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城市居住郊区化快速发展。一方面，旧城改造、安居工程、保障性住房等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被动”迁移；另一方面，伴随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郊区新建商品房项目的大量开发建设、单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的解体、小汽车保有率的增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加快等，“主动”的居住郊区化现象也越发明显。此外，伴随郊区大型居住区的建成，大量人口密集的、以服务为主的就业岗位开始出现，大量外来人口及新城市移民也开始在郊区集聚。郊区居住区成为社会阶层相对混杂、居住流动性较大、日常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地区，在宜居环境与生活质量、社会公平与社会治理、资源能源利用与环境可持续等方面带来严峻挑战。

80例患者，多层螺旋CT肺动脉成像显示，43例急性栓塞，占53.75%（43/80），37例慢性栓塞，占46.25%（37/80）。其中，49例单侧栓塞，占61.25%（49/80），31例双侧栓塞，占38.75%（31/80）。本组80例患者，未见血管壁钙化现象。直接征象：肺动脉或者分支内呈中心型或偏心型或附壁型充盈缺损状态。间接征象：肺部密度呈不均匀状态，左右肺动脉及主肺动脉明显增宽，肺内梗塞区域表现不均匀局限性灌注，呈马赛克征、局限性肺纹理纤细或者稀疏，肺动脉高压或者扩张，伴有胸腔或者心包积液，可见部分肺段渗出或者梗死。详见图1-6。

之后在印版实验室、喷墨测试实验室、应用展示厅里见到的，那些前沿技术及特殊效果的应用演示，更令我们眼界大开。在这里，一切定制化都可以实现。从一元硬币大小的纪念币到四五米高的巨幅广告，从电路板到玻璃、瓷砖，从纺织品到建筑物，完美展现了印刷的无所不能，诠释了何谓大印刷。

南一环站、芜湖路站均为主体宽约13 m的岛式站台车站，两层三跨结构;覆土厚约3.2～4.1 m，底板分别位于粉细砂层和强风化泥质砂岩中。高架主桥桥墩承台高2.5 m，置于车站顶板上。水阳江路站为主体宽度为11 m的岛式站台车站，车站为双层双跨矩形框架结构;覆土厚度约3 m，底板位于黏土层，高架匝道桥桥墩置于车站顶板上。三站均位于车水马龙的城市主干道上，车站周边高楼林立，最近的高层建筑距车站基坑仅约5 m。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芜湖路站与高架桥同位合建单平面如图1所示。

在居住郊区化的过程中，因不同原因搬迁到郊区居住区的居民，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对其职住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主动搬迁的居民，因拆迁安置而被动搬迁的居民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1]。郊区保障性住房的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显著大于郊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表明保障性住房政策在改善居民住房机会与住房质量的同时却带来就业可达性的负面影响[2-3]。此外，郊区化过程中居住、就业的均衡性也对郊区居民通勤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居住就业相对平衡的望京居住区，天通苑居住区的50 min以上的长距离通勤比例更高，通勤主要流向以向心通勤为主[4]。

位于北京郊区的天通苑社区是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初，根据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规划，以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形式，为满足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而规划建设的郊区巨型居住区。天通苑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变迁及中国大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同时，也折射了在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城市边缘地区如何逐渐向城市社区转型的变化过程[5]。本研究旨在从郊区居住区居民职住关系人群分异为切入点，透视居住郊区化过程中郊区社区的形成与变迁、郊区社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从而为可持续的郊区社区规划与治理提供对策建议。

1 北京市住房市场化与天通苑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开始起步。1992年，国家全面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分配市场化的改革。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住房供应体系。1998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6]。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若干规定》，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天通苑是当时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之一,它位于北五环外、立水桥之北，距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8 km(图1)。天通苑居住区规划面积约770公顷，建设用地423公顷，总建筑面积600多万平方米，天通苑居住区包含天通苑、天通西苑、天通北苑、天通东苑以及天通中苑。天通苑内居住区分期建设，2000年首批住房建成竣工，至2012年天通苑居住区基本定型。

