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多尺度空间结构及演变中的城市中心

商业中心区集中体现着城市的经济活力，其分布也在不断地动态发展中。一般来说，建筑中的功能往往几年就会发生变化，城市中的建筑会存在几十年或上百年，而街道空间网络则会存在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在城市尺度上，形式追随功能的观点容易导向一种将功能作为中心的倾向，认为城市中的运动是这些功能吸引的结果。而从更大的时空跨度来看功能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往往是不同尺度范围的空间联系决定了特定的功能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些功能聚集背后的空间逻辑是什么？在城市和街道的连接又如何影响其空间分布？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将城市中心视为多尺度空间结构产物的观点大概可以上溯到如中心地等以距离为基础的模型。[1][2]在城市尺度，Berry和Garrison的工作也证实了中心地等级在零售业聚集与人口的相对关系中是真实存在的。[3][4]近年来以“流”为中心的理论为研究城市中心区提供了新的视角，Taylor等学者认为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传统的、均质化的经济行为，而中心流理论则适于解释创新的、特色型的经济行为，二者是互补关系。[5]中心的存续体现出多尺度的特征：它既是延伸至全球范围网络中的节点，也是局域范围内功能和活动的聚集。当代城市间的联系体现在互联网、航线和高铁等技术网络中，但街道空间在反映城市内部联系时仍是有意义的。在研究城市内功能分布时，需要一种分析“短距离连接关系”的更有效的方法。[6]

笔者认为空间句法能够分析不同尺度范围的“流”，为在城市及街区尺度研究商业功能的分布和演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空间句法理论将各级中心视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下涌现的产物：场所并不能形成城市，而是城市生产了场所。[7]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发现了城市空间形态对各类交通流及功能分布的综合影响。[8][9]城市商业分布中体现出的多尺度特征可以上溯到Siksna对北美和Hillier对伦敦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主要的商业街均分布在全局整合度高（城市尺度可达性好）且与局部的街道有较多交叉点的区段上。[10]Read基于对荷兰城市的研究将这种多尺度的联系理论化，提出商业功能往往聚集在大尺度范围与局域尺度范围运动叠加的界面上。[11]笔者对北京内城222个街区内社区级中心的空间句法分析也显示这些中心倾向于分布在对外直接可见且内部拓扑连接好的街道上。[12]近期的实证研究在系统化和精细化上均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Peponis团队基于零售业沿街界面比例的分析，发现空间句法模型相对于以距离衰减为基础的重力模型有明显的优势。[13]卡迪夫大学的Chiaradia以伦敦8个商业街为例，发现商业面积和租金受两种尺度选择度参数的综合影响，其结论体现出多尺度空间联系的优势。[14]

此外，城市大数据的发展也为相关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源。基于POI和微博签到数据，UCL的沈尧基于空间句法的可达性参数探索了对城市功能和签到数据的处理方式，综合了功能密度、多样性和可达性效率，发现这种对各街道周边一定范围功能可达性的参数对房价有较好的分析效果。[1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杨滔基于兴趣点数据（POI），分析了北京各商业服务功能在空间分布上的规律，发现中低档的业态更加依赖于空间可达性。[16]笔者对吉林市四类POI功能的空间分布分析也发现大尺度范围的整合度或穿行度峰值与小尺度范围整合度均值都与POI分布密度有显著的关联，体现出多尺度层级网络对城市中心活力的影响。此外，针对POI或点评类数据落位精度较差的问题，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综合角度与距离衰减的方法来处理静态类数据，将分析效果提升到与流量分析接近。[17]

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尺度空间结构对商业分布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进行尝试：

首先，现有的研究多基于某个城市特定时期的数据进行切片式的空间模式分析，较少量化分析这些功能分布的历史演变。制约该类研究的瓶颈仍在于缺乏足够精度且连续的数据，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选取了1935年、1987年、2008年和2015年四个时间节点。其中1935年的详细商业分布数据选自民国时期田蕴钧的《最新北平指南》[18]，书中以电话号码簿的形式详细列出了当时各类商业分布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基于历史地图落位后可得当时的店铺分布详细地图。1987年的数据基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图册》，该地图册详细列出了北京城区各条街道上正式的店铺。2008年和2015年主要采用百度POI数据。为进一步消除数据精度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基于高松凡提出的中心地结构及1935年功能分布的实际状况，选取了前门、东四、西四、东单、西单、菜市口、崇外、新街口和北新桥等10个中心，试图发现其中心等级变化背后的多尺度空间结构规律。

