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Cs是一种人工放射性核素，主要来源于大气核试验及核事故，通过大气扩散沉降至地表和海洋。137Cs半衰期为30.2a，因具有半衰期长和易测量等优点（Ritchieetal，2007；万国江等，2011），在河流、海洋、湖泊、水库等沉积环境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确定河口和湖泊沉积速率，估算湖泊沉积量（李文权等，1991；张燕等，2005a；庞仁松等2011；刘斯文等，2016），同时也被用于研究流域侵蚀、物质输运和沉积过程（张克新等，2015；潘少明等，1997；杨彪等，2016；Woszczyk et al，2017）。

常用的137Cs测年方法为时标法，把沉积物中137Cs实测剖面的几个特殊点作为时标：20世纪50年代初的起始值，1963年大气核试验导致的137Cs最大峰值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露的峰值，其分别对应于1954年、1963年和1986年。其中1954和1963年时标已经得到公认和广泛的运用（项亮等，1996；万国江等，1999；潘少明等，2008；Tylmann et al，2013），但是对于1986年时标还存在争议。一些研究指出1986年能作为可靠的定年标志，苏皖地区湖泊沉积物中出现的其中一个高蓄积峰受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项亮等，1996）；依据红枫湖和洱海沉积物对应的1963，1975及1986年3个时标计算沉积速率（万国江，1999）；根据滇池沉积物的137Cs沉积层，识别出1954、1963、1976和1986年几个特定年份，以此来估算滇池沉积量（张燕等，2005b）；三门峡坝下河漫滩沉积物柱样137Cs计年分析表明，1986年峰形完好（胡春明等，2017）；1986年可能会成为明显的计年时标，如新疆博斯腾湖等（Zhu et al，2002）。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泄漏的137Cs对我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1986年次蓄积峰可能不明显（齐永清等，2009）；在部分湖泊沉积物中未发现1986年蓄积峰（张信宝，2005）；据天津市独流减河盐沼137Cs剖面记录显示，1963年上部的次峰对应的并非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形成的次峰（杨彪等，2016），因此不存在1986年辅助计年时标。

1.2.3 心理护理。由于患者受肺结核引发临床表现以及眼周存在带状疱疹的影响，极易使其出现恐惧、焦虑、不安等负性心理，极有可能对护理干预效果造成影响。因此，护理人员有必要与患者开展深入交流，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将疾病形成、发展因素、治疗过程、治疗效果一一对患者进行讲解，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或通过播放音乐、视频等方式将患者注意力进行转移，使其心理负担及不良情绪得到消除，从而提升患者配合程度及治疗效果[4]。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江口137Cs年沉降通量进行定量研究，并将其与北半球和日本137Cs年沉降通量比较分析，同时根据长江口柱样SC07和SC18中137Cs、239+240Pu以及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的分布特征，对长江口沉积物中是否存在对应的1986年时标及其识别方法展开讨论。

1 137Cs与Pu的来源及分布

1.1 137Cs与Pu的来源

环境介质中存在的137Cs主要来源于大气核试验，而全球大气核试验的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52-1958年，主要是美国在太平洋试验场（PPG）进行的核试验；1961-1962年，主要是前苏联在北冰洋及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核试验。1963年8月，美、苏、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束了大规模的大气核武器试验（徐仪红等，2012）。根据国际权威机构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统计结果，美国、前苏联、中国、法国共实施500多次大气核试验，向环境中释放了约978 PBq的137Cs。其中，137Cs全球大气沉降量的75%来自于1957-1962年前苏联的核试验（UNSCEAR，2000），最大沉降当量为1963年，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故向大气环境中释放了42.5 TBq137Cs（Carter et al，1977）。图1为北半球的137Cs年沉降通量分布图，137Cs主要沉降年份为1958年，1963年和1986年，这些年份大体上对应于核试验较多的年份。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的137Cs出现明显的次级峰，沉降量约为58.56 PBq，该事故导致全球的总蓄积量增加了约5%（Robbins et al，1978；Warneke et al，2002；Walling et al，1997）。