图1 天通苑居住区区位示意图 Fig.1 Site map of Tian-Tong-Yuan community

图2 天通苑居住区内部的开发建设时序 Fig.2 Time series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side Tian-Tong-Yuan community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2000—2015年间从谷歌地图获得的天通苑地区卫星影像图自绘。

如上文表2所示，天通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为了细致地揭示北京郊区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人群分异，本文分别对所有调查样本，外来人口、本地居民两个子样本构建职住距离的多元回归模型。

2003年，天通苑二期建成，此时天通西苑、天通北苑一区和三区部分、天通东苑等大规模的居住区基本建成(图2)。2005年，天通北苑一区(大部分)、北二区、北三区(部分)及天通艺园基本建成。此时，天通苑居住区基本建成。伴随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城市住房价格开始快速增长，北京城市建设也逐步扩展到郊区，并且随着北京快速城市化而吸引的外来人口在天通苑就业和居住的需求大量增加。相比于天通苑首期的经济适用房，此时的经济适用房在房价和区位上更具有吸引力。由于政策缺失，早期出售的经济适用房有相当一部分以二手倒卖或出租等方式投资，而并非自住[7]。为了遏制投资炒房的现象，2004年政府出台政策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未住满5年，将不得按市场价格出售”[8]；2006年出台政策规定“140平方米以上的经济适用房将被按商品房价格出售”；[9]2007年又出台政策规定“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并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10]

2007年，天通中苑建设完成，同时在天通西苑、天通苑本区等地局部配套建设部分公共设施。2007年10月，地铁5号线全线开通，在天通苑地区设置立水桥、天通苑南、天通苑、天通苑北4个站。2008年7月31日，北京快速公交3号线通车运营，在天通苑内设置立水桥北站、天通西苑南、天通西苑北、天通苑太平庄、东三旗南站、地铁天通苑北站等6个站点。地铁和快速公交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天通苑居住区到市中心的出行时间，提高了其区位可达性。此外，天通苑内部逐渐配套建设大型商业设施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功能在逐步完善。龙德广场、物美超市、国泰百货、华联购物中心、清华医院等大型生活服务设施逐渐配套建成。截止到2009年底，天通苑居住区内部大部分用地已经建设完成。与此同时，在2007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天通苑早期建成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可以上市交易，这大大增加了该地区二手商品房存量。

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于2017年5月份发布的《近年互联网公司涉腐反腐案件榜单》，从2010年至去年5月份，互联网行业反腐事件共29起，其中包括京东8起，阿里与百度均6起，腾讯3起。

2012年，天通中苑空留的配套设施用地逐步完成建设，尤其是2014年底该地区唯一一所按照三甲标准建设的综合医院建成并开始试运营。截至2015年，天通苑内用地基本完成建设。此外，2012年12月31日，东小口地区正式“一分为四”，即包括天通苑南街道、天通苑北街道和霍营街道办事处、东小口地区办事处。其中，天通苑北街道有常住人口15.5万、户籍人口约1.7万，天通苑南街道有常住人口13.39万、户籍人口约1.2万。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催生了大量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大量外来人口也工作并生活在该地区。表1系统梳理了天通苑自2000年至2015年间，在住房政策、空间环境、设施配套、住房来源与居民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历程，本研究按照住房政策变迁及天通苑空间开发建设时序将天通苑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对于法律人士或者有常识的公众而言，白水村大水山组通路不能立项总是觉得很多地方令人费解。按照常理，精准扶贫扶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什么反过来会出现人少的村组更贫穷的村组看着更富裕人更多力量更大的村组享受扶贫政策争当贫困村组贫困户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表1 天通苑居住区的发展历程 Table 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ian-Tong-Yuan community

