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提出“双创”号召和对大学生创业活动实施政策偏倚下，大学生创业大环境逐步优化，创业热情空前高涨，创业率也随之逐年递增,然而，创业活动充满着不确定性，在中国每分钟都会诞生8家新的公司，但这些新创企业能成功存活下来的仅占到20%左右[1]，大学生新创企业的命运亦是如此。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左右的大学生创业能获得成功，即使在创业环境较好的浙江等省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2]。如此之低的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促使学者和业界人士开始思考该如何破除这一窘境。

梳理大学生创业成长的相关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发现创业资金、社会经验、市场信息与关键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导致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的最主要原因。诸多学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关系网”是个体获取所需的各种资源的关键渠道，从网络嵌入的视角出发，研究其与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网络嵌入作为资源获取的有效途径可提高企业绩效、促进创业成长,也因此得到众多学者的普遍认同[3-4]。

然而，在探讨网络嵌入影响创业资源获取，促进创业成长的过程中，学者们普遍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认知合法性的存在。大学生新创企业“新”又“小”的先天弱势使得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吸引力不足，缺乏其认可，也就相应减少了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到关键资源的机会，导致大学生新创企业进入行业困难，进而影响创业成长。由此可见，认知合法性作为社会大众对创业企业的认可，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决定了创业企业能否从网络嵌入中获取到其他关键资源，进而影响创业成长。现有关于网络嵌入与创业成长关系的研究多基于资源观、能力观等视角，欠缺对认知合法性问题的考虑，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一般的初创企业，而在校大学生的创业网络是否有别于普通的新创企业，值得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将合法性理论与网络嵌入理论相结合来探讨在校创业大学生的创业成长问题，力争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促进其创业成长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打开Photoshop，使用移动工具将花的照片放在人像上面，大致对齐。将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叠加，有必要的话，适当调整图片位置，然后添加反相蒙版。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网络嵌入与创业成长

网络嵌入理论首先由Granovetter [5]提出，他认为个体是与外界关系网络联结的，其行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中国所特有的“关系型社会”情境决定了每个个体都能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到所需的资源。庄晋财等[6]指出目前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创业者为提高新创绩效，除了要具备一定的个人关系网络之外，还需嵌入到企业所属的产业网络中去寻求信息、技术等支撑，以便有效实现产业分工。这与Johanson等[7]的观点即企业所处的市场和产业是以网络的形式存在的不谋而合。陈帆等[8]基于229家科创企业研究发现，嵌入于孵化网络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知识及资金资源，从而促进成长绩效。左晶晶[9]基于科技型大学生创业者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嵌入规模越大、网络密度与强度越高、异质性越强，大学生创业的创新性绩效和主观性绩效则越好。潘振开[10]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大学生创业企业通过非正式网络可以获取资金和市场资源，有利于创业成长的提升。庄晋财[11-12]以安徽等3个省的创业农民工为样本，实证分析发现“情感型”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利于其获取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此外，其研究团队还证实了农民工新创企业嵌入产业网络有助于其获取创业知识和积累能力，对促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关系性嵌入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芮正云等[13]对新创小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通过产业网络的技术型嵌入和商业型嵌入，小微企业的资源拼凑效果明显，且正向影响企业成长绩效。

可以看出，不管是社会网络关系亦或是产业网络嵌入均可以提供创业者所需的人、财、物、知识等各类资源，提高其创业能力，从而促进其创业成长。对于身处校园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其新创企业存在着“新”和“小”的先天弱势，创业资源相对缺乏，则首先必然要依赖于社会网络嵌入即以血缘和学缘关系为主的亲戚朋友、创业导师、创业伙伴和同学等网络关系来解决创业难题。其次，与相同产业性质的其他企业基于产业分工协作而形成产业网络嵌入，获取如市场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也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H1a：在校大学生嵌入社会网络可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成长。