环境中的钚（Pu）同位素与137Cs来源相同，分布特征与137Cs基本一致。已知钚的放射性同位素主要有20种，其中环境中自然存在的只有239Pu和240Pu，半衰期分别为24 110 a和6 561 a，因半衰期长，成为沉积物计年的新核素（Hanson，1975）。Pu主要包括全球沉降和区域沉降两种方式，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产生的Pu主要为区域沉降，在欧洲、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日本都被监测到 （Hardy et al，1973；Lee et al，1997；Hirose et al，2001）。

其中，Dx为经衰变校正后地区X在某年的137Cs大气沉降通量（Bq/m2），Cx为经衰变校正后的该年雨水中的137Cs平均浓度（Bq/m3），Px为此处该年份的降水量（mm）。

  

图1 北半球137Cs年大气沉降通量分布图（Rowan et al，1993）（137Cs衰变校正至2017年1月1日）

1.2 137Cs与Pu的分布

Hirose等对日本东京、筑波地区1957-2008年137Cs和Pu大气总沉降通量进行监测（图2），发现在1986年137Cs大气沉降与北半球趋势一致，也存在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关的次级峰。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增加了大气中的137Cs含量，使137Cs沉降通量上升两个数量级，日本东京的137Cs沉降量在1986年5月1-17日半个月时间内达到0.074 MBq/km2（Aoyama et al，1986）。图 2 中239+240Pu与137Cs大气沉降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但在1986年239+240Pu与137Cs分布趋势却不一致，239+240Pu沉降通量在1986年不存在明显的次级峰。

  

图2 1957-2005年日本东京和筑波地区监测到的239+240Pu（空心点） 和137Cs（实心点） 年大气沉降通量（Hirose et al，2001）

根据日本东京和筑波地区监测到的239+240Pu和137Cs年大气沉降结果（图2），1963年为239+240Pu和137Cs最大沉降年，推测SC07柱样（71 cm）和SC18柱样（130～140 cm）为最大蓄积峰层位，对应于全球大气沉降年1963年，SC07柱样（190 cm）和SC18柱样（112cm）对应于沉降初始年份1954年。1986年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出现明显的次级峰值，但是239+240Pu比活度却很低。此外，根据长江口137Cs大气沉降通量显示，长江口沉积物中应存在1986年137Cs的蓄积峰记录。所以，我们根据日本1986年137Cs与239+240Pu的大气沉降特征，探讨长江口沉积物中的1986年时标所在深度。

相对于传统的DEA方法获得的城市旅游效率方式来说，其结果明显被高估，而应用Bootstrap-DEA模型利用纠偏测度获得的结果更为符合实际的状况，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城市旅游效率产生的空间变化来说，年度旅游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整体效率水平有待提升，多数的城市均实现了总计数效率有效。而基于时间变化的角度分析，因为旅游效率与旅游产出的增长态势具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就是因为近年旅游政策的影响，导致长期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多，这样就造成了投资冗余，导致旅游经济无效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多。

对于某年份而言，137Cs年大气沉降通量可用下式表示：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离散变量应用百分比描述，连续变量应用中位数描述，计量资料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 常规治疗 术后给予止血、预防感染、补液等治疗，补液量在3000 mL左右，采用头低脚高位，头偏向患侧，术后第3天给予阿托伐他汀钙片20 mg口服，每日1次。根据引流情况术后3 d内拔除引流管。

长江口与日本东京处于同一纬度圈，同一副热带高压，对各年份而言，两地大气中137Cs浓度大致相同，所以两地降水中的137Cs浓度也大致相同，两地137Cs大气沉降通量的差异主要是由降水量的差异引起的。由此，可以得出长江口地区各年份137Cs大气沉降通量为：

 

