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初笔者在撰写近代重庆市政建设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梁思成先生未曾发表过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在林洙整理的“梁思成著作一览表”中，1930-1937年间有各种论著，接着的1938-1942年却是一个空白；在《梁思成全集》中，也未见收录“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下文将对1941年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导的这次修葺计划进行讨论，希望将梁思成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放置在一定的时空脉络与社会关系中展开论述。其中涉及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与重庆市市政机构间关系；梁思成、夏昌世、基泰工程司的关颂声、杨廷宝等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战时仓皇建设之间的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问题。

一、民初的文庙及其问题

自清朝解体、中华民国成立后，文庙的处理就是一个持久的复杂问题。它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产权归属问题，也是一个物质形态的问题。旧政权退去，新政权建立。文庙作为旧意识形态的载体，维护旧政权的礼制建筑，随着政权涣散和崩溃便落入缺少管理和维护，甚至在民国初年遭到变卖的状况。[2]但随后北洋政府很快定制了相关法规，将与文庙相关的田产税赋等归于办理学校；并要求各省市县不得变卖文庙——彼时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顿，变卖旧时公产成为普遍的做法。1926年底北洋政府还颁布法规，禁止各省兵士占据文庙。北洋政府提倡“孔圣祀典”，但对于彼时代表“进步思想”的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如何处理文庙也就成了一个问题。1928年江苏省政府回复地方提出既然“孔圣祀典”已经废弛，各县文庙是否应当拆除的咨询，回答是“暂维现状”[3]。1928年浙江省政府发文，禁令地方将文庙的部分拆除，改建洋式房屋，要求地方整改，文庙由市、县保存。[4]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孔庙财产保管办法》，规定不同等级文庙保管的责任部门。[5]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内政部、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修复孔庙。[6]

 

表1 文庙利用方案

  

（刘之常.各省县文庙利用方略[M].福建教育周刊.1929 (45）18-20.）

 

原文庙构成现改置功能文庙头门牌楼加工修理，悬匾额一方，某县孔子庙民众教育馆泮池水产动物池文庙大门至礼门义路、经华表柱、棂星门、大成门前的射圃民众公园、露天民众茶园义路礼门牌楼加工修理四周墙壁及照壁棂星门刷红色、白色、蓝色、以符合国旗色泽，表明系博爱、自由、平等之区域绘制民众教育画大成门改造为二层新式楼房，上为图书馆、下为博物馆或卫生馆；如经济困难，则维修改为民众图书馆乐器所、祭器所民众教育馆职员宿舍东西庑及大成殿孔子庙或者第一历史馆将近代革命烈士像等陈列两庑明伦堂公共大会堂，用于演讲、机会、各种仪式；晚间电影尊经阁艺术馆启圣祠第二历史馆，展示地方名流学署教育局或教育会或实验民众学校基地

  

图1：1934年各市举行孔诞纪念

如何使用文庙在当时引起争论。1929年有人提出文庙的利用方案（表1），体现出明显的将传统事物改造为现代所用的意图。从之后全国各地区的一些实践上看，类似的利用方案却是普遍的做法。这一在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上的公产在许多讨论中转变为彼时的公共空间，成为或者教育机构，或者如民俗教育馆、图书馆、陈列馆等，或者成为新式公园的一部分。上海设市后，1931年开始将文庙及其周围一带改为文庙公园，很是成功。这大概是全国最早的一例将文庙等改为城市公园的案例。之后“文庙”这一历史词语便和“公园”这一舶来的词汇组合成了“文庙公园”，开始在四处出现。1926年郭沫若发表了“马克斯进文庙”，意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间的关系，引起了不小的争论[7]。在这些讨论中，文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1934年各市举行孔诞纪念，文庙大成殿的主位已经变成孙中山像和青天白日旗（图1）[8]彼时中日战争的乌云压顶，祭孔成为民族动员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非发扬孔教、实无以约束人心；非修孔庙，实无以昭示诚敬。”[9]还有人谈道：“中国近年来，世风日衰，道德沦丧。先哲所遗留下来的固有文化，自五四运动提倡反对孔教以后，完全失其真谛。国内文化呈现异态，资本主义之外力推毁中国社会组织，使人民在文化上失去自信力，以致全国如疯如狂、如醉如痴，成了张皇失措的现象。中央当局，体念总理指示，以孔子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基础，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基础，于今年孔子诞辰纪念日，特派大员前赴曲阜致祭，全国人士，都分别作庄严的纪念。这可以说是国难中我国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征。”[10]

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社刊》刊发梁思成在正定调查的府、县文庙（分别改为第七中学和女子乡村师范学校）等的文字。这一期中刊载了大量文庙的测绘图和照片。[11]这应是梁思成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测绘和了解文庙。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社刊》刊发了林徽因、梁思成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中有文水县、霍县的文庙照片和简要文字解释。[12]1935年2月25日，山东省政府核转内政部、教育部公函，“查会同勘估曲阜孔子陵庙工程一案，前奉行政院令，会邀古建筑专家一人会同前往等因，自应遵办。兹查有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梁思成，曾留美专攻建筑，于东方古代建筑，研究有素，勘以当选。”[13]也就是说，梁思成介入曲阜孔庙的修葺，系直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指示。1935年底有报道：“工程办理，系依据梁思成之主张，与山东建设厅旧有之计划，颇多变更，建设厅原定之计划，系将孔庙损坏处，仍用木料修补，以保持东方古代建筑之艺术；梁氏则主张于保持东方建筑艺术之中再参取科学办法，对于外观一仍其旧。内容则多采用钢铁，以期修整之后，较原来之建筑，更为坚固。”[14]这涉及对于历史建筑修葺的不同观念与方法。1935年第6卷第一期的《中国营造学社社刊》刊发了梁思成详细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这是一期专刊。内中谈到2月初开始工作，7月始将修葺计划拟就，呈请政府审核。很可能此时梁思成与孔祥熙已经有所交往。孔祥熙祖籍曲阜，孔子的第75世孙，1935年初续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1935年7月26日起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15]