H1b：在校大学生嵌入产业网络可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成长。

1.2 网络嵌入与认知合法性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组织行为是嵌入于社会性与规范性较强的社会情境中的，此情境推动组织去寻求其行动的合法性[14]。Suchman[15]认为合法性是一个实体的行为符合社会相关标准、价值观及规范等，其行为被认为是恰当的、合适的一般性的感知。学者们普遍将合法性分为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管制合法性主要评判企业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由各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或认可的行业标准[16]。规范合法性则以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为准绳。认知合法性则来源于人们情感上对某个事物或行为的认可;因此,企业可利用嵌入的关系网络塑造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行为的合法性认知，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获取相关资源[17]。尽管学者们对合法性的定义与分类不同，但都一致认同认知合法性是整个合法性体系的重心[18]。目前各地方政府积极制定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各项政策，教育部门和高校积极推动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构建大学生创业服务保障体系等多种措施，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管制“合法”身份;因此,本文着重以认知合法性为重点来研究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合法性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与政府部门和各类行业协会、相关机构等建立良好关系，可帮助新创企业获得良好的声誉，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可[19]。蔡新蕾等[20]基于中国400多家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嵌入的政治网络有助于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进而提高企业的原始性创新能力。新创企业加强与顾客、投资者、供应商、同行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可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使得新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易于被利益相关者或公众所了解、接受并认可[21]。

学者们证实了与网络成员间构建良好的网络关系，通过加强交流与沟通，可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声誉，获得网络成员的认可与接纳奠定了基石。在校大学生通过嵌入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与师生、亲朋好友、政府、企业、相关机构等网络节点间的互动交流机会即会增多，更大程度上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在校大学生嵌入社会网络与认知合法性显著正相关。

其后，他作为教学人员先后参加组织道路桥梁专业技术培训班4次，并不断鼓励、帮助技术人员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做多专能手，使本单位技术力量逐年提高，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不断增加，为提高本单位在今后公路建设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推行,大量自然村采取政治合并的手段,因此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出现了大量漏洞.在许多自然村基本上都有村主任或者是村委书记一把手独掌大权,极大影响了村级财务管理的效果。同时由于农村财务管理人才较为匮乏，因此对于村干部的财务管理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很容易出现村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或者是以权谋私的现象，造成严重突出的职权，监督缺失的问题。

1.3 认知合法性与创业成长

（4）拟定、改进、评估待办事项清单，并确定优先顺序。这个清单须高屋建瓴地列出为了达成团队负责人的愿景而需要完成的所有事项。在产品的整个研发过程中，这个清单是一直存在的，并有所演变，相当于产品研发的“路线图”。无论在任何时间，要想知道一个团队要做的所有事项（按照优先顺序排列），待办事项清单都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参考依据。待办事项清单有且只有一份，这就意味着团队负责人从头到尾必须不断地对优先顺序加以调整。团队负责人应该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团队进行协商，以确保产品待办事项清单既能反映用户的需求，又不会超出团队的最大能力范围。

彭伟等[32]以珠三角168家新创企业为实证研究样本发现新创企业通过构建强联系的联盟网络可获取外界对组织的较高认可，间接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杜运周研究发现新企业通过政治网络关系能获得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认可与支持，进而整合政府等资源，有效开展创业活动；通过投资网络关系能得到投资者的青睐，进而获得融资，解决资金瓶颈，促进创业成长；通过巩固顾客网络关系能促进顾客对产品有较好的评价，进而扩大市场份额。

1.4 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

H3：认知合法性对大学生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新创企业通过创业网络可获取所需的创业资源已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前提是只有获得创业网络中各结点如政府、供应商、同行企业、投资者、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接受，即认知合法性这一无形资源之后，才有可能从这些利益群体处获取到创业所需的其他有形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从网络嵌入中获取而得的认知合法性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认知合法性在在校大学生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成长间发挥中介效应。

