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是职业健康领域研究的热点，既往研究的内容有职业倦怠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的影响、不同职业人群职业倦怠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等［1-3］，针对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关系的研究较少。轩希等［4］研究发现，身体活动作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能够改善职业倦怠状况。社会支持作为一种有效的应对资源，能够缓解心理压力和职业应激，对减少职业倦怠也具有一定效果［5-6］。此外，张磊［7］研究发现，通过参加身体锻炼，可以扩大社交网络，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因此，身体活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可能存在关联。本研究以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进行调研，探讨身体活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6年9月至12月，采用3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第一阶段，以安徽省内高校为调查总体，按照高校的录取批次，分为一本、二本和专科院校3个层次；第二阶段，分别以上述3个层次的高校为抽样单元，根据方便抽样和不同录取批次等比例的原则，从11所一本院校中抽出2所（安徽大学、安徽财经大学），从34所二本院校中抽取8所（安徽科技学院、蚌埠医学院、蚌埠学院、合肥学院、滁州学院、皖西学院、阜阳师范学院、黄山学院），从33所专科院校中抽取7所（安徽职业技术学院、淮南联合大学、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第三阶段，以抽取学校的辅导员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确定样本。参照以往文献［8-9］，现况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为n=［μα2p（1-p）］/δ2，其中α=0.05，μα=1.96，p为概率值，取p=0.52，δ为误差值，δ=0.125，结果得出n≈61。本研究分3层（一本、二本和专科），故样本量为61×3=183；考虑到10%的失访率和10%的无效率，调查的最低样本量约为229名。本研究共调查324名，其中一本院校68名，二本院校148名，专科院校108名，整理问卷信息后，删除无效问卷28份，共获取296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4%。

急性心绞痛是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发作时的表现，以急性心前区疼痛，胸闷、气短、心悸、肩背痛等为特点，疼痛多剧烈，患者难以忍受，其持续时间多达到甚至超过5 min[1] ，如急性心绞痛未能得到及时救治，常可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后果严重[2] 。治疗急性心绞痛的药物较多，临床中应合理选择药物治疗，以有效缓解心绞痛、预防疾病的复发。近年来笔者将氯吡格雷应用于急性心绞痛患者的救治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2 方法

1.2.1 一般特征调查 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专职辅导员、职称（行政级别）、婚姻状况等。

小麦拔节中后期补充氮肥，促进小麦幼穗分化，减少小花退化，增加小麦穗粒数。此期间若水肥供应不足，会严重影响幼穗发育，小花大量退化，造成减产。因此必须在拔节、孕穗阶段，根据苗情追肥浇水，先促弱苗、后促壮苗，分类管理、灵活掌握。

在课堂教学中间，穿插投票/问卷活动，让学生即时进行课堂讨论，把生硬的课堂提问，变成有趣的小游戏，让学生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通过这些活动的发起，让学生掌握知识点，加深对于课程的重难点的理解和记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图5展示的是课程投票问卷与选人示例。

由于客观支持与身体活动的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效应值及95%CI分别为-0.138（-0.159~-0.074）、-0.093（-0.147~-0.029），说明在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间存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4.8%和23.5%。见表3和图1。

以职业倦怠（Y）为应变量，身体活动（X）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得出，回归系数为-0.423（P < 0.05）。分别以客观支持（M1）、主观支持（M2）、支持利用度（M3）为应变量，以身体活动（X）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得出，身体活动对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回归系数为0.172、0.134（P < 0.05），但对客观支持的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引入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变量，结果得出，身体活动对职业倦怠的预测作用降低（由-0.423变为-0.165），但回归系数仍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对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01、-0.798、-0.694（P < 0.01）。见表2。

296名高校辅导员中，女性占51.0%，≤30岁、31~40岁以及≥41岁者比例分别为32.8%、38.2%、29.0%，兼职辅导员比例为63.9%，来自一本、二本和专科院校的比例分别为22.3%、42.9%、34.8%，职称（级别）为初级（科员）、中级（科级）、高级（处级）者比例分别为31.8%、40.5%、27.7%，已婚者比例为68.9%。身体活动得分为（20.4±9.8）分，社会支持得分为（38.6±9.7）分，职业倦怠得分为（38.1±8.9）分。男性身体活动水平比女性高，年龄≥41岁、高级（处级）职称者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女性、年龄≥41岁、专职、高级（处级）职称、已婚者职业倦怠水平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s进行描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法，采用偏相关计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身体活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的关系，并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1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特征及量表得分的比较