常规CKF算法采样点均是系统状态向量维数的2倍。对于导航、目标跟踪等特殊非线性模型，可以发现，影响系统非线性的只是其状态向量的部分元素，引起线性Kalman滤波算法无法使用，而只能使用非线性滤波算法。例如针对式(1)的EKF算法中，其量测矩阵H中，只有1，4，7列针对位置的偏导数不为零，而2，3，5，6，8，9列针对速度、加速度的偏导数均为零。因此在增益计算中：

二、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与修葺文庙的提出

1.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相比于这些制度和体制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从而具有三个方面的优越性: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特有的政治优势;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和优越性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和体制，这正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获得稳步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根本原因。

图2是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当时提出的徽章。该会成立之初由设计委员会、秘书室；以及三个平行组——技术组、总务组、财务组构成，其中技术组主管城市建设事宜，组长为吴华甫（时任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副组长为丁基实，下分简任技正、土地科、公用科与工程科。在该会技术组3月份拟聘请成员名单中便包含有夏昌世，其中标注夏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毕业，历任铁道部简任技正与同济大学教授。[18]1941年3月30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令夏昌世，兹派该员为本会设计委员兼工程科科长，除呈请简任荐外，仰即先行到差。”[19]也就是说，夏昌世同时在设计委员会，也在技术组中的工程科，这为后面工作展开带来了困扰。设计委员会负责的更多是城市空间的想象与计划；而工程科却要具体而微地落实。

一开始梁思成并不是设计委员。随后因为文庙修葺工作的必要，梁思成受聘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专任委员。

  

图2：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徽章

  

图3：1917年重庆文庙的大成殿

  

图4：1917年重庆文庙前的泮池与魁星楼

  

图5：梁思成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许大纯的信件（1941年8月23日）

2.修葺文庙的提出

府文庙始建于宋绍兴年间，重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此后明、清历任知府对其有所修葺以崇先圣。府文庙中轴由泮池起始，经香水桥穿棂星门进入第一进院落，过大成门（戟门）至大成殿第二进院落，大成殿后为启圣祠，形成第三进院落；泮池左为魁星楼。图3是1917年美国人西德尼·甘博拍摄的重庆文庙大成殿；图4是文庙前的泮池与魁星楼。清末民初，重庆文庙和全国其他的地方的文庙一样，缺少维修和管理，日益遭到破坏。1931年文庙前的泮池被填为体育场，1934年大成殿后的崇圣祠失火焚毁，1939年市政府开辟马路将文庙西南角破坏。[20]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后，兵役署、军政部等借用作为办公用房，在其中搭建改建，致使文庙破坏更加严重。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令重庆为“陪都”。1940年11月8日，委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内政部部长周钟岳、杨庶堪为副主任委员。随后又委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为秘书长、许大纯为副秘书长；翁文灏、张嘉璈、魏道明、刘峙、张维翰、卢作孚、刘纪文、潘文华、陈访先、吴国桢、康心如为委员。这是一个阵容庞大、位高权重的委员会。从函件记录上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从1941年4月初开始办公，5月2日开了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中有丁基实、夏昌世、吴华甫、丘秉敏、曾广梁等。5月9日聘任郑壁城、关颂声、茅以升、凌鸿勋、沈怡、朱遵谊、沈诚、韦以黻、赵祖康、吕少怀、哈雄文、陆谦受、傅骕、胡光焘等为专任设计委员。[16]这也是一个社会和技术精英构成的专委会，但除了少数委员参与了陪都建设的讨论外[17]，并没有在具体的城市规划或设计中起到实质性作用。

经孔祥熙允许，梁思成将文庙现状测绘一事委托基泰工程司，以便拟定修葺计划的工作（基泰工程司的关颂声同时也是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专任设计委员）。在给许大纯的信中梁思成说：“弟因经常工作地点（南溪县李庄）距陪都甚远，且在渝未能久留，故得庸公面允，委托基泰工程司先代测绘孔庙现状图，以为设计根据。”[24]在4月18日行政院秘书处至基泰工程司的信函中提到：“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来行委员梁思成委托，召端等初步测量重庆市夫子池圣庙一案，除通知军政部转饬现驻该处之附属机关免滋误会外，相应检同，澄照书函达，查照，此政关颂声、杨廷宝君。”[25]

1941年4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中，副院长孔祥熙提出“各地圣庙妥为保护以肃观瞻而昭崇敬”的提案通过。提案原文写道：“总理倡导革命救国当以发扬吾国固有之道德文化为前提，而树吾国道德文化之极，则为我先圣孔子为能集群圣之大成，作万世之师表。历代以来于庙堂体制极其崇饰……近来各地圣庙大都倾圮不修，或被兵役所居，或为商贾所踞，不惟无以妥神灵正观听，而中外观光所及尤不足以资昭示。拟请分别函饬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绥靖主任、各省市政府主官，转令各县政府妥为保护。各部队不得驻扎，各机关团体不得占用，更不得擅加租售，为市易之所。”[21]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第五届八中全会“关于修整孔庙保护佛刹一案”通过，并交由重庆市在内的各政府遵照办理。[22]陪都重庆的文庙修葺计划也就由之前的酝酿走到前台。