智朴以山野之物相赠的诗很多，这种交游方式非常频繁，以致于“自辛亥朴结茅青沟，日采制以款客人，皆效之，不数年中，遍山殆尽，百合亦尔”的结果，似有过分之嫌。

H2b：在校大学生嵌入产业网络与认知合法性显著正相关。

H4b：认知合法性在在校大学生产业网络嵌入与创业成长间发挥中介效应。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基础上对相关题项加以修改完善以期符合大学生创业的特点，保证了问卷的信效度。网络嵌入量表借鉴左晶晶、韩琴、潘振开等人的量表，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关系强度和网络规模2个维度来测量，结合大学生创业的实际情况，修改个别题项，最终形成大学生社会网络嵌入6个题项，产业网络嵌入8个题项。认知合法性借鉴杜运周开发的量表，并作适当修整形成最终6个题项。蔡莉等[33]认为新创企业成立年限在3年以下的处于创建期，4～6年的为存活期，7～8年的则处于成长期。由于大学生新创企业绝大多数正处于创建期或存活期，此阶段创业者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而后才能谈发展问题，故本文主要考虑大学生创业的生存绩效。另外，为全面衡量大学生的创业成长情况，本文还将满意绩效即大学生创业者、团队成员以及客户对新创企业发展的认同感与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价范畴。为此，创业成长借鉴潘振开，Wiklund等 [34]的量表，从生存绩效和满意绩效2个方面体现，共包含7个题项。

  

图1 大学生网络嵌入对创业成长影响作用机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与假设，本文构建了在校大学生创业网络嵌入与创业成长的具体作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2.2 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南大学、温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安徽大学和镇江高等专科学校等多所高校的400份在校创业大学生为样本，回收问卷342份，在剔除不合格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283份，有效回收率为70.75%。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调查对象描述统计分析情况(n=283)

  

统计信息类别人数占比/%信息统计 类别人数占比/%学历大专103．50企业年限1年以下19267．80本科24285．501～3年8229．00硕士269．203年以上93．20博士51．80团队规模1～5人16658．7实践经历有 23984．506～15人7727．20没有4415．5016～50人3412．00专业是否与创业相关是 14651．6050人以上62．10否 13748．40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效度检验

1)量表信度分析。运用spss19.0软件，采用克朗巴赫(Cronbach’s α)系数对各潜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社会网络、产业网络、认知合法性、创业成长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0.830、0.885、0.867和0.871，都大于临界值0.7，表明4个量表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如表2所示。

2)量表效度分析。首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收敛效度检验。由表2可知，各潜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且均通过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表明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经由最大方差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介于0.715～0.846之间，大于0.5的标准，说明各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其次，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社会网络、产业网络、认知合法性和创业成长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8，平均抽取方差(AVE)值均大于0.5，且各量表的拟合指标均达到参考值要求，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最后，对潜变量间的判别效度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要求所有对角线上的各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4显示4个潜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为0.781、0.778、0.778和0.809，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证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各量表信效度较好的前提下，基于提出的研究假设，利用AMOS17.0软件，绘制结构模型图，并参考模型修正指标，在不违背理论基础和经验法则的前提下，建立某些误差变量的共变关系，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标基本达标,如表5所示，并且得到模型路径系数图，如图2所示。

 

表2 变量的信效度分析

  

变量 测量题项因子载荷Cronbachsα系数因子分析适宜性社会网络在学校里认识很多的同学与老师0．7420．830KMO=0．814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608．124(Sig．=0．000)交往的亲戚、朋友数量较多0．836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0．742与能提供创业帮助的同学、老师交往频繁，关系较好0．813与能提供创业帮助的亲戚、朋友联系密切，关系较好0．780与能提供创业帮助的创业伙伴交往频繁，关系较好0．769产业网络创业团队有很多供应商、顾客、销售商0．7890．885KMO=0．838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1163．074(Sig．=0．000)创业团队与工商、税务等部门有联系0．802创业团队与风投、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合作0．785创业团队与相关行业协会有交流0．717与顾客、供应商等交流频繁，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0．743与工商、税务等部门交往频繁，保持良好的关系0．796与风投、银行等金融机构联系密切，保持较好的关系0．763与行业协会等机构联系密切，保持较好的关系0．826认知合法性创业行为得到家人、亲戚朋友、师生的支持与认可0．7150．867KMO=0．872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729．625(Sig．=0．000)创业团队被学校多数师生所熟知0．793创业团队被学校创业部门、相关学院所认可0．805创业团队的成员对创业团队的归属感较强0．747某些和我关系较好的政府部门人员高度评价创业团队0．787创业团队的产品或服务得到客户的好评0．815创业成长创业团队核心骨干成员从未流失0．8310．871KMO=0．861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934．825(Sig．=0．000)创业团队目前没有碰到财务困境0．846创业团队规模有继续扩大的希望0．813企业未来至少持续经营三年以上0．730对个人创业事业比较满意0．834员工对企业发展的满意度较高0．805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满意度较高0．799

