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就业竞争愈发激烈。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一方面，存在就业需求总量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存在就业结构性错位压力，即供求不匹配，在不少劳动者抱怨“无业可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劳动者“有业不就”的现象，就业困难群体随之出现，甚至部分人员成为就业特别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活与工作，而且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关乎民生之本的战略实现，直接影响社会就业质量的提升乃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

社会各界一直高度关注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促进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就业援助措施，例如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增加公益性就业岗位，加大就业安置力度等，但就业困难人员仍然存在。以广州市为例，近年来，虽然在积极就业政策的推动下，通过“双到双零”和“就业携行”等专项行动，特困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户及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人数总体减少，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就业困难人员，广州市每年登记失业人员始终保持在20万-30万人。进一步找准导致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原因，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已经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共同需要，也是新时代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广州市某区就业困难人员*根据《广州市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实施办法》，就业困难群体主要包括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本市户籍登记的大龄失业人员(指女满35周岁、男满40周岁)、大龄“农转居”失业人员(女满30周岁、男满35周岁)、特困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重点分析其工作搜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为就业促进和就业援助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就业不仅受到收入影响，还受劳动力来源地、人才市场的需求量、家庭背景、自我认知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至于就业困难的成因，学界的观点不一。总体而言，就业困难群体的形成并非单因素作用的结果，也非一朝一夕，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并长期作用的结果[4]，包括外部原因和自身因素，例如市场有效岗位供给不足、就业人员基数大等外部原因[5]；缺乏求职技巧、就业观念的封闭性、就业能力的弱实践性、就业心理的低承受性，从而导致就业期望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及自身能力与企业需求的不符等自身因素[6]。特别地，对于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来说，其原因主要有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对工作报酬预期不合理等[7]。从劳动者主观方面原因看，Lindeboom et.al(2016)[8]认为失能与就业关联效应的2/3可以由失能对就业的影响来解释，另外1/3可以归因于选择的影响。其中，对于男性和低教育水平员工来说，这种关联是解释影响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来说选择则更为重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失能和选择在就业领域可以分别用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来表示，而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矛盾点在于就业能力较高的劳动者有可能因其本身经济资本雄厚、生活压力小或者等待政府补贴等原因，选择不就业；相应地还有一部分劳动力就业意愿强烈，但因其就业能力约束而没有及时实现就业。所以，排除其他外界因素，从自身原因来看，就业困难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和个体在就业能力与就业意愿中进行的博弈或选择。同时，经济因素对就业创业有很大影响，经济状况制约穷人的就业创业活动，创业学习和社会网络对于整个创业过程至关重要[9]，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成功就业甚至是选择创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7年的12月11日，我和蔡良玉应邀到厦门集美的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学。去厦门之前我给欧阳鹭英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将到厦门的消息，并表示希望能够见面。她在电话那头回答，“我12日就要去欧洲旅行，我们只能在11日见面。我请人从法国里昂图书馆里复印了很多李树化的材料，有很多是五线谱的材料，正想请你来看一看”。

就业困难也称就业障碍，实际上就是职业障碍(career barrier)。职业障碍一词最早是由Crites(1969)提出[1]。但最初，对于职业障碍的界定并不明确，包括：occupational barrier、barrier to/in career 或 career-related barrier等。直到1997年，Swanson和Woitke(1997)[2]将职业障碍的内涵界定为：“造成个体职业发展困难的一些事件和条件，在个体内部和个体环境中都存在”。所谓就业困难群体，一般是指那些由于年龄偏大、经验缺乏或者技能水平偏低等原因，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失业或濒临失业的境地的一部分劳动者[3]。

另外，以“就业困难”为主题，对中国期刊网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文献进行查询，筛选得到22110篇有效文献，分析发现，学术界对就业困难的研究在2007年后一直保持在年发文量1200多篇-2300多篇，但刊用文献的期刊影响因子较小[10]。可见，就业困难研究的发文量不少，但学术影响力较弱。主要原因是因为研究内容较为重复、创新性不足，集中在就业困难现状、原因和对策等方面的描述性分析，较少对就业困难的发生机理进行理论阐述；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高校毕业生。本文将在对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技能短缺和意愿不足对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的影响，以深化就业困难问题研究，为推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提供决策参考。

