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东继续在失序中艰难挣扎，在由变生乱、乱中求治、求治无门的怪圈中徘徊不前。这一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各方的强力打压下加速衰亡，叙利亚战场上建起“冲突降级区”，但战乱依旧，地缘政治格局与地区战略力量对比仍在剧烈变化之中，新平衡尚未形成，新秩序遥不可期。

从地区层面看，中东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权力与治理真空引发新一轮激烈争夺；教派与民族冲突仍是地区主要矛盾；库尔德人异军突起，要求独立国家主权；阿拉伯阵营内部分歧凸显，地缘政治板块进一步破碎。从国家层面看，各国艰难探索发展新道路，实力对比在内外冲击下发生变化，传统平衡被打破，博弈主动权易手，竞争出现新态势。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新政府执政后，调整对中东政策，重树反恐与遏伊两面大旗，整合旧盟友体系；俄罗斯强势介入中东，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分庭抗礼，广交朋友。中东从美国“一家独大”转向美俄“双雄对峙”，加剧地区力量分化。

一、地缘格局碎片化程度加深，新秩序遥不可期

中东历来是国际社会中地缘格局变化最复杂、碎片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2011年开启的大变局加剧了这一情势，接踵而来的内战、教派冲突和反恐战争进一步粉碎了区域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版图。2017 年，虽然联合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叙利亚内战烈度亦有所降低，但地区“碎片化”趋势并无逆转迹象，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碎片”之间的边界带逐渐清晰、固化，成为争夺与冲突高发区；二是“碎片”内部裂痕显现，部分小集团加速分化。各国、各方利益诉求分歧增大，整合难度增加。

（一）“伊斯兰国”加速衰亡，地区治理难题再度凸显

2014年起肆虐于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本身是中东地区秩序崩塌的产物，反过来又加速了地区旧格局的解体。在各方打压下，该组织自2016年开始由盛转衰，2017年不断丢城失地，行将覆灭。一是控制区急速减少。截至2017年6月，“伊斯兰国”有效控制面积约为3.62万平方公里，与2015年年初相比缩小60%以上[1]IHS Markit Report,“Islamic State Territory Down 60 Percent and Revenue Down 80 Percent on Caliphate's Third Anniversary,”published at June 29, 2017,http://news.ihsmarkit.com/press-release/aerospace-defense-security/islamic-state-territory-down-60-percent-and-revenue-down-80.，较其巅峰时期缩减近7成。受其奴役的人口也大幅减少。“伊斯兰国”的“治理”计划宣告失败，从一个准国家行为体退化为散兵游勇，其残留据点正被逐个击破。二是财源濒临枯竭。“伊斯兰国”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走私石油、倒卖文物、勒索、劫掠、强征人头税及其他非法活动。随着控制区减少和人口流失，其敛财空间被不断压缩。非法收入从2015年每月8,100万美元跌至2017年每月1,600万美元，减少80%以上[2]降幅由2017年第二季度数据和2015年同期数据对比得出。数据来源同上。；其中，石油收入缩水尤为严重，至2017年10月仅有400万美元进账，是2015年月收益的1/10。[3]Patrick B. Johnston,“Oil, Extortion Still Paying Off for ISIS,” https://www.rand.org/blog/2017/10/oil-extortion-still-paying-off-for-isis.html.三是宣传和动员能力下降。对外发布视频减少，信息传播效率降低；外籍“圣战者”进入渠道被切断，本地几无兵员可募，远不能满足战斗需求。2017年9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和最后据点摩苏尔失守。10月，其窃据“首都”拉卡被叙利亚民主军收复，“统治根基”遭摧毁。[4]Aaron Y. Zelin, “Interpreting the Fall of Islamic State Governance,”October 16,2017,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interpreting-the-fall-ofislamic-state-governance.随后兵败如山倒，接连丢失迈亚丁、阿布卡迈勒、加伊姆、代尔祖尔等重镇，实体组织加速衰亡。

“伊斯兰国”的军事失败，标志着中东进入“后伊国时代”，但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想的威胁并未解除，地区国家治理难题再度浮出水面。一方面，旧问题没有随反恐战争的胜利而获得解决。以伊拉克、叙利亚为代表，中东多数国家普遍存在教派和民族冲突、高层腐败、政党恶斗、青年人口“膨胀”[1]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口快速增长，同时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高风险因素。这一问题在中东国家中尤其突出。参见：Lionel Beehner, “The Effects of‘Youth Bulge’on Civil Conflicts,”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effects-youth-bulgecivil-conflicts.、失业率高、经济增长乏力、政府预算短缺等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原本不足，不能提供治安、医教等必要公共产品，无力弥合教派、民族间矛盾，由此引发社会不满，成为催生恐怖组织的土壤。而反恐战争消耗了政府大量资源，释放了教派仇恨，放大了权力斗争空间，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旷日持久的战乱又催生了新问题。战争制造了大量难民，导致武器大范围扩散、暴力频发，严重削弱了政府的管控能力，给国家治理和战后重建带来更大挑战。在伊拉克，伊朗影响力扩张、什叶派民兵壮大并获准编入政府军，引起逊尼派的不满和恐惧；高层政治斗争暗流涌动，总理阿巴迪忙于打压对手、巩固权力，无暇推进社会重建；库尔德自治区趁机要求独立，招致中央政府武力压制。在叙利亚，内战仍在继续，政府军趁“伊斯兰国”覆灭之机，加紧收复失地；反对派控制地盘大幅缩水，但仍有外援，固守据点与政府军对抗；库尔德武装坐大，已成一方割据力量；美、俄、沙、土、伊朗等外部势力操纵代理人，竭力扩大在叙影响；政治对话与战后重建短期内难以启动。伊、叙当前的国家治理困境，既为“伊斯兰国”溃败后化整为零、藏恐于民提供了条件，也成为极端组织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重大隐患。