2000—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5年住房政策2000年:中低收入家庭、机关单位职工和学校教师免收入限制、高收入家庭投资做出租用;2004年: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未住满5年的不得按市场价格出售住房;2006年:140平米以上的经济适用房将被按商品房价格出售。2007年: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并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2014年7月24北京市停止供建经济适用房。空间环境2000年:天通苑本苑竣工,住房开始出售;2003年:丽水园、西一区(大部分)、西二区、西三区、北一区(部分)、北三区(部分)、东一区、东二区、东三区;2005年:北一区(大部分)、北二区、北三区(部分)、天通艺园。2007年:西一区(小部分)、中苑(大部分)、天通苑配套基建;2009年:中苑东区、中苑二区(除医院)。2012年:清华长庚医院、中苑西区(南)、中苑东区南边空地建设中。设施配套公共交通缺乏、直达城市中心的道路少而车辆多、商业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市政设施不完善、教育及医疗设施滞后。2007年开通的地铁5号线在天通苑设置4个站点,公交汽车陆续增加至将近30路;北京快速公交3号线于2008年7月31日通车运营;增设中小学、启动医院建设;大型商场龙德广场投入使用。2014年底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业。住房来源经济适用房、二手房、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二手房、拆迁安置房、新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拆迁安置房。居民构成面向中低收入者、机关单位人员和教师购买小户型经适房;部分高收入家庭购买经适房二手倒卖或出租;拆迁安置户。开通地铁、社区基建较完善;大面积房屋作为商品房出售、限制出租,经济适用房未大量上市。社区基本定型,政策五年限制被突破;二手房、群租房快速增长。

2 调查地区与数据基础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5—6月由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关于“天通苑居民日常活动和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状况”的问卷调查，在天通苑内部共发放问卷约1 500份，回收1 363份，回收率为90.87%。该调查采集了包括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搬入天通苑的时间、居住地及工作地、通勤单程耗时、通勤工具等信息。本文选取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住地和就业地信息、通勤信息完整的样本构成本文分析的基础数据库, 共有1 031个有效样本，基本均匀分布在天通苑内部的各个居住组团(图3)。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获得样本居住地、就业地的地点信息，借助百度API获得经纬度信息及GIS计算职住连线距离，以此作为就业可达性的测度。

3.2.1 搬迁年份与职住距离

图3 2015年天通苑调查就业者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ployed persons in the Tian-Tong-Yuan survey, 2015

3 主要研究结果

3.1 天通苑通勤者职住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调查的天通苑通勤者的平均职住距离为8.27 km，平均通勤时间为39.2 min。相比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得到的天通苑居民平均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相对偏短。例如，文婧等对2008年天通苑社区的问卷调查得到平均通勤时间为52.9 min，平均职住距离是14.8 km[11]。基于问卷调查数据，2012年天通苑和回龙观等郊区政策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是50.4 min，平均通勤距离是15.6 km，均高于北京市43.6 min、12.7 km的平均水平[12]。此外，轨道交通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天通苑居民的通勤时间，2010年该地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为45.7 min，而北京市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为43.6 min[4]。

通过对样本社会经济属性的描述性统计，调查样本平均年龄约31岁，整体上天通苑的调查居民年龄上趋于年轻化；平均月收入约7 091元。天通苑调查就业者中男、女性职住距离的平均值分别为8 km和8.6 km，单程通勤时间平均值分别为36.9 min和42.2 min，调查女性平均通勤时间显著长于男性。调查样本中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比例约为4∶6，二者职住距离平均值分别为11.3 km、6.07 km，通勤时间平均值分别为48.8 min、32.1 min，本地居民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高于外来人口。此外，调查样本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比例约70%，调查者的学历越高其职住分离程度越大，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通勤者职住距离平均值为14.8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51 min，本科学历的通勤者平均职住距离为9.14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42.3 min，而低学历的通勤者平均职住距离仅为4.95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30.5 min。调查样本中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普通员工约占36%，私营企业主约占13%，这两类群体的平均职住距离、平均单程通勤时间显著低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企业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为4.39 km、5.14 km和28.9 min、33.2 min。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职住距离和平均单程通勤时间显著较长，分别为13.98 km和56.0 min。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住分离程度相当，介于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一般服务业员工之间，平均职住距离分别为10.37 km和11.42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分别为45.3 min和47.9 min。调查样本中，随着收入的增高职住分离程度也显著增大，个人月收入水平高于5 000元者平均职住距离约为10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约为43.5 min。相比于租房者，购房者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二者平均职住距离分别是8.53 km和10.79 km，平均单程通勤时间分别为31.9 min和47.3 min。详细分析见表2所示。