二、影响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的主要因素：技能短缺还是意愿不足？

求职者就业意愿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求职打算，二是有求职打算。对于没有求职打算的个体而言，可能的原因，一是其拥有的经济资本足以继续维持其处于登记失业状态下的生活。家庭收入越高，个体求职时的保留工资即对于工资的期望值就越高，接受工作的意愿程度降低，求职动机减弱；而当其所面对的经济压力越大，个体就业与再就业的意愿就越强，越会将意愿付诸实践[11]；二是鉴于就业压力而选择逃避就业。对于有求职打算的个体来说，大多数人一开始处于相对积极就业状态，这种状态下，求职成功便实现就业，而求职失败会导致部分抗压能力较差的求职者出现就业疲倦和消极对待就业的心态。基于就业能力视角，Blau & Duncan(1967)[12]在研究美国职业结构时发现，影响个人就业主要是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后致性因素，如果失业者认为自己是因缺少教育、专门技术等失业，他们的压抑感会更强，再就业行为就越弱[13]。可见，就业困难群体形成的主因到底是技能还是意愿，关键受经济条件、社会岗位供需和个人禀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资本视角下劳动者的就业抉择机制——就业意愿与就业技能的交互作用

劳动者是异质的。假设甲、乙是两名劳动技能有差距、其他条件相当的适龄劳动力，其中，甲的劳动技能高于乙。那么，对某企业来说，当劳动力市场只有甲、乙两名求职者时，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只要甲表现出强烈的求职意愿，便会实现就业；而乙只有在甲没有就业意愿时才有可能实现就业。然而，现实社会中，企业的选择结果也有可能因为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某些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岗位上，按照技能够用原则，可能招聘技能水平更低的人员。因此，就业技能和就业意愿在劳动者进行就业选择和工作搜寻中发挥的作用是复杂的。

利用SPSS 21.0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建立的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为被解释变量，以就业意愿、构成就业技能的文化程度、劳动技能以及劳动能力为回归1的解释变量；就业意愿、就业技能为回归2的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本地亲戚朋友数为两个模型的控制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两个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两个模型的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均大于0.2，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可以接受；回归1和回归2各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基本保持一致，体现出较好的模型稳健性。

一般的，只有通过就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其劳动权益和自身价值；才能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状况、改善生存质量，增强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等[14]。但在广州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就相当部分本地劳动者而言，财产性收入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对这部分劳动者来说，基于工资的收入效应*收入效应一般是指在保持工资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变动所引起的工作时数变动的比例。即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形下，非工作收入的增加对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的影响。，无论其就业技能如何，其就业意愿都可能下降，成为有生活收入来源的就业困难群体。

对于经济资本相对丰富的个体来说，就业意愿是其是否有求职行为并积极进行工作搜寻的关键原因。而就业意愿主要受择业观的影响，择业观是其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职业选择的一些比较稳定的认识、评价、态度和心理倾向[15]，而后反映在行为偏好上。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物可能会有不同偏好，行为偏好更强的个体会表现出对就业的种种倾向性选择。所以，个体的求职倾向实际上受到就业技能与就业意愿形成的交互影响，从而作用到就业抉择上。

种籽衣经粉碎机粉碎，过 40目筛[11]，精确称取种籽衣粉末。按料液比1：20（W/V）加入60%（V/V）乙醇溶剂，进行超声波辅助提取，提取温度 60 ℃，功率300 W，时间90 min[11]。离心（4000 r/min，20 min），分离提取液，残渣复提一次，合并两次提取液。