根据137Cs垂直剖面的分布特征，初始探测深度和最大峰值所在深度分别为1954和1963年，计算出SC18的沉积速率分别为3.65cm/a和3.02cm/a，由此沉积速率推算的1986年对应深度分别为117cm和69 cm，所以1986年层位可能在69～117 cm范围内。由图5可知，SC18在80 cm深度附近存在137Cs次蓄积峰，与之对应的239+240Pu比活度为0.429±0.009 mBq/g，不存在明显的次级峰。柱样80 cm深度的137Cs与239+240Pu比活度分布与1986年日本137Cs与239+240Pu大气沉降通量的分布现象一致，所以推断80 cm深度对应于1986年。同样在SC07柱样中，依据1954和1963年及对应深度112 cm和71 cm求得沉积速率分别为2.15 cm/a和1.65 cm/a，1986年对应层位可能在38～69 cm深度范围内。在此范围内137Cs在38 cm处存在次级峰，比活度为6.48±0.7 mBq/g，而相应的239+240Pu比活度只有0.147±0.012 mBq/g，无明显次级峰存在。SC07柱样38 cm深度既与SC18柱样80 cm深度137Cs与239+240Pu比活度分布规律一致，也与1986年日本137Cs与239+240Pu大气沉降通量的分布特征一致，所以将38 cm深度推断为1986年。因此可以根据137Cs有较高比活度，而与之对应的239+240Pu比活度较低来推断137Cs次蓄积峰对应的1986年沉降年代。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传统生鲜产品的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从而促进了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生鲜产品的保质期不变较短，且在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耗损，常温下有易腐，因此，生鲜产品对运输过程中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任何大小型规模的生鲜产品企业中对生鲜产品的冷链物流投入都可达到销售成本的30%～40%之多。所以，一方面企业有效管理冷链物流的投入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能否完善生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化建设对生鲜产品行业意义深远。

沉积物柱样 SC18 （31°01′N，122°37′E，水深18.2m）于2006年11月使用重力取样器在长江口南槽口门外约20m等深线附近取得，柱样长度235cm；沉积物柱状样 SC07 （31°00′N，122°23′E，水深10.4 m）于2006年4月使用自制重力取样设备取得，柱样长度140 cm，具体采样站位信息如图4所示。SC18柱样以5 cm为间隔取样，SC07柱样以2 cm为间隔取样，对样品进行137Cs与Pu同位素的活度分析与测量。

在长江口区域137Cs年沉降分布趋势与日本东京相似，最大沉降年份为1963年，在1963年后137Cs年沉降量呈下降趋势，在1986年出现一个明显的沉降高峰（图3），所以长江口沉积物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产生的137Cs蓄积量敏感度较高，应存在1986年蓄积峰记录。

  

图3 1958-2005年长江口附近与日本东京137Cs年大气沉降通量比较（衰变均校正至2006年1月1日）

2 长江口沉积柱样中137Cs与Pu同位素分布特征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准确性，我们根据Aoyama绘制的全球10°×10°的137Cs沉降总分布图，得出距离长江口最近的4个点沉降量分别为3370Bq/m2，4 160 Bq/m2，1 110 Bq/m2 和 5 880 Bq/m2，利用插值法得出截止到1970年1月1日长江口137Cs的总沉降量为 4 132 Bq/m2（Aoyama et al，2006），而本研究根据降水修正得出至1970年长江口137Cs大气总沉降量为4 408 Bq/m2，研究结果与Aoyama相差不大。此外有研究表明东京地区137Cs沉降总量是同纬度圈的两倍左右（Aoyama et al，2006），由图3可知，日本东京与长江口1963年137Cs大气年沉降量分别为1 934 Bq/m2与1 166 Bq/m2，年沉降量比值为1.68，1986年137Cs大气年沉降量分别为145 Bq/m2和100 Bq/m2，年沉降量比值为1.45，与Aoyama等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东京地区截止1970年137Cs衰变后总沉降量为6 000 Bq/m2，而长江口总沉降量约为日本东京的60%，与同纬度圈平均值接近。以上证据均表明长江口地区137Cs大气年沉降通量结果较为可靠。

