教育的成败集中体现在医学生生命意识的强弱上。生命教育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启迪，是推进人文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器，其兴起加速了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进程，吹响了再创辉煌的号角。当下，要顺应新时期医学人文教育的要求，在传统生命教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实现革命性突破和传承式发展，构建有利于优化生命存在状态的生命教育体系，使新时期的生命教育生发出更加富有历史内涵的韵味，呈现出具有崇高品味的意境，展示出引领道德风尚的格调。这既源自于理论研究者高度理性的生命自觉及心忧苍生的责任担当，也源自于推动医学人文教育脱胎换骨式发展的必然。

一、意识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教育

启蒙运动在把人从上帝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的同时，却使人面临工具理性的驱使。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理念论”。发展到笛卡尔时代，人类就业已处于理性主义逻辑的支配之下，生存于“谋划”的世界，对理性顶礼膜拜。世界观被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在笛卡尔神话里，人类形象是一种控制、支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形象。”［2］28“笛卡尔神话的主要特征在于强调精神与身体相分离、身体从属于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认知理性的主导地位……笛卡尔主义否定邪恶神灵、妖魔鬼怪的功效，从而使理性思维在意识范围内占据了支配地位。”［2］14理性霸权地位的确立宣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理性虽然开启了“自由之光”，但是身体却又遭遇新一轮漫长的黑夜史。身体被遮蔽在意识哲学的凸状之下，成为意识哲学的奴婢。意识哲学奉行“扬心抑身”的价值取向，在身心之间人为造就出“中心—边缘”的不平衡格局，浓墨重彩地谱写出灵魂高贵、身体卑贱的叙事文体。

（一）“扬心抑身”的价值取向导致理性的偏激，强化了身体解放的必要性

“笛卡尔不仅是机械论的奠基人，而且是主客二分思想的奠基人。”［3］“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中心理性，一方面代表了现代个体的觉醒，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主体—客体二分式思维方式。这种主客二分性思维方式，在社会领域里的典型表现就是韦伯所说的排斥价值合理性的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或者说，同时形成了一种占有性、操纵性的功利个体观念，这种工具理性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4］327－328意识哲学框定了生命教育的理论视界，描摹了生命教育的底色，同时也奠定了生命教育的理论范型和话语特质。将意识与身体视为彼此独立的实体，这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神话。“一切传统的超越性的学说，尤其是传统西方的超越性的学说，实际上往往都是以心与身的分离为其先决前提的。它们把心以其‘纯思’而视为是超现实、不可规定和无限的东西，而把身以其‘非纯思’而视为是现实的、可规定的和有限的东西。故对于它们来说，超验性之成为可能，则有待于轻盈之心之于沉重肉身这一‘囚室’的彻底逃逸，由此才有了诸如柏拉图的‘死亡训练’、基督教的‘原罪’以及佛教的‘臭皮囊’等等形而上学与宗教理论的推出，并使‘唯心主义’长盛不衰地成为一切超越性学说最终的寄身和栖息之地。”［5］379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纵贯中西方的宗教神学，皆以奉行“扬心抑身”为其价值取向。肇始于笛卡尔主义的意识哲学同样秉承这一思想传统，重视意识中的理性部分，将生命理性化、抽象化和单一化，把理性预先设定为生命的本质。“使人类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的概念活动的能力，通常叫做理性。”［6］叔本华把对理性的诠释界定为人具有金贵性的重要依据。但这只是在物种意义上突出人何以为人。理性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普遍性的趋向，容易导致理性大我，压制身体小我，造就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如果说认识到理性在界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意义意味着人类的福音，那么，对理性意识负面效应的盲视则意味着个体命运的浩劫。福柯从边缘话语解构主体话语的宰制性地位，从另一个侧面成功地宣示了“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语）。“现代性意义的自由、解放只不过是新的控制的手段而已。这种控制既有身体方面，也有心灵方面。与其他人更关注心灵的奴役和思想的控制不同，福柯更关注的是现代性对身体的驯化和控制，是它的使身体经验唯灵化的策略。这种策略往往是以科学的名义对人进行控制，导致人的身体经验受到种种知识的遮蔽，而摆脱知识的束缚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去蔽。”［7］福柯一再强调“知识对身体经验的遮蔽”。身体经验被理性知识和道德秩序所掩盖，以造就出“温顺有用的身体”。理性主义发挥作用的过程可称为理性化规划。“疯癫本身与理性相对立，必须通过越来越多的疯人院把它从社会当中驱逐出去，福柯在《疯癫与文明》（1967）一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2］19身体成为被管理的身体，被优化分配进受到科学管理的空间里。对身体的改造成为隐蔽的控制工具，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福柯指出，与惩罚身体相关的绞刑架、放逐等被与规训身体相关的监狱、精神病学、疯人院等取代。社会通过对行为越轨者实施惩罚，来重申权力的威严。身体处于宗教劝导、纪律约束或医学治疗之下。知识的成长并趋于体系化，表明在理性化规划过程中，工具理性对社会生活渗透程度的加深及渗透范围的扩展。“国家在强化身体的同时，也会发明大量的统治机构来消极地驾驭身体……体育场馆中的身体就是国家身体的理想，是国家身体强化自身的手段；但是，监狱中的身体，是国家身体的反面，是国家身体要改造和制服的对象。”［1］39