(二)市场供需视角下的就业抉择——就业意愿与就业技能的主效应分析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转移。但是，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存在脱节现象，导致部分低技能或技能水平与产业升级要求脱节的劳动力失业[18]。新技术、新机器的出现冲击了劳动力市场。企业在新技术和新设备上的投资已经改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方式，又再次推动了就业人口在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流动[19]。就业结构的复杂性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竞争来讲，带来了更多挑战性[20]，尤其是第三产业在调整过程中的灵活性会不断加大，风险性会不断增强，导致就业稳定性存有风险性。

同时，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劳动替代特征，技术进步总是倾向于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减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需求[21]。由此，一些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会慢慢被劳动力市场挤出，较高就业技能的求职者会更受劳动力市场欢迎。技能较高劳动力对技能较低劳动力的不断替代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即导致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具有不同级别就业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如图1所示，D为劳动力需求，S为劳动力供给，L为劳动力，E为技能水平。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工作内容不复杂，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技术或技能，并且通过成本较小的简单培训可以帮助其获得某项基本工作技能。故资本投入一定时，相对于就业技能较高的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对技能低的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更低，此时获得产量Q1。要想产量增加，出于节约成本目的，企业更愿意扩大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以补偿较高技能劳动力可能带来的利益。因此，在较大范围内，市场或企业的需求高于供给。但是，由于此时的劳动力供给量较大，一旦出现倾向性就业，某些行业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从而导致剩余劳动力没有实现就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来说，就业市场更广，也更为残酷。尤其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求职者在就业定位上存在较高的就业预期，表现为一味强调稳定的工作环境、较高的薪酬标准和社会地位。当其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或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较大而又无法解决时，可能会出现“消极怠工”，也就是较弱的就业意愿。一旦劳动者出现就业意愿偏弱的情况，没有预备足够的时间和成本进行工作搜寻，那么，其很大可能处于未找工作状态。

  

图1 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

  

图2 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

2.年龄、本地亲戚朋友数与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呈负相关。在劳动力市场上，年龄是影响就业的因素之一。中国已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代，而且呈现出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的特征[24]，体现在工作搜寻行为上，年龄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年龄歧视通常被认为是用人单位的理性选择，但是越来越多的年龄歧视势必会对劳动者及整个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在存在年龄歧视的条件下，被歧视群体可选择的就业机会减少，无疑增加了其工作搜寻成本。由此，与学习能力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相比，年龄偏大的人比较不太想找工作。一方面，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长者本身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以及家庭角色地位，年长者更多地是由子女赡养或通过领取低保救济维持一段时间后就将进入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增加了年长就业困难人员在失业状态时的“维持现状”心理，削弱了他们工作搜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那些本地亲戚朋友多的人群，他们可能得到的帮扶也相对较多，这部分就业困难人员在失业状态的满意程度不会降低太多，也可能不会积极地去找工作。

然而，受信息不对称约束，求职者群体难以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客观环境以及自身潜力、技能、学业水平等因素，难以结合社会需要与个人能力准确思考自己的未来。部分人受传统思想影响，就业观念相对滞后，过分注重职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产生倾向性就业意愿。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内因更多的是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即求职者自我效能感较强。Luthans et.al(2007)[16]认为，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感是指拥有付出必要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任务的自信。在求职过程中，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会增加对求职目标的努力程度[17]。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特点和兴趣相匹配的职业及具有发展空间的岗位，所以，对自身就业技能水平评估更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求职意愿，继而增加工作搜寻次数，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很快实现就业。一方面，在自我效能感的内在催化下，个体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主动地搜集相关信息，积极进行职业规划，从而确定自己的求职目标，决定了他们可能的职业选择范围更宽，职业选择的合理性和就业的成功率更高；另一方面，盲目的自信会导致自身定位与实际能力的不匹配，从而产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状态。因此，就业技能感知水平更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就业意愿，但实际的就业抉择情况还将因人因地而异。