由文献[7-8]所阐述的状态反馈控制器的设计方法，以及采用基于线性二次型(LQR)的最优控制对控制器环节进行选取的过程，可设计状态负反馈调节输入量：

（二）边缘地带与真空区成争夺焦点，冲突呈长期化趋势

反恐战争阶段性胜利和内战烈度降低，产生了两类区域：一是“伊斯兰国”退出后留下的治理真空区；二是教派、部落、族群势力范围相对固定后形成的边缘地带，均成各方角逐的新焦点。真空区争夺是各派扩充影响力的零和博弈。在拉卡之战结束后，美《大西洋月刊》刊文称,打击“伊斯兰国”的共同目标实际上短暂延缓了中东地区的碎片化趋势，迫使不同派别的武装在战场上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与协作；但反恐战争的胜利解除了普遍威胁，被掩盖的矛盾再次集中爆发，其激烈度和紧迫程度更甚于前。[1]Thanassis Cambanis, “The War on ISIS Held the Middle East Together,”Oct 17,2017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10/raqqa-isis-middle-eastiraq-kurds/543120/.“伊斯兰国”溃败前夕，各派加紧抢夺地盘，扩大战果，充实己方力量，遏制对手扩张，意图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反映在主权国家边界线内，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库尔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三方角力，是叙利亚政府军、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混战；反映在地区层面，是俄罗斯支持的土耳其、伊朗和美国支持的沙特、阿联酋等对伊、叙战后重建与政治安排的深度介入，各方均欲在伊、叙扶植代理人或同盟政府。

（3）采用蒸馏法去除杂质。该方法可有效去除高沸点物质，包括固体杂质等，相对其他方法操作相对烦琐，但效果更为理想。由于双乙烯酮性质活泼，所以在蒸馏除杂时需保证在低温、高真空的条件下进行。另外，对于蒸馏后残余物的含液量需进行良好的控制，否则对最终馏出物的分析将不具备代表性。经试验证明，在不低于650 Pa的真空条件下，采用旋转蒸发仪对样品进行水浴加热蒸馏，馏出气体采用-5℃的盐水进行冷凝处理，残留物冷却后可全部凝结成固体，然后可对其进行分析。现通过3组数据进行比较：未处理样品的分析结果（见表1）、样品经前处理后的手工分析和色谱分析结果（分别见表2与表 3）。

后“伊斯兰国”时代，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实力此消彼长标志着中东重现“弱主权”现象。其表现为，一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持续下降，已不再把国家视为必须维持的政治共同体，而是选择效忠于教派、民族、部落等组织；二是国家内部出现新边界，权力结构被拆散，各派势力割据领土、分享主权[2]Galip Dalay, “Break-up of the Middle East: Will we see a new regional order?”http://www.middleeasteye.net/essays/middle-east-fragmentation-opportunityregional-co-operation-1111336507.，政令不能统一；三是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国家内政。比如：伊朗通过人员和武器输送，对伊、叙政府政策施加重大影响；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之盾”行动，在叙利亚北部开辟飞地；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代行主权；埃及、卡塔尔分别支持两方力量在利比亚武装对抗。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成为地区政治，内战成为事实上的地区战争乃至“微型世界大战”[1]Liz Sly,“A mini world war rages in the fields of Aleppo,” https://www.washingtonpo st.com/world/middle_east/a-mini-world-war-rages-in-the-fields-ofaleppo/2016/02/14/d2dfff02-d340-11e5-a65b-587e721fb231_story.html?utm_term=.b09034e24e19.，国家边界与主权的独立自主名存实亡，任何尝试借助现存民族国家体系与国际法重建地区秩序的努力都不可避免会遭遇重大障碍，地区动荡局势将长期存在。

沙、伊、土领衔地区新一轮合纵连横，为近百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革。三国分别是中东前三大经济体，在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有较大区别，综合实力亦各有优劣。从短期看，三方权力斗争错综复杂。沙特是阿拉伯世界仅剩的强国，领导阿联酋等保守王权，拉拢埃及等世俗政权，与以色列默契，争取美国支持，打压什叶派伊朗及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伊朗影响力在叙利亚、伊拉克有压倒性优势，对黎巴嫩真主党如臂使指，与俄罗斯结盟，并伺机拉拢阿曼、卡塔尔等摇摆国家，分化逊尼派王权集团；土耳其驻军叙利亚、伊拉克、卡塔尔，力挺穆兄会、哈马斯，在美俄间双面下注，与保守王权、什叶派既竞争又合作，三角关系变幻不定。从长期看，三方各具地区野心，拉帮结派，竞争将趋于全面化，不仅争一城一地得失，更比拼发展潜力、综合实力和地区投放能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动态平衡。