其次，现有的空间句法基础实证研究往往关注各类交通流量或商业功能分布，较少综合分析不同类型的交通和商业分布。多案例区流量与功能分布的交叉验证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影响商业功能分布背后的行为机制。以此为目标，本文基于2015年对前门、东四和西四三个案例地区实地调研的步行和机动车流量，结合笔者在2005年和2015年对北京中心城区所有街道小巷实地调研的商业分布数量数据，详细分析了上述三个区域商业分布10年来的变化。

  

图1: 北京1935、1987、2008和2015年10个中心商业数与空间句法指标变化

二、城市尺度分析：1935-2015年北京内城十个中心的等级与空间结构变化

图1显示了北京中心城区范围内1935年、1987年、2008年和2015年四个时间点的商业功能分布数量，其中10个中心采样范围均在1km2，统计了商业功能数量（功能数量越多颜色越深）。此外，图中也以紫色标注了主要的城市道路结构变化，如1935-1987年的变化体现为城墙拆除后长安街东西向贯通形成新的轴线，西单大街向北，东单大街向南进行了延伸。其直接的影响是在日后提升了东单、西单（均作为主要道路交点）和新街口、北新桥、崇外这些原来接近道路尽端的中心。1987-2008年主要的空间结构变化则体现为平安大街的贯通和西单大街的南延。其效果在当时和日后都表现为大幅提升了地安门（含什刹海和南锣鼓巷）的中心性，但由于其分流效应也导致了东四（隆福寺大街）的衰落，西四在东西向削弱的交通联系被西单大街南延弥补，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5]Taylor P J，Hoyler, M，Verbruggen, R.External Urban Relational Process: Introducing Central Flow Theory to Complement Central Place Theory, GaWC Research Bulletin, 261[EB/OL].http://www.lboro.ac.uk/gawc/rb/rb261.html，2009-05-19.

图2显示了相关分析的结果。对比标准化整合度参数的平均值，1.5km参数（蓝色实线）与各年度各中心商业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局部范围街道肌理规整的区域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商业功能聚集。而与之相比，反映城市层级空间联系的10km 参数（紫色实线）的影响则明显低于局域层级参数，且其影响逐年降低。另一方面，对比标准化角度选择度参数的最高值，2015年的相关性明显增长。这意味着各案例区的活力比过去更加取决于空间联系最好的某条街道而非整个片区。总体来看，城市层级和局域层级的空间联系对功能聚集密度均有影响，但近几十年后者要高于前者。北京旧城中各中心在城市整体的联系曾经很重要，但随着路网设计越发以满足机动车需求为目标，城市级别的道路网络更加贯通并趋于网格形态，使得各中心区在城市尺度范围的连接性差异逐渐被平均化，导致其影响下降。

在具有高精度的商业数量数据前提下，在各个中心内部这两个层级的空间联系影响强弱具体有多大，这种规律又与城市中不同类型的交通量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基于实地调研商业分布状况，对前门、东四和西四这三个中心区展开深入的分析。

美学属于哲学。从哲学、一般艺术学和书法学三者结合的高度上去研究书法，这是一个正途，尤其是对书法本质这样的本体性问题更应重视哲学化的问题。从创作技法、经验的探讨，在积累中升上去、玄上去，是非常关键的。马正平先生于1995年指出：“写作哲学是写作文化的核心。”“从思维学、心理学、表达学的角度，是不能最终探求写作的奥秘的。”［2］472

  

图2: 各案例中心区在1935、1987、2008和2015年商业数量与各空间句法参数的相关系数分析

三、街区尺度分析：2005和2015年前门、东四、西四三个中心区的流量—功能—空间形态研究

1.三个中心区的步行和机动车流量分布空间句法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交通流量数据来包括2015年秋季在东四的70个街道截面、西四47个街道截面，以及2016年秋季前门的182个街道截面。调研方式以手机拍摄视频记录了平日和周末一天中四个时段的步行、自行车或电动车、机动车流量（图3）。本文将平日各测点的流量值取对数正态化分布后与1-30km共11个半径的选择度对数（log_Choice）、整合度（integration）、标准化角度选择度（NACH）和标准化角度整合度（NAIN）四类空间参数逐一进行一元回归分析。街道截面流量分析是空间句法常规实证研究内容，其方法及数据处理方式已有大量论文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图4显示了各空间参数对各中心内道路截面实测流量的决定系数，其R2值最高普遍在0.6以上，即各空间句法参数与各类流量有很好的相关。具体来看，对步行流量的分析整合度系参数（整合度和标准化角度整合度）略好于选择度系参数（选择度对数和标准化角度选择度），峰值出现的半径为前门在1.5km，东四在2km和5km，西四在2km（排除1km的异常值）。[20]机动车流量分析整合度系参数有时在小半径出现峰值但不稳定。选择度系的参数表现为自小半径到大半径稳步提升的趋势，在7.5-15km形成缓峰。这个结果更符合机动车出行的一般规律。基于实测数据选定适合的空间参数和回归方程可用于量化评测不同年代各中心主要道路结构变化对交通的影响，对本研究有直接的意义。

