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加速普及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向其他国家民众开展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年来，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领馆纷纷在中国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和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上注册官方账号，针对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国，日本近年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做法与特色，其具体情况值得仔细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就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总体来说，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与研究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成果相比，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数量偏少、视野有限。二是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浪微博这一平台，①应健：“微博外交——驻华外国使领馆网络公众外交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3月，第20—28页；赵新利：“新媒体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微博外宣’”，《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杨宏明：“‘小围脖’织出‘大外交’——以日本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为例”，《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3期；张天姿：“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分析——以日本驻华大使馆新浪微博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3月；田弘：“外国驻华使馆微博外交研究——以美、英、日三国驻华使馆新浪微博为例”，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3月，第46-58页；窦一鸣：“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策略探究——以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公共平台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20期。还没有关于日本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②当然，国内也没有日本如何利用腾讯微博、人人网等平台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但鉴于这些平台在用户数量、传播能力、社会影响等方面均不及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所以笔者在此不做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浪微博这一社会信息分享传播平台与微信公众平台这一社会关系交流平台具有许多共同点，但二者仍存在明显区别，如新浪微博具备海量的信息传播能力、开放且可控的传播空间，而微信公众平台每日信息传播数量有限、注重私人订制式传播、传播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③两者的具体区别，参见张荣恺、么明珠：“新媒体公众平台的传播机制与受众使用偏好比较——以微博与微信为例”，《西部广播电视》，2016年第12期。而且日本官方对这两个平台的利用情况也不尽相同。三是既有研究大多针对日本对华新媒体外交这一问题本身进行分析，对中日两国关系的互动和中国的可鉴之处言之较少。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辨析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公共外交二者关系的基础上，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出发，考察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现状、特点及其与中日关系的互动联系，进而提出对中国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的有益启示。

一、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早由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教授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在1965年提出，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也在1987年对其作过官方定义。但是由于各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和理论具有差异，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定义。在中国，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描述和使用公共外交一词。在诸多国内学者的定义中，笔者较为赞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唐小松的观点。他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一种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媒体和文化交流项目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国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工具”。①唐小松：“公共外交：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6期，第60页。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在公共外交语境下，媒体和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等一道，都是用来传播公共外交信息的一种具体手段和方式。关于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美国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赛博（Philip Seib）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而媒体则是政府触及目标公众的媒介。”②陆佳怡：“公共外交与媒体外交——专访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赛博”，《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44页。由此可见，媒体对公共外交的开展意义重大。

金融风暴说来就来了，像非典似的转眼间席卷了全国。沿海地区受损最大，一些出口企业被一个巨浪打翻了。深圳一些大企业，呛了一口水，骤然缩身，员工大减。没了订单的小企业猝不及防，倒得很快。据说全深圳被金融风暴冲倒了两百多家企业。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大众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媒体与公共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注，涌现出媒体外交、新媒体外交、网络外交等诸多名词；但是，这些名词在使用中存在不规范、不严谨的情况，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误解和歧义，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和公共外交实践的发展。以媒体外交为例，虽然这一名词最初用来描述新闻记者与外交官之间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与互动，即媒体工作者与外交官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外交实践的发展，这一名词最初所指的内涵显然发生了变化。对此，虽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是公共外交中通过媒体进行运作的那一部分活动”，③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22页。但是在文章标题、行文中不加描述地使用媒体外交一词，极易造成媒体外交与公共外交是两个并列概念的假象，从而掩盖所谓媒体外交其实是附属于公共外交的子内涵这一本质。因此，笔者建议，不妨将目前广为使用的媒体外交严谨地表述成“媒体公共外交”；同理，将所谓新媒体外交表述成“新媒体公共外交”。