 

表3 各量表的模型拟合指数

  

变量χ2/dfRMSEAGFICFIIFITLICRAVE社会网络(SN)2．0410．0610．9860．9900．9900．9740．9040．610产业网络(CN)2．5850．0750．9720．9820．9820．9610．9250．606认知合法性(CL)1．6700．0490．9860．9940．9940．9860．9020．605创业成长(EG)2．2230．0660．9760．9850．9860．9720．9300．655参考值1～3<0．08>0．8>0．8>0．8>0．8

 

表4 变量的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SNCNCLEG社会网络(SN)0．781产业网络(CN)0．566∗∗0．778认知合法性(CL)0．564∗∗0．547∗∗0．778创业成长(EG)0．438∗∗0．422∗∗0．503∗∗0．809

注：粗体为AVE平方根；**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

 

表5 整体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CMIN/DFRMSEAGFIIFITLICFIPNFI拟合标准<3<0．08>0．80>0．80>0．80>0．80>0．50运算结果2．2050．0650．8480．9100．8950．9090．733

  

图2 整体模型

3.3 研究假设检验

3.3.1 网络嵌入、认知合法性、创业成长间的假设检验

目前多数学者采用创业绩效来衡量创业成长，创业绩效由此成为反映创业成效的重要构念。国内外学者最常采用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和综合财务与非财务指标3类[22]。财务指标如Ensley等[23]提出的可用销售增长率来测量。由于很多新创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处于无利润甚至亏损状态;因此，单纯运用财务指标并不能全面评价创业成长。Li[24]则提出采用市场份额增长率，Lumpkin[25]则运用企业规模、企业声誉以及顾客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创业成长，国内学者李伟铭等[26]则采用了企业的成长性绩效。对于创业绩效的提升，学者Zimmerman等 [27]、杜运周等 [28]和韩琴 [29]发现新创企业获得如政府部门人员、供应商、同行、投资者和顾客等群体对企业产品、服务和理念的认可，有利于从这些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到接近市场和成长所需要的其他资源，进而可提高企业的绩效。苏晓华等[30]则明确指出追求合法性能给新创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新创企业要重视对合法性的追求。袁明达等[31]基于407家农民工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创业的认知合法性的提升可有效促进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由此可见，认知合法性的获取与提高对于促进新创企业的创业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对创业成长的显著总效应分别为0.355和0.220；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对认知合法性的效应分别为0.387和0.385且显著，同时认知合法性对创业成长的效应为0.396且显著。社会网络对创业成长的直接效应为0.201且显著，而产业网络对创业成长的直接效应为0.068，不显著，表明社会网络能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创业成长，而产业网络则不能显著直接影响创业成长,如表6、表7所示。

 

表6 变量间的总效应表

  

关系路径总效应P检验结果结论认知合法性←产业网络嵌入0．3850．009通过显著认知合法性←社会网络嵌入0．3870．007通过显著创业成长←社会网络嵌入0．3550．008通过显著创业成长←产业网络嵌入0．2200．009通过显著创业成长←认知合法性0．3960．023通过显著