可见，就业技能是求职者实现就业的踏板或油门，就业意愿是求职者在求职之路上的制动阀门，虽然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求职失败，但那只是短暂的或个别现象；如果二者缺一或二者均缺，就业困难就肯定产生。一方面，就业技能再强，“油箱”再满，没有就业意愿，基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即劳动者自身的不可分性，只要劳动者自己不愿打开求职就业的阀门，也只能是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施展之意；另一方面，即使意愿再强烈，把求职的阀门全部打开，没有就业技能，也难以实现就业。也就是说，一个就业技能强、就业意愿弱的求职者和一个就业意愿强烈、就业技能低的求职者所面临的结果可能都是就业失败。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较好，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比较到位，不但劳动力市场上提供的各种就业岗位较为充裕，而且，政府公益性就业岗位供给比较充足，对于大部分劳动者来说，无论其就业技能高低，在“双到双零”“就业携行”等就业援助政策措施帮助之下，获得就业的机会大增，可见，相当部分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困难可能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劳动者主观意愿不足，在工作搜寻中“不作为”造成的。

夏季或早秋播种，秋季收获的菠菜。秋菠菜播种后温度正处于日平均气温20℃左右的时期，因此秋菠菜为全年各茬次中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的一茬。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7月下旬至8月上旬播种，9月下旬至10月中上旬收获，播种后30～40天分批采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本课题组通过广州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收集了该区近年来产业发展、就业促进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数据，查阅了区政府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的报告和资料，实地走访了部分用工单位，分别召开了就业困难人员和企业用工单位人力资源负责人专题座谈会，然后，对该区管辖的18个街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专门的问卷调查。

问卷是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在该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及各街、居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帮助下，以该区纳入就业困难人员服务范围的18个街道的就业困难人员为问卷调查对象，问卷发放采取随机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014份，回收问卷1539份，问卷回收率为76.4%，剔除已就业样本后，最终有效问卷为648份。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处理，建立数据库，并运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构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如表1可见，(1)被访者的基本特征是本地亲戚朋友较多，但掌握的劳动技能偏低。具体的，已婚居多(占69.3%)，本地亲戚朋友数一般及以上较多(占81.1%)，年龄在40岁及以上占57.5%，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下占85.9%，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占95.8%)但没有一技之长(占48.8%)。(2)被访者的就业意愿分级明显，20.1%的样本不想就业，35.5%的样本选择有适合岗位则就业，“想就业”的样本比例不到50%。(3)被访者的就业状况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正在寻找工作的比例虽高达66.7%，但仍有超过30%的调查对象没有付出实际的工作搜寻行动。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统计(N=648)

  

项目样本数占比(%)项目样本数占比(%)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劳动技能劳动能力初中及以下14622．5高中/中专/技校25639．5大专15523．9本科及以上9114．1单身19930．7已婚44969．3男30547．1女34352．9没有一技之长31648．8有一技之长，但没有技能证书18228．1有初级技能证书10416有中级以上技能证书467．1缺乏劳动能力274．2残疾，有部分劳动能力6610．2一般55585．6年龄本地亲戚朋友数就业意愿工作搜寻决策18-28岁11517．729-39岁16124．840-50岁27943．151岁以上9314．4很少304．6较少9314．3一般27642．6较多17627．2很多7311．3不想就业13020．1有适合岗位则就业23035．5想就业28844．4没工作也没找21633．3没工作正在找43266．7

(二)变量选择与赋值

1.被解释变量：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根据研究目的，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状况固定为：没有实现就业。那么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存在“没工作也没找”和“没工作正在找”这两种情况。如果就业困难人员选择“没工作也没找”，则赋值为“0”；若就业困难人员选择“没工作正在找”，则赋值为“1”。

阿尔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围攻沃克什，请临以兵威，以挫其气，一摺所见甚是，已于摺内批示矣。蛮夷自相仇杀，虽属常情，不值烦我兵力，但小金川去岁与沃克什构衅，占据其地，经阿尔泰等亲往饬。谕业已遵奉退还，乃为日无几，复敢称兵侵扰，似此怙恶不悛，非复可以理喻。且现在金川与革布什咱之事尚未办完，而小金川又复效尤滋事，此而不加以惩创。[5]893