  

图4 长江口采样点站位图

2.1 沉积柱样中137Cs与Pu同位素分布特征

图5展示了SC18和SC07柱状样137Cs，239+240Pu比活度和240Pu/239Pu原子比垂直分布，137Cs和239+240Pu比活度随深度变化而变化，两者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在SC18沉积柱样中，表层沉积物137Cs比活度为4.385±1.285 mBq/g，在 130～140 cm137Cs存在最大峰值，比活度为14.348±1.359mBq/g，对应的239+240Pu比活度也较大，为1.031±0.017mBq/g。137Cs与239+240Pu初始比活度在底层201cm深度出现极低值，而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随深度增加而增加，与Zheng等（2004）在日本海的研究结果类似。在柱状样SC07中，表层沉积物137Cs比活度为 3.23±1.17 mBq/g，137Cs与239+240Pu在71 cm深度存在一致的最大峰值，比活度分别为 16.21±0.95 mBq/g和 0.716±0.03 mBq/g。137Cs的比活度在最底层111 cm深度达到探测初始值（2.04±0.68 mBq/g），239+240Pu在138 cm深度出现初始值 （0.072±0.01 mBq/g）。

2）规范新建街道名称，新街道命名体现本地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关于道路命名征求意见的公告》中，新增“秩成南巷”和“秩成北巷”，是因此处原有古城墙建筑“秩成门””；新增“花翎街”，因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咸丰年间被赐双眼花翎,民间称其为“陈大花翎”而取名。

137Cs、239+240Pu与240Pu/239Pu均具有指示沉积年代的作用，其中137Cs与239+240Pu比活度最大蓄积峰与1963年前苏联进行的大规模核试验有关，对应于1963年（Pan et al，2011）。1952-1954年，美国在太平洋核试验场（PPG）进行了当量巨大的核试验，PPG释放的Pu经北赤道暖流和黑潮的携带进入西北太平洋及其邻近边缘海域，长江口PPG来源的Pu在柱样SC18和SC07沉积物中的比率分别为44%和40%（刘志勇，2011）。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1）SC18柱样在190 cm深度以下，240Pu/239Pu比值从0.27增加至底部最大值 0.319，接近于 PPG产生的 240Pu/239Pu比值（0.33），同时190 cm深度以下137Cs和239+240Pu比活度出现初始探测值，所以此深度范围对应于1952-1954年。SC07在100 cm深度以下，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平均值为0.33，也对应于1952-1954年。（2）SC18柱样140 cm深度以上，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均值约在0.21左右，深度137Cs与239+240Pu比活度在130～160 cm范围迅速增加，所以130～140 cm深度所在的最大蓄积峰值对应于1963年。在SC07柱样75 cm深度以上，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保持了均一状态，都在0.20左右，高于全球大气沉降均值 0.18 （Aoyama et al，1992；Krey et al，1976），137Cs和239+240Pu比活度在63～71 cm迅速增加，在71 cm深度所在的最大蓄积峰对应于1963年。SC07和SC18柱样中239+240Pu和137Cs几乎可以反映相同的年代信息，239+240Pu与137Cs的最大蓄积峰层位为1963年，根据240Pu/239Pu同位素比值可以进一步证实1952-1954年，所以将Pu同位素与137Cs测年结合，能更可靠地对沉积物进行测年。

2.2 长江口沉积柱样中1986年时标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在我国长江口邻近区域，存在137Cs沉降量异常高的现象（符荣初等，1992；顾芳等，1988）。由于长江口没有完整的137Cs大气沉降通量记录，所以需要根据其他地区已有的137Cs大气沉降数据来推算研究区的大气沉降情况。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科学委员会（UNSCER）的报告，全球的137Cs在大气中的沉降受地球风带与气压带影响，同纬度圈各处大气中137Cs的含量非常接近，所以在相同纬度圈中137Cs的沉降趋势大致相同，其差异主要由降水不同导致 （Asano et al，2000）。