（二）意识哲学未能实现真与善的有效对接，背离了生命发展的需要

“现代性就是理性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中确立自身地位的进程。”［8］现代性造就出理性膜拜的时代，意识哲学对理性的张扬达到了极致。理性的过分张扬引发了现代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等，而这些危机又集中表现为重真轻善的认同危机。“但是在当代，现代性的主体哲学似乎已经走向了它的尾声，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都显示出近代以来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性主体话语有着巨大的局限性。”［9］这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既恶化了生命的外在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破裂，也恶化了人自身内部的矛盾，使得身心矛盾不可协调。在生命教育领域，对身体的遗忘成为意识哲学下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犯下的原罪。意识哲学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生命本质。意识哲学肢解了生命的完整属性，从而为生命施加了“命定论”式的魔咒，把生命定格为理性的祭品而捧上了神圣的祭坛。身体处在权力机制和道德约束的双重作用之下，被重重遮蔽。意识哲学不但用理性来控制身体，而且通过与经济和政治的结盟来控制身体。尤其是理性一旦与政治理念相结合，往往显示出狰狞可怕的面目。在生命教育领域，由于功利主义力压人道主义而成为生命教育的主导性原则，从而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偏移，致使真与善之间的对接出现了错位。这一方面使得医学生难以领略生命教育的要义或精髓，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疗领域异化成赤裸裸的名利场。意识哲学忽视了个体生存处境的考察与关怀。意识哲学作用的过程，就是个体丧失经验小我、获得普遍大我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显然不利于提高医学生的生命素养。由此可见，理性主义的长期浸淫不断地鲸吞蚕食着生命教育的合理性根基，从而，传统生命教育体系的坍塌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1.2.1 样本采集 取所有受试者空腹肘正中静脉血4 ml，静置于4℃冰箱1 h，1500 r/min 离心5 min，分离血清后放置于-80℃冰箱保存待检测。

［1］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三）技术医学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推崇，加重了生命治理的失序

“生命伦理学的直接任务是解决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但它的目的是弘扬尊重生命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显而易见的作用是为政府规划和管理生物医学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但它实际上却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着宣传教育作用，成为促进我们民族观念更新、文化变迁的一个积极因素。”［15］身体哲学的兴起为传统生命教育的道德批判提供了新的维度，在宏观上重构了生命教育的功能表达和发展走势，掀开了促使医学人文教育发生巨变的宏伟篇章。“身体现象学就是世界通过身体‘体现’的‘世界显现’学。身体作为生存论的身体，是具有意向性的、主动的、活生生的身体。身体具有经过长期自然进化形成的‘生存智慧’，身体是具有‘身体图式’和‘行为结构’的能行动的、具有‘默会知识’的习惯的、自动化的身体。”［16］从身体哲学获取理论支撑的生命教育，以身体作为批判和反思的阿基米德点，把生命教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使得生命教育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革新。身体哲学中研究的身体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身体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意识是抽象的，而身体体验是具体的。意识哲学仅仅重视理性，而忽视了与身体相关的其他活动形式，如情感、直觉、感受、态度、体验等。忽视身体体验，就会扭曲生命的本真状态。在生命教育中要以身体为本位，重视身体话语系统的建构；要重塑身体经验，并使“认识你自己”服从“爱护你自己”的道德律令，亲近而不是疏离身体，关怀而不是欺凌身体。身体不仅是生命的物质载体，而且赋予生命以意义；身体不仅是生物化的肉身，而且是实践化的身体；身体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身体不是机械论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身体。生命教育不但是律令与规则教育，而且是人文情怀的熏陶；生命教育不但追求真的不懈探索，而且追求善的人间释放，并最终在医患交往中达致真与善的完美结合。“从思维哲学到身体哲学的范式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生命教育的发展力量由外推型转变为内生型，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哲学的价值转向，从关注‘真’转向越来越关注‘善’和‘美’，从关注‘知’转向越来越关注‘情’和‘意’。”［17］身体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教育强调要以生命尊严为底线，反思科学主义的生命教育，限制医疗技术的无限膨胀，在自然身体向人工身体的有限转化中把控医疗技术使用的道德底线；以生命进行社会认同，取代由理性化组织主导的社会意向，凝聚底线共识，统领多元价值观；生命教育的话语系统要从医患间的主体性特质向主体间性特质转变，从技术医学向人文医学转变。

