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实现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的首要举措，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高度认知和对当前国内思想政治形势复杂性的高度敏感，为我们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指明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然要求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然而在当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纷纷出现在网络上特别是自媒体上，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争夺群众和影响力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和理性分析那些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和逻辑特征，并采取相应应对之策。

一、几种典型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本质的评析

在当下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与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共存状态，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有些人希望维持当下这种关系不变，以营造一种所谓和谐、共荣的多样化局面。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发现，随着形势的变化，有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助于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支持而不断扩大影响，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思潮，不断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堤坝。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密不可分。由于大量新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出现，一些非利益群体因为自身经济地位上升而产生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诉求，这些诉求就表现为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笔者看来，当下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群众的几种典型非主流意识形态都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体系、宣扬另一套价值观，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迥然不同的特点。分析这些非主流思想意识的话语本质及其特征，是我们正确应对其挑战的前提。

（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又称为新保守主义、新古典学派。这种经济思潮和政策主张具有以下的表现形式：经济去管制化，即完全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政府要减少统治功能、增加服务功能，鼓吹“小政府”；经济发展外向化，即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各种产品面向国际市场等。这种主义最先在英国和美国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其体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利益倾向性很明显，即它要求给予资本更多的行动自由、减免大资本的税收负担、限制工会权力、大规模私有化、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降低工人工资等。1989年，新自由主义被制作成一个名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清单并被推销给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这个政策清单是新自由主义话语逻辑的具体体现，其主要推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华盛顿共识”的要害是要清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和国家屏障，为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长驱直入落后国家掠夺财富创造最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经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1］。

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新自由主义，使之成为主流经济学、制定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而一些国家的学界、官方又进一步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如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灌输给了社会大众，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在中国国内，诸如“公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等新自由主义话语流毒甚广。这些话语明显显露出其亲资本的内在逻辑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态度，实践层面这些错误话语不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造成干扰，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成为一些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遮羞布。新自由主义极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制造“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舆论，因此这种思想在政治上必然助长无政府主义行为，对我国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会构成严重威胁。

（二）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在20世纪90年代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由外部引入中国的，一直到21世纪初它还仅仅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被讨论，但是此后几年，境内外一些人就撕掉了学术的幌子，大肆以这种所谓“普世价值”为理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思潮的政治实质是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方向，按所谓‘普世价值’即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思想上的指向，是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圭臬，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经济制度方面，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企图釜底抽薪，搞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支持配合藏独、台独等分裂势力，站在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上。”［2］这个评价揭示了问题的本质。

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外支持普世价值观点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该意识形态虽然遭到一定程度抵制，但是其社会影响并未被彻底消除，其支持者一有机会就会粉墨登场，高唱那些“普适”的老调。普世价值论者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话语都有极强的政治迷惑性，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如同空气一样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并无国家和民族之别，更无阶级之别。然而正如上文所讲，它们本来是西方资产阶级所界定的价值，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任何价值观都意味着利益的分配问题，由于利益分野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有阶级、所有民族都一致认同的价值。普世价值论话语的危险在于：一方面，它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敏感度，使人们更容易被理论骗子操纵；另一方面，它的大肆扩张，还在政治领域压缩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存空间，加大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被接受的难度。

（三）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开始有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主张“范式转换”，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用唯心史观取代历史研究中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相关言论告诉我们，他们所谓的“学术创新”是一种包装过的政治话语，其政治诉求是颠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以西方宪政体制取代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例如，他们大肆为历史上的许多定论翻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笑话，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说“辛亥革命搞糟了，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他们推断说让清政府慢慢搞新政，中国今天也能实现现代化；等等。他们为一系列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历史人物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却对那些为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英雄人物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行贪腐之举，必有事发时。”这句写在李青海忏悔书中的话，是他对自己难逃党纪国法惩处的预感。而这个预感在2018年2月26日这一天成为了现实。李青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白城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是一个我人生悲喜交加的日子。如果说悲的话，是因为我将自此失去自由，离开温暖的家庭；如果说喜的话，是因为终于停止了一切违法行为，放下了一直背负的心理包袱。”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活动猖獗，已经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上极大的混乱，特别是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他们在没有较强免疫力的情况下通过地摊文学、网络和微信及一些被炒作起来的畅销书而接触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胡说之后，很容易把谬误当真理，大大增加了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正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反党本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泛滥造成了一些人对党离心离德，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种种隔阂、误解甚至反感。因此，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遏制这股逆流，后果不堪设想，“欲亡其国，必先乱其史”是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思想混乱、颠覆政治对手的根本手法，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参考文献：