（三）现有同盟内部矛盾上升，频现分裂危机

在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大背景下，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各阵营内部稳定和阵营间力量相对平衡是维持地区秩序的必要条件。但随着地区政治版图破碎程度不断加深，同盟进一步分裂为更小的集团，“碎片化”朝着“碎末化”方向发展。首先是逊尼派阵营核心集团“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爆发史上最严重分裂危机。2017年6月，沙特联合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宣布与卡塔尔中断外交关系，严厉指责其勾结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对其实施封锁和制裁。这一方面固然是海合会内部积怨爆发所致——沙特长期以来对卡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不满，对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利比亚等问题上与沙立场相悖而深感愤怒，早有整肃门户、逼卡妥协之意；另一方面，也是当前地缘博弈新态势催生的必然结果——“后伊斯兰国”时代沙伊矛盾凸显，沙特为阻断伊朗影响力持续上升的势头，被迫整合盟友队伍，“以斗争求团结”，消除内部分歧，其政策得到美国暗中鼓励。但卡塔尔亦获土耳其、俄罗斯支持，与沙特僵持对峙，拒不低头。其他海湾国家如科威特、阿曼等立场暧昧，并不愿跟随沙特“站队”。分裂危机持续至今，海合会已四分五裂，名存实亡。

在已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中，现有政治或武装同盟也出现新的分化，其脆弱性充分显露。在也门，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结盟，共同对抗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逊尼派部落武装和“南方分离运动”，形成北南对峙局面，战场形势长期胶着。2017年，萨利赫加紧与沙特方面接触，谋求和解，意图争取沙支持、重返权力中心，引起胡塞不满。12月初双方公开决裂，萨利赫在与胡塞武装火并中身亡，“北方阵营”瓦解。“南方分离运动”对哈迪政府统一全境毫无信心，不愿继续在战场上消耗，于2017年中提出南部诸省独立要求；逊尼派部落武装割据自治，意欲隔岸观火、独善其身；哈迪及其内阁主要成员流亡沙特，寸步难行。反胡塞同盟也已分崩离析，目前战局主要靠沙特、阿联酋等外部力量维持。但沙、阿两国对退出也门战争的“路线图”亦有分歧，至今未提出可行方案。在利比亚，旨在消除内战、重新配置权力的《政治协议》已成一纸空文，据此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反而加剧了国内各派别分裂，原本以东、西政府两方对立为主的纷争，又衍生出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冲突[1]畅红：《利比亚局势分析》，载杨光、唐志超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6-2017）：“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格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66页。，各派自行其是，矛盾愈演愈烈。冲突各方均不能有效控制其加盟力量，所谓“同盟”成为政治投机者逐利而动的不稳定组合。2017年7月，法国力促东部政府与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实现对话，口头承诺停火并尽快举行大选，但在各方同盟松散破碎的情况下，并无实际意义。

（四）非国家行为体力量壮大，要求分割主权

但囿于实力、人口与意识形态特性，伊朗的影响力只能在现有的什叶派聚居区传播，无法突破这一天然界限。当前，其影响力已接近数十年来峰值，开始出现下行迹象。2017年，伊朗的政策重点是巩固既得利益，将什叶派势力范围稳定住并进一步做大做强，维持对沙特的战略优势。其关键环节在叙利亚。叙利亚是“什叶派新月”的脊梁，若失守则前功尽弃，伊拉克和黎巴嫩真主党不仅无法建立陆上的直接联系，难以形成合力，而且有可能被各个击破。[1]秦天： 《克制的伊朗：巩固“什叶派新月区”》， 载 《现代国际关系》 2017年第7期，第10页。因此，伊朗加快了在叙利亚收割战果的速度。在军事上，支持叙政府军向东推进，抢占“伊斯兰国”的残余地盘，甚至不惜冒与美军正面冲突的风险，向叙东部发射导弹，高调、直接介入战事；动用无人机，骚扰美国在叙特种部队，阻扰其军事部署；支持真主党远程作战；调派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赴伊叙边境，协助叙政府军，合力打通“什叶派走廊”。在政治上，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压库区独立要求，助其收回基尔库克油田控制权和军队主导权；为阿萨德政权合法性背书；频繁与土、俄领导人会晤，积极推动阿斯塔纳和谈，主导叙利亚战后安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政策保持了必要的谨慎和克制，对沙特的挑衅行为并无过激反应，反而数次做出愿与沙特和解的姿态。

边缘地带冲突是长期以来族群矛盾不可调和的集中体现。战乱在中东制造了大量难民，难民迁徙流动改变了地区原有的人口分布结构，教派、民族混居区减少，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土库曼人等，都逐渐向本教派、本民族聚居地集中，形成核心区域并组建武装，抱团自保。而且各派背后都有复杂的外部力量支持，没有任何一方能完全吞并对手的占领区[2]牛新春： 《解体的中东：重回“弱主权时代”》，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4页。，但又都有扩张冲动，因此频繁在边缘地区爆发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盘踞北部萨达省、哈杰省等传统什叶派地区和首都萨那，与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和南部逊尼派部落武装对峙两年有余，在荷台达、马里卜和伊卜等地长期进行拉锯战。利比亚世俗派支持的东部政府、伊斯兰宗教武装支持的西部政府和联合国扶植的民族团结政府都在独立运作，相互争抢地盘和支持者，冲突集中在西北部、中东部势力交错区和班加西附近油气资源富集区。在伊叙战场上，库尔德人武装南下西进，势力扩展至幼发拉底河东岸；伊朗支持真主党和什叶派民兵挺进叙东部、南部，控制伊叙边境，合谋打通“什叶派走廊”；土耳其在摩苏尔近郊和伊德利卜地区驻军，支持逊尼派反政府武装，严防库尔德控制区勾连成片。各派别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力量相对平衡，对话停滞不前，政治和解无门，冲突呈现小规模、大范围、长期化特征。