三、文庙修葺计划

很可能在制定1935年曲阜孔庙修葺计划过程中，梁思成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已经有所交往。此次计划修葺重庆文庙，孔祥熙首先考虑到了梁思成。应在1941年4月提出修整全国孔庙的提案之前，孔祥熙已经会晤梁思成，并将重庆文庙修葺之事委托于他。梁思成在给许大纯的信件中提到：“今春在渝，承孔院长面谕，为陪都建设委员会驱驰，并以孔庙修葺计划相嘱”[23]（图5）。

雷诺综合征系由寒冷或情绪因素诱发的一种以双手皮肤苍白、发绀和潮红为特征的病理生理改变，一般认为是由指动脉的发作性痉挛所引起；把活血止痛胶囊用于此病治疗似不适宜。

1941年5月15日行政院“关于修整孔庙保护佛刹一案”通过后，重庆市政府将文庙修葺工作交由重庆市工务局办理。但此后孔祥熙提出将此事专交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该年6月18日的给市政府训令中提到：“查本市重修孔庙一案，业经贵府转饬工务局办理在案。兹奉院长面谕，该项工程计划应拨归本会主持”[26]此文中的本会便是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随后在6月14日，该会即令设计委员夏昌世负责筹划修葺重庆府文庙，并于要求其在下月15日，即7月15日之前提出相应的预算与计划（图6）。[27]至此，重庆府文庙的修葺计划便由梁思成与夏昌世两人“共同负责”。梁思成在1941年春受孔祥熙委托，夏昌世在1941年6月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虽然均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但因工作地点不同，梁在四川宜宾李庄，距重庆甚远，夏在重庆，因此两人在该项工作上并无交集[28]。该年7月12日，夏昌世对于府文庙修葺计划与预算工作给予的答复为：“该处历年迭经空袭，损坏无余，断壁颓垣，瓦砾狼藉，现拟重事修建必须有精确之测量、缜密之规划，欲期恢弘壮丽，故必须相当时日，始克成功。兹查该项工程业经主座特派本会设计委员梁思成筹划，关于初步测绘亦经委托基泰工程司关颂声、杨廷宝办理，并由行政院秘书处通知各该员在案。复查梁委员于中国古建筑造诣深湛，对此番重修圣庙收效必为圆满。拟请仍由该员负责筹划，以免工作重复。是否有当理合，签请鉴核谨查。”[29]夏认为基泰工程司已担任测绘工作，梁思成已担任修复工作，自己若再提出修葺计划势必导致重复，请求转呈孔祥熙以寻求答复。

  

图6：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令夏昌世负责修葺重庆府孔庙的训令（1941年6月14日）

  

图7：基泰工程司给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关于夫子池孔庙（即重庆文庙）测绘的信函（1941年7月22日）

  

图8：基泰工程司的重庆文庙测绘图（1941年7月）

基泰工程司接到重庆府文庙测绘工作委托后，在日机频繁轰炸的状况下断续测绘，经历50余日完成，并在该年7月份分别将测绘蓝图送至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与李庄。[30]图7是基泰工程司回复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信函，交代了过程，以及测绘费用。信签右侧有建筑师署名，依序分别为关颂声、朱彬、杨廷宝、关颂坚、梁衍。土木工程师的署名因在盖章下，不能辨识。测绘图共两张，一张为府文庙的平面图，测绘范围为棂星门至大成殿的两进院落，其中还包括东西庑、戟门以及其他附属用房（图8）。另一张为府文庙的剖面及立面，其中包含了纵剖面全图、横剖面全图（大成殿南面图）、大成殿后面图（北面）、戟门前面图（南面）、戟门后面图（北面）与棂星门立面图。平面图的绘制日期为1941年7月12日，绘制人员为王钟仁，校正人签字模糊不清。两份测绘图分别标注了部分尺寸，并对损坏部位、损坏程度做了相应标注。

一种可能是因梁思成距离重庆比较远，也考虑到计划需要落实，委员会依然令夏昌世负责重庆文庙的修葺，并令郑祖良加入。两人奉命于8月25日前往重庆府、县文庙进行勘察并拟具了报告与整理意见。吴国桢、许大纯给孔祥熙的呈文中提到了夏、郑二人的整理意见，描述如下：“夫子池孔庙宏大，但损坏情形过于严重，全部修葺工程费用恐数百元不敷，□□非常时期，□□修后，随时再有被炸之虞，至巴县孔庙范围狭小建筑简陋，若以此庙予以重修为陪都唯一之孔庙似又不足以丧扬先圣先师之崇高伟大，拟将府孔庙暂做初步整理后，不被继续破坏，并种植花木，以改善环境，待战后再行实施修理，并拟将县孔庙旧址改为陪都忠烈祠之建筑。”[31]其中对府文庙的修葺意见与梁思成后来拟定“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中的修葺原则相似，均建议分为两步，战时做以必要的维修防止继续破坏，战后再进行整体性修葺。

  

图9：梁思成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封面（1941年8月27日）

  

图10：梁思成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启页（1941年8月27日）

  