2.解释变量：就业意愿和就业技能。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的关键因素，重点分析就业意愿和就业技能对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的影响和比较。因此，将就业意愿和就业技能纳入模型。就业意愿中，将“不想就业”赋值为“1”，将“有适合岗位则就业”赋值为“2”，将“想就业”赋值为“3”；就业技能则由文化程度(EDU)、劳动技能(LS)和劳动能力(LA)三个维度构成，利用MATLAB2009软件进行层次分析，计算得出：就业技能(EA)=0.1047*文化程度(EDU)+0.6370*劳动技能(LS)+0.2583*劳动能力(LA)*构造判断矩阵A=[1,1/5,1/3;5,1,3;3,1/3,1]，经过计算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从而运用MATLAB 2009计算出三者的权重依次为：0.1047，0.6370，0.2583。。

3.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本地亲戚朋友数。借鉴以往学者们对就业困难的研究，将上述四个变量选取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中“男”赋值为“1”，“女”赋值为“2”； 年龄中“18-28岁”赋值为“1”，“29-39岁”赋值为“2”，“40-50岁”赋值为“3”，“51岁以上”赋值为“4”；婚姻状况中“单身”赋值为“0”, “已婚”赋值为“1”；本地亲戚朋友数中“很少”赋值为“1”，“较少”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较多”赋值为“4”，“很多”赋值为“5”。各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量表(N=648)

  

变量赋值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工作搜寻决策没工作也没找=0；没工作正在找=1010．670．47解释变量就业技能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技校=2，大专=3，本科及以上=4142．290．97劳动技能没有一技之长=1；有一技之长，但没有技能证书=2；有初级技能证书=3；有中级以上技能证书=4141．810．95劳动能力缺乏劳动能力=1；残疾，有部分劳动能力=2；一般=3131．190．48就业意愿不想就业=1；有适合岗位则就业=2；想就业=3131．760．77控制变量性别男=1；女=2121．530．5年龄18-28岁=1；29-39岁=2；40-50岁=3；51岁以上=4142．540．94婚姻状况单身=0；已婚=1；010．700．46本地亲戚朋友数很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153．260．99

(三)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令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为ES，其影响因素为就业意愿EW、文化程度EDU、劳动技能LS、劳动能力LA、就业技能EA，将各变量引入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1：

回归模型2：

令我们欣慰的是，国际学术界已经注意到JIF躁狂症的消极影响，并开始着手研究与解决这一危及学术发展的问题。2012年，《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DORA）》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年召开之际问世。DORA建议学术界应该停止使用JIF来评价学者个人的工作，并提出一系列改进学术论文评价方式的行动供基金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以及评价机构借鉴。这些建议得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等75家科学机构超过150多位知名科学家的签名支持。2013年5月17日，《科学》以“影响因子曲解（Impact Factor Distortions）”为题，发表了与DORA的观点基本一致的社论。

ES=β0+β1EW+β2EDU+β3LS+β4LA+CVs+ε

按照高等教育服务的类型特点区分，职业技术院校的优势在高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一线技能人才的再提升。高职院校进行社会化服务应立足技能培养，围绕行业企业，整合学科资源，建立与企业、政府沟通机制，从创建平台、制度管理、激励办法着手搭建专业团队，突出在行业领域和学科的学校特色，打造学校服务品牌，形成政府、企业、学校三方都受益的格局，扩大学校社会服务的影响力，形成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

