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问题主要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并引发了一系列反对生态破坏、寻求生态正义的社会运动，这一问题也逐渐成为环境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界学者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刚刚兴起的一种国外社会思潮，其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分析和见解显示出一定的独特之处。他们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为着眼点，以构建生态文明、维护生态正义为核心价值旨归，致力于实现涵盖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地球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思维方式和实践后果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怀特海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强调构建一种全新的、后现代视阈下的理论体系——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解决生态危机之道。在实践路径的选择上，他们倡导走一条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生态正义理念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其思想发展经历了从人与自然到人与人双重关系视域下的价值审视、从关注生态正义到进一步剖析社会正义、从理论层面的探讨到实践架构的逻辑过程。认真分析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思想，对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评价这一国外社会思想，更好地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人与自然到人与人——双重关系视域下的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理念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关于生态正义的阐释既不同于雷根、洛尔斯顿等人将生态正义仅仅理解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也不同于巴克斯特等学者将其视为人与其他非人类存在物之间在资源占有和利用方面的平等，[1](p1)亦不同于温茨等人将其视为人与人之间对于生态资源的“利益与负担应当被分配的方式”。[2](p2)在其看来，生态正义不仅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共荣共生，而且也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利益享用及生态责任和风险承担等方面的关系均等。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生态正义问题，使得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彰显出一定的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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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生态正义问题。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括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内的整个地球共同体处于一个相关联系、并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整个世界不是由各自单独、孤立的物质组成，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事件组成，正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各种联系构成了事物的身份认证和其内在价值。“每一事件都有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由事件所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来衡量的。”[3](p179)因此，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一样，都处于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之中，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并且，他们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为了实现或维持这一审美价值，人类必须用一种平等的、包容的态度去善待环境，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相反，人类如果无视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而破坏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则必然导致生态非正义。“不正义就表示各子系统间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只有从整体的视角出发，才能实现正义。正义寻求的是一个和谐的多样性统一的辩证目标。”[3](p146)由此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价值是基于“整体维度”的，价值被定义为共同体而非个体、合作而非竞争、和谐而非无序。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还以生态问题为中介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正义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突出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生态资源的利益享受与生态风险与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分配正义。在其看来，人与人之间这一分配关系的不和谐、不均等必然导致生态非正义。当前，生态非正义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富人以其高生产和高消费利用和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时也获得了巨大财富。然而，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和风险却最终转嫁给了穷人，主要由穷人来承担。“今天，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正是由于那1%最富有人的自私，正在迅速导致其余99%的人不再适于居住在这个星球上。”[3](p6)并且，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下，资本扩张能够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有利资源。特别是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本国环境污染，积极将资源耗费高、污染大的企业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与此同时，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当代人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势必对后代人享有资源环境的利益构成损害，导致代际不公。

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生态正义主要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向关系的动态平衡，其所追求的生态正义主要致力于实现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的共生共荣。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解相较于深层生态学的认识更为全面合理。并且，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事物的“内在价值”——即事件所包含的关系来加以衡量，无视或破坏事物的“内在价值”都具有非正义性。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在价值”的理解与深层生态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一种关系范畴，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坚持的“内在价值”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实体范畴，即自然本身所特有的内在属性。当前，针对深层生态学的认识所呈现出的唯心主义实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进行了深刻批判。比如，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就指出，“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4](p13)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否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极不彻底，其理论认识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判和背离。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非历史决定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按其内在规律客观发展，就人类社会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在这一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中进行过集中阐释。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此却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之中，事物之间的影响双向的、其发展趋势也是非确定性的。因此，他们否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素和客观规律，并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进一步神秘化。从实质来看，这一思想实际与西方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不可知论者一起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片面推崇精神文化的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精神文化的因素的重视。“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呼吁重视那些经常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忽视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将更加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这超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10]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定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清楚的阐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1](p591)从这一点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误解，更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探索到了生态非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实现了从道德批判到社会批判的重要一跃。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或许可以把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和阶级斗争的辩证分析作为一种永恒真理，而且他的许多见解对我们的时代仍然具有巨大影响。”[3](p153)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比深层生态学的认识和批判更深刻。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意识到了生态不公与经济社会因素的内在关系，但他们最终却并未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视为生态不公的根源，反而仅仅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产物。资本主义现代性思维方式是指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出现的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其渗透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这一思维方式集中表现为孤立静止、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方式以及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忽视共同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在这种现代性思维方从根本上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柯布所言，“在以笛卡儿、康德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传统中，机械思维、二元论占据了核心地位，其实践结果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道德文明等方面给中国、美国和世界带来了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10]

