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英国《卫报》曾刊登了马丁·雅克题为《超级大国》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过去1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其影响超过9·11事件[1]。中国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世界奇迹或中国模式已并不鲜见，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骄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基于客观社会环境而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的实践模式，并未成为一个定型化的发展理论。因此，总结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制度改革经验，使其逐渐成熟定型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以期为今后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这在新的世界格局和国内问题多样化的环境下显得更为迫切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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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国模式的成功避免不了从制度着手，因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其实质就是在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但是，基于制度与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三个维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前提，必须厘清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外在虽然表现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但这一切并不能脱离政治制度所进行的不断变革及其逐渐成熟定型化这个前提。正如改革开放制度使我国潜在的巨大生产力得以释放从而推动中国市场化经济取得发展所证明的一样，政治制度变革只要方向正确，步骤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随之而来。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才会对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抱以极大自信，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审视中国的制度模式。然而，不管是中国在下一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为了能够应对西方理论主导的传统优势，都要求我们能够对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作一个现实研究，总结中国制度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并使其成熟定型化，进而上升为理论研究的层次，以增强中国的理论自觉和制度自信。

审视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发展始终以制度革新为表现形式，并以制度变革来释放社会的潜在动力和活力，从而取得全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进步。而制度变革又是以社会环境的变化来确定变革主题和路径，从而发挥这套可变革制度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包容性特点，这就是中国制度变革所遵循的逻辑要义。制度因为国家的多元层次也可以细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在涉及多层面的制度设计中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预留了一定的变革空间，以保证现有制度在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时能够进行变革和刷新，换句话说，在现有体制内中国所施行的包括三个主要层次的国家制度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僵化不变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可变革性和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制度，这就是中国以实际经验所证明的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说到底，中国在各个多元化领域都实行的是一种可变革的制度，而只有在这种可变革性制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才具有指导作用，才能够促使各个领域进行不断的政策试验，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二、制度变革的主题逻辑

总之，制度变革的主题和路径侧重虽然根据社会事实不断改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制度变革的价值追求从建国至今从未改变。而“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要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和总结，基于人们对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认识和总结”，也就是说，中国的价值主张“不仅是对基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价值概括，而且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21]。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在结合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前提下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从而使贯穿于整个国家发展脉络中的制度变革趋于稳步前行的状态，具体来说，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以人为本价值主张的优势。

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建设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国家基本的制度框架有待建构，而社会各方面配套制度也必须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承认的，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3]。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应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而主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建设新中国”[4]。邓小平在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后也提出过：“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5]。由此可见，对于一切从头开始的中国来说，“建设”这个主题的确是当时的不二选择，而制度的建设事关国家建设秩序的稳定，尤其是党和人民必须面对旧制度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事实，制度建设更应该是重中之重。

其次，渐进性是制度变革得以持续进行的关键，也是造就稳定性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当下仍然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而跻身现代化国家的队伍，因此，为了应对处于变动的社会环境，制度变革在所难免，而制度变革因为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所以“既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24]，换句话说，制度变革是一种内涵“破”与“立”双重逻辑的发展理论，如果制度变革只突出“破”而忽视“立”，或者只强调“立”而不管“破”，不仅不能达到制度变革的目的，相反会背道而驰，破坏已有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引发政治衰败。所以，能够肯定的是，中国的制度变革“是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不需要采取大轰大嗡、彻底砸烂的剧烈的方式，而只能采取协调有序、稳步前进的方式”[25]。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制度变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26]。

最后，从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方案，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精准扶贫提升到国家重要发展战略高度，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贫困人民的重视，也进一步体现了习近平对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共同发展的期望，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强调的：“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

1.3.2.2 手术当日 心理调节:①由于患者手术中处于清醒状态，易产生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要求医护人员态度亲切和蔼，及时接受患者的情绪反馈，并帮助患者放松情绪，术中动作轻柔。②详细告知术后注意事项，耐心回答家属及患者提出的问题，安抚患者负面情绪。