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说服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它虽然可以包容不同的学术话语，但确认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5］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指导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科学，所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仅是把它的学说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将它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而且这种应用更为重要。因为群众不是光看我们怎么说，他们还要看我们怎么做，他们更愿意相信做得好的人而不是说得好的人，他们认同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理论而不是华而不实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用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赢得民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途径，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6］这里的“领导权”也可以理解为话语权。因此，我们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原理，用我们成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鲜活事实来显示它的威力。

（四）消费主义

［1］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0．

消费主义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不是通过明确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而是通过一系列经济主张和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然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很大。首先，在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宣扬“不消费就衰退”“消费爱国主义”“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神话，事实上将资本（只有他们才具有大量消费能力）当作社会的“英雄”，劳动者则被置于可怜的配角地位，“生产者社会”让位于“消费者社会”。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劳动至上、消灭资本剥削和压迫的主张便被视为不合时代要求的僵化教条。其次，消费主义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集体主义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极端个人主义、及时行乐、极端物欲的消费主义拜物教，引诱青少年盲目追捧时尚文化、追逐娱乐明星，使他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再次，消费主义蔓延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必然使人民大众形成盲目的攀比炫富心理、加重社会不平衡程度、扩大社会矛盾。最后，消费主义破坏马克思主义赖以传播的文化载体。消费主义利用充斥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尚文化、文化工业俘虏青少年，会使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丧失基本的受众和传播主体，造成对后者的严重冲击，最终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这个群体中失去影响力 ［4］。从话语本质上来看，消费主义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体现了资产阶级无限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和他们因为精神空虚而盲目追求物欲享受的生活理念。

而此刻，父亲就像一个孩子，我把他送进养老院，他是否也会不适应，是否也会想着有一天，我会出现在养老院门口，接他回家。

（五）流氓主义

本来意义的“流氓”一词并无贬义，是指那些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游民或流民，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该词语逐渐缩小了指称范围，特指那些“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子”，这样它就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作为价值观的流氓主义则是指任何社会阶层中那种耍无赖、无操守、为谋取私利而出卖名誉、身体和灵魂等任何东西的处世原则。持这种理念的人表面上反叛一切权威和既定的制度和传统，但是却认同犬儒主义哲学，委身于特定利益集团，甘愿充当别人的打手，以获得赏赐。流氓主义者其实是极端自私自利者，他们高调宣称“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刻薄地讽刺理想主义者，咒骂道德高尚者，其目的是为自己的离经叛道行为寻找话语托辞，企图使社会舆论同情或者不反对其令人不齿的行为。在汶川大地震中出了名的“范跑跑”（范某外号）这个人，其灵魂卑劣低下，却被同道称之为“真小人”，而批评他的人则被骂为“伪君子”，可见当时社会上流氓主义话语之猖獗。我们发现，这种文化流氓主义者的主要伎俩就是用话语将不讲道德的人进行包装，从而使后者俨然成了可爱之人。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等。这些意见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从理论到实践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地勾画了一个蓝图，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到这样一点，即党能否成功地应对各种错误观点的挑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核心之所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是否被树立起来。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有资格和能力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思想指导作用，对其他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压倒性优势，其本质是争取更多的人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发展规律之一是此消彼长，它一旦被马克思主义占领，其他意识形态就自然被边缘化并丧失影响力。我们只要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搞好，很多意识形态工作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应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挑战的几个建议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依靠文化来体现和传播，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搞好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必然会被稀释掉、屏蔽掉，而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影响则会得到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并具体指明了以下努力方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这五个方面内容丰富，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任何一个方面都忽视不得。必须要认识清楚的是，在文化建设上做到重点明、方向对、发力足，还要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扎实的研究，从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实施方法才行。

流氓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在于它的无原则性和腐朽性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负能量，玷污社会风气，破坏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逐人们头脑中的高尚情操。当流氓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整个社会必然流行各种各样的扭曲价值观，诸如贪污腐败、男盗女娼、坑蒙拐骗、欺凌弱小等恶行也不会被舆论批评。这样一来，大量消极的东西便容易抢占人们的闲暇时间，将人们赖以进行自我修养和提高的条件消灭掉，马克思主义这一高尚信仰面对一股股低俗、庸俗暗流的冲击，势必遭遇边缘化危机。

第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处理各项社会事务。马克思主义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党能够成为执政党的思想基础，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其当作一个招牌或者一件衣服那样只为装点门面。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要不得的，因为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必须真懂真信，而不能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如果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工作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也不知道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对复杂的社会事务，如何说服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呢？

人工免疫算法是模拟生物免疫系统功能和原理来处理复杂优化问题的自适应系统.2002年，Castro首次提出了克隆选择算法，并成功将其应用于组合优化、数值优化等领域[8].但在其算法实现过程中，克隆的父代和子代间只有单纯抗体的复制，没有不同抗体间的交流，无法促进抗体种群自我进化.针对此问题，焦李成等构造了适用于人工智能的克隆、记忆及遗传算子等，并提出了基于柯西变异的免疫单克隆策略[9,10].