由此可见，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关于“内在价值”的理解侧重点不同，但从实质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并未将自己与生态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他们在生态问题上并没有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相反，他们又同生态中心主义、生物平等主义一样无法摆脱走向唯心主义的宿命。在这一问题上，戴维·佩珀曾明确指出，“内在价值”不同于事物的客观自然性，“后者不依赖于任何主观的或有意识的偏好”。[7](341)因此，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单纯从自然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关系角度出发做出的正义审视，其实质都是脱离人的生产活动的主观判断，在本体论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

小麦锈病是对我国小麦生产安全造成影响的主要严重病害之一，可导致小麦出现10%-60%左右的减产。小麦锈病主要对小麦的叶子、叶鞘以及麦穗部位造成破坏。锈病又可分为叶锈病、及杆锈病。锈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条形柄锈菌的感染，此种致病菌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对低温天气也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发病后，小麦患病初期会出现黄色椭圆形粉孢以及绿色斑点，随着小麦生长直至形成黑色椭圆形孢子堆。

二、从生态正义到社会正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诊断

在阐释生态正义概念的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又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探析。在他们看来，生态不公与社会不公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在生态方面关系的不和谐实质都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不和谐、不公正的具体反映。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系统批判的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非正义性。“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值。”[3](p18)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建立在私人占有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开了疯狂的财富积累和资源掠夺。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非正义性。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能够“公正”“合理”地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并能很好地进行奖勤罚懒。人们自由的投入时间、金钱、精力等，市场决定其回报。因此，财富是辛勤劳动和坚强意义的证明，贫穷是懒惰和缺乏意志力的有效惩处。然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正义实际是不正义的。一方面，资本追求无限增长的假设与有限的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以财富创造和价值增值为核心的理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择手段的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破坏一切环境条件。然而，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生物物种大规模灭绝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产生，直接向资本主义所谓的“正义”理念发出了挑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滋生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也鲜明地体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下。“充分的事实证明，最富裕国家通过设计、主导世界经济体系而使他们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对于全球日益贫困的底层大众来说，他实际是一个真真切切奴隶制市场。”[3](p218)因此，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维护正义和道德的有效工具，市场经济不能主宰一切。

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词汇学习策略进行调查。根据表2的调查结果，大部分的学生能依据发音规则来帮助记忆。虽然学生并不普遍接受词汇学习应该死记硬背的观点，但认知策略中具体的死记硬背策略却仍然被广泛运用。这说明了多数学生知道词汇学习不应该靠死记硬背，事实上还在无意识地运用这个策略。可以看出，学生已经开始改变机械背单词的传统观念，但是尚未完全运用其他更有效的策略。[2]