具体而言，在“其他涉日活动”类别下，该平台不仅发布了一些日本国内的活动，特别是展现中日交流的活动，而且还发布了中国国内正在或即将举办的涉及日本的活动；在“日本社会情况”类别下，主要包括日本科技发明、体育运动、社会风俗、焦点事件和奇闻轶事等内容；在“日本旅游美景”类别下，主要包括日本各旅游景点介绍、线路和玩法推荐、住宿信息等；在“日本影视音乐”类别下，主要是对即将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进行宣传介绍，并推送以动漫歌曲为代表的、广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日语歌曲；在“使领馆活动”类别下，既有日本驻华使领馆针对中国民众开展的日本文化普及讲座，也有中日两国社会人士在使领馆内举办的各种沙龙和聚会等；在“日本饮食文化”类别下，主要是介绍日本各地的著名美食、食物烹饪技巧等；在“投票抽奖”类别下，主要是发动中国民众就他们最喜欢的日本动漫、电影、书籍和景点等进行投票，并适时进行抽奖；在“赴日留学资讯”下，主要介绍日本各高校的历史沿革、奖学金、费用和住宿条件等情况；在“其他信息”类别下，主要是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放假通知；在“官员致辞”类别下，发布的信息主要涉及日本国内政府官员、驻华大使和公使参加中日交流活动的讲话；在“日本工匠技艺”下，主要介绍了日式风铃、和风团扇、和风发簪、和伞以及木屐等产品的制作工艺，展现了日本制造业的工匠精神；在“日本人物专栏”类别下，主要是介绍日本某一领域的著名人士以及积极开展对华交流的日本人；在“日本著作书籍”类别下，则主要是介绍日本的畅销书籍以及展现日本文化传统的人文艺术类读物。

当新媒体与公共外交结合起来时，公共外交便能更有效地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在信息传播互动性、双向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目标受众的“精确打击”。⑥欧亚：“新媒体：‘把公共外交做到指尖’”，《世界知识》，2011年第12期，第49页。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是一种真正将“公共外交做到民众指尖”的传播形式，它让公共外交变得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从“发送—接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变成双向交流和分享，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传而不变”“听而不闻”的状态。⑦王莉丽：“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日。如今，西方国家的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和中国的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都是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本文的着眼点即其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文围绕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公共外交阐释的相关概念及其关系，详见图1。

  

图1 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现状

微信公众平台是腾讯公司在微信的基础上新增的功能模块。通过这一平台，微信用户能够与特定群体实现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的全方位沟通和互动。作为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日本驻华大使馆在2014年开通了官方微信公众平台（japanembassy），直接与中国普通民众进行交流。下文将依托这一微信公众平台，采用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日本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现状进行考察。

在梳理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的基础上，笔者呈现了日本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现状，并认为其具有传播内容强调广泛性、舆论回应注重迅速性、议题设置体现巧妙性和信息传递重视准确性等4个显著特点。

（二）舆论回应注重迅速性。一国政府对外国民众的新媒体公共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该国的外宣政策，其宣传效果如何，最终取决于对受众信息需求满足的程度。⑦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日本在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时，特别注重把握中国民众的特性、心理状态和需求。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关于福岛核泄漏事故、教科书事件等舆论热点的及时回应，足以体现上述特点。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曾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恐慌，并掀起了一股“抢盐热潮”；时过境迁，当日本媒体在2017年2月3日报道该核电站再度出现重大安全问题时，中国民众对福岛核泄漏事故仍然心有余悸，在进口日本食物、赴日旅游观光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焦虑情绪。①日本教科书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热议，参见：“大事不好！日本福岛核泄漏强度可能数倍于预估值”，http://gold.hexun.com/2017-02-04/187988906.html；“六问福岛核泄漏：还能去日本吗？日本食物还能吃吗？”https://news.qq.com/a/20170213/026990.htm（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针对中国民众“是否应该推迟赴日旅游？”“最新安全问题的调查结果如何？”“日本的食品安全吗？”等疑问，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在2017年2月17日发布了一条内容详尽的答疑信息，②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网页版信息“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Q&A”，https://mp.weixin.qq.com/s/tXsEb1rIA5Qt0tPo-XqoyQ（2018年1月3日）援引各种事实、证据及时有效地回应了中国国内的舆论争议，减少这一事件对两国经贸关系、民间旅游的冲击。另外，2017年4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采用阿道夫·希特勒著书《我的奋斗》用作学校教材的答复书，这唤起了中国民众对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的惨痛记忆，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③中国民众的反对言论，参见：“希特勒《我的奋斗》进日教材网友：政府在发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18/c_129546124.htm；“希特勒《我的奋斗》进日教材外交部回应”，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0419/c35421-29222149.html；“ 希 特 勒《我的奋斗》进日教材，究竟抽了谁的耳光？”https://www.sohu.com/a/135481408_425345（上网时间：2018年1月3日）再次凸显了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恩怨，两国关系顿时呈现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在2017年5月3日及时发布信息进行解释并澄清舆论，④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网页版信息“关于对待采用阿道夫·希特勒著书《我的奋斗》用作学校教育教材之日本政府的见解”，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g5NDIxOQ==&mid=2650955070&idx=2&sn=7a3edabbdb72c256990e2ad279ea5881&chksm=84d0689ab3a7e18cbd12aec4791255db731de0b3c0d9d4387ac 11ff317ada6f5f333a650bad7&mpshare=1&scene=23&srcid=0105bwga a0dj8cQ8bEIUexns#rd（上网时间：2018年1月4日）试图以“消防员”的身份迅速“扑灭”这个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火苗。