图11：重庆府文庙剖立面描绘（根据中国营造学社绘制的蓝图，灰色字样为基泰工程司测绘现状标注，黑色字样为中国营造学社修葺意见标注）

身处李庄的梁思成根据基泰工程司的测绘图拟具了稍为详尽的修葺计划。梁思成寄与许大纯的信件中谈道：“鄙意拟将修葺计划分为永久计划及暂行计划两种：其永久计划以恢复孔庙原状为原则，拟俟战后付诸实施；其暂行计划，以保持现状，防止其继续毁坏为原则；即使敌机轰炸，亦可免新修部分之损失，如西庑北首两间，暂不修复，是其一例，谅邀赞同。”[32]此后在孔子诞辰日，即8月27日拟定“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共13页，第一页为封面，写于中国营造学社稿纸之上。内容分为总则、修葺计划两部分（图9、图10）。总则包含本次修葺计划的范围及修葺原则。范围以“大成殿、东西庑，戟门、棂星门及各附属零星余房（总平面图红线以内部分）为限”。修葺计划分为永久计划与暂时计划，两种计划的原则与前文所提基本相同。在修葺计划部分，梁思成详细讲述了实施办法。暂时与永久计划均提倡运用现代材料与工艺进行修葺，暂时计划更注重于肃清环境，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加固修复以维持现状，以保战时稳固。[33]而永久计划虽“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但在计划中对于府文庙“原状”的考证甚少[34]，应为彼时艰苦环境及暂时计划基本不需所致。[35]

梁思成向孔祥熙汇报修葺计划的信件写于1941年10月5日。原因在于李庄连续阴雨，导致修葺计划的蓝图无法晾晒，梁在信件中谈道：“庸公院长钧鉴：……拟重庆文庙重修计划，至八月初旬基泰工程司将现状实测图寄到，当即参照春间当时勘察情形拟成计划，于孔子圣诞日脱稿，本应立即寄呈，无奈阴雨匝月，乡间僻鄙，设备简陋，未能印晒蓝图，延误至今，始克奉呈，歉仄无似。蠡见拟分修葺工程为暂时计划及永久计划两步，目前先实行暂时计划，以足蔽风雨保持现状不再浸漏，但求庄严整洁为目的，其近岁添建之房屋席棚等一律拆除，其已完全炸毁部分及琉璃瓦装修雕饰等部分拟暂缓补配，盖暴敌继续轰炸我陪都，诚恐孔庙难免再三被炸之厄，故拟先修葺至此程度为止，待战事结束以后，再行实行永久计划。永久计划以恢复孔庙古建筑原状为原则，在外表上须尽力求其恢复原状，但在工料方面则宜尽量采用力学上之新智识及新材料，以匡救我国古式结构法上之弱点而求其永固。兹仅依上述原则，试拟‘重庆文庙修葺计划’。”[36]信件附带的两份修葺蓝图均在基泰工程司现状测绘图基础上标注完成，且均为暂时计划的修葺办法，立面与剖面蓝图完成于8月25日，平面图完成于9月25日，正是前述“阴雨匝月”所致。两份图纸绘制人员签名似“江”[37]，校正人员均为梁思成。至此，梁思成关于重庆文庙修葺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图11系笔者根据梁思成的蓝图重新描绘的剖立面。[38]图12是根据基泰工程司、中国营造学社图纸、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历史照片后的文庙推测图。

该年9月19日许大纯将梁思成与夏昌世的修葺计划汇成“办法五项”[39]与预算上报行政院[40]。1941年10月3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会议，审定了修葺陪都府县两孔庙的报告。[41]10月17日，重庆市政府下令，转饬市警察局与工务局，令占用府文庙内及外围场地各军政机关限期迁出以方便修葺工作进行。10月25日行政院下批十八万四千余元经费用于府文庙修葺工作，并令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补编概算，连同估单图说一并呈院”[42]。10月29日，委员会技术组组长丁基实催促夏昌世尽快完成县文庙的测量工作。然而夏昌世感到难以处理：“查职系人员过少而工作剧繁，每届委员会议，即赶办提案一项已感到穷于应付，致本系主要工作，如陪都计划之有关建筑设计尚未克全部□事。近以府县量孔庙补编概算估单及图说，事除府庙已绘具图样外，县孔庙尚待测量，方能据以编制预算，但此项属于实施工作，自应交由工程管理处主办，以专责成……”[43]

夏昌世在1941年3月30日进入委员会，正式展开工作可能从4月底5月初开始，但不久便提出辞去工程科工作并获得批准。夏在7月24日向许大纯的呈中提到：“派指导工程科事宜两月，于兹除于第二次委员会议略拟具计划提案数端外，愧乏建树，而职以材轻难孚众望，诚恐推进不力……准予辞去工程科指导事宜，俾得专心于设计工作。”[44]辞呈在8月13日获得准许。由于成立之初设计委员与技术组分属不同系统，致使其中工作难免产生分歧，因此在8月21日，该会发布训令，将夏昌世、丘秉敏、胡光焘、曾广樑、邵福旿五位设计委员的职务一律改为简任技正，使其隶属于技术组。[45]其后在10月11日令夏昌世兼任工程管理处第一分处副主任，此后又兼任技术组第四系主任一职。[46]最终，在1941年11月8日签发训令，令夏昌世在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停职。[47]离开后的夏昌世一是到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建筑组任教授；另外与郑祖良、黄朝俊共同成立友联建筑工程事务所（Union of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图13）。[48]

  

图12：根据基泰工程司、中国营造学社图纸、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历史照片后的文庙推测图

  

图13：夏昌世的友联建筑工程司信签

四、计划之后

10月17日市政府下令文庙内各机关限期迁让后，将近一个月，其中的机关毫无响应，11月6日，吴国桢与许大纯将此情况向行政院汇报：“将近一月，虽经本会会同市府一再向各该机关□催促，不但无迁让之象，反有积极兴工之意。”[49]此后孔祥熙令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调查统计文庙内现驻各机关及文庙外基地上自行建筑房屋情况。11月10日，委员会工程管理处统计完成制成表格并绘制占用情况示意图上报，所示占用情况甚为严重，府文庙仅存范围内共十个机关占用。文庙内建筑使用情况可分为三种，一是自建建筑，利用文庙内庭院空地另行加建；二是利用文庙原有建筑加以修缮；三是直接占用原有完整房屋。[50]该年12月，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下令，令文庙内机关与基地外围建筑限期拆卸迁让，委员会将该令移交重庆市政府后，市政府转饬重庆市警察局与重庆市工务局两局进行办理。