首先，他们强调构建多元化的正义理念。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所谓的正义理念是片面的，它只强调了数量的平等，而忽视了人们获取资本的机会，比如阶级状况、性别、肤色、受教育机会等。因此，他们强调必须转向重构一种多元化的正义理念。“这种多元化的正义理念把各种与评估行为公正与否的有关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纯粹数量上的相等根本不足以把与做出公正决定相关的所有因素考虑进去。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系统更长远的正义观念。”[3](p144)在这方面阿玛蒂亚·森有着相似的观点，正如其在《正义的理念》中所强调的，强烈的不公正感完全可以由于不同的缘由而产生而又不必拘泥于到底哪一方面是其主要原因。[14](p2)并且，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多元化的正义理念应当符合以下特征：（1）多元化、多层面的认识和衡量标准；（2）从理论思维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化对非正义的认识；（3）强调不同共同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正义理念的界定和判断不能单纯从某一层面出发，应力求全面；它更强调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体间的平衡与和谐即正义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这一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5](p604)因而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主观臆想的，是个关系范畴。并且，人类又是通过各种具体实践活动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的，因此，价值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对事物能否满足其需要及需要大小做出的主观判断，表现为一种实践关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某一具体事物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正义与非正义只能从人的立场来加以分析和判断。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生态正义尽管也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合理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观点；但他们却坚持绝对的生物平等主义，否认唯有人类才能进行社会实践的客观事实，抹杀了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根本区别。并且，他们还脱离甚至凌驾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抽象地谈论事物间的关系，盲目追求一种空洞、抽象的道德标准和审美价值，并且进一步将其神秘化。“万物对自己、他物和全体都有某种价值。这表示现实意义的特性。根据这个特性来构成现实时，道德概念就产生了。我们没有权力毁伤价值经验，它是宇宙的真正本质。”[6](p136)

CRP是急性相蛋白，在IL-6刺激下由肝细胞合成。研究[21-22]表明，CRP水平能反映IL-6相关信号通路的活性。本课题组前期研究[21]发现，CRP升高水平与MM患者疗效差相关；本研究显示，CRP水平与Treg/Th17比值变化趋势一致，进一步说明CRP可用于预测MM预后。

因此，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分析只有彻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生态正义问题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相联系，才能探寻到生态危机、生态非正义产生的根源，也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在这一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着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认识，他们旗帜鲜明地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生态非正义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无非是社会生产不公的真实反映和写照，是社会不公向生态领域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因此，他们将寻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谋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正如佩珀所强调的，对正义的审视和判断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奥康纳也指出，“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他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12](p431)福斯特则在深刻阐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基础上，强调追求社会公平和生态正义就要彻底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影响广泛的和早期转变相似的生态革命。”[13]

三、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运行——关于实现生态正义的方案设计

有机马克思主义围绕如何实现生态正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设计层面，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后现代视域下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强调重构多元化的正义理念、明确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运行层面，他们在批评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第三条道路”，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设想。

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决定了其政治、文化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宣扬其政治制度是最能够体现自由、民主，最能够保证人权和维护正义的制度，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福山等，许多资本主义政治学家都极力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他们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为自由、民主、正义的实现奠定了“合法”基础。比如，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通过系统论证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关系，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性进行辩护。在他看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起到了分散权力的积极作用，因而能够有效促进政治自由。[8](p9)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强烈质疑以财产所有权为逻辑依据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正义性，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无非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基础之上的，公民享受自由和民主程度主要取决于其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实质来看无非是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绝非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另外，资本主义的文化亦是如此。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布所言，“事实上，现代教育制度是被资本所控制并为资本主义体系服务的（可惜许多人看不到这种联系）。”[9]

电渗析除热稳定盐设备于2016年4月21日开始运行，2016年6月17日结束，共运行57天，除盐后，系统内胺液中HSS含量大幅下降，胺液浓度也有明显的上升。在脱除HSS期间，脱硫装置运行正常，因考虑到运行期间胺液的正常损耗，期间补充新鲜胺液2 t，系统总贮量基本保持不变。在除HSS设备运行期间，相关数据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再次，他们提出了实现生态正义的具体实践原则和路径。在对未来社会变革的设想中，有机马克思主义积极扬言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有三个基本原则：（1）实行混合制。即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不主张实行全部的公有制亦不消灭所有的私有制；在经济体制运行方面，既反对全部的市场化，又主张要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2）超越公—私二分法。即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联系、融合，不要过于苛刻地对二者进行区分；（3）“价值中立”的教育。即呼吁建立一种旨在塑造未来全球公民共同体价值观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公正平等、共生共荣。与此同时，为实现上述原则，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倡导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社会进步衡量指标，强调注重环境改善和整个“生物圈的繁荣”；推崇传统的小型农业生产方式和手工制造，倡导制造业本土化；呼吁采取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管理方式，着眼于社会与环境的长远利益；构建以信贷而非资本为基础的银行体系，致力于社会提供多的服务而非资本增值。