前表所列黄庭坚与他人互见存疑词共53首。其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有些明显地属于伪作，有些则比较复杂，不易判断。以下笔者试举数例，略作辨析。

2013年，广东省水利部门按照水利部开展河湖专项执法检查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制定实施计划，认真组织落实，以省市联合执法点为依托，坚持昼夜24小时值班和节假日专人专班，加大河道巡查力度，设点检查采砂船、运砂船，及时查处河道水事违法行为。

观察图3中三个中心的步行与机动车流量分布，前门的差异最明显，步行流量最高的是大栅栏街和前门步行街，二者均为机动车禁行的步行商业街。东四和西四的步行和机动车流量分布则非常接近。

物理这门学科与现实生活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时时刻刻将生活与课堂所传授的知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运用物理的一些定理，规律等去体验观察生活的乐趣，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

  

图3: 前门、东四和西四三个中心区实测步行和机动车流量分布

  

图4: 前门、东四和西四各空间句法参数对实测步行和机动车流量的决定系数

2.三个中心区的商业功能分布及变化概述

（1）前门

前门是少数在过去十几年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中心。2009年前门大街改造为步行街，阻断了机动车交通。煤市街向北延长成为机动车进入前门和大栅栏街的主要道路。2005-2015年该地区实地调研的商铺数量从1621家略减到1612家，而从POI数据来看则从434家减为387家。这两类数据的对比说明POI数量与实际差异较大，但变化趋势相似。

对医院经济运行能力进行评价时，需要运用多个方面的指标来综合反映医院的经济运行情况。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观察、预测补偿机制改革对医院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重要工具。在选取指标时，主要遵循相关性、可比性、重要性、适用性和可得性原则。此外，也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原则。

图5左上部分显示了实地调研2005-2015年商业分布情况。右上部分显示了一些典型街道上城市和社区级别商业数量变化（分别以黑色和灰色表示）。此外，各街道的1.5km角度选择度以灰度显示，较深的线段数值高，街区边界的黑色线粗细表示10km半径标准化角度选择度值。由前面的分析结果可知，这两个空间句法参数分别代表了该区的步行和机动车流分布。

从商业的变化中可明显看出过去10年大量商铺沿煤市街出现，同时被提升的还有与煤市街直接相交的杨梅竹斜街和西河沿街。而同样与煤市街相交的大栅栏街几乎没有商业数量提升，原因在于它已经非常繁华没有足够的空间。廊坊头条则是由于北京坊的建设使得该区段的商业被拆除。此外，过去10年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街区内部小街巷中出现了大量服务于社区的小商铺。它们集中出现在原天陶市场周边（2015年拆除）、延寿街和棕树斜街上。总之，除了沿大路的数量增长外，内部步行流量集中（1.5km穿行度值高）的街道段明显聚集了更多新出现的商铺，体现出城市和局域两个层级网络的综合作用。

（2）东四

东四地区（特别是隆福寺大街）曾是最北京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但随着平安大街的贯通，朝阜大街的交通被分流，导致该区域在近20年一直萧条。2005-2015年该地区实地调研的商铺数量从871家减少到806家， POI从318家减为270家。

雄安新区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会面对很大的金融风险敞口，这时需要我们利用上相关的金融工具，充分分散非系统性风险；相关机构应该形成综合的金融服务方案，在信用贷款方面给予支持，低息将给予融资困难与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同时将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雄安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加入绿色金融产品的投资;鼓励投资人发布绿色投资责任报告，提升机构投资者对所投资资产涉及的环境风险和碳排放的分析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产品投资评估机制，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更多的资金，完善的机制建设将有利于雄安的金融健康、持续的发展。

从图6中可以看出商铺减少最明显的为隆福寺大街和北面的崔府夹道。与前门相似，除隆福寺外周边大部分胡同中商铺数量则在增加，特别是靠近城市主要道路的区段。另一方面，如报房胡同等居住为主的街道由于与其他街巷有较好的联系，也聚集了更多的社区商业。

[9]杨滔.空间的价值：空间句法的反思[J].建筑师,2018,195(5）:49-54.