二、身体哲学视域下生命教育的转向

“近30年来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在重演着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与目的（工具）理性的分裂式发展。组织合理性、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权的增长以及社会有效控制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世界水准的生产力及其物质生存条件。但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目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局限性，意识不到目的合理性并非就是现代全部社会行为的合理性，合理性的重构任务就仍然没有涉及。精神危机就仍潜在于我们的精神结构之中。”［4］331停留在宏大叙事阶段的传统生命教育日渐式微，而潜伏于其中的危机早已经或隐或现。以身体哲学取代意识哲学为契机，夯实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就是为扫清影响生命教育的障碍性因素而采取的必要之举。而以身体哲学为基础，重构生命教育的叙事样式，则体现了理论研究者的道德良知、高瞻远瞩的前瞻意识以及心忧天下、济世安民的人文情怀。

（一）身体哲学的兴起改变了身体的命运

“身体本身作为问题凸显出来了，身体的语言超越了民族语言的翻译限制，身体之为身体甚至成为唯一的人文学的对象，或者说，所有的人文学都要面对身体问题，回到身体的姿势与身体的图像，身体书写以及身体政治就成为了世界的真正舞台，一切的思想事件都在身体上发生，并且只有通过身体才可能得到思考。”［12］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视角对身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反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克服主客二元性对立，以及对近代以来的主体中心理性（或哈贝马斯语：意识哲学）的批判，现象学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以及解释学对于理解的强调，都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努力。”［5］301从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理论到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理论，现象学本身也经历跨越式发展，使得身体哲学趋于完善。如果说胡塞尔只是在意识哲学中打开了罅隙，那么梅洛—庞蒂则实现了对意识哲学的颠覆。自此以后，身体哲学与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生命政治等结合在一起，蓄势待发，共同发力，形成吹翻意识哲学的“龙卷风”。反观身体的历史境遇，可以看到，身体经历了从遮蔽到凸显的转变，身体话语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发展，意识哲学范式逐步让渡于身体哲学范式。在重压—反弹效应的作用下，身体实现了华丽转身，被前呼后拥地请进学术殿堂。“身体似乎又重新回到人们生活的中心，在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被严重压抑甚至逐渐被消灭的身体话语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世界，身体似乎成了人们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构成了人们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13］148身体哲学把身体从意识哲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成为颠覆意识哲学的革命性力量。身体哲学对身体意向性、身体化思维和主体间性等的认知具有再启蒙意义。“身体话语与身体行为更融进知识生产、主义论争、商业行为和生存方式中，构成现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14］围绕着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而滋生出形式多样的偏激性思想，如极权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都是理性中心主义的逻辑演绎及其变种。而身体哲学对理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将会连同把这些附着在理性权威之上的极端思潮一起埋葬。这将把施加于身体之上的所有枷锁统统打碎，早日实现身体解放和人性自由。

（二）身体哲学为发展生命教育提供了新维度

生物医学知识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技术医学时代的来临。“技术进展与专家知识已经侵入了身体，使身体可以被打磨和重构。”［10］173技术在彰显其魔幻效能的同时，与身体之间的张力也越来越强。医务人员运用现代医疗技术致力于对身体机器零件的保养与修缮，用人造器官取代血肉之躯，甚至改变身体的自然样态，形成“自然人—技术人”的混搭架构。在技术医学时代，“一方面，科学技术在试图摆脱身体的羁绊；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似乎又在努力效仿身体的功能。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不断挑战身体的极限；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不断重建与身体的秩序”［11］。技术的进步放大了个体选择的空间，同时也导致个体行为的随意性。譬如，个别人利用变性技术随意变更性别，把基因诊断与重组技术理解成就是“用‘好’基因替换‘坏’基因”，而无视其巨大的技术风险与道德风险。生命干预技术在使人类免遭自然奴役之苦后，却置人于技术至上主义的怪圈，迷途迭现，风险重重。生命干预技术固然完善了生命保障系统，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切割与欺凌身体的元凶，使身体处于支离破碎的零散状态，导致生命领域的价值失范和秩序混乱。意识哲学经过长久的苦心经营，并没有营造出大一统的生命治理秩序，反而带来了理性发展与社会失序相互并存的局面。传统生命教育由此过渡到反思性阶段。