但因战时紧迫且占用的各机关部门一时找不到其他办公之所，致使文庙修葺工作始终无法开展。1942年春夏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突然勒令撤裁[51]，致使此前梁思成拟定计划搁浅。同年7月，驻扎在府文庙内的卫生局称文庙内首进大殿（大成门）巨柱发现裂痕，向重庆市工务局请求对其修整或拆卸。工务局调查后，局长吴华甫上市长吴国桢的呈中提到，“查该房年久失修，复因空袭被炸，构造已破落不堪，且建筑范围巨大，事实上已无法支撑修理，至将破落之一般修复需款至少贰拾万元，在人力物力方面非先决定根本计划，无法施行，若暂时搁置，一旦遭受意外摧毁，设若倒塌，必致伤亡，现为顾及目前安全起见，谨拟具拆卸计划及估价单一份。”[52]吴国桢将此情况上呈行政院，随后在9月12日，吴令工务局：“教育部拨款十万元，藉资兴修，兹奉前因，除咨请教育部拨款及财政局向财政部领款外……赶速估勘修复部分[53]，即就三十万元拟具计划概算及图样等。”[54]9月22日，工务局拟具修葺计划[55]；棂星门、前殿（大成门）、大成殿现状勘测图[56]以及工程预算单。但其工程预算总价远超预算，致使修葺工作难以开展。同时文庙内各机关始终无法迁出，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飞涨，致使此后重庆府文庙修葺一拖再拖，虽直至1947年仍计划对文庙拨款修葺并改造利用，但最终仍不免被拆除[57]。

2003年，欧空局发射的火星快车探测器给了科学家们证实这个假说的机会。火星快车上搭载的MARSIS仪器，能够发射0.8MHz～6MHz的无线电波并接收火星表面和电离层的反射回波，利用合成孔径雷达等技术探测火星表面的地形地貌和电离层性质。更有趣的是，MARSIS仪器装备了两个设置不同的回波接收天线。通过对两个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综合处理，MARSIS可以去除火星表面的回波，“过滤”出表层以下的内部结构回波，从而使科学家们能够发现火星内部的秘密。

  

图14：重庆府文庙修葺工作的机构与人员间关系图

五、讨论

1941年重庆文庙修葺计划鲜明地映射了彼时城市建设的困境。1937年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后，重庆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第一，它是战时首都，它的存在首先是为了打胜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它特别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动员，来保持国民政府在中国，尤其在重庆的权力合法性和正义性。第二，它必须要应对急速的、畸形城镇化的基本问题。大量东部地区的人员、物资等在仓促之间迁入重庆，改变和重造了这个城市的社会与文化景观。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重庆从四川省的一个市，在1939年10月被提升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市，1940年9月再次提升为“永久陪都”。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战争带来了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构成重庆城市需要应对的第一问题；而畸形的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五方杂处和高度社会分化的新城市景观与问题。

1941年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就是在这一背景状况下产生的。它首先是由在行政设置上与重庆市政府平级的，同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提出。行政院副院长兼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孔祥熙提出修葺全国孔庙的提案。但尊孔修庙的因由并非自孔祥熙始，而是清朝解体后经由轻微震荡后新政府（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选择的一条实践路径。特别在面对民族国家间战争危机时，迫切需要利用传统文化来重塑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41年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年份中，在全国四处战火，在各地建设财政困顿状况下，修葺孔庙的计划最大可能只有落在陪都重庆文庙的修葺。[58]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设立从一开始就处在尴尬境地。一定程度上，它与重庆市政府之间责权不清。[59]孔祥熙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看到了两者间可能的冲突，提出委员会与市政府要合作：“本会与市政府事实上同直属于行政院，是以机关虽然不同，其基源则是同一的。本会的工作并不是仅限于市政府工作计划以内的，本会应该周详顾到建设陪都的各方面.以补市政府计划之不足，所以本会对于市政府是需要精诚合作的。同时市政府方面也应尽力协助本会的工作，同样的秉承精诚团结的精神，与本会合作，取得密切的联系，共同负起陪都建设的艰巨的责任。”[60]委员会从根本上讲是个计划机构，它并无执行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的做法，是把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任命为委员会秘书长，委员会的决议交由秘书长执行；将重庆工务局局长吴华甫任命为技术组的组长。也因这样的设置，虽然在行政级别上同级，它在某种程度上对重庆市政府具有指示性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市政府部分的市政职能。责、权、利的不清晰很可能导致市政效率的低下。1941年在《市政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认为“即就市行政之范畴言，凡属当前重庆市之实际行政工作，自有其职权掌管之固定机构，此种极明显之行政划分，实无需该会（指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过度关怀，致分心其本位之工作……希望该会勿错过等同‘伦敦大火’的优良时机，忘记其本位工作，另有其他企图。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市政工程，屡遭败绩，其主要症结，实由市工务行政职权之不能统一，今闻悉该会‘由计划跃到实施’之余，愿该会勿放弃其本位工作，而有妨市工务行政统一的举动。”[61]