1.2.4 职业倦怠调查 采用李超平等［12］修订的中文版通用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包括3个维度、15个条目，具体为情绪衰竭（5个条目）、去人性化（4个条目）、个人成就感降低（6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7点计分，赋值范围为0~6分，其中个人成就感降低为负向记分。为规范计分方式，将负向问题进行转换，使所有项目均为正向题。总分为90分，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7，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6、0.832和0.821。

该影片在中国上映之后，根据中国票房网统计，它在国内票房达到了5.36亿元，排进了2017年国产票房榜前十名。此外，该片在腾讯网的评分为8.6分，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与成绩。该片之所以在国内受欢迎，除了与其主题、故事的叙述方式及演员精湛的表演分不开之外，还与影片的字幕翻译有关，而好的译文离不开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下面笔者将从认知学角度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该影片字幕翻译策略，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电影字幕翻译提供借鉴。

2.2 身体活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偏相关分析

在控制职业倦怠变量后，身体活动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289，P < 0.01）；在控制社会支持变量后，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r=-0.385，P < 0.01）；在控制身体活动变量后，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r=-0.330，P < 0.01）。

2.3 身体活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线性回归分析

1.2.3 社会支持调查 采用肖水源［11］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包括3个维度、10个条目，具体为主观支持（4个条目）、客观支持（3个条目）、支持利用度（3个条目）。其中1~4条和8~10条为单选题，每个条目采用Likert-4点计分，赋值为1~4分；第5条为多选题，分A、B、C、D、E共5个选项（分别代表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其他成员），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赋值为1~4分，题项得分为多个选项的总分；第6、7条为多选题，若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共8个来源），选择几个来源就计几分。量表总分为64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2，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4、0.806和0.821。

 

表1 高校辅导员一般人口学特征及量表得分比较（n=296）

  

［注］a：与≤30岁组比较，P < 0.05；b：与31~40岁组比较，P < 0.05；c：与初级职称比较，P < 0.05；d：与中级职称比较，P < 0.05。

 

特征 人数 % 身体活动得分 社会支持得分 职业倦怠得分性别男14549.0 23.1±10.4 39.1±7.9 36.5±8.7女15151.0 17.7±9.6 38.1±8.2 39.7±9.2 t— — 4.426 1.074 3.089 P— — 0.000 0.284 0.002年龄（岁）≤30 9732.821.8±10.2 34.6±8.6 39.7±9.1 31~40 11338.219.6±10.4 38.8±8.4a 32.8±7.4a≥41 8629.0 19.8±10.8 42.4±9.6ab 41.8±10.2b F— — 1.275 17.920 15.297 P— — 0.192 0.000 0.000是否专职兼职 18963.9 19.6±10.4 37.8±9.0 35.5±8.1专职 10736.1 21.2±9.8 39.4±8.5 40.7±10.6 t— — -1.320 -1.523 -4.399 P— — 0.188 0.129 0.000学校情况一本 6622.320.9±10.8 40.1±10.4 38.3±7.9二本 12742.919.8±10.2 38.4±9.2 39.2±8.6专科 10334.820.5±10.4 37.7±9.4 36.8±8.1 F— — 0.237 1.285 2.386 P— — 0.790 0.278 0.094职称（级别）初级（科员） 94 31.8 21.2±10.4 35.1±8.7 34.3±7.8中级（科级） 120 40.5 20.8±9.9 37.3±7.9 37.6±8.4高级（处级） 82 27.7 19.2±9.5 43.4±10.4cd42.4±11.1cd F— — 0.904 20.280 19.974 P— — 0.406 0.000 0.000婚姻状况未婚及离婚 92 31.1 20.0±8.7 37.9±7.6 35.7±8.4已婚 20468.9 20.8±9.2 39.3±9.1 40.5±10.8 t— — -0.719 -1.377 -4.149 P— — 0.473 0.170 0.000合计 296100.0 20.4±9.8 38.6±9.7 38.1±8.9

 

表2 高校辅导员身体活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注］Y：职业倦怠；M1：客观支持；M2：主观支持；M3：支持利用度；X：身体活动。

 

标准化回归方程 标准误 t P Y=-0.423X 0.034 -2.324 0.022 M1=0.056X 0.013 0.974 0.350 M2=0.172X 0.013 2.748 0.007 M3=0.134X 0.009 2.072 0.041 Y=-0.165X 0.032 -2.697 0.009-0.501M1 0.017 -2.891 0.004-0.798M2 0.015 -3.163 0.001-0.694M3 0.027 -3.212 0.001