本文所研究的新媒体公共外交是媒体公共外交的一个子内涵，与另一个子内涵——传统媒体公共外交相对应，是伴随新媒体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开展公共外交的新形式。上文言及的传统媒体，一般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对于新媒体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流动的、个体互动的、能够散布控制和自由的媒体，尽管它高度依赖于计算机，但它并不仅仅是数字媒体，而是更大程度上的一种互动性媒体；④ Wendy Hui Kyong Chun，“Did Somebody Say New Media”，in Wendy Hui Kyong Chun and Thomas Keenan eds.，New Media，Old Media：A History and Theor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6，p.1.转引自李忠斌：“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1页。也有学者从技术角度解读新媒体，认为它主要是指现代数字通信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全新媒体形态，内容形式包括诸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社交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影和触摸媒体等。⑤董春玲、孙瑞蓬：“新媒体外交：一场新的外交革命？”《国际展望》，2012年第5期，第31页。虽然上述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不难发现，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的“新”并不局限于媒介形式的新颖，而在于它改变了旧有的互动形式，普通民众能够借助新媒体实时参与互动。

 

表1 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内容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发布内容（类别）其他涉日活动日本社会情况日本旅游美景日本影视音乐使领馆活动日本饮食文化投票抽奖赴日留学资讯其他信息官员致辞日本工匠技艺日本人物专栏日本著作书籍总计占比（%）22.07 19.01 11.73 8.80 7.14 7.14 5.99 5.99 5.23 1.91 1.91 1.91 1.15 99.98数量（单位：次）173 149 92 69 56 56 47 47 41 15 15 15 9 784

总的来说，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现状来看，日本驻华大使馆始终牢记其作为日本政府对华交往的官方代言人身份，以促进日中两国关系良性发展为宗旨，以合理阐释日本内政外交和对华政策为重任，充分利用了中国本土的新媒体平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提出带有悬念性的问题或者是本节课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导入新课，波动学生探求知识的心理，形成认知冲突，点燃学生的好奇之心，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从而形成学习的动力。这种导入方式使学生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与教师的授课内容融为一体，让师生之间产生了共鸣。

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协同产品创新的成员管理及知识管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可为CPIKN稳定性监控及预警系统的开发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与方法参考。然而，本文主要研究了CPIKN内部关联关系为对等互惠关系的情况，即没有考虑网络节点间关联关系的有向性，因此，非对等互惠关系下的CPIKN稳定性问题将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另一方面，本文研究中尚有一些因素没有涉及，如协同产品创新知识的特性(隐性化特征、复杂性等)、协同成员及创新知识的增加与更新等问题在文中均未深入探讨，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探究的重要方向。

在上述类别的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品牌性活动：在中国学生暑假期间，“日本高校夏令营”几乎每天都会发布许多关于日本高校的留学信息；由于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所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这一子类别中发布了日本驻华使领馆、中日民间团体举办的许多纪念活动的信息；由于有许多中国员工在日企工作，所以“日企职场必修课”这一子类别面向这些人群发布许多有关日本社交礼仪的信息。上述这些定期的、连续的活动信息，既反映出日本驻华大使馆对华公共外交线下内容的丰富性，也反映出日本驻华大使馆借助微信公众平台这一线上平台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不难看出，在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日本驻华大使馆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了“线下活动+线上宣传”的固定模式。

三、日本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特点

笔者截取了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这一时段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信息作为样本，把信息分为13个类别，并对其数量、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整理（参见表1）。可以看出，日本驻华大使馆2017年在其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共发布了784条信息，平均每天发布2.15条。其中“其他涉日活动”“日本社会情况”和“日本旅游美景”是信息发布的主要内容，各占发布信息总数的22.07%、19.01%和11.73%。

