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中，文字层面的交流贯穿整个过程，并且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一般而言，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信息流一般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召唤力。反过来，落后文化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从中汲取养分，互通有无[2]。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形式主要是中国向日本输出当时先进的文明成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俨然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然而，明治维新之后，中日间文化交流方向发生了逆转，以日本向中国输出当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为主；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技术、政治制度、教育等诸领域积极向西方学习，迅速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在此过程中，日本学者利用日语中的汉字词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事物，这些译词被当时的中国在日留学生以及中国学者引入汉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甚至取代了当时中国学者的部分音译词汇。语言的互动是两国间社会经济文化层面交流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两国间相对势位的变化。本文从明治维新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戊戌变法、抗日战争、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相关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对现代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语进行考察。

一、日源外来语的界定及分布状况

(一) 日源外来语的界定

日源外来语即现代汉语中源自日本的外来语。为了避免与“日语外来语”产生歧义，本文使用日源外来语的名称。关于日源外来语概念的界定，已经有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成果。史有为(2000)指出，“外来语”也叫“外来词”，或者叫借词，在汉语中，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用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日源外来语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日语借词”，应该具备“以日语为基础”、“字形上完全或部分地和日语对应”、“适应了汉语的发音和构词规则并且实现了汉语化”三个特征[3]。胡晓清(1998)指出，现代汉语吸收日语的方式有四种类型：音译(如：欧巴桑、榻榻米)、意译(如：生鱼片、酱汤)、形译(如：经济、干部、革命、交通、茶道、物语、新干线、写真、艺术、便当、手续)、混合型(如卡拉OK)[4]。其中，关于“形译”，万红(2007)进行了细分，一类是原语借词：包括日本原有的词语、曾存在于某些汉书典籍中引入日本后意义发生了改变的词语、日本人基于西方语言造出的词语三类。例如：a 曾经存在于汉书典籍中的词语—革命、文学、阶级、民主、艺术、文明；b日本学者造出的词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第二类：回归借词。通过古典汉书传入日本后再次进入中国的词语。这类词不同于原语借词，意义并未发生改变。如机械、法律、运动、元帅、计划、精神[5]。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形译类外来语。

(二) 构成特点

从词语结构来看，日源外来语中不仅有名词，也有动词，主要是日语中的サ变动词的词干名词。如“复习”、“准备”、“行动”等。此外，现代汉语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名词也大多来自日语，如“经济学”、“哲学”、“物理学”、“机械学”、“解剖学”、“财政学”、“土木工程”等。同时，日源外来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造词功能，尤其是以结尾词的形式出现。如：“化”类—现代化、多元化、工业化、民主化等；“性”类—可能性、现实性、必要性、偶然性、放射性等；“的”类—相对的、科学的、历史的等；“观”类—人生观、世界观、乐观、等；“主义”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排外主义、自然主义等；“族”—御宅族、上班族、飙车族、追星族等。

外来语的输入过程是持续的，根据统计方法和时期会得出不同的数据。早在1960年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高中语文教材》为对象进行的双音节基本词出现频率统计结果显示，2 285个双音节词中，出现频率在500以上的有88个，其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语为28个，约占三分之一[6]。根据高明凯等人(1984)编纂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在其所收录的一万多条外来语中，日源外来语数量为890个，约占总量的9%[7]。伴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两国间经贸政治人文各领域的交流空前频繁，外来语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中国，很难对这一动态变化过程进行统计。也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借词[8]。是否有如此高的比例或许有待考证，但是日本作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媒介功能应该得到肯定。

二、日源外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

中日间的文明传播方向是以明治维新为节点发生改变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幕府末期，是西方列强舰队扣开日本国门之际的一场剧烈改革。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比其他亚洲国家早踏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日本明治维新在中日文化交流层面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与中国在19世纪的命运紧密相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积极组织日本学者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由此产生了大量新式汉语词汇。这些新的汉语词汇同此前的汉语在形式上和意义上均不相同，经过反复尝试之后才被普遍接受。日本学者铃木修次(1981)[9]在『文明の言葉』一书中对现代汉语中已经普遍使用的“哲学”、“科学”、“政治”、“心理”、“文化”、“物理”、“宇宙”、“社会”、“经济”、“银行”、“艺术”、“现象”、“化学”等词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并且以“哲学”一词为例，对其如何取代中国当时已有的译词，进而被中国学者和一般民众所接受的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