西四与东四在北京内城中处于中轴对称的位置，其城市层级空间联系也同样受到平安大街贯通的影响，导致东西向的阜成门内大街流量相对下降。然而，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南北向西四大街的延展弥补了东西向流量的损失，因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2005-2015年该地区实地调研的商铺数量从642家增为739家，而从POI数据来看也从161家增为186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期笔者对北京二环内所有街巷商铺数的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86%以上）的街区内商铺数量增加。[21]因此，西四的状况在此大背景下仅能说是基本保持稳定。

[10]出处见文献[7].

从图7中这些商铺变化的空间分布来看，与此前的两例相似，大多数胡同与大街交口附近的区段出现了更多渗入街区的商铺。此外，如大拐棒胡同等位于街区内部但步行可达性较好的街道也出现不少社区服务商铺。阜成门内大街上几家商铺持续多年未出租，体现出东西向大街的萧条，府右街西面街区由于整体性的城市更新带来了毫无生气的街道空间。

  

图5: 前门2005和2015年商业数量分布及变化

  

图6：东四地区2005年与2015年商铺分布及变化

  

图7： 西四地区2005年与2015年商铺分布及变化

3.三个中心区的商业分布空间规律分析

与对截面流量的分析方式相近，在对各街道段的商店数量进行均匀化处理后[22]，本研究采用不同半径的四类空间句法参数分析2005年和2015年三个中心。图8展示了各空间句法参数对商业分布的决定系数变化。从各类参数的表现来看，整合度系参数决定系数普遍高于选择度系参数。除东四外，峰值半径出现在1-3km之间。从回归分析的效果来看，仅采用一个空间句法参数时（如NAIN），除2015年的前门之外各中心的决定系数可达0.6-0.8。2015年的图中以淡灰色和深灰色背景显示出商业分布与两类实测交通流量之间的决定系数，从中不难看出采用空间句法参数的分析商业分布的效果达到甚至超过了使用实测流量数据进行分析。2015年前门分析效果不好的原因主要由于近年来该区域大片的城市更新和拆迁项目，使得前门大街东的鲜鱼口地区流量明显下降。简言之，2005年的前门商业分布更接近自组织状态，而2015年则明显体现出外部力量介入的影响。此外，从与实测流量数据的相关分析来看前门的商业分布与步行流量紧密相关，与机动车流量则相关性很低。东四和西四商业分布与步行车行流量相关程度接近。

各中心区内部各街道上商业分布是否受多尺度空间结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中心区之间是否有差异？参考前文对步行和机动车流量分析及对各案例商业分布一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分别选取2km半径和10km半径作为局域和城市层级空间参数的半径。同时，考虑到四类空间句法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较高，选取相对独立的2km穿行度与10km标准化整合度参数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图9）。此外，商业功能分布数据较之于流量数据更加稳定，不会受到调研时间和天气因素影响。因此每个年代的各中心案例可以放在一个大模型中分析，便于发现普遍的规律。

图10展示了2005和2015年各案例汇总及对三个中心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首先，从分析效果来看，各案例汇总后尽管R2值有所下降，但仍能达到0.55-0.58。而各个中心分别分析效果除2015年的前门之外R2值在0.61-0.78之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这个结果并不比一元回归分析中采用最优的空间句法参数更好，但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从行为角度解释影响商铺分布的机制，该模型可以分别分析各案例中城市级别的运动（机动车）与局域范围的运动（步行）对商业分布的贡献。

  

图8：2005年和2015年三个中心内各街道段商业分布数量与各空间参数的回归分析

  