（一）传播内容强调广泛性。上文提到的13个类别的内容，已经在宏观上体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内容的广泛性。从微观上来看，这一特点还有两个具体表现：第一，力求全面，最大程度地向用户展现日本社会面貌。以“赴日留学资讯”为例，该微信公众平台2017年发布的信息涵盖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日本最负盛名的高校，①根据笔者统计，仅在2017年该微信公众平台就发布了22所日本高校资讯，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樱美林大学、上智大学、创价大学、久留米大学、一桥大学、明治大学、政法大学、金泽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熊本大学、立教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使有意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日本高校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从“日本旅游美景”这一类别来看，该微信公众平台不仅发布了广为人知的日本名胜，对一些小众的、不出名的美景也有充分介绍，信息面面俱到，几乎展现了一幅日本旅游的全景图。第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每条信息的传播效力。该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每条信息末尾，都会附上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微信公众平台的二维码名片，以方便用户及时扫码、关注和获取信息，从而扩大了日本驻华使领馆信息的辐射范围和传播效力。此外，该微信公众平台在作为日本官方发声的同时，也会整合其他资源，转载诸如和风日本留学（jpwind）②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为：和风娘带你潜入日本，以幽默好玩的方式为你呈现日本情报！还能帮你免费办理日本留学哟。、东京新青年（tokyomen）③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为：日本华人第一新媒体。70万日粉的强大原创动力。每日更新日本相关的新闻趣事、药妆商品、美食旅游、日语学习、留学就职等全面资讯；定期举办各样大型线下活动。关于日本，我们最熟悉！、日本物语（JapaneseStory）④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为：日本文化、日本历史（日本战国）、日本设计、日本艺术、日本工艺品、日本旅游、日本良品、日本风物……浪人御所（始于2005年）与日本视角旗下的日本资讯自媒体，向中国年轻人提供了解日本的视角。、中日文化交流社（zhongriwenhua）⑤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让更多对日本感兴趣的中国朋友更好的了解日本，深度了解体会日本。、客观日本（keguanjp）⑥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为：《客观日本》官网，由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综合研究交流中心运营，全方位实时介绍日本，客观提供各类资讯！等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信息。这些微信公众平台秉持的向中国民众介绍日本、促进中日友好往来的理念，与日本驻华大使馆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宗旨不谋而合，从而使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信息更加全面、广泛。

4.在班风建设中创设主动学习的班级氛围，让留守儿童在这个氛围中受到大家的感染，能够主动地、自主地学习，培养学习的兴趣。

(1)随车辆的前移，曲线以波动形式变化且挠度值逐渐增大，当车辆行驶到试验梁跨中附近时跨中挠度值最大，当车辆驶过跨中后，挠度值随之减小并逐渐趋于0；货车质量为62 kg、100 kg和150 kg时，FCB梁跨中最大动挠度分别为0.076 8 mm、0.108 mm和0.165 mm，PCB梁跨中最大动挠度分别为0.076 2 mm、0.115 1 mm和0.176 8 mm，均呈增大趋势。

第二阶段主要针对入职5～15年的中层管理人员。参加培训的人员通常是被推荐的有领导潜力的经理。培训的课程主要包括新经理发展课程、中级发展课程等。一般邀请通用电气高级管理人员授课，教授学员管理策略和技巧，让他们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经理。

（三）议题设置体现巧妙性。一是议题倾向突出中日友好。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信息中，“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in云南”“日本旅行遇路人癫痫发作，中国护士出手相救”“日本Alice乐队首次中国公演：通过音乐传达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本大地震后来自中国的援助”等展示中日友好的信息十分常见，而且阅读量、点赞数都非常高。虽然中国民众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对日本存在诸多不满，但这些带着浓厚人情味的信息却能在不经意间温暖中国民众的心。二是议题时间紧贴中国受众。公共外交的核心是观点和信息的交流，其关键包括主体、媒介和受众；受众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的主动选择，而非完全的被动接受。⑤刘丽：“新媒体环境下的德国对华公共外交——以德国驻华大使馆新浪微博为例”，《德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81页。对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开展而言，要想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考虑受众的兴趣及其时效性，把握好议题出现的恰当时间节点。这一点，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做法可圈可点：该微信公众平台在中国学生寒暑假期间发布了大量关于赴日留学的资讯，在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发布了许多日本旅游信息，在6月初发布了“高考进行时，莘莘学子加油！”的美好祝愿，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也适时发布了温馨的节日祝福……这些极具本土特色的信息，拉近了日本与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巩固中日关系长远发展的民心基础。三是议题内容注重交流互动。除了发布常规信息之外，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还充分挖掘该平台双向性、互动性的功能特点，发布了“2017年春季日剧该追哪一部？”“你最感兴趣的日中交流话题是什么？”“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你最喜欢哪一部？”等投票抽奖活动，充分调动中国民众的参与，提高了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开展质量。