其次，他们明确了实现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诉求。（1）为了共同福祉。实现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个生物圈的繁荣发展既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也是其实现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并且，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为了实现共同福祉，必须实现个人主义到共同体主义价值观的转变。然而，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到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学说，无不彰显了鲜明的个人主义价值色彩。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生，因此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对象；（2）有机的生态思维。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处于一个生物圈，即人类共同体与自然界处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二者共荣共生，一损俱损。人类不能再仅仅将自然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和“资源”，而要尽快调整生产和消费理念，注重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与平衡；（3）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处、人与人在生态资源占有和责任承担方面能否实现公平正义，还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关系和地位。富人阶层奢靡的消费方式与穷人窘迫的困境形成了极大反差，并且穷人还要为由富裕阶级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承受沉重的代价。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要重点关注穷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着力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4）长远的整体视野。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思维的长远规划，即当代人要关照自然以及人类后代的利益。正如其所讲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目标，然而如果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空气与土壤污染，使得城市变得不宜居住、乡村变得贫瘠，那么人类后代的发展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生态正义的理论和实践设计充分彰显了其饱满的生态关照和人文关怀，具有明显的积极和可取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生态正义问题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分析、阐释以及解决对策的探讨，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研究视野。并且，在各民族构建本地区生态文明过程中，有机马克思主义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传统进行有机结合，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有机马克思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全方位批判的基础上，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饱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情怀。他们倡导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理念，注重整个人类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特别关照工人、穷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三，将生态正义的实现与实际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探讨，西方学术界争论已久。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探讨生态正义及实现的过程中，没有执囿于单纯的道德层面的理论探讨，而是注重将生态正义的实现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这使得其理论分析相比较于与抽象的道德说教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然而，与此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生态正义的理论和实践设想又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具有明显的空想主义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探讨仅仅是在没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进行的，尽管意识到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但他们试图在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倡导生态正义；尽管其所坚持的共同体主义、生态思维等价值理念具有合理之处，但他们在缺乏对相应生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片面强调文化理念在未来社会中的绝对作用。因此，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只能是空中楼阁。对此，福斯特曾指出，“脱离了创造另一个社会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有效运动。”[15](p117)伯克特也指出，“人类社会与包括其他物种在内的整个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与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竞争，生产，利润）作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决裂。”[16]科威尔则在《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是这场（生态危机）的驱动力……除非它被推翻并且被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所取代，否则我们所知的文明注定要失败——或许人类物种也难逃厄运。”[17]

第二，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倾向。在未来社会制度的选择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强调主张将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进行融合，走一条及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样一条道路融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因素和特征，然而，细究开来，“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呢？这条中间道路与民族国家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殊阶段的产物。“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8](p193)并且，国家还将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消亡。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经济根基的基础上，试图调和阶级矛盾、否认阶级差别，不仅具有显著的折中主义倾向，而且这种超阶级的国家和社会理想从实际来看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具有非可行性。比如，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回归传统的小型农业生产和实行制造业本土化。纵然这些传统的生产方式在节约资源和防止环境污染方面具有其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意义和价值，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种生产方式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社会化大生产在提高生产效率、密切交往、传播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但由此就否认和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显然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倒退。另外，在教育方面，他们倡导普世的“价值中立”的有机教育。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不可能脱离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且，在未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空谈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繁荣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内在矛盾。

问题导向，专项整治成果丰硕。围绕热点问题，该处重拳出击，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查处的卞某非法生产、销售无注册证书的医疗器械案被国家总局列入全国十大案件。此外还开展了违法添加罂粟壳（粉）食品专项整治、壮阳类假药及有毒有害食品专项整治、保健食品“打四非”、农村食品“扫雷”等系列专项行动，共查办案件1777起，曝光典型违法案件23起，有力地打击和震摄了违法犯罪分子。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追求生态正义为核心价值诉求，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倡导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致力于实现涵盖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想美好而富有吸引力，然而，其自身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和不可逾越的实践困境。对此，我们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以防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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