  

图5 SC18和SC07柱状样137Cs，239+240Pu比活度与240Pu/239Pu原子比垂直分布图（137Cs衰变校正至采样年限）

其中，D1表示长江口某年份137Cs大气沉降通量（Bq/m2）；P1是某年份长江口降水量（mm）；P2是某年份东京降水量（mm）；D2是某年份东京137Cs的大气沉降通量（Bq/m2）。根据上海（代表长江口） （周丽英等，2001）和东京两地各年份的年度平均降水量（Hirose et al，2008；Aoyama et al，2006；Igarashi et al，2004；Pálsson et al，2006），结合东京地区1958-2005年监测的137Cs大气沉降通 量 数 据 （Hirose et al， 2008； Aoyama et al，2006；Igarashi et al，2004），将其代入公式 （2），得到长江口地区自1958-2005年各年平均137Cs大气沉降量（图3）。

3 讨论

假设沉积物中137Cs的1986年与1963年蓄积峰峰值比为常量，则可用此常量来推算相应沉积物中1986年蓄积峰峰值。据此统计了沉积物中1986年与1963年蓄积峰峰值比（表1），在长江口SC07和SC18柱样中，1986年蓄积峰与1963年最大蓄积峰的比值分别为0.39和0.55，远小于两年份对应的长江口137Cs年沉降量之比（0.99）。因为长江口137Cs的蓄积以长江流域来源为主，放射性核素137Cs在长江口沉积物中的蓄积主要受流域侵蚀因素的影响（张瑞等，2008），复杂的流域环境导致两蓄积峰的比值存在差异。同样在固城湖GL9201、洱海EH940713-3以及月亮湖等沉积柱样中，1986年蓄积峰与1963年最大蓄积峰的比值均没有固定值，所以根据比值推算1986年次级峰的方法不可行。此外，在固城湖GL9201、红枫湖HF8801和洱海EH940713-3柱样中，因沉积环境稳定，以不同时标计算的平均沉积速率较为接近（表1），例如洱海EH940713-3以1963年和1986年计算的137Cs平均沉积速率分别为0.048±0.014和0.046±0.023，表明将1986年作为时标辅助计年较为可靠，而在部分沉积物中平均沉积速率存在差异，此时应该慎重应用1986年辅助计年时标，宜结合多时标计年获得更准确的沉积环境信息。

血液中的S1P主要与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中的载脂蛋白M(apolipoprotein M, ApoM)或与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 SA)结合。已知这3种蛋白在脓毒症患者中都减少且与脓毒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负相关[47-49]。S1P与这3种蛋白的关联提示S1P可能与SA、HDL和ApoM有相似预测患者预后的价值。由于血小板和红细胞与脓毒症急性期S1P下降在功能上相关，所以结合S1P水平、血细胞比容、血小板计数、SA、HDL和ApoM可能将更好地预测脓毒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20]。

 

表1 137Cs时标计算的沉积物平均沉积速率与峰值比值表

  

注：a表示深度及对应平均沉积速率（cm-2·a-1），b表示质量深度及对应平均沉积速率（g·cm-2·a-1）。

 

样品地点与编号 采样时间 时标年代 质量深度a/g·cm-2深度b/cm 平均沉积速率 1986年与1963年峰值比 参考文献SC07 2006.04 1954 112a 2.15a 0.39 本研究1963 71a 1.65a SC18 2006.11 1954 190a 3.65b 0.55 本研究1963 130a 3.02b程海CH970608-1 1997.06 1964 14.298b 0.433b 0.45 胥思勤等，2011 1986 2.5500.232 1954 1.532b 0.040b 1963 1.325b 0.046b0.78 项亮等，1996 1986 0.303b 0.050b 1964 4.112b 0.170b 1975 2.286b 0.172b0.23 1986 0.344b 0.173b万国江，1999 1964 1.455b 0.048bb b固城湖GL9201 1991.11红枫湖HF8801 1988.03洱海EH940713-3 1994.071975 0.888b 0.047b 1986 0.370b 0.046b月亮湖 2007.01 1963 32a 0.9a 0.7 0.66 柴社立等，2013 1986 18a 0.74a