ES=β0+β1EW+β2EA+CVs+ε

其中CVs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研究数据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人员参与不足，上级机构政策缺乏，存储与保存基础设施薄弱。有文章指出，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英国等的研究图书馆虽然在研究数据管理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仍处于宣传和培训阶段，技术服务如提供数据目录、保存实际数据等尚未展开，可见研究数据管理仍任重道远［11］。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投入变量名称回归模型1回归模型2BExp(B)BExp(B)就业意愿1．325∗∗∗3．7631．278∗∗∗3．588文化程度0．256∗∗1．292//劳动技能0．232∗∗1．262//劳动能力-0．1650．848//就业技能//0．438∗∗∗1．549性别0．2981．3470．3021．352年龄-0．282∗∗0．754-0．337∗∗∗0．714婚姻状况0．674∗∗∗1．9630．649∗∗∗1．914本地亲戚朋友数-0．326∗∗∗0．722-0．322∗∗∗0．725常量-1．786∗∗∗0．168-1．935∗∗0．144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χ2=167．766∗∗∗Hosmer-Lemeshow值=18．061χ2=163．578∗∗∗Hosmer-Lemeshow值=10．256关联强度Cox-SnellR2=0．228NagelkerkeR2=0．317Cox-SnellR2=0．223NagelkerkeR2=0．31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一)回归模型1的结果及其讨论

1.婚姻状况与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呈正相关。工作——家庭促进即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相互的正向影响，一个角色的扮演能够提高另一个角色的扮演水平。工作——家庭促进也包括工作对家庭产生的促进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WFF)及家庭对工作产生的促进(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FWF)两种形式[22]。同未婚男女相比，已婚男女更倾向工作搜寻。一方面，就业可促进已婚男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提高就业质量和薪酬水平，以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能够保证该劳动者的生活维持在稳定水平的一种状态[23]。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结婚之后，社会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期望更大，同时他们承担着更大的家庭责任，比如要通过工作挣钱赡养父母、养育或者准备养育子女等，使得家庭开支增加，需要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而这些都需要由工作、收入来支撑，对工作的依赖性更高。由此，已婚男女比单身男女在工作搜寻上更加努力，期望通过工作获得收入以维持家庭收支，养家糊口。

如图2所示，在高技能劳动力群体中，劳动力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短期培训不可达到技能复制。为追求更高产量，企业需要调整资本——劳动结构，一方面，需要投入资金和更为先进的设备；另一方面，需要招揽拥有更高技能的人才。由此，供求曲线开始发生变化，且随着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人才供求差距可能拉大；就业技能不会制约劳动者的就业，就业意愿成为劳动者选择是否就业的关键因素。

3.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与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呈正相关。在劳动力市场上，学历是一道门槛，是用人单位对于录用求职者的硬性条件。在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中，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都对求职者的学历有明确要求。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用人单位并不能清楚地了解求职者的具体能力水平，文化程度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信号，揭示着求职者的能力水平。实际上，高能力的求职者获得高学历是一种理性选择。学历越高，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多，保留工资越高，越倾向于工作搜寻，以便于找到更满意的工作；劳动技能亦是如此，有一技或多技傍身，期望工资越高，工作搜寻的倾向和次数均有可能增加。

4.就业意愿与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显著正相关。就业意愿是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模糊的意向性需求，是就业者对其现状的认知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就业意愿的系数是四个解释变量中最大的同时也是最显著的。假设就业困难人员是理性的，那么就业意愿越高，表示其对工作搜寻的态度越积极，更愿意在工作搜寻中付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搜寻的对象也会越多，从而更加倾向工作搜寻。

(二)回归模型2：就业意愿与就业技能对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影响的比较

就业技能是由文化程度、劳动技能和劳动能力三个维度构成，从回归结果可见，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本地亲戚朋友数与回归模型1的结果并无太大差异，系数符号相同，其结论是一致的。

就业意愿和就业技能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正向影响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但很明显，就业意愿的系数(1.278)要大于就业技能的系数(0.438)，可见，基于样本实证检验结果，就业意愿对劳动者就业困难的影响要大于就业技能，尤其是在像广州这类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就业意愿是导致劳动者就业困难的主要成因。

五、结论

基于广州市某区648份就业困难人员的调查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编码，利用SPSS21.0软件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状况有明显差异，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样本在受调查时没有实施工作搜寻行为；不管是横向分析还是纵向分析，就业意愿都是直接影响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决策的重要因素，就业技能提升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搜寻可能，就业意愿与就业技能“双低”群组是就业援助的难点，就业意愿对就业困难人员工作搜寻决策的影响大于就业技能，尤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就业意愿是导致就业困难人员在工作搜寻中“不作为”的主要原因。可见，要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实现充分就业，必须要坚持智志双扶，尤其是志向提振。尤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更应该关注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意愿提振。