另外的一个困境是在高通货膨胀状况下建设财政的极度匮乏。此时全国陷入战火，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赢得战争。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可以投入城建的财政十分有限，重庆亦是如此。全国四面八方来的巨量人群迁入重庆造成各种物资供求关系的剧变，导致物价高涨，粮食、金融等投机屡禁不止。彼时日常生活的困难和艰苦可以从诸如张恨水、司马訏、朱自清等众多作家的笔下，或者如顾维钧等回忆录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常有文献谈到公务员领到薪水就急着要将货币换成食物，否则隔天就可能货币贬值。1941年，有篇短文谈到陪都的建设，“财政为事业之母，没有钱，固办不了事，这个年头有钱也难办许多事。以前物价低好几倍，市经费已感不敷分配，今日市经费如不能增加六、七倍，恐连以前的成绩也难办到了。政府不能替市民多做事，当非所愿，市民得不到政府的福利，更非所愿。”[62]在日机狂轰滥炸和财政严重不敷的情况下，在土地与空间作为一种稀缺品的情况下，重庆文庙的修葺计划虽然有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重庆市政府的政策、技术和少量的费用支持，却仍然只能停留在晒出来的蓝图上面。

1941年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存在着几重机构与人之间的关联与关系（图14）。它的倡导和推行人是行政院副院长、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孔祥熙。1941年春他就约见梁思成，邀嘱其制定修葺计划。某种程度上，这一直接邀约越过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内部议程，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些困扰。1941年5月中旬，国民政府通过孔祥熙提出的整修全国孔庙的提案后，重庆市政府将整修文庙的工作下给工务局，但随即孔祥熙提出修葺计划由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负责，将其从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中划离出来。也应该大概在1941年的五月间，基泰工程司接受了梁思成提出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委托的文庙测绘工程，在7月间分别将测绘图送给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与在李庄的梁思成。在基泰工程司提供建筑信息的基础上，梁思成于8月27日孔子圣诞日提交给副秘书长许大纯“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将文庙修葺分为暂时与永久两类方案。10月5日，梁思成致函孔祥熙，提交了暂时方案的图纸。至此，梁思成完成了孔祥熙邀嘱的文庙修葺计划。比较有趣的是，在10月3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已经审定通过修葺报告，10月17日重庆市政府下文要求占据文庙的单位限期迁出；10月25日行政院下拨了修葺经费。然而由于占用机关无法迁出，使得修葺工程难以进行；时间拖延和高通货膨胀进而使得修葺计划渺茫无望。

（1）海南灯塔。素有国内灯塔博物馆之称海南灯塔，历史悠久、门类齐全、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其设计建设的理念是“一塔一景”。①博鳌灯塔。设计建造理念是结合博鳌的历史、文化、江海旅游于一体，灯塔造型与“鳌头”相似。②铜鼓岭灯塔。设计建造理念借鉴文昌作为中国低纬度发射中心发射火箭造型、结合文昌海景、地形，耸立在铜鼓岭上的灯塔犹如正要发射的火箭，非常醒目，守护着文昌海域的航行安全。

夏昌世在1941年的3月底就进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6月中下旬委员会按照孔祥熙要求，将文庙修葺工作从重庆市政府处划拨回来后，责成夏昌世负责，要求在7月中旬完成计划与预算。这对夏昌世来说有点左右为难。夏昌世与梁思成应该比较熟悉。1934年在梁思成和鲍希曼介绍下，夏昌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63]；1935年夏昌世与梁思成、刘敦桢等参与苏州古建、园林调查。[64]1941年接近七月中旬该交成果的时候，夏昌世只好提出府文庙测绘工作已经由杨廷宝办理，修葺计划已经由梁思成办理，自己不宜重复介入。很可能因为这一原因，在7月下旬，夏提出辞去工程科职务得到批准。但随后因为委员会中的设计委员与技术组中的简任技正间存在责、权不清和重复设置的状况，8月21日夏被改为隶属于技术组的简任技正，也因此要承担更加具体的实践工作。这与夏昌世的本意已经有所违背。随后的8月25日，夏昌世与郑祖良仍然被指派负责文庙的勘察与整理；两人提出了在战时情况下只对文庙作初步整理的意见。10月初夏再次被指派为工程管理处与技术组的负责人之一。10月下旬，府文庙修葺计划经由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经由行政院划拨款项，准备着手进行维修。此时，巴县文庙修葺的计划落到夏昌世的身上。夏提出县文庙首先需要测绘，才能够编制计划与预算，而这些工作属于工程管理处。很可能因为半年多时间里夏昌世在文庙修葺工作中的种种滞阻与不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因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内部人与事安排的矛盾，最终导致他在11月初从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中停职。

随着1942年春夏之间行政院直属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裁撤，重庆府文庙的修葺计划回落到重庆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吴华甫[64]的职责中。文庙修葺工作从1941年春开始转了一圈，回到了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但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吴华甫均已经没有办法应对文庙的修葺，最终只能提出拆卸方案。历史过程中，文庙逐渐被拆除，从重庆城市的地景里消逝。现在重庆文庙旧址的一块为超高层建筑，另一块是重庆二十九中学。从“中学”我们还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点文庙曾经的气息，而其他却只有通过甘博1917年的照片，来想象彼时文庙的宏大和壮观；只有通过阅读存留在安静的历史档案库里细细密密的档案条，寻思1941年间为修葺文庙各位前贤的努力和实践。

注释

其实，早在创业之初，正博的定位就已经十分明确，董事长范明龙看中的就是制袋机这块市场空白。晏小斌非常坚定地说道：“至少10年之内我们不计划改行，不会去涉足其他行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就是要专业做好制袋机，做手提袋行业的奢侈品。”

[1]部分内容曾为2017年6月3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汪坦先生塑像落成仪式暨学术纪念会”上的报告内容。

[2]但有机构如孔教会反对破坏文庙，要求修葺文庙和举行祭祀活动。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可以说没有数据的强有力支撑企业就得不到最优化的发展方案，同时大数据能帮助并引导企业高层进行更明智的决策。企业需要建立基础平台或有效工具来收集数据，同时要利用大数据开拓思路。 让数据来说话，整合多方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数据是数据分析的前沿技术。简言之，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技术。

[3]杂述：各县文庙应暂维现状[J].江苏省政府公报,1928 (26）: 38.