二、地区国家力量对比变化，新平衡尚未形成

与伊朗、沙特相比，土耳其可算地区事务中的新玩家。土虽地处中东，但传统上却是一个“准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寻求全方位融入西方，珍视其北约成员、欧盟候选成员国身份，将中东地区视为“落后”与“麻烦”之地，不愿深度介入。但近年来，随着入欧进程受挫、国内政治伊斯兰思潮兴起、经济实力壮大，土耳其地区野心膨胀，开始调整战略方向，“东向”又“南下”，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新的领军者。2011年中东剧烈动荡以来，土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与穆斯林兄弟会等势力进行利益捆绑，输出“土耳其模式”。这是突厥人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首次大规模介入中东，并凭借其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地区第一大经济体的实力，很快成为地缘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因其在中东缺乏战略根基，对“阿拉伯之春”发展方向判断失误，在外交上过于激进，在反恐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反而陷入被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政治伊斯兰运动陷入低谷，在地区范围内受打压，危及土政权安全；“伊斯兰国”借其边境运送武器及人员，暴恐活动渗透并扩散至其腹地；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加剧，教俗矛盾抬头；叙利亚危机外溢，百万难民涌入，给土经济社会和治安带来极大挑战；伊叙边境库尔德武装壮大，挑动土国内库族分裂势力，民族和解进程中断，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冲突又起。

（一）伊朗稳步收割战果，巩固新月地带，以守代攻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伊朗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的最大赢家。阿拉伯国家政权颠覆、社会动荡，间接改善了伊朗的地区战略环境；奥巴马政府推动核协议最终签署，取消了相关制裁，使其回归为一个正常国家；叙利亚危机和反“伊斯兰国”战争又助其进一步向伊拉克和叙利亚社会渗透、培植亲伊朗政权、巩固代理人网络。目前，伊朗在四个阿拉伯国家中有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依靠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在也门资助胡塞武装将沙特拖入泥潭；在伊拉克扶植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参与权力分享；在叙利亚援助、训练政府军，力保阿萨德政权不倒，维护盟友安全。从德黑兰到巴格达，经大马士革到贝鲁特，什叶派“新月地带”已高度成形，成为逊尼派国家的现实威胁。在国际社会中，虽然伊朗仍受美、沙围堵，但其与土耳其、俄罗斯的三边合作却在不断深化，更因海湾国家分裂而意外获得拉拢卡塔尔、阿曼的机会。

中东地区持续战乱造成部分国家政权中空，一些地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非国家行为体趁势而起，参与地缘政治争夺。其中最突出、波及范围最广的是库尔德族群。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原本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2011年内战爆发后迅速坐大。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叙北部肆虐，首当其冲的库尔德人奋起反击，显示出较强的组织性和战斗力，成为美国在当地最为倚重的反恐盟友，获得大量资金和武器援助，同时还得到俄罗斯的认可，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同步提升。2016年宣布成立地区自治政府。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为尽快实现其反恐目标，不顾盟友反对，开始直接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装备，使其在战场上如虎添翼。随着“伊斯兰国”丢城弃地，库尔德人在叙北部的控制区已扩大至叙利亚领土的37%—40%；[2]Mohammad Bassiki,“ Syrian Kurds focused on federalism,”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syria-federal-state-kurds-turkey-russia.html.其主体部分连成一片，一条沿伊、叙、土边境东西贯通的“库尔德走廊”呼之欲出，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战略压力。2017年9月，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在控制区内分阶段推进政治选举，提出以联邦形式加入国家体系，分割权力。在伊拉克，库尔德人较早实现了自治，辖区内军事和经济事务几乎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反“伊斯兰国”战争又为伊库尔德自治区领土扩张提供了机会。从2014—2017年，其有效控制面积外扩了近40% [1]Isabel Coles and Stephen Kalin, “In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Kurds expand their territory,”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mideast-crisis-kurds-land/.，并占领了伊北部最重要的资源城市基尔库克。9月，库区举行公投谋求独立建国，招致伊中央政府强力镇压，封锁其与外界联系，掐断经济来源，夺回基尔库克，并要求库尔德“自由战士”武装接受政府直接管理。伊拉克政府的举措得到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邻国的支持，但与库区的紧张关系恐将持续。虽然截至目前，叙、伊库尔德人名义上还留在统一国家的框架内，但是中央政府已无力对其行使主权。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也门、利比亚、黎巴嫩等国。胡塞武装组织、“南部分离运动”、“基地”半岛分支、米苏拉塔民兵、津坦部落武装联盟、真主党、什叶派民兵等，都是拥有独立经济和军事能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其政治诉求随实力同步增长，与中央政府的权利争夺长期存在。