2.4 社会支持在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

1.2.2 身体活动调查 采用梁德清［10］研制的身体活动量表，包括3个条目，分别为每次活动强度、每次活动时间和每月活动次数，每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其中每次活动强度、每月活动次数赋值范围为1~5分，每次活动时间赋值范围为0~4分。得分计算：身体活动水平=每次活动强度×每次活动时间×每月活动次数，量表总分为100分。从样本中抽取30人进行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测量，得出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15。

 

表3 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注］Y：职业倦怠；M2：主观支持；M3：支持利用度；X：身体活动。

 

路径 效应值 占总效应比例（%） SE 95%CI下限 上限X→M2→Y -0.138 34.8 0.005-0.159-0.074 X→M3→Y -0.093 23.5 0.002-0.147-0.029总中介效应 -0.231 58.3 0.008-0.379-0.076直接效应 -0.165 41.7 0.011-0.194-0.097总效应 -0.396 100.0 0.017-0.504-0.276

  

图1 社会支持在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P < 0.05；**：P < 0.01。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身体活动得分为20.4分，低于均值50分（满分100分），表明其身体活动水平较低；进一步比较发现，男性身体活动水平高于女性。商伟等［13］认为，女性辅导员的锻炼时间、每月锻炼频率少于男性，且每次锻炼强度低于男性，这些是身体活动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本研究还发现，高校辅导员社会支持得分为38.6分，高于均值32分（满分64分），说明高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有研究认为，这可能与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及对辅导员工作的认可有关［14］。进一步比较发现，≥41岁和高级（处级）职称的辅导员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和高职称（级别）的辅导员获得的社会资源更加广泛，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也较丰富，能够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以往研究显示，高校辅导员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但主要以轻中度为主［9］。本研究结果显示，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得分为38.1分，低于均值45分（总分为90），说明职业倦怠水平较低，此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9］。本研究显示，女性、≥41岁、专职、高级（处级）职称、已婚的辅导员职业倦怠水平较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女性情感比较细腻，对学生照顾和关爱更多，容易在工作中投入更多，如果回报达不到预期，更容易产生付出回报不对等的感觉；而40岁以上辅导员不论在事业发展还是家庭建设方面都处于关键时期，各类事务繁杂从而导致情感耗竭，对工作产生疲惫感［15］；此外，葛昕明［16］认为已婚者大多处于第一个职业倦怠期，失去了工作的新鲜感，同时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使他们的倦怠程度更高，而未婚者大多刚参加工作不久，工作热情高涨，充满新鲜感，且没有家庭和子女的压力，因而倦怠感相对较低。

本研究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引入社会支持各维度后，身体活动对职业倦怠的预测作用降低（P < 0.01），表明身体活动对职业倦怠具有直接效应，与轩希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一是人体运动过程中能够产生使锻炼者精神振奋、心情愉悦的神经递质（内啡肽），从而调节心境变化，缓解情绪衰竭症状，二是锻炼者能够在完成锻炼任务时获得较高的成就感、控制感和自我价值感，从而提高辅导员的自我效能感。WHITE等［17］研究发现，情绪的改善和自我效能感的增强是运动影响职业倦怠的心理机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身体活动对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原因可能是身体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尤其是合作性的集体活动，有利于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对社会支持有更多的积极体验和自我感悟，主观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能够学会如何赢得社会支持的技巧，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水平相对较高。

温忠麟等［18］研究认为，对于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和在控制了自变量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应变量的效应，存在至少一个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时，需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本研究中线性回归显示，身体活动对客观支持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对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效应值95%CI均不包括“0”，而客观支持维度的95%CI包括“0”，进一步说明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两个维度产生作用，并且主观支持的中介效应比支持利用度的大。提示开展职业倦怠的干预，要充分考虑社会支持因素，组织参加集体性的、协作性的运动项目，积累更多的社会交往经验；此外，更要注重营造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锻炼氛围，让辅导员在锻炼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感和归宿感，提高身体活动对职业倦怠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通过身体活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问卷对安徽省部分高校辅导员进行调查，发现安徽省高校辅导员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高，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但总体水平相对不高；身体活动对职业倦怠具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在身体活动与职业倦怠间具有中介效应，身体活动主要通过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职业倦怠产生间接作用。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样本量较小，后续还需扩大样本量，获取更多数据来进一步验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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