总之，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中国对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国家构建，当然，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还处于定型化和稳定化的过程中，相比于西方世界的制度模式，中国的制度还很年轻。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探索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在于有一个明确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方向和一个可以容纳接受“市场经济”这种制度优点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允许在基本制度框架不变而不断依据社会发展进行变革刷新的可变革制度，只要继续发挥这些优势，中国将会在世界的发展潮流中继续独领风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不难发现，在这三个阶段内我国制度变革的逻辑都是针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内出的问题所作出的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以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产生的矛盾为出发点确立主题，紧紧围绕变革主题在社会和国家范围内作出积极地制度回应，从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使我国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如此，主题之间表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逻辑进路，改革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建设时期制度构建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变革和创新，进而为下一阶段治理主题的确立打好制度基础。而治理时期一方面按照更高的现代化要求对前两个时期所搭建的制度框架作出革新，另一方面对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提出要求，为确立后一阶段时期的主题做好铺垫。总的来说，各个时期制度变革的主题都离不开当时社会所反映出的需求，而制度的变革过程也体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特点，可以说，制度变革就是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断磨合过程，也是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而这也促使我国在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基本制度框架内允许变革发生的传统，而这种基本制度框架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可变革性。

三、制度变革的价值逻辑

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方向始终是围绕人民利益，谋求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制度调整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并适当向弱者倾斜，其内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体人民的“自由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不难发现，这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家与人的发展观，其本质体现出了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而这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从共产党执政以来就从未改变过，从中国发展的总发展路线和模式来检验是如此，以制度变革的历程来检验亦是如此。

纵观制度变革的各个主要阶段，虽然变革的主题各不相同，变革路径的选择各有侧重，但从毛泽东所提出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强调的“共同富裕”，再到江泽民推动建设的“小康社会”与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一直延续到习近平所关注的“精准扶贫”与“发展成果共享”，无不反映出制度变革历程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具体来看：

首先，毛泽东早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表达过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他强调：“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5]。不仅如此，对于党和人民的具体关系，他也提出了经典的“群众路线”论断，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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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邓小平强调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17]。总之，国家的发展始终要以人民的发展为前提。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将中国这种以人的发展为最终依归的现代化发展称为“小康社会”的建设，随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又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8]。而在同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和谐社会”构建的首要原则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从以上内容中可见，不管是经济、民主还是科教、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目标都离不开人民这个最终发展核心，而一切国家的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②推臀搬肩:病人取侧卧位,屈膝屈髋,医者立于背后,用一手掌按患者肩前部、掌心朝后;另一手向前按于臀上部,虎口朝上,前者向后,后者向前同时反向搬推,使腰段扭转致最大限度,常可听到“咔叭”声响。此法的主要力量落于骨突关节与腰肌。

在第二个阶段改革时期，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各层次制度处于初步定型阶段，但由于伴随制度建设过程中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以及经济发展的落后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较为深刻的制度变革，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任务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6]。邓小平也在这一时期提出经典的改革开放发展理论，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7]，“而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8]。之后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进而深化改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又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9]。在这一阶段后期，胡锦涛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0]。可以说，这一时期制度改革主题的确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现实国情作出精准分析后的一次明确抉择，事关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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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制度发展历程做一个审视会发现，中国的制度变革历程有一个明显的逻辑变化过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主题，并且国家和社会制度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构建和变革，正如毛泽东曾经强调的那样“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这种中心发展主题的确立必须结合“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2]。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中国的制度变革历程可以按变革主题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建设为主题的制度建设阶段（1945-1978年）；第二阶段是以改革为主题的制度改革阶段（1978-2012年）；第三阶段是以治理为主题的制度微调阶段（2012年至今）。

第一，“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减少制度变革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同时为制度变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这种价值追求内含一种公平的价值主张，即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人人都能够也理应有权利享受发展成果。而国家的发展过程主要就是国家整体的发展与整体人民的发展两个层次，国家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人民的发展，不会存在造成社会各阶层产生矛盾的局面，即使在国家发展之初会造成贫富的分化，如“改革开放”制度带来的贫富差距的加大，但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只会是制度变革某个阶段所带来的短暂副作用，而且在之后的发展中制度的变革将会着力解决前一阶段的突出问题，如今的“发展成功共享”理念的提出就是最好的印证。

[2][4][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03，1030，901.