(1)经过室内处理剂优选，研究出了一套抗120℃的环境友好型钻井液体系，该钻井液体系具有良好的抑制性、润滑性及油层保护性能，能够抗钻屑及水污染，经检测体系无毒。

（二）沙特危机感上升，重组反伊同盟，攻守失措

与伊朗相比，2017年可谓是沙特的“艰难时世”。从外部看，伊朗影响力扩张导致其战略空间被压缩，势力范围被挤压至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内战久拖不决，已成沙特版“越南战争”，国际舆论压力增大，南部边疆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胡塞武装频繁向其境内发射导弹，射程远及首都利雅得附近；伊叙战场围歼“伊斯兰国”进入收官阶段，各方争相卡位，沙特虽力有不逮，但也不甘落后。从内部看，王权代际交接问题紧迫感上升，需抓紧时间为小王子萨勒曼平稳上位铺路，消除政治动荡隐患；极端组织反噬和“伊斯兰国”失败后“圣战”分子回流恶果显现，国内恐袭风险上升，“圣城”麦加、麦地那等敏感目标几度险遭袭击；国际油价长期低位徘徊，能源消费增速放缓，全球能源格局酝酿重大调整，对沙特传统“地租经济”形成持续打击，经济结构亟需转型，但去年提出的“2030愿景”因目标过于宏大、触及王室及权贵利益而推进缓慢。内忧外患之中，唯一的利好因素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东政策回调，出现诸多有利于沙特的变化。美国遏制伊朗的目标，与沙利益高度趋同，对沙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但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也显露出模糊、混乱、调整快、不确定性较强的特征，反为沙特内外政策增加了风险。

内外压力导致沙特不安全感持续上升，频繁出招以求破局。一是为小萨勒曼清除对手，进行事实上的权力交接。2017年6月，沙特国王下令罢黜王储纳伊夫，由其子小萨勒曼接替其出任新王储，确定王位父子交接的最终顺序；第四次改组内阁，清洗“前朝旧臣”，为小萨勒曼执政确定班底；11月，又以反腐为名抓捕大批王子和高官，为王储继位和推进改革扫清障碍。这些举措一方面巩固了小萨勒曼的权力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破坏了沙特自1932年建国以来延续的政治规则，为未来王室权斗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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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小萨勒曼领军，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改革，意在争取国内外支持。6月，出台法令允许沙特女性驾车和进体育场观赛，并拟取消沿袭数百年的“穿黑袍”传统；8月，提出在红海沿岸打造旅游胜地，吸引国际游客，改善沙特形象；10月，宣布重返“温和伊斯兰”“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此解除数千名保守神职人员任职资格；随后，又计划斥资5,000亿美元，在沙特与埃及、约旦接壤地区建设“新未来”现代城，重点发展新能源、电子技术、生物科技等新型产业。改革措施来势汹汹，既为迎合占人口多数的年轻群体[1]目前，沙特30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比高达70%，其中20%无业，是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参见：Thomas L. Friedman,“Attention: Saudi Prince in a Hurry,”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7/opinion/saudi-princereform-coup.html.需求，也为改善沙特国际形象、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但实际效果尚需时日检验。

国内局势大体可控，使土政府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应对外部威胁。在海湾分裂危机中，埃尔多安出于支持穆兄会及政治伊斯兰的立场，坚定站在卡塔尔一边，在沙特实施封锁禁令后，向卡运送食物、派遣小规模武装人员，与卡“患难与共”。虽然土本意不愿因此开罪沙特，但涉及穆兄会问题退无可退。在遏制库尔德武装问题上，土政府虽于2017年3月宣布结束“幼发拉底之盾”行动，但军队并未撤出叙北地区，反而进一步增兵巴布，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和东部库尔德人大本营之间设置障碍，阻止其打通“库尔德走廊”、将势力延伸至地中海沿岸。9月，伊拉克库区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随即发声谴责，配合伊拉克政府封锁库区边界、夺回基尔库克。虽然土政府一直是伊拉克库区的合作伙伴，也是其石油出口的最大受益者，但库尔德问题是土心腹大患，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和外交利益。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被迫放弃推翻巴沙尔的政治目标，与俄罗斯、伊朗密切合作，联手推动阿斯塔纳和谈，在土叙边境设置“冲突降级区”，清除激进组织武装，实现局部停火。“冲突降级区”实质上是土支持叙反对派维持的战略缓冲带，用以隔离恐怖组织和库尔德武装对土边境的威胁。10月，土政府直接派军队进驻叙伊德利卜地区，声称按“冲突降级区”相关协议，协助维持该地区秩序，实则是趁各方尤其是库尔德武装备战拉卡之际，抢占有利战略地位。

四是重整旗鼓，打造新的反伊朗联盟。沙特与美国新政府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再次达成共识后，开始整顿盟友体系，联合阿联酋、巴林等“死党”向海合会成员卡塔尔施加压力，要求其坚定立场、断绝与伊朗一切联系；与宿敌以色列秘密接触，计划与其军方和情报部门合作，共同打击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势力，以斩断伊朗最强的一支“触手”；借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向伊朗发难，指责伊干涉他国内政、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渲染教派斗争，煽动反伊情绪，试图将伊朗及其代理人威胁国际化、多边化，以扭转对伊竞争的颓势。

（三）土耳其回归中东，力保核心安全，以攻为守

2017年，中东地区主要国家间关系的关键词仍是斗争与博弈，但斗争态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从国家角度看，伊朗影响力快速上升，沙特受内外事务所累，左支右绌，疲于招架，双方攻守角色互换；土耳其回归中东，成为第三方力量；埃及等传统强国振兴无望，以色列偏安一隅，地区国家多强并立格局不再。从民族角度看，阿拉伯世界分崩离析，战乱不绝，波斯人和突厥人由从属者变为引导者，从中东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从教派角度看，逊尼派联盟松散，围绕政治伊斯兰问题出现分化，什叶派抱团取暖，联手扩张“新月地带”。国家力量对比出现反转趋势，传统少数派占据上风；阿拉伯集团主导局面被打破，转变为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的“三国演义”。