3.3.2 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Bootstrap的分析法检验认知合法性的中介效应。变量Z是自变量X与因变量Y的中介变量需满足：自变量X与因变量Y的总效应显著相关；自变量X与变量Z直接显著相关；变量Z与因变量Y直接显著相关；当自变量X与因变量Y关系中加入变量Z时，若自变量X与因变量Y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显著，则Z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若X与Y变量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也显著，则Z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学是一门具有高智力价值的学科，要想在课堂上调动起全体学生的创造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就要挖掘和激活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那么如何培养小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呢？

相应地，A′B′和C′D′的中点M′和N′的连线M′N′与Y轴的夹角γ成为等效偏转角，其中点E′成为掘进机的等效几何中心，其横坐标E′x成为等效横向偏移量，由纵坐标可计算机身等效前进距离E′y，高度方向的偏移量不受等效影响，因此不进行分析。四点法定位方法机理研究就是研究等效横向偏移量与实际横向偏移量之间的关系，等效(进尺方向)距离与实际距离之间的关系等。

在加入认知合法性后，社会网络对创业成长的直接、间接效应均显著，说明认知合法性在社会网络与创业成长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加入认知合法性后，产业网络对创业成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说明认知合法性在产业网络与创业成长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所有假设均通过，如表8、表9所示。

3.3.3 结果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认知合法性在产业网络影响大学生创业成长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中介变量。即大学生创业者嵌入于产业网络，只有得到网络内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获取到认知合法性，才有机会得到关键资源，进而促进创业成长;社会网络嵌入既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成长，又通过认知合法性，间接对其创业成长发挥作用;社会网络相较于产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成长的影响效应更显著(社会网络影响效应为0.355，产业网络影响效应为0.220)，这一结果与目前大学生的创业现状相吻合，即产业网络嵌入的程度普遍较低，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得到关系人的认可，从而获取创业资源，以达到支撑创业的目的。社会网络嵌入仍然是目前大学生实现创业成长的主要网络渠道。

 

表7 变量间的直接效应表

  

关系路径EstimateS．E．C．R．P检验结果结论认知合法性←产业网络嵌入0．3850．0824．5870．009通过 显著 认知合法性←社会网络嵌入0．3870．0724．5690．007通过 显著 创业成长←社会网络嵌入0．2010．0982．1910．022通过 显著 创业成长←产业网络嵌入0．0680．1070．7780．412不通过不显著创业成长←认知合法性0．3960．1234．0760．023通过 显著

注：P：Probabililty.*表示P<0.05，**表示P小于0.01，***表示P小于0.001。

 

表8 变量的间接效应表

  

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中介效应P检验结果结论社会网络嵌入认知合法性创业成长0．1540．006通过显著产业网络嵌入0．1530．006通过显著

 

表9 假设检验情况表

  

假设结果社会网络嵌入对大学生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H1a)成立产业网络嵌入对大学生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H1b)成立社会网络嵌入对大学生认知合法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H2a)成立产业网络嵌入对大学生认知合法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H2b)成立认知合法性对大学生创业成长有显著的影响作用(H3)成立认知合法性在社会网络和大学生创业成长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H4a)成立认知合法性在产业网络和大学生创业成长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H4b)成立

4 建议与展望

基于本文结论，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引导大学生创业的相关建议：第一，对于大学生创业者自身而言，要继续开拓新的网络关系，巩固已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注重网络构建的质量，重点实现与创业导师、创业伙伴等能提供创业帮助的网络成员间的良性互动，赢得他们的支持与认可，达到资源共享，共同成长。

第二，政府和高校要继续承担起扶持大学生创业的重任。面对大学生新创企业产业网络嵌入不足的问题，高校和学校创业导师应积极发动校友企业和与之有合作的其他社会企业，将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推介给他们。一方面可让这些成熟企业给予大学生创业指导，帮助大学生创业项目进一步孵化，另一方面大学生新创企业可利用“骑背效应”，借助这些成熟企业的合法性，嵌入于产业网络，有效化解一定的合法性危机，提高社会大众和市场相关利益者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第三，政府对扶持、引导大学生创业成长的企业和企业家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以此激励更多的社会企业和企业家参与到扶持大学生创业的队伍中来。其次，引导具有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的大学生新创企业入驻到当地的产业园区等集群内，使其充分参与产业网络内的分工协作，营造良好的产业网络嵌入环境，提高产业网络嵌入程度，促进创业成长。