第三，“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更好地凝聚人民的价值认同，而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变革只能够获得有限的价值认同。为了国家范围内绝大部分群众的利益所进行的制度调整将能够获得整个社会高度的价值认同，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价值共识。而且“以人为本”并不仅仅是对利益追求的一种价值主张，在某种层面上它甚至已经越过了现实层面而到达了道德层面的高度，也就是说，这个价值主张一方面能以利益的增进而吸引广大民众，另一方面又能够以道德理性获得民众的理解，从而使民众能够在理解这个价值主张的基础之上去认同它，增进这个价值主张的凝聚力。

在“以人为本”价值逻辑得到贯彻的前提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使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推动力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实。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是制度变革始终围绕“以人为本”价值主张才能取得的成就，而一旦制度变革的方向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发生冲突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情况发生，不仅社会稳定的局面将会被打破，而且对共产党的执政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不能动摇，特别是在中国当下制度并未成熟稳定而不断进行制度变革的时期。

四、制度变革的轨迹特点

中国在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和成就的确引人注目，而且因为与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西式民主道路在理论层次和实践层面的大相径庭，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被西方世界所诟病，他们以“威权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独裁资本主义”等西方式思维来评价中国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但是，我们自己必须清楚的是，衡量中国的成功并不能以主观地意识形态层面为主，而应以客观现实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不断地作出制度调整、对社会和民众特别是贫弱者作出制度回应以释放社会的发展潜力，以及营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发展秩序，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个政权阐释了一种保护贫困者和弱者获得基本可行能力的意愿和能力”，“它通过不断增强法治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它对民众的需求持续作出回应是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22]。

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制度变革历来以其自有的节奏进行着不断的更新和日趋完善，成就中国不断取得发展。具体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是进行制度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而制度变革的主题和路径一方面必须考虑当时的社会对制度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必须以这个基本价值主张作为最终的方向标，以此来确立变革的阶段性主题和变革的具体路径。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制度变革的价值主张与主题及路径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作用，才能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在整体上呈现出稳定性和渐进性的特点。从总体来看，这二者之间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稳定性是制度变革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渐进性制度变革的前提条件，亨廷顿曾指出过：“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和公众的忠诚心理，缺乏组织的技能”[23]，而从中国早期的制度调整来看，正好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如在文革时期，由于领导人急切地想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出回应，发动了“大鸣大放”式的运动式变革，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打乱了制度变革的整体进程。而中国之所以在之后阶段的制度变革中能够做到以稳定为前提和保障，也是在汲取了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文献[12]研究了降水入渗补给规律，如图1所示。从图1可知：在不同的岩性条件下，降水入渗系数随水位埋深(包气带厚度)的增加而减小，降雨入渗系数在1 m左右达到最大，1 m以下降雨入渗系数逐渐减小，并在大于3 m后趋于稳定。降水入渗时存在一个地下水最佳埋深，此时入渗量与降水入渗补给系数最大，当地下水埋深大于最大埋深稳定点后，降雨入渗补给系数基本趋于稳定。

总的来说，制度变革的确是一个渐进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过程，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维持制度变革外部环境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衡量一个制度变革过程的成功与否，首先要看它是否达到了制度变革的目的，其次就是制度变革过程是否带有连续和稳定的特征，也就是是否具有渐进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虽然中国的制度变革过程在建设阶段出现了制度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但事实证明那只是暂时性的插曲，总体来看，中国的制度变革至今确实呈现出稳定和持续渐进的特点，而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以来所确立的制度变革的价值主张以及长期坚持的变革方向和正确的路线选择。

五、结论

哈耶克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他的提醒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即人类在任何认识领域都有思维和知识的局限性，因此任何一个由人类创设的制度都绝非完美无缺。从现实角度来看，就是制度是人类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制定，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旧制度难免会表现出不适应性，因此，良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可变革性的制度，它应该能够吸收和汲取其他优良制度的经验，也应该具有随时调整的姿态。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一成不变，更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宣称已经站在历史的终结之处。