（三）新生命教育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而非那种西式的‘意识本体论’。”［5］285故而，进行身体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教育之研究，并使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培养具有中国气派的大医，就不能不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有益养分。在新时代复活传统生命哲学的文化基因，是当前生命伦理教育的重要命题。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儒家、道家、墨家等生命哲学思想，这些内涵深刻、含义隽永的思想蕴含着古代精英的真知灼见，是传统文化沃土上绽放的绚丽之花，同时也是进行生命教育资源建设的知识宝库。儒家生命哲学对“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及“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的强调，积淀成厚生、重生的文化传统。儒家生命哲学对“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中华一家亲的强调，在男权、夫权、族权、皇权等之外开辟出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的天地，缓解爱有等差与泛爱论的紧张，为亲情伦理向契约伦理的嫁接提供思想缓冲空间，有利于帮助医学生培养博济苍生的道德品质。而在道家生命哲学中，道不但是生命的本源，同时也是个体的行为准则。人伦本于天伦。以天道为本，构建社会运行秩序，方能演绎生命传奇，续写生命奇迹。个体以道为本，以身体道，以身悟道，在德性修养上达到至德玄德，以德配天，达致天人合一、合道而生、物我两忘、豁达开朗的超然境界。这一过程既是对天道的复归，也是实现生命自由的过程。道家生命哲学思想为芸芸众生指明了精神安放、自由意志彰显的路径。为此，有必要以中国传统生命文化为精神指引，践行身体哲学的精神特质。概而言之，处于生命困顿的个体，唯有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生命文化之精髓，体悟生命和洽之道，对何谓生命幸福的错误认识进行系统性纠偏，方能实现精神和解和生命救赎。

校企合作是现代学徒制的基本要求，校企文化的融通性和契合性是是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信仰和遵守的、具有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范式、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体系，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跨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技能模块课程是传承企业文化和培养学徒职业能力的关键环节，“师傅型”师资在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项目时，应以企业工作系统为参照，着重将企业员工的操作规程、行为规范和职业素养等企业文化融入课程资源和教学过程中，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地传承企业文化，以培养学徒在正式企业工作中的质量意识和纪律意识[4]。

三、防范消费主义思潮的误导

将图形密码中的每一个点表示为数组的某一元素，用单纯的循环逻辑来为这些数组赋值，并在当满足图形密码规则所转换成的字符条件的情况下用在字符串某位追加元素的方式来表达图案排列的总情况数。

（一）身体消费的变奏

“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18］生产力的发展为身体消费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而消费主义则制造出大量虚假的身体需求。如果说，在生产力欠发达时代，节制是一种美德，那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时，消费则变成了一种美德。于是，受到怂恿的身体欲望像初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倾泻而下，如初升的朝阳一样喷薄而出。身体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操作对象。大众传媒对“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A4腰”“iPhone6腿”“北京瘫”等的传播，掀起了一波波模仿热潮。大众传媒对理想身体范型的建构，使处于沉寂状态的身体欲望被逐一激发。个体淹没于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消费欲海，欲罢不能，进退两难。选择前进，则意味着个体被欲望所绑架，越陷越深；选择退步，则意味着个体放弃借由提升身体资本获得社会进阶的机会。特别是受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与身体相关的新型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一夜兴起，包括丰胸隆鼻、拉双眼皮、光子嫩肤、激光除皱、断骨增高等。一方面，逐利化的医疗机构日益朝集团化方向发展，并把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施加到身体之上；另一方面，社会资源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需要不断地进行重组，身体社会化与社会身体化的融合特征开始显现。同时，个体也积极追求身体与医疗技术的完美结合，通过技术塑身展现个性自由，增加身体资本，使得身体消费有增无减。伴随着消费主义，出现了身体的符号化和资本化。身体的符号化表现的是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身体的资本化表现的是身体与他人的关系。身体日益被塑造成自我标识的象征符号，成为消费的代码，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契合了个体身体展示的需要。身体符号作为身体的拟象物取消了身体的真实性。在当下市场经济下，身体却与资本相联系，出现了身体的资本化，身体有遭受玷污的危险。身体处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裹挟之下，成为医疗消费的重要对象。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个体不断逾越身体的边界，甚至医务人员的职业行为被大众的身体消费所牵引。身体的符号化和资本化将身体对象化和商品化，在削弱生命尊严的同时，也在削弱个体对身体的认同，影响到身体的本真性存在。“消费文化身体的符号化是社会权力对身体的重新编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身体的重新压制。”［19］因此，对其负面效应不可小觑。身体的符号化和资本化违背了身体意向性理论的要求，从反面凸显了身体认同的重要性。