从2013年开始，土耳其内外环境不断波动，事件频发，至2016年爆发未遂政变，似已达混乱顶峰，地区野心被维护土国家安全的底线所替代。2017年，土耳其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调整和蓄力期。政策虽然延续了一贯鲁莽、大胆的作风，但目标高度集中：一是维护其政权安全，确保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能全面、牢固、长期地控制土耳其社会；二是全力遏制库尔德人在土叙边境独立建国，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维护其领土安全；三是积极参与叙利亚战后安排，在无法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情况下，支持温和反对派在叙北建立缓冲区，维护其边界安全。2017年初，土耳其政府延续了2016年7月以来实行的“国家紧急状态”，赋予总统埃尔多安特殊权力，便于其继续打击“居伦运动”分子和其他政敌、异见人士，稳定国内安全形势。4月，埃尔多安推动公投修宪，将土政体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为确保公投成功，埃在公投举行前不惜频繁制造与德国、荷兰等国的外交争端，以煽动欧洲侨民和本土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升支持率。公投通过后，总统权力被无限扩大，埃尔多安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1]“A bitter victory for Turkey’s new sultan,” https://www.ft.com/content/afbb75cc-235f-11e7-a34a-538b4cb30025.无论西方媒体如何哀叹土耳其诞生了一位“新苏丹”，但客观上这一结果能确保土政府高效调动国内资源，为其政策目标服务。这也是其继续参与中东地区“权力游戏”，与沙特伊朗同台竞技的必要条件。

三是加紧贴靠美国，同时改善对俄关系、“东向”亚洲，平衡政策风险。对美同盟始终是沙特对外关系的核心与基石，但沙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一度降至冰点。特朗普上台执政使沙看到转机，加紧贴靠。2017年5月，沙特高规格接待美总统特朗普首访，签订千亿美元军火合同，商定数百亿美元双向投资计划，达成反恐融资谅解备忘录，进行利益绑定，重启美沙同盟。但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奉行“美国优先”“盟友自助”，只肯摇旗呐喊，不愿出功出力，也令沙心存戒备。年初，萨勒曼国王连访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日本、中国和马尔代夫六国，继续推动外交政策“东向”，开拓亚洲能源市场，探索反恐与安全合作；10月，又高调访问俄罗斯，为其建国以来首次，既为与俄联手稳定国际石油市场，又为平衡对美关系，对冲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风险。

淮河流域的行蓄洪区主要分布在安徽沿淮地区，原有4个蓄洪区和17个行洪区。2009年《淮河干流行蓄洪区调整规划》实施后，行蓄洪区调整为6个蓄洪区和7个有闸控制的行洪区，面积25.83万hm2，其中蓄洪区 18.93万 hm2，行洪区 6.90万 hm2。调整后的行蓄洪区增加了蓄洪区的面积比重，这有益于湿地生态的恢复和扩展。行蓄洪区内有大面积的湿地分布。

三、域外力量博弈由“一家独大”转向“双雄对峙”，加剧地区分化

中东历来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和战略博弈的舞台，冷战后逐渐形成了美国全面主导、欧洲跟随、俄罗斯撤至外围的单极霸权体系。近年来，地区局势动荡给域外大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为其主动或被动调整利益布局、转换政策提供了契机。2011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全面调低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转向离岸平衡，动摇了地区盟友体系。特朗普上台后政策虽有所回调，但大势已改。欧洲由于地理上与中东接壤，受乱局影响大，疲于应付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扩散，虽有心干预但能力不足。俄罗斯趁虚而入，借叙利亚危机强势重返，势力范围突破北约黑海防线、深入中东腹地，[1]Frederick W. Kagan and Kimberly Kagan, “Putin Ushers in a New Era of Global Geopolitics,”ISW Report, September 27, 2015. https://talos-iraq.com/wpcontent/uploads/2015/09/CTP-ISW-Putin-Ushers-in-a-New-Era-of-Global-Geopolitics-1.pdf.军政影响力快速扩张。2017年，中东大国博弈态势从美一家独大转向美俄两强争霸，双方沿波斯湾一线基本上形成了“南北相持”的战略格局：俄主导中东“北线”，出兵叙利亚、与伊朗准结盟、与土耳其合作；美在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根基深厚，特朗普政府重启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等传统盟友关系，强化对中东“南线”控制。

目前，美俄对弈呈现较明显的不均衡特征。美政经军综合影响力强、有成熟盟友体系；俄在军事安全领域中有相对优势、与地区国家关系交易型居多，是美主导的旧地区秩序的挑战者。未来只要中东地区乱局持续，俄就肯定能找到“点对点”与美争夺资源和盟友的战略机遇，美俄博弈将是长期牵动中东地缘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召开，人工智能研究逐渐建制化，且发展速度“令人惊奇”。[6]1820世纪50、60年代，MIT(1959)、斯坦福大学(1963)、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均建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

（一）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政策，重树遏伊反恐大旗，遏制伊朗是美中东战略重点

2017年初特朗普执政后，全面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在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将中东作为兑现“美国优先”理念的重点，重组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重塑地区主导权。其政策核心是反恐和遏止伊朗。为此，美新政府明显加大了对地区事务的介入力度。