但是，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翻译西方事物的译词和现在普遍使用的词语表达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区别。例如，有不少学者研究“社会”一词的潜在意思。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对“群学”加以“在日本称作社会学”的注解。由此明白，“社会学”一词出自日语。具体过程如下：汉语中使用“群学”的历史悠久。对“群”情有独钟是因为在中国“群”有一定的传统意味。早在《论语》中，孔子论及君子的品性时曾讲到“群而不党”。即，所谓君子，就是为社会公正尽力，不结党营私。战国时期儒学家荀子在《荀子》王制篇论及人体力不及牛，跑的速度不及马，为何牛马反被人类所使？答道“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可见，通过这种生物特性，将包含了人类生活中各自社会性的社会学称作“群学”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一词在中国也已存在。原来讲祭祀土地神的祭祀日称作“社会”，但是到了宋代，“社”则指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组织，其聚会被称为“社会”。日本江户时期使用的“社会”一词在中国古汉语中的内涵基本相同，表示行业团体间或地方组织的聚会。时任驻美公使森有礼最早将英语society翻译成“社会”，于是在《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说中，society首次以标注片假名ソサイチー的形式出现在媒体，不过当时仅限于在上流阶层使用，是狭义上的“社会”。明治十年前后，ソサイチー=“社会”才被民众普遍接受[10]。可见，日本在用片假名表示新生事物的同时，也出现了全新意义的汉字词汇，不仅在学术领域，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汉字词汇也得到广泛的应用。中日两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源外来新词毫无违和感地融进现代汉语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

回顾近代中日间文字交流史，不难发现，是明治初期到访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外交官们以及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东渡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策的中国留学生率先将日语中的新生汉语词汇带入汉语。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以及殖民统治时期，强行推广日语奴化教育，也带入了不少外来词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两国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密切往来，大量新生日语词汇进入现代汉语。接下来将分别以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分别对日源外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进行考察。

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源外来语的引进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戊戌变法失败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赴日寻求救国之道。这些留学生通过日本向国内介绍先进的西方文明和理念，并且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涉及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医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其中，《共产党宣言》就是由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道旺先生从日文版翻译而来。留学生不仅翻译日本的书籍，也创办了杂志和报纸，甚至成立了“教科书译辑社”。日本有梁启超创办的广智书局、湖南籍留学生组织的湖南编译社、福建籍留学生组成的“闽”学会等。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的译著[12]。

(一) 戊戌变法时期的进入情况

试验结果表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与生物炭的施加量存在非线性变化的规律，炭土比为6%时出现最大体积含水率，炭土比为8%时出现最小体积含水率。因此，可以推断在土壤水吸力一定时，存在着一个最优炭土比，其土壤体积含水率最大。因此，寻找最优炭土比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内容，深入探究适宜该地区的最优生物炭施加量，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清廷在甲午战中的溃败深深地刺痛了国人，有识之士为了改变落后腐朽的现状做了大量尝试，戊戌变法便是其中影响力极大的一次变革。戊戌变法是在清光绪24年(1898年)4月23日至8月6日期间，在光绪的支持下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派主导进行的政治改良运动。这是一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范本的变法自强运动，又称作“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效仿日本，在经济、政治制度领域实施了改革，但由于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逃亡至日本途中，梁启超读到了日本作家东海散士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书中除了日语中的格助词外几乎都是汉字，“之乎者也”也频频出现，因此，不懂日文的梁启超读起来并没什么困难。同时梁启超意识到用小说的形式来开启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到了横滨后，梁启超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义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随后陆续连载了《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汉译版，这些小说的汉译版本全是由不懂日文的梁启超所翻译[11]。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名词和用语进入日语，作为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包含了大量译语。不懂日文的梁启超只能是对日本人的译语进行模仿，简单地将“民主”“政治”“科学”“自由”“经济”“法律”“哲学”等词汇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正是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宣扬“民主和科学”等西方理念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完成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准备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行动针对的是日本，而“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口号也正是来自日本。“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坛上涌现出的旗手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人大多数在曾日本留学，这些人将大量的日本著作翻译介绍至中国，同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大量的引用了外来日语词汇。加上当时日本在中国发行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所以大量的日语词汇涌入中国。如，1904年留学仙台的鲁迅，痛感医治中国人的精神更为迫切，于是1906年弃医从文，创作了《呐喊》《狂人日记》《藤野先生》等影响力极大的作品。归国后，曾在民国政府任职，期间也翻译了日本的一些教科书等。鲁迅的小说对“五四运动”以及之后的文学改革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是汉语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13]。鲁迅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日语汉字词汇，如“人力车、直面、残念、车掌、万年笔、归省”等。可见，当时的日语新汉字词汇大量应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无关系。除了鲁迅直接使用日语汉字词汇之外，也有学者用汉语音译西方词语，如：“五四前后，关于柏理玺天德说得不多，倒是人们成天嚷着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就是人们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什么安那其，什么康敏尼，不一而足。当时有个尖头鳗提倡费厄泼赖，而另一位密斯脱则以…”[14]。文章中出现的“柏理玺天德”、“德谟克拉西”、“赛恩斯”、“安其那”、“康敏尼”、“尖头鳗”、“费厄泼赖”、“密斯脱”、“爱斯”究竟代指何物？中国人读起来甚是费解。这些用汉字音译过来的词汇若标注上母语，则成“柏理玺天德(president)”、“德谟克拉西(democratic)”、“赛恩斯(science)”、“安其那(anarchic)”、“康敏尼(communism)”、“尖头鳗(gentleman)”、“费厄泼赖(fair)”、“密斯脱(Mr)”、“爱斯(Esperanto)”，这对于不懂外语的国人来说依然是没法接受。不过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存在了相应的译法，如president—大統領、democratic—民主science—科学、anarchic—無政府主義、Communism—共産主義、gentleman—紳士、fair—平等、Mr—先生、Esperanto—国际语。显然，相比拗口难懂的音译，日本学者用汉语翻译的西方事物名词更容易被同属汉字圈的中国人毫无违和感地理解和接纳，这也是日源外来语能深深融入汉语的一大理由。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从日语中借用语言关乎民族尊严，是“不知耻”的行为，所以竭力反对借用日源外来语。但是，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当时的新词所指代的新生事物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因此，和“德谟克拉西”之类晦涩难懂的音译词相比，日源外来词凭借其便利性和实用性很快融入了当时中国人的语言生活，甚至取代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译词。