本文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对于潜变量不同维度间的影响研究未来可进一步展开论证，以使研究更全面。

即时的交互加强师生情感交流 在传统的微课平台中，学生的学习模式基本保持一成不变，即视频的观看、课后练习的完成等。但在一个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学生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和困惑，如果无法得到解答，可能会影响后期学习效果。同时，在微课直播平台中，教师可以在直播授课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实时的、面对面的答疑。直播形式的授课能够帮助师生实现更加即时的交互，有助于加强师生情感交流，让学生拥有更加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

参考文献:

[1] 张秀娥,李欣哲,陈晨,等.创业失败研究回顾与展望[J].科技与管理,2018,20(1):1.

[2]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3%微乎其微的成效背后该如何突破？[EB/OL].2016-05-11[2018-03-07]http://money.163.com/16/0511/17/BMQ702Q000253B0H.html.

[3] 朱秀梅,李明芳.创业网络特征对资源获取的动态影响—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证据[J].管理世界, 2011(6):105.

[4] 秦剑,张玉利.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3,35(2):96.

[5] GRANOVETTER M.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Acta Sociologica,1992,35(1):3.

[6] 庄晋财,沙开庆,程李梅,等.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规律研究:以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2(8):122.

[7] JOHANSON J,MATTSSON L G.Internationalisation in industrial systems:a network approach[M].Palgrave Macmillan:Knowledge,Networks and Power,2015:6635.

[8] 陈帆,刘柏嵩,吴瑶.孵化网络资源获取对科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市场导向的中介作用[J].科技与管理,2018,20(1):1.

[9] 左晶晶.大学生社会网络对科技型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1.

[10] 潘振开.大学生创业网络对创业绩效影响机制[D].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3:1.

[11] 庄晋财,芮正云.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基于网络资源观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4.

[12] 庄晋财,马婧,王春燕.产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能力累积视角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1):131.

[13] 芮正云,庄晋财.产业网络对新创小微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4(5):97.

[14] OLIVER C.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1):145.

[15] SUCHMAN M 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

[16] 李靖华,黄继生.网络嵌入、创新合法性与突破性创新的资源获取[J].科研管理,2017,38(4):10.

[17] SCOTT W R.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J].Cinema Journal,2007,24(8):469.

[18] 姚一玮.创业导向、合法性与新企业成长绩效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20.

[19] 俞园园.组织合法性视角下产业集群嵌入对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15:94.

[20] 蔡新蕾,高山行,杨燕.企业政治行为对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视角和资源依赖理论[J].科学学研究,2013,31(2):276.

[21] 杜运周,刘运莲.创业网络与新企业绩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及其启示[J].财贸研究,2012,23(5):127.

[22] 余绍忠.创业绩效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2):34.

[23] ENSLEY M D,PEARSON A W,AMASON A C.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s:cohesion,conflict,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2,17(4):365.

[24] LI H.How does new venture strategy matter in the environment-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1,12(2):183.

[25] LUMPKIN,D.The role network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5(1):107.

[26] 李伟铭,黎春燕,杨丹.新企业网络能力的高阶维度结构及对创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3):116.

[27] ZIMMERMAN M A,ZEITZ G J.Beyond survival: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3):414.

[28] 杜运周,任兵,陈忠卫,等.先动性、合法化与中小企业成长:一个中介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8(12):126.

[29] 韩琴.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2:27.

[30] 苏晓华,王平.创业导向及合法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2):121.

[31] 袁明达,朱敏.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特困地区的调研分析[J].西部论坛,2017(4):37.

[32] 彭伟,顾汉杰,符正平.联盟网络、组织合法性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13,10(12):1760.

[33] 蔡莉,单标安.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创建期、存活期及成长期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4):189.

[34] WIKLUND J,SHEPHERD D.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performance: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5,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