[4]何应钦，朱家骅.命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令民字第一○三三三号（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J].浙江省政府公报，1928(289）:13-14.

[5]孔庙财产保管办法[J].教育部公报1929,1(7）:97-98.

[6]行政院公报[J].1931 (248）:21-22,3.

[39]档案原因无法找到“办法五项”具体内容。

[21]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4-00139-0000-001-000.

[9]国内时事纪要：中央规划修复孔庙[J].蒙藏旬刊,1934(92）:22-23.

[10]彭阳泉.论修复曲阜孔庙问题[J].大道(南京），1934, 3(2）:1-3.

[11]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3,4(2）.

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分站组织学生党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走访调查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搭建学生与宿管人员之间的沟通桥梁，深入宿舍，服务学生，化解矛盾，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声音”“有困难找党员”的局面，发挥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作用，逐步形成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积极开展“读好书、善读书”活动，推动学生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用身边人感染身边人，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活动，发挥学生党员的辐射作用；开展文明宿舍评选活动，带动整体公寓文明建设。

[13]韩复榘.山东省政府公函：实字第二六○号（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J].山东省政府公报，1935 (326）:64-65,6.

高校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社会需要培养优秀人才，为了企业需求培养定向型专业人才，随着社会形式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水平的需要也在不断提高。经济管理专业与社会发展、地方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经济管理高校以培养经济管理操作能力与管理理论兼具的经济管理专业型人才为目标，在知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大大提高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学校和企业双赢的局面。经济管理教学要与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融合，有针对的为社会经济需要培养相应经济管理人才。传统的经济管理教学已不能满足现今社会发展速度，校企合作模式是通过企业对人才实际需要的前提下，联合高校共同建立培养企业所需人才的机制。

[14]重修孔庙[J].新新月报，1935 （8）：15.

[15]郭荣生编著.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6]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 定都 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16-126.

[17]见《市政评论》的“陪都建设专刊”，1941年第6卷，第7/8/9期。

[18]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18-0000-006-000.

[19]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18-0000-023-000.

改程序有以下主要功能：（1）完成烟囱外筒结构的人机交互建模及风荷载的计算。自动生成命令流形式的STAAD Pro模型文件，导入STAAD Pro进行协同计算。（2）完成基于STAAD Pro建模所需的命令流文件。可以完成整体模型建模、单独外筒模型建模、内筒接力建模等。

[20]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7-0006-00183-0000-001.

[8]1943年有蒋经国签发的一份函件，谈到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公函，“关于利用孔庙大成殿为教育文化机关大礼堂，国父遗像应如何悬挂一案。查孔子遗像，应置于国父遗像前案上。”见蒋经国.赣县县政府公报[Z].1943(17）:41.

[22]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4-00139-0000-004-000.

[23]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54-000.

[24]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54-000.

[25]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10-000.

[26]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7-0006-00183-0000-003.

[12]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5 年第5卷第3期；1936年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中则有苏州府文庙的相关调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6 年第6卷第3期；1937年的《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有修武县文庙的调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7 年第6卷第4期。

[27]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06-000.

[28]从此后档案内容推测也应如此。

[29]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10-000.

[30]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10-000.

[31]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54-000；该呈拟就时间似1941年9月3日，落款无时间，但函件开篇处标有“拟九，三”的字样。

[32]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54-000.

[33]如暂时计划在修葺戟门中有：“西梢间被毁两柱，拟按照原式，代以钢骨水泥柱，但若目前材料缺乏，则可暂用木架或木柱替代，其目的在修复上面梁架椽檩，盖以瓦顶，俾免浸漏，以至腐朽。”永久计划中有：“壬、防湿。（一）凡新砌砖墙脚下，出地面十五公分处，一律铺柏油牛毛毡，以隔潮湿。（二）凡屋顶望板之上，宜铺牛毛毡。”

[34]全计划仅在两处有考证意图，一为总则中所提：“本尚有明伦堂、尊经阁及崇圣祠等部分，但因近岁拆改甚多，除大成殿部分外，原构鲜存。”二为永久计划中所提：“乙、前院廊庑。前院东西两头，旧时似有廊庑或碑亭，以护碑碣。宜考其旧制恢复之。”

[35]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75-000.

利用CiteSpace获取时间线程图，如图4所示。根据图4，可以从时间上来具体分析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对深度学习研究在推进、发展过程中的聚焦和变化，即深度学习的发展趋势。

患者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疾病具有较强的负性心理，这样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效果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将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知识讲述给患者，让他们对其有充分的了解，从而更好的配合治疗与护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可以缓解患者接受治疗的紧张心理，从而使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恢复效果更好。

[36]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71-000;该信件为原文抄录版，非梁思成手写原件。

[37]应是莫宗江。

[38]本文重点不是重庆文庙空间构成、建筑形态和细节。在此只提供部分重绘图。关于文庙本身的历史考证和研究的文章另文叙之。

[7]马克斯即马克思。郭沬若.见马克斯进文庙[J].洪水, 1926,1(7）:212-219.

[40]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32-000.

[4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134.

[42]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71-000.

[43]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75-0000-025-000.