图9：前门、东四和西四的局域（2km穿行度）和城市层级网络（10km整合度）空间句法参数

[12]盛强.社区级活力中心分布的空间逻辑——以北京三环内222个街区内小商业聚集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 2012, 27(6）:69-7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四、西四案例城市层级空间参数影响提升与此前研究发现大部分新增商铺大都出现在胡同中并不矛盾。城市层级的空间参数（10km标准化角度整合度）并不简单等同于机动车可达性，它捕捉的是一种大尺度运动向街区内部渗透的潜力。对比此前图8中各案例商业分布与实测流量的关系，不难发现东四和西四的城市尺度（大半径）空间参数与步行流量也有很高的相关（图8）。西四和东四具有北京胡同典型的街道肌理，胡同多直接与主要道路相交。这种空间结构具有较强的对外渗透性，也造成了其局域空间参数与城市空间参数本身相关性较高的现象。相反，前门的街道肌理复杂，对外可渗透性低，步行者主导的空间与机动车占主导的空间分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街道这个微观尺度上影响商业分布的并非具体的交通方式，而是城市空间形态中的层级结构关系：大尺度范围运动可达、可渗透的空间易于带来城市级别的沉积物，而小尺度范围运动聚集的街道易于带来社区级别的沉积物，这两种空间机制的叠加影响了商业在局部范围的分布。与各类交通实测流量的交叉对比研究则说明步行流量与商业分布的强相关，10年来的变化对比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空间形态导致的步行流量分布差异被进一步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步行行为分布的因素不局限于小尺度半径的空间联系，也包括大尺度半径的参数。局部地区有多少步行量，也取决于这个地区在城市整体中连接的多好。

  

图10：2005和2015年对各中心案例汇总和各案例分开进行的城市和局域尺度空间句法参数多元回归分析

  

图11：2005和2015年各中心案例多元回归模型中城市与局域层级空间参数影响占比

四、结论与讨论：不同尺度上功能受空间形态的机制

本文分别在城市和街区尺度上综合了长时间跨度、多案例、低精度数据和短时间跨度、少案例、高精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关注商业功能如何追随空间结构变化。围绕不同尺度城市与局域层级网络对商业的影响，其主要发现可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层级网络形态对商业功能聚集起到搬运作用，而局域层级网络形态对商业功能聚集起到容纳作用。当城市层级网络不规则时，在城市尺度联系更好的区域能吸引更多的商业落位。但随着经济发展其形态趋于网络化，它更多地体现为提供一种均布的机会。相反，局域网络的密度和形态则体现为容纳和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路网密度高，形态规整的街道形态能支持更多的商业聚集。2）在街区尺度，各案例区内部的交通流量和商业在各街道上的分布均能与空间句法参数体现出很高的相关性，但各案例之间更依赖哪个层级网络有较大的差异：当城市与局域层级网络体现出形态一致性时，商业分布趋向表现为受自外向内渗透的空间机制；而当城市与局域网络形态分离时，后者对商业分布的影响更加显著。3）从2005-2015年三个案例区的演变分析结果暗示出其行为机制。城市层级网络的发展为各区域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这些机会更加集中性的表现在局域范围连接更好的街道上（前门）或对外可渗透性更好的街道上（东四、西四）。且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各案例区商业分布受城市或局域层级网络影响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体现为一种极化的趋势。

注释

[1]Christaller, W.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trans.by C.W.Baskin [M].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33/1966.

选取2016-07—2017-07来我院就诊的需口腔正畸患者156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n=78)，其中对照组男41例，女37例；年龄16～29岁，平均(22.64±5.24)岁；双牙弓前突45例，牙列拥挤33例。观察组男39例，女39例；年龄17～28岁，平均(22.65±5.41)岁；双牙弓前突40例，牙列拥挤38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文号：(2016)第14号]。

[2]Skinner, G W.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1965，24 (1） 3-44; 24 (2）：363-399，24 (3）：195-228.

[3]Berry Brian J L，Garrison B.The Functional Bases of the Central Place Hierarchy [J].Economic Geography，1958(34）：145-154.

[4]Berry Brian J L.The Impact of Expanding 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upon the Central Place Hierarchy [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60，50（2）：112-116.

为进一步量化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对上述四个时段的北京城区（今天六环范围内的大区域尺度）均建立了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范围的空间句法模型。为有效排除不同年代地图绘制精度差异的影响，选取了杨滔、Hiller和Turney提出的标准化角度整合度（NAIN）和标准化角度选择度参数（NACH）分析不同尺度的空间联系。[19]其中选用10km与1.5km计算半径分别反映城市和局域层级的空间联系。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半径分别与机动车和步行流量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6]中心流理论的研究往往关注大尺度范围城市的等级分析，城市内尺度对他们来说属于短距离的空间关系。参见Neal Z P.From Central Places to Network Bas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Hierarchy, 1900-2000, GaWC Research Bulletin 267[EB/PL].http://www.lboro.ac.uk/gawc/rb/rb267.html,2009-05-19.