为此，邓小平也提醒过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8]。可见，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断学习不断变革更应该体现在制度本身，而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持续取得制度成效的关键所在。从中国的制度变革历程来看，其以一个贯彻始终的“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以及根据社会环境确立的多重变革主题和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践方式构成了一种制度变革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模式已经被默认为中国的制度调整模式。历史已经证明，按照这种模式不断地对制度进行更新和调整是释放社会发展潜力，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源。

在第三个阶段治理时期，中国已经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取得了斐然成就，制度也处于初步定型化状态之中。正如十八届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总结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11]。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深化改革主题指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3]。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基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但是这个初具规模的制度框架并未稳定和成熟，还未达到现代化的全面要求。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起到承接前两个主题阶段的作用，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开启新时期主题的关键，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被确定为以治理为主题的时期。

参考文献：

[1]英国〈卫报〉：中国崛起比“9·11”事件更具影响[EB/OL].新华网，2008-01-04.

不过，经过底本1“材料选择”之后的女大学生白雪梅仍然不是显示在文本之中的“述本”，而是潜在的人物模型，这一模型还没有被“媒介化”。只有经过底本2“再现方式选择”之后，白雪梅的形象才通过特定的媒介手段呈现在受众面前。由于底本2是故事已形成的“再现方式集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这一人物模型最终呈现在“述本”中的形态。例如，同样是以拐卖妇女为主题的电影，由于再现方式所形成的风格差异，《盲山》中的白雪梅、《嫁给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三峡好人》中韩三明之妻则完全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质。

第二，“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能够为执政党确立发展的方向，并且能够对执政党形成一种长期的约束作用。正如共产党在确立制度变革的方向时，一方面必须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为最终导向，这能够避免西方社会中各社会阶层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影响执政党政策方向的弊端，同时也能够使共产党带领人民自始至终走在实现共产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从而使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会改变。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1.

[5][7][8][17][26][2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1，237，123，199，373.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人民网，1978-12-22.

1.1 高职院校传统韩国语专业学生的听说能力较差。在传统的高职韩国语教学中，大多数教师还是沿用以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通过板书、讲解等方式授课，而学生在课堂上埋头记笔记，花费了很多时间。韩国语课是一门语言课程，学生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增强韩国语运用能力，而课堂时间的浪费导致学生练习的时间减少，学生往往在高职院校学了三年韩国语，听说能力依旧不高，这成了制约高职韩国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9]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EB/OL].人民网，1992-10-12.

2018年中国皮卡市场增势迅猛。1-10月，全国皮卡车企累计销售36万 辆皮卡，累比增长13.20%，其销量增长率已经超越所有车型和整体车市的增长。面对皮卡行业的春天，郑州日产适时推出了“高品质SUV级皮卡”锐骐6。作为一款全新皮卡车型，锐骐6如何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人民网，2007-10-15.

以“智能表面处理技术”为主题，LIGNA 2019的表面处理展示将涵盖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触觉、亚光和反射表面需求的全部智能处理解决方案，包括数字印刷和装饰凹印系统、检查系统、最新一代喷涂机器、机器人系统等。在这方面，数字化和自动化是以最低成本，实现更大灵活性的关键技术。各类最新的表面处理技术、应用、创新和解决方案将在16和17号厅展出。

[11][12][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社，2013-11-15.

[14]中国共产党章程[EB/OL].人民网，2012-11-19.

[16]毛泽东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

[1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4-05-21.

如图3所示，在小车移动过程中，1号点至6号点作为第一层停留点，7号点到18号点作为第二层停留点，以此类推.其中，标号为p的停留点(p=1,2,…,M)，由3k2+3k+1≥p>3k2-3k+1知，其所处层数

[19]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10-11.

[2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社，2015-11-03.

[21]虞崇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一般规律、基本原则和基本要素[J].东南学术，2013（1）.

[22]Yun-han Chu.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theChinese Model[J].China Review，2013，13（1）：24.

[2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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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虞崇胜.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