工程勘察中经常出现不按照规定进行勘察，例如角点处出现过大的孔间距，达不到规定的孔深与孔距。在工程勘察流程中，因为对试验取样环境不够了解，导致勘探过程中出现突发状况。部分技术人员是在不考虑场地实际情况和土壤条件的情况下根据最低限度试验抽样，没有对取样、测试的均匀性与有效性进行全面考虑。

第三，为马克思主义争取话语权要有斗争思维。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这也是争取群众的有效办法。当前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竞争态势，甚至有的还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不能失语的，必须及时发声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应，这种回应要理直气壮、有理有据、义正词严。“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只会使自己更加强大而不会使自己更加弱小。错误的东西不批判就像放任肿瘤在我们躯体上疯长一样危险。如果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关键时刻不站出来、不上前斗争，则敌对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社会不良风气就会滋生蔓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就会泛滥成灾。

第四，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软实力建设。这里的软实力是指马克思主义因为其固有的真理性、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而获得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其他各种思想理论、社会思潮一争高下，就是因为它是彻底的理论，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从而使人们认同自己的主张，取得优势话语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要继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即继承和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那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历史财富，同时发展和完善好这个体系的新成果，让马克思主义充满勃勃生机。同时，面对时代环境变化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和传播方式进行及时调整。这里的环境变化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传播所面对的受众变了，他们是一代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大众，其思想状况与几十年前的大众有很大的不同，这使他们对政治的敏感性、对理论思维的兴趣都发生了转变。其次是新时期信息传播的内容和载体变了，信息消费化、传媒电子化趋势凸显，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表达方式上、传播方式上进行改革，他们将会失去与敌对意识形态竞争的先机，导致后者抢占社会大众的思想阵地。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固步自封的旧意识，及时改进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形式，积极主动地与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新媒体进行联系，熟悉这些新媒体的话语方式和特点，充分利用后者的便利性和即时性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增强其软实力。

第五，要高度重视硬实力在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中的根本作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语境下的硬实力，主要是指保护、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发出声音同时又压制反马克思主义声音的政治法律制度、出版传媒设施等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就是国家机器，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它被哪一方所掌握，哪一方就能取得决定性优势。我们要重视话语权建设中硬实力的作用，能动地运用硬实力来支撑软实力建设。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等凡是能够维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物质力量，在当前语境下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并加以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的作用凸显，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些问题也可使用这种物质力量来对付那些企图动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敌对势力，因为“社会主义法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保证、促进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运用法律方法，才能防止和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才能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法律这个强有力的工具，敌对势力就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举进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就会乘虚而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丧失主导地位。”［8］

计算结果大于1 mg／kg时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当结果小于1 mg／kg时保留两位有效数字，当结果低于最低检测浓度时，以“＜定量限”表示。

消费主义一般表现为一种炫耀性的、超前的、浪费性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本来并没有消费主义的生存空间，传统中国社会在消费上一直崇尚节约主义理念，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内部推动，消费主义开始出现，并以时尚生活方式的面目堂而皇之地走上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一经形成，消费主义便借助于跨国公司、媒体广告、“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迅速地占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当前中国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就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和扩张密不可分。

［3］梅荣政．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12．

［2］刘书林．“普世价值”问题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实质［J］．政治学研究，2008（6）：5－6．

她谆谆教诲我安全细节：单肩包一定要背在人行道的内侧面，不要在大街上打开包拿钱包，更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打电话……而我的阳奉阴违让她很生气：“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4］张文富．消费主义是如何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J］．前沿，2011（19）：36－39．

［5］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45－5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32．

老巴说：“是呀，天寒了，罗爹爹的腿软。早上慢腾腾走到东湖边，别人的拳都打完了。不去吧，他又难过得慌。”

信道的平均时延、均方根时延扩展、附加时延扩展等相关时延参数都是根据时延功率谱得到的，这些参数可以用来表征信道特性。平均时延测量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平均传播时延，是衡量发送端和接收端是否精确同步的重要参数。均方根时延扩展定义为接收到的多径分量的二阶中心距，用于测量信号的扩展。附加时延是根据所选择的门限，测量多径分量扩展的最远路径。

［8］郑永廷，叶启绩，郭文亮，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