表2 天通苑通勤者职住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基本特征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me-work distance and commuting time

职住距离通勤时间人数/人均值/km中位数/km标准差/km方差(sig.)人数/人平均值/min中位数/min标准差/min方差(sig.)性别男5177.995.588.38女4088.647.598.831.286(0.257)57936.930.026.044942.240.027.79.857(0.002)户口北京38411.3311.568.97外地5416.071.877.5792.694(0.000)43548.850.026.459132.130.025.0106.415(0.000)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2854.951.347.70大学或大专5629.149.228.25研究生及以上7014.8013.688.9949.403(0.000)32030.520.024.062442.340.027.57551.160.023.029.657(0.000)职业类型服务人员2794.391.396.94私营企业主1075.141.356.76机关事业单位11610.379.438.74企业管理人员10613.9814.008.43专业技术人员12011.4212.276.20其他529.689.808.8337.776(0.000)30628.920.026.111333.230.024.813545.340.024.811956.060.025.213147.950.021.75744.940.028.027.391(0.000)个人月收入0～2700元612.530.824.462701～3700元1354.981.496.953701～5000元2398.002.359.57>5001元4459.9910.268.2723.444(0.000)6625.120.019.615132.030.024.527437.930.028.548843.542.525.914.843(0.000)

3.2 不同时期迁入天通苑居民的职住关系比较

由上文分析可知，天通苑居住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体现了住房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体现了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的相互作用，成为吸引城市内部和新增居民的人口聚居区[13]。在天通苑形成的初期，更多体现为以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形式的居住郊区化过程，城市中心区的北京居民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下“被动”搬迁到天通苑地区，这一阶段基本止于2007年以后。2000—2006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主要是受益于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北京市本地居民，他们大多购房居住。2007—2010年，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地铁与快速交通的配套建设，以及住房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天通苑地区的区位与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原先的城市边缘区逐渐转变为城区，“主动”郊区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批新北京市民中学历较高、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居民在天通苑内购房居住。2011—2015年，郊区居住区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传统服务业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共生”“寄居”在天通苑，天通苑不仅是他们的就业空间，也成为其居住和生活的空间。

200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袁俊刚等[34]首次运用量纲理论，将结合超高速撞击实验及数值仿真数据，建立了Whipple防护结构撞击极限方程。由于在量纲理论建模过程中，大量的待定系数直接引用NASA方程系数，因此其方程精度与最新NASA/JSC方程精度近似。该方程适用于缓冲屏为铝合金材料，弹丸为纯铝及铝合金材料，弹丸直径d=0.04～1.27 cm，碰撞速度v=1.6～11 km·s-1。

在天通苑调查样本中，不同年份迁入天通苑地区的居民在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2000—2006年间迁入的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职住距离平均为10.74 km，其次是2007—2010年间迁入的居民，职住距离平均值为8.96 km，2011—2015年迁入居民的职住距离均值最短仅为7.03 km。平均的单程通勤时间上，2010年及以前迁入的居民差不多，平均约为43 min，而2011—2015年迁入的“新”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仅为35.6 min，显著最短(表3)。并且，2000—2006年和2007—2010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职住距离的中位数分别为9.25 km和9.33 km，意味着一半的居民职住距离超过9 km，而2011—2015年迁入的居民中有一半的比例其职住距离小于3 km，职住距离中位数仅为2.18 km。此外，2000—2006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职住距离标准差最大，为10.3 km，也反映出群体内部的差异非常明显。