一是重启盟友体系。在特朗普看来，中东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而伊朗是地区最大的“支恐”国家，反恐与遏伊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考虑到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惨痛教训，特朗普又不愿深度卷入中东事务，继续耗费资源，以免该地区进一步成为美国无法摆脱的“负资产”。因此，依靠盟友体系达成战略目标是特朗普落实其中东政策的基本思路。一方面，他着手重建、修复地区盟友体系。对沙特，明确表示支持其反伊朗的强硬立场，支持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加大对沙军售，美沙关系迅速回暖；对埃及，对塞西总统的强权表示赞赏，回避人权等敏感问题，加强军事、经济合作，重启美埃关系；对以色列，视其为“亲密盟友”，为其“受蔑视和不公”鸣不平，避而不谈以扩建定居点问题。另一方面，弥合盟友内部矛盾，合力反恐。特朗普上台后，密集接待沙特、埃及、以色列、约旦等国首脑及高官访美，推动沙特向埃及输油，在沙、埃间“增信释疑”；承诺推动巴以和谈，缓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紧张关系；斡旋卡塔尔“断交危机”，劝说海合会和解等。

二是加大反恐军事投入。2017年初，美召集由68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在华盛顿举行部长级会议；制定在中东反恐的“三阶段”计划，将2017年定为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重点年，号召消灭其实体；大幅增加对也门、叙利亚的轰炸频次；不顾土耳其反对，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重武器等。此外，美国还一改奥巴马时期的谨慎作风，降低军事行动门槛。4月曾动用“战斧”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军目标，后期更是直接向伊叙战场及美军基地增兵。据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第三季度，美在中东部署人员总数达到54,325人，比上半年部署人员数目增加了33%；仅叙利亚境内的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就增加了30%，是2016年总人数的6倍。[1]Jack Detsch,“Pentagon reports troop surge in Middle East,”Pentagon reports troop surge in Middle East.增加的人员除部署在伊、叙外，还分布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

三是收紧对伊朗制裁，架空伊核协议。伊核协议签署后，对伊朗的涉核制裁逐渐取消，但其他领域的经济和军事制裁仍然存在。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伊核协议，执政后曾于2、4月两度增加制裁名单；3月又推出《2017年反制伊朗制造不稳定法》《2017年伊朗弹道导弹及执行制裁法》草案；7月，美国务院发布《2017年度反恐国别报告》，将伊朗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并列，对伊制裁加码；10月，白宫发布“对伊朗新战略”，宣布“不认可”伊核全面协议，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打压重点，并宣布将与地区伙伴合作，全面打击伊朗，制裁其资助“恐怖主义”及发展导弹计划，封堵其所有制造核武通道。虽然特朗普目前还未正式撕毁伊核协议，但该协议逐渐被架空已是既成事实。美伊重新进入全面对抗轨道。

四是加紧布局“后伊国时代”。按照美提出的反恐计划，第一阶段以军事行动为主，第二阶段致力于稳定过渡，第三阶段是正常化阶段，伊叙两国将在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下重建社会、恢复发展。[1]Rex W. Tillerson,“Remarks at the Ministerial Plenary for the Global Coalition Working to Defeat ISIS,”March 22,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3/269039.htm. 2017年，国际反恐联盟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斗争节节推进，有望按计划完成第一阶段，美在伊叙的工作开始转向战后政治安排，在地区的战略重点转向遏制伊朗。一方面，被迫接受巴沙尔政权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仍力争在叙保持最大影响力，扶持叙“民主军”与政府军展开“反恐竞赛”，加紧收复失地，抢夺在叙势力范围及叙战后安排的发言权，阻止伊朗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全力争取伊拉克，急于将其拉入“反伊朗阵营”。虽然美不愿直接参与地区国家重建进程，但鼓励沙特与伊拉克改善关系，授意沙特在伊战后稳定和重建中发挥作用，支持双方召开高层协调委员会，商讨重开伊西南部的阿尔阿尔边境口岸。

另外，还可以在课题组会上进行专题汇报，就某一个临床或研究主题，每个研究生根据不同的方向来选择相应的几篇文献进行汇报，之后大家充分讨论，特别是对于得出不同结果甚至相反结果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和总结出对本课题组研究的启示和指导意义。课题组长期组织此类专题活动，不仅能使研究生养成良好的文献查阅的学术习惯，并追踪相关专业前沿，对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以及发表学术论文都有很大帮助，能达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二）俄罗斯地区影响力上升，在叙利亚与美国分庭抗礼，多方经营伙伴关系

当前，俄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暴恐活动扩散和“圣战”分子回流，维护俄本土安全。俄约有2,000名公民前往伊、叙加入“伊斯兰国”，若回流将对俄国内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其次是防范“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街头革命”扩散到俄罗斯或其盟国，防范其传统势力范围如中亚等被中东乱局波及，遏止西式民主蔓延势头，维护俄罗斯的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第三是重建俄罗斯大国地位，恢复苏联时期的国际影响力，与美（至少）在安全领域实现力量制衡。为达到以上目标，俄不仅要与中东国家政府和安全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且要挑战地区国家普遍的亲西方政策，难度不小。但奥巴马时期美中东政策摇摆和叙利亚危机为俄罗斯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2015年10月，俄以反恐为名，向叙派遣作战人员、频繁发动空袭，迅速扭转了叙战场形势，帮助摇摇欲坠的巴沙尔政权站稳脚跟。随后持续发力，与伊朗结成挺巴沙尔同盟，逼美国与俄协调在叙空中行动；拉拢土耳其，撬动北约防御体系；抢夺美传统盟友，蚕食美势力范围；积极寻找和培植地区代理人。美俄博弈明显呈现出“俄进美退”的趋势。