（四）信息传递重视准确性。受日本特有的文化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缩小意识⑥[韩]李御宁著，张乃丽译：《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的影响，日本人对细节高度重视，做事也是认真严谨。对此，不仅世界各国的评论家欣然首肯，连日本人也颇以为然，觉得自己对人生、对事物的态度就是“认真”。⑦ 陈凤尤、张圣荣：“在日本领教‘认真’”，《华人时刊》，2011年第9期，第48页。这一点，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的诸多细节可见一斑。如2017年3月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特地针对3月3日发布信息中的两处错误进行更正，将错误的“SHWATANI”（升龙工坊）、“迷恋东瀛”分别更正为“SHAMATANI”“东瀛匠心”；又如2017年3月15日，该微信公众平台特地将3月12日信息中错误的“早大田大学”更正为“早稻田大学”。虽然这些只是个别字母和汉字上的小纰漏，但日本驻华大使馆却一丝不苟、认真对待，不肯马马虎虎、轻易放过，体现了其对信息准确性的高度重视。这些做法，既避免了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维护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作为官方代表的良好形象，又在潜移默化间向用户传递出日本人认真细致的个性特征，有利于加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

四、对中国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启示

必须承认的是，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并非全都准确，也有一些它们自身也没有发现的瑕疵，甚至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内容。但从总体上客观评价，日本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对华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做法可圈可点，能为中国对外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提供有益启示。

（一）勇于打破传统外交的思维藩篱。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者，在实践中也一直恪守其中的各项原则。但是，由于过分担心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往往显得比较“内向”。①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体系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第42页。在这种内向思维定式的影响下，中国并没有对外国民众进行大张旗鼓的信息传输，在公共外交的具体开展上则存在积极进取不足、宣传力量投入不足、对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影响力有限以及效果不彰等缺陷。②刘国华：“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2期，第91页。另外，由上文论述可知，国内目前存在媒体外交、新媒体外交、网络外交等词混淆使用的现象，而没有明确使用并广泛推广新媒体公共外交一词。这表面上似乎是用词不严谨产生的问题，实则是囿于传统外交思维的禁锢，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然使新媒体公共外交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外交手段。所以，中国在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时应该坚持理念先行，敢于打破传统，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二）驻外机构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来看，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情况直接影响新媒体公共外交的开展质量。因此，外交部应加强对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各方面的能力培养，除了培养他们的语言技能、地区知识和文化意识③语言技能、地区知识和文化意识的具体含义，参见吴承义：《美国国防语言战备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之外，也要注重培养他们对驻在国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能力。而作为中国新媒体公共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者，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应至少做好以下工作：摸清驻在国各类新媒体平台的存在状况；了解驻在国不同类型民众对不同新媒体平台的喜好程度和使用习惯；熟练掌握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各项使用功能与操作技巧；有针对性地在不同新媒体平台上设置议题内容、议题倾向和议题出现的时间；及时回复驻在国民众广泛关注的涉华舆论等。

（三）重视新媒体公共外交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曾在1990年指出：“当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自愿要求该国所希望的东西，那就发生了所谓‘吸纳的、同化的权力’或者‘软实力’（Soft Power），这完全不同于命令其他国家做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硬的或强制的权力。”④ Joseph S.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p.166.对构建和提升国家软实力而言，公共外交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而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创造出的平等、开放的信息空间，又令施展软实力的情境发生了重大变革。如今，新媒体公共外交已成为许多国家提升自身软实力、服务国家战略利益的新阵地。中国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发挥新媒体公共外交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