He bought a house for his children to live in.（他为他的孩子买了一所居住的房子。）

[7]Hillier, B.Centrality as a process: accounting for attraction inequalities in deformed grids[J].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1999, 4(3&4）:107-127.

[8]Hillier, B., Penn, A., Hanson, J., Grajewski, T.and Xu.J.Natural movement: or, configuration and attraction in urban pedestrian movement [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1993,20: 29 - 66.

（3）西四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推广、实地实验才能够充分检验其成熟度，但我国农业机械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推广人员专业能力有限、政策引导力度不足、农业机械技术和机械本身成本较高的问题，推广过程中困难重重，新技术应用和实践效率和效果较低。

[11]Read, S., Another Form: From the ‘Informational’ to the ‘Infrastructural’ City’[J].Footprint,2005(5）: 5-22.

其次，图11显示了两个层级空间句法参数的影响权重大小。在各案例汇总的分析中，2005和2015年城市层级空间参数的影响相对于局域层级参数减弱。[23]在模型中逐个分析各个案例，前门受局域层级空间参数影响更大。东四和西四则相反，显示出城市层级空间联系影响更加强化的趋势。

[13]Scoppa, M., Peponis, J., Distributed Attraction:the effects of street network connectivity up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tail frontage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5, 42(2）:354-378.

（b）I borrowed the book from the libraryI can keep for a week.

[14]Chiaradia, A., Hillier, B., Schwander, C., Wedderburn, M., Compositional and urban form effects on centers in Greater London[C],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2012, 165:21-42.

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王世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深入学习业务知识；为了提高单位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积极学习、推广和探索计算机在统计、计量、预算、决算、CAD出图及Visual Basic语言在工程和公路养护各方面的应用，对提升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3年，他撰写的《碎石村桩在公路软土地基路堤中的施工工艺》论文，在鸡西市第十次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审中获一等奖。通过发奋工作、努力专研业务，王世君真正践行了国家的号召：“发扬工匠精神，敬业报国，匠心圆梦”。

[15]Yao Shen, Kayvan Karimi.Urban function connectivity: Characterisa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treets with social media check-in data[J].Cities,2016:55.

灰色模型预测的优点是利用较少的数据，就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预测结果，在信息贫乏、数据少时，相对于其他预测方法有其独到之处。灰色预测模型有很多，可以统一表达为GM(h，n)。通常情况下，在建立灰色模型进行预测时，较适合的模型应为单个变量模型，即GM(1，1)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变量、一阶微分的数列预测模型，预测起来较简单有效，应用领域比较广泛［2］。

[16]Yang T, 2014, A Study 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location choice of the Beijing City in the light of big data[C]//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pace Syntax Symposium, London: UCL,2015:119.

[17]盛强，杨振盛，路安华，常乐.网络开放数据在城市商业活力空间句法分析中的应用[J].新建筑,2018(6）:9-14.

[18]田蕴钧.最新北平指南 [M].北京：自强书局，1935.

[19]Hillier, B., Yang, T., Turner, A.Advancing Depthmap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Cities: Comparing Streets and Cities and Streets with Cities[C]//Greene M, Reyes J, Castro A.Proceedings: Eighth International Space Syntax Symposium.Santiago de Chile: PUC, 2012: K001:1-15.

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很多案例都与学生的生活非常贴近，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道德与法治意识。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过程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在智育、体育和美育以及劳动教育中不断强化学生的道德与法治观念，促进其健康成长。因此，除了应该不断强化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之外，还应该注重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有效结合，将枯燥的知识内容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当中，实现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展，能够在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不断加强课程的丰富性和现实性[3]。

[20]小半径的空间句法参数与步行流量的高相关往往源自街道段密度的影响而非拓扑形态，即便是在采用标准化角度整合度时仍有影响。

[21]盛强，刘星，杨振盛.网络时代膨胀的实体商业空间——应用空间句法模型分析北京内城街区内商业演变[J].城市设计, 2016.4：74-81.

[22]商业数量数据的处理方法参见文献[17]。

[23]三个中心案例在分析商业分布时采用了相近的采样点数量，使各个案例在总体模型中的影响相对平均，对比各空间参数影响时选取了多元回归中的标准化beta系数。

图片来源

图1～图11：笔者自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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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盛强，刘星，杨振盛.网络时代膨胀的实体商业空间——应用空间句法模型分析北京内城街区内商业演变[J].城市设计, 2016(4）: 7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