许渊冲翻译理论思维的特征与倾向 ……………………………………………………… 覃江华 许 钧（5.51）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俄进美退”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被遏止，但俄已在中东打开局面，成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力量。一是俄罗斯不断开拓“朋友圈”，扩大与地区国家的军工、能源合作。俄摒弃意识形态因素，遵从实用性与灵活性原则，与中东地区所有国家打交道、不断示好。一方面，巩固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向伊朗提供军事和外交支持，在伊部署S-300防空导弹系统，投资建设核电站，培训伊军事技术人员等；伊投桃报李，破例为俄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军基地，使俄成为唯一获此特权的国家。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为叙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协助其与反对派武装争夺地盘；扩建位于叙西部沿海的图尔塔斯海军基地、位于拉塔基亚的哈米米空军基地，并将赫梅米姆机场升级为新的空天军基地，增加在叙军事存在。另一方面，与原属美西方阵营的国家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俄土关系快速回暖，2017年双边高层会晤频繁，普京和埃尔多安年内在各个场合多次会见；经贸关系全面恢复，核电站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持续推进；向土提供S-400防空系统并附加技术转让，与土空军联合行动打击“伊斯兰国”，联手在叙创建“冲突降级区”。与埃及创建外长和防长定期会晤的“2+2”机制，联合举行军演；向埃售卖大量武器，为埃反恐行动提供支持；拟在埃开辟新的军事基地。俄以虽在伊核和叙利亚问题上有根本分歧，但两国经贸与军事技术合作仍在稳步推进，201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8亿美元。俄罗斯与伊拉克签订军售协议，建立联合情报信息中心，协调反恐。与美铁杆盟友沙特关系取得历史性进展，沙特国王首次访俄，称俄罗斯为“友好国家”，双方强化在能源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意向，达成30亿美元投资协议，成立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此外，俄还在利比亚投棋布子，支持东部政府及其实权人物“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

二是俄罗斯积极推动阿斯塔纳和谈，主导叙利亚和平进程。叙利亚是俄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叙利亚问题是俄参与中东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抓手，叙利亚和平进程是俄巩固和扩大前一阶段军事行动成果的主要途径。2016年底，在联合国日内瓦和谈陷入停滞之际，俄罗斯联合土耳其、伊朗在莫斯科召开外长及防长会议，确立了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阿斯塔纳和谈机制，在美西方主导的进程之外开辟了第二轨道。截至2017年11月，阿斯塔纳和谈共进行了7轮，最大成果是在叙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分别位于土叙边境的伊德利卜地区、叙中部的霍姆斯北部和哈马省、首都大马士革以外的东古都以及南部达拉和库乃特拉省的部分地区。“冲突降级区”在划定区域内实现了各方停火，有效降低了叙冲突烈度，为实现全境停火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对俄罗斯来说，和谈成果并不仅限于此。俄凭借阿斯塔纳和谈机制，巩固了与伊朗、土耳其的准同盟关系，争取了其他中东国家的重视甚至支持，从叙利亚和平进程的外围进入到中心，也从中东地区政治的外围进入到中心。西方外交家称，如今特朗普在中东做所有决定，都不能不考虑俄罗斯的因素，这是此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曾遇到过的局面。

（三）“临时利益集团”冲击传统盟友体系，各方力量分化组合加快

美俄在中东的相持、对峙格局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在战术层面上，双方利益有重叠，联合反恐需求大；在战略层面上，分歧很难调和，尤其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伊朗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双方关系还处于试探和调整之中，虽然都想力避直接冲突，但也不会放弃支持代理人进一步争夺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美俄均无意也无力向地区盟友追加承诺，主导重建地区秩序，其中东政策均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给地区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获得在两强之间双面下注的机会，与双方同时合作，既能拓宽利益空间，又可对冲大国政策变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双方皆不堪依靠，大国的主导作用在中东持续衰退，导致地区各国、各派别不得不奋力自保，对外协调意愿降低，安全困境频现。集中表现为各方行为自主性和投机性增强，围绕具体问题形成跨盟友体系的“临时利益集团”。比如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沙特、以色列在反伊问题上达成默契，伊朗在海湾分裂危机中支持卡塔尔，土耳其在打压库尔德问题上与伊拉克中央政府配合，等。这些“临时利益集团”具有权宜性、短暂性、不稳定性等特征，“交易”色彩浓重，分化组合快，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取代传统的盟友体系，但无疑加剧了盟友间的不信任，为地区力量进一步拆分埋下了伏笔。

县级广播电视台探索融媒体发展路径是适应全新媒体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提高县级广播电视台知名度与收视收听率的需要，是做好党和政府“喉舌”的需要，更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信息获取的需要。希望通过文章的阐述，可以使得县级广电单位深刻认识到融媒体时代的深刻内涵，认知融媒体时代中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从内容资源以及技术形式两个关键点出发，积极打造新媒体信息传播平台，探索与新媒体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实现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最终推动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