[44]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13-0000-055-000。林广思在《夏昌世早期活动脉络解读》推测因夏与许大纯意见不合而离职，可能不；推论过于简单。

[45]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11-0000-034-000.

[46]技术组第四系主任未找到明确的训令，上任具体时间不详，但在夏昌世停职训令的文中写道：“令技正夏昌世，兼技术组第四系主任、工程管理处第一分处副主任”（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07-0000-038-000）。

[47]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107-0000-038-000.

[48]林广思.夏昌世早期活动脉络解读1932-1945年[J].南方建筑，2014(1）：108.

受场地的限制，螺旋管圈水冷壁在组合及组合完成后，必然涉及到运输或吊装，且由于螺旋管圈水冷壁管屏的长度将近20m，管径小容易弯曲变形，因此吊装运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避免吊装点选用不妥、运输方法不对、钢丝绳选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管屏的变形、撞伤、划痕，需要制定相应的吊装运输方案，制作吊装运输专用支架防止吊装运输中的变形撞伤。

[49]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45-000.

[50]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35-000.

[51]1942年春夏间撤裁为推断，1942年春季关于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档案缺失，但1942年1月21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派员取回陪都展览会参展物品一案可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1-00082-0000-007），1942年9月20日，王希耕、黄明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档案一千一百六十九件交接清楚一案可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3-0000-005-000），1942年7月27日吴国桢向孔祥熙报告重庆府文庙大成殿破损情况一案可查，其中原文道：“奉饬将修复孔庙计划案卷移交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接续办理，正在积极进行，方期可以修复完成。不料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奉令裁撤，遂*中途又复停顿”（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9-01762-0000-001-000）。因此推断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应于1942年春夏间撤裁，具体时间不详。

[52]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9-01762-0000-003-000.

[53]从此后的档案看，这里的“修复部分”应当不只大成门，而是文庙现存全部环境。

[54]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9-01762-0000-007-000.

[55]该修葺计划书共两页，修葺对象包括大成殿、前殿、两旁耳房（东西庑）、牌坊（棂星门）及什项。以清理现状，运用简单材料及做法修复防止进一步破坏为原则，其中对于棂星门因其残缺过甚而不予修补。

[56]与此前基泰工程司测绘图相比甚为简陋。

[57]见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19-01762-0000-003，1，7，-000；0067-0006-00183-0000-008；0053-0019-02195-0000-108-000.

[58]一个意味深长的状况是，在东部中国的汪伪政权治下，祭孔和重修文庙也正成为一项政府的工作。到了1939年，汪伪政府重新设置了“文庙奉祀官”，把文庙中的祭孔活动纳入到政府的日常管理中。见各省市县文庙奉祀官设置条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核定公布），政府公报， 1939 (82）:4-5页.

[59]在中国近代市政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比如1929年成立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与南京市之间的关系；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与南京市工务局之间的关系。

[60]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121.

[61]市政小言.由“计划”跃到“实施”：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本的工作[J].市政评论，1941,6(10-11）:2.

[62]市政小言.陪都建设[J].市政评论, 1941,6(2）:2.

[63]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44-47.

[64]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C]//刘敦桢.刘敦桢文集.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42.

[65]吴华甫，籍贯上海，复旦大学土木专业毕业，1934年燕京大学工程师；1935年南京经济委员会督察工程师；1936年福建公路局总工程师、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1939年起任重庆市工务局局长；1941年兼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技术组组长；1943年兼任交通部专门委员。1947年兼任公用、工务两局局长。

图片来源

图1：大陆画报，1934 (3）:7.

图2：根据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18-0000-002-000重绘；原图为黑白图，蓝色系根据说明填色。

图3、图4：美国杜克大学甘博照片数据库。

图5～图10： 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5-0001-00025-0000-075-000.

图11、图14： 作者绘制。

图12、图13：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7-0001-0121-9000-0005.

参考文献

[1]杂述：各县文庙应暂维现状[N].江苏省政府公报,1928(26）：38.

[2]何应钦、朱家骅，命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令民字第一○三三三号（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N].浙江省政府公报，1928(289）：13-14.

[3]孔庙财产保管办法[N].教育部公报，1929，1（7）：97-98.

[4]第二百四十八号训令[N].行政院公报，1931（248）：21-22,3.

[5]郭沬若.马克斯进文庙[J].洪水, 1926，1(7）：212-219.马克斯即马克思。

[6]国内时事纪要：中央规划修复孔庙[J].蒙藏旬刊，1934(92）：22-23.

[7]彭阳泉，论修复曲阜孔庙问题[J].大道(南京），1934，3(2）：1-3.

[8]韩复榘，山东省政府公函：实字第二六○号（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N].山东省政府公报，1935(326）：64-65,6.

[9]重修孔庙[N].新新月报，1935(8）：15.

[10]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1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116-126.

[12]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134.

[13]林广思.夏昌世早期活动脉络解读:1932-1945年[J].南方建筑，2014(1）：108.

[14]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M].重庆：重庆出版社：121.

[15]市政小言:由“计划”跃到“实施”：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本的工作[J].市政评论，1941，6(10-11）:2.

[16]市政小言：陪都建设[J].市政评论，1941，6(2）:2.

[17]林洙.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44-47.

[18]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刘敦桢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1-42.

[19]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刘敦桢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1-42.

[20]徐苏斌.X+Y+Z——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框架的思考并纪念“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 [J].建筑师，2017(5）:20-28.

[21]赖德霖.从“类型”和“分期＋分类”到“分期＋分主体＋分类” ——中国建筑史写作体例问题反思[J].建筑师，2018(2）:41-45.

[22]王贵祥.建筑史学的危机与争辩[J].建筑师，2017(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