如图6所示，对滇池DC-1和DC-2（张燕等，2005b）、固城湖 GCH-02（Xiang et al，2003）、Amvrakikos湾 （Tsabaris et al，2015）、程海 （胥思勤等，2011）、洱海和红枫湖（万国江，1999）等沉积物的研究中，都把1963年最大蓄积峰以上的明显峰值层定义为1986年，克罗地亚Kaštela湾（Ivanka et al，2016）把沉积物7 cm深度定义为1986年，C.Tsabaris等根据扩散对流模型模拟出Amvrakikos湾沉积物剖面137Cs分布曲线，发现在曲线中同样存在1986年次级峰。以上这些区域大都沉积环境单一、相对封闭，且降水都相对较多，137Cs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的输入，对1986年的核事故敏感性可能较高，此时对1986年的识别主要依据沉积物剖面明显的次峰值进行直观判断。但是长江口沉积动力环境复杂，137Cs来源广泛，1986年次级蓄积峰也可能因扩散作用而较难识别，此时单独依靠137Cs确定1986年比较困难。本文通过平均沉积速率推算1986年所在深度范围，结合沉积物垂直剖面Pu同位素与137Cs比值的分布特征，确定沉积物中1986年时标位置。

  

图6 沉积物137Cs深度分布曲线

 

a.滇池DC-1（张燕等，2005b）；b.滇池DC-2（张燕等，2005b）；c.固城湖GCH-02（Xiang et al,2003）；d.克罗地亚Kaštela湾（Ivanka et al,2016）；e.Amvrakikos湾（Tsabaris et al,2015）；f.程海（胥思勤等，2011）；g.洱海（万国江，1999）；h.红枫湖（万国江，1999）

另外，长江口SC07和SC18柱样中239+240Pu/137Cs比值也可以作为推断1986年时标提供辅助参考，如图7所示，沉积物SC07和SC18中239+240Pu/137Cs平均值分别为0.063和0.041，远高于全球沉降值 0.026±0.01 （Wu et al，2014） （137Cs衰变校正至2006年）。可能因为137Cs比Pu更易溶于水；也可能受到来自太平洋核试验的影响，产生较高的240+239Pu，因为相应的239Pu/240Pu比值均值分别为0.24和0.23。而沉积物中1986年239+240Pu/137Cs比值分别为0.018和0.022，既小于沉积物中239+240Pu/137Cs的平均值，也小于全球沉降值。可能因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长江口137Cs沉降量较高，导致239+240Pu/137Cs比值很低，所以可以尝试将239+240Pu/137Cs比值作为推算1986年时标的方法。

综合以上关于沉积物中1986年时标的讨论认为：（1）137Cs受流域侵蚀输入和在沉积物中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根据蓄积峰比值来推算1986年次级峰的方法不可行，而且沉积物中沉积速率存在差异，所以对1986年辅助计年时标的应用要慎重；（2）在沉积环境稳定的湖泊，识别1986年次级峰相对容易，而在沉积动力环境复杂的长江口流域，依据沉积物剖面Pu和137Cs比活度的分布特征以及239+240Pu/137Cs比值，确定1986年次级峰是一种可尝试的方法。

  

图7 长江口SC07（红线）和SC18（绿线）239+240Pu/137Cs比值分布图

4 结论

（1）长江口137Cs年大气沉降通量计算结果表明，沉积物中应该存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产生的137Cs次级峰记录。

（2）在长江口沉积物中同时运用137Cs，239+240Pu以及239+240Pu/137Cs比值可以作为推算1986年时标的一种尝试。但是单独依靠沉积物137Cs剖面的分布特征确定1986年次级峰具有一定难度，所以在运用137Cs测年的1986年时标时应该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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