由于两端口网络的噪声分析可以直观的描述一个网络的噪声性能，所以将低噪声放大器中所采用的晶体管等效为一个二端口的噪声网络，如图2所示。

一方面，要坚持志向提振。即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劳动者尤其是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积极性，帮助其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观念，鼓励劳动者积极寻求通过就业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取生活收入，赢得社会尊重。其实，广州市率先实施的并已在全国开始推广的“就业携行”计划的重要内容，就是提振失业人员尤其是就业困难人员的信心，给予情感关怀，帮助其解决再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和情绪问题，一路携行，“扶上马还送一程”，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另一方面，要做好技能提升。重点是要以周到服务为前提，推进培训指导便民化，比如，将职业指导下放至基层劳动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让劳动者能就近了解就业培训政策与信息；以统筹兼顾为重点，推进培训实施有序化，充分发挥公办、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培训内容实战化；以培训对象为重点，推进培训方式生动化。尤其是要重视的是，在对劳动者尤其是就业困难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密切关注其就业意愿，引导其确立正确的就业观和职业观，在提升劳动者就业技能的过程中，帮助其树立就业信心，增强其就业意愿，激发劳动者内在的就业动力。

参考文献：

[1]Crites,J.O. Vocational psychology[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9.

[2]Swanson.J.L.&Woitke.M.B. Theory into practice in career assessment for women: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s regarding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1997,(05):443-462.

[3]王阳.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困难群体失业趋势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04):6-17.

[4]黄一岚,吴剑.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的特征及帮扶策略[J].教育评论,2013,(02):69-71.

[5]郭芬.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成因及解决对策[J].人才资源开发,2016,(16):77-78.

[6]刁莲娜,范一远.基于做好就业困难群体职业指导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271-272.

[7]陈炼锋.试论如何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职业指导[J].中国培训,2016,(20):256-257.

[8]Lindeboom M, Llena-Nozal A, Klaauw B V D.Health Shocks, Disability and Work [J]. Labour Economics,2016,(43):186-200.

[9]陈寒松,陈宣雨,林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的关系：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05):28-33.

[10]肖笛,徐大真.我国就业困难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16,(03):72-75.

[11]王欣.北京市就业困难群体再就业促进的研究——基于求职意向及求职行为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1, (02):52-55.

[12]Blau,P.M.,& Duncan,O.D.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 New York:Wiley,1967.

[13]Leana,C.R.,&Feldman,D.C. Coping with job loss: How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respond to layoffs[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1992.

[14]许琳.残疾人就业难与残疾人就业促进政策的完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1):116-120.

[15]薛利锋.大学生择业心理与择业价值观教育[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2010,(01):175-178.

[16]Luthans,F.,Avolio,B.J.,Avey,J.B.,&Norman,S.M.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J].Personnel Psychology,2007,(60):3.

[17]Kanfer,R.,&Hulin,.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uccessful job searches following lay-off[J]. Personnel Psychology,1985,(38):835-847.

[18]徐颖君.“民工荒”与劳动力就业难——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09):52-56.

[19]Annette N. Brown. A Note on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Regional Labor Markets in Russia[J].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1993,35(04):147-157.

[20]HenryChung Yeung.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Asian Firms[M].Bawerk Heinrich press,2002.

[21]姚战琪,夏杰长.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5,(01):58-67.

[22]Greenhaus,J.H.&G.N.Powell. When Work and Family Are Allies: A Theory of Work-family Enrich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01):72-92.

[23]罗明忠,罗琦,刘恺.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01):56-65．

[24]郝涛,徐宏,岳乾月等.PPP模式下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与实现路径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01):120-125.

政府质量监督要贯穿于建设活动的全过程，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方面。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必须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还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监管等。因此加强政府单位对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单位的管理，可以保证不断提升质量管理单位的整体水平，保证质量管理单位规范运作，各项行为符合相关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