（二）新二元论的缔造

本来，为防范富贵病、展现生命活力、延缓身体衰老进程而进行的健康消费无可厚非，但刻意的审美消费却要谨慎从事，三思而后行。“身体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似乎要把人类引进一个‘性化的时代’，一些人缺乏深刻意义上的价值反省和道德修养，以所谓的外在美和形态美取代人类的内在美、心灵美，造成社会风气日浮躁；另一方面，使修身的概念发生歧义，人们的身体健康素质与‘按美的规律构造’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13］154在消费主义之下，身体遭受消费的诘难和拷问，有再次被贬低为工具的危险。消费主义对身体的凸显，实际上体现出身体哲学对意识哲学的矫枉过正，彰显出对身体的误读。“身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事实，而是承载了历史、文化、政治的生命存在，从人性关怀出发，显然并不是身体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渲染和凸现，就意味着身体获得了理解和尊重，正像‘性’的泛滥并不意味着对‘性’的尊重，而意味着对‘性’的抛弃一样，在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身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表达现代人的虚荣和欲望满足的一个出口。”［20］针对身体陷入消费主义漩涡而产生的文化焦虑不断涌现，个体因盲目追逐身体消费而滋生的社会悲剧也不断上演。显然，消费主义对身体的片面化理解会导致严重的结果。消费主义不满足于身体哲学对一般身体体验的重视，而是追求极致的身体体验，把对身体美的追求接近理想范型，把对生命存续的追求接近生理极限等。如果说意识哲学造就出意识压制身体的二元论，那么消费主义则造就出欲望压制身体的新二元论。无论是旧二元论，还是新二元论，都违背了身体哲学的身心统一。寄望于欲望释放的身体解放无疑会再次把身体贬低为生物素材，“沉重的肉身”再次降临。身体哲学对意识哲学的取代，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批判中身体解放的精神出路，而消费主义对身体的捆绑，却又在身体解放之路上设置了一道大幕，混淆视听，遮人耳目。这种矛盾交相并存、希望与失望交替产生的“混杂化”（霍米·巴巴）形态，或许是对“生命辩证法”的最好诠释！

意识哲学对理性的强化有利于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理性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优化个体生命的存在样态。以身体哲学取代意识哲学作为生命教育的哲学根基，是促进生命教育发展的必然。区别于意识哲学“扬心抑身”的二元论，身体哲学不应再制造出心与身的二元对立；区别于意识哲学“无身之心”的思想极端，身体哲学也不应再偏执于“无心之身”的思想极端。故而，防范消费主义的误导，也就成为发展身体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教育的必选动作。

参考文献：

什么是教学艺术？至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授李如密认为：“教学艺术乃是教师娴熟地运用各种教学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具有独创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本文采用该教授之说，从美的角度来探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发挥课堂教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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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虽然脱胎于传统语文，但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是在叶圣陶之后，而真正进入研究领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从研究资料来看，以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数据为例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料并不多见，80年代以后才逐渐地增长，直到近五年才呈现激增的状态，总体来说，研究资料比较单薄，可以说这还是一个新的等待挖掘的领域。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载体参与了学生的阅读。网络环境下，要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同时注意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要引导学生重视文本阅读，同时尊重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要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引导，同时防止海量资源使学生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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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低年级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适当的游戏体育运动，增强学生的木体感输入刺激，从而使学生的身体动作更为灵活和敏捷，也有助于学生自身神经的安定。教师可以在小学体育活动中添加一些全身性的感觉统合运动，诸如：翻跟斗、前滚翻、爬行训练、跳绳游戏、球类活动等，对学生本体感觉系统进行活动的刺激。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手眼协调、手耳协调以及大脑对各块肌肉间的控制，还能使本体感觉系统刺激微弱的学生，更好地进入学习环境，缓解动作缓慢、思维迟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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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冬日里的灰粉色，让粉色不像春天般稚嫩，浓淡相宜，相得益彰。想要穿出减龄的效果，一定要染指的颜色就是灰粉色。

“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身体会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10］1“在西方世界，正式的宗教框架原本建构并维护了寓于个体之外的那些生存确定性和本体确定性，随着这些框架逐渐衰微，随着消费文化中的身体作为符号价值的载体大举兴起，高度现代性中的人们倾向于更加重视身体作为自我的构成要素。”［10］3资本的躁动与个体对身体认同的追逐一拍即合，相互勾连，激荡出身体消费狂飙突进式膨胀的商业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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