截至2017年底，加拿大天然气证实储量为1.9万亿立方米，约占全球总量的1%，位于天然气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之列。天然气产量方面，加拿大2017年的产量为1763亿立方米，约占全球总量的5%，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

(二) 五四运动时期

在列车运行的过程中，ATP(列车自动保护)系统实时检测列车能量，确保列车的制动能力大于列车的动能和势能总和，以保证列车的运行安全。

(三) 抗日战争时期

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日称满洲)已经居住大量的日本人，包括资本家、拓殖团、商人和军人家属等。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推进，日本在华北、东北、台湾等沦陷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奴化教育，全面强行开展日语教育。“1939年，日本召开国语对策协议会，在华北设立日语普及会，在北京创办华北日语学院，并且成立华北日语教育研究所，各地设置日语学院”；“1940年，文部省主办第一次国语对策协调会议，实行满洲国日语学力鉴定考试，开办北京中央日语学院；在文部省设置国语课，管辖日语教育；创办日语文化协会，并设置日语教育振兴会”；“1941年，文部省举办第二届国语对策协调会议，并举办满洲国学生日语朗读大会；发行刊物《日本语》”；“1942年，举办北京日语教育讲习会，成立南京日语研究会，举办日语教育振兴会和日语教育恳谈会；北京中央日语学院举办日语辩论大会。”；“1944年，公布《大东亚日语普及现状》，并成立华北日语普及协会陕西省支部；向中国派遣日语教员”；“1945年，台湾的公立学校中接受日语教育的台湾儿童的入学比例达到72%”[15]。可见，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语非但没有停止向汉语的融入，反而随着日本的殖民政策的推进得到大范围的推广。随着日本侵华的持续，日语也乘机“入侵”汉语。在当时的日统殖民地中，尽管学习者是被侵略者逼迫着学习日语，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学习者依然会使用被植入语言意识中的日语表达。该时期的日源外来语作为殖民统治的副产品，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现代汉语中的日源词汇。

(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具备雄厚的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无奈日本国内市场有限。当时，中国在建国后建设受挫，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日本。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庞大的尚待开发的市场对日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中日两国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截至2017年5月，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随着日本资本和商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大量的日源外来语也随之而来。如“违和感”、“新干线”、“量贩”、“刺身”、“福袋”、“次元”、“御宅”、“年金”、等已经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此外，这些企业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催生了国内巨大的日语人才需求。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16)的统计，包括高校在内开展日语教育的机构达到2 115所，教师人数达到18 312名，日语学习者达到953 283名[16]。此外，日本政府和民间基金等机构也在华创办了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交流中心等机构，以促进国内日语教育的发展。日语教育迅速普及的过程自然也是日源外来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社会的过程。

三、结 语

无论是戊戌变法时期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大量的日源外来语不断进入中国人的语言生活，固然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复音化过程，丰富了现代汉语，甚至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种媒介。纵观日源外来语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段，发现日源外来语几乎是中国紧跟世界发展节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贡献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日源外来语，且语义分布广泛的原因是相对日本文化而言，中国文化长期处于低的势位。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文化长期处于高的势位，处于低势位的日本以中国为师，汲取中国当时先进的文化成果以发展自身。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紧跟世界发展潮流，逐渐走向文化的高势位，开始向中国输出先进的文化。时至今日，具有新时期特色的“御宅”、“违和感”、“逆袭”、“二次元”、“准”、“新干线”等日源外来语大量融入现代中国人的语言生活，不断丰富着现代汉语。相比较之下，同时期输入日本社会的中国外来语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尽管曾经中国向日本提供了构成日语最重要的素材—汉字，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便是在中日两国处于两强并立的今天，中国文化仍然处于相对低的势位。外来语的输出实质上是一国文化成果的输出，是一国的文化特色的反映。因此，在新时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提高国际上中国文化的势位、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

冬至曾经是隆重的岁首、新年，许多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冬至大过年”的说法。 古人认为从冬至起，天地阳气渐盛，故此日是大吉之日。 周代于冬至日祭天于南郊，并以冬至为岁首，以十一月为正。 秦沿其制。 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 此日例行放假，人们互相拜贺，称“拜冬”。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4]3125 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 唐宋以后，冬至成为祭天祀祖的日子，所谓“冬至郊天”，皇帝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向父母尊长拜贺，人们往来相庆。 明清两代，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还要互相投刺祝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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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本语教育国·地域别情报.国際交流基金[EB/OL].https//www.jpf.go.jp/j/project/japanese/survey/area/country/2017/china.htm#J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