表3 不同时期迁入天通苑居民的职住距离与通勤时间 Table 3 Home-work distance and commuting time of residents moving into Tian-Tong-Yuan at different periods

搬迁年代职住距离通勤时间人数/人均值/km中位数/km标准差/km方差(sig.)/人人数平均值/min中位数/min标准差/min方差(sig.)2000—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5年合计18310.749.2510.332518.969.337.584487.032.187.998828.346.188.5413.560(0.000)19542.440.026.129543.840.028.749535.630.025.498539.3835.026.810.335(0.000)

3.2.2 搬迁年份与职住关系的空间格局

在工程施工期间突发的安全事故大多数是由于操作不当及材料质量不符合标准的原因造成的。操作不当的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把控。但材料质量方面的原因，只要严格管理，即可以在源头控制。在材料验收的过程中，材料管理人员及时发现次品或者不符合规范的材料，可以避免其进入项目现场，这样就可以在材料进场前，就对项目安全进行有效控制，将一些材料安全隐患在源头消灭掉，最大程度上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可以说，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市场在居住与就业选择中的影响力越发凸显。早期由于保障性住房分配而被动搬迁到郊区的居民确实存在很明显的职住分离。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似乎以天通苑为代表的郊区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得到缓解、改善。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着郊区居民的职住关系？下文将通过一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具体分析搬迁时间、就业机会、住房市场化、居住就业调整以及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所反映出的个人偏好等因素对郊区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

图4 2000—2006年迁入天通苑居民的工作空间 Fig.4 Work space in Tian-Tong-Yuan Immigration, 2000—2006

图5 2007—2010年迁入天通苑居民的工作空间 Fig.5 Work space in Tian-Tong-Yuan Immigration, 2007—2010

图6 2011—2015年迁入天通苑居民的工作空间 Fig.6 Work space in Tian-Tong-Yuan Immigration, 2011—2015

3.3 北京郊区居民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2000年天通苑一期(即天通苑本苑)建设完工并开始出售，天通苑(老区)基本建成(图2)，但由于当时天通苑处于远郊区，连接市中心的公共交通相对缺乏，区位比较偏僻，交通可达性差，因此，购房并真正入住的人并不是很多。天通苑一期建成的住房原本是面向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可当时并未对“中低收入”的标准下明确定义，因此很多经济适用房被高收入家庭购买，这与建设天通苑社区的初衷相悖。为解决这一问题，2000年年末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京政办发〔2000〕131号)，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收入上限确定为6万元/年，并对家庭收入的种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和规定；而机关单位职工和学校教师可以免受收入审核，凭有关证明即可购买经济适用房。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地居民中相比于居住地、就业地同时调整的通勤者，那些先搬迁至天通苑后发生就业地调整，以及在搬迁之前变更过就业地但搬迁到天通苑之后就业地没有发生变化的居民，职住距离显著地更长。这反映出居住与就业调整的不同步性，会显著地加剧职住分离；而弱势群体往往更容易呈现出居住与就业调整的不同步性。例如，因保障性住房建设或拆迁安置而搬迁的居民，尽管搬迁之后少数居民会调整就业地，但总体上动迁居民的职住距离还是显著增加了[15]。

模型表明，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职住距离的影响因素非常不同。就搬迁年份而言，相比于2000—2006年迁入天通苑的老居民，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似乎2007年以来迁入的新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更大，但只有2007—2015年期间迁入的居民统计上差异最显著。而对于外来人口而言，新居民的职住距离更短，2007年以来职住接近、就近通勤的趋势非常显著；这间接表明，2007年之后住房市场化对于天通苑社区社会空间的影响更大，吸引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天通苑工作与生活，从城市郊区化逐渐转向郊区城市化。

就业机会对职住分离的影响趋势上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基本一致，即相比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一般服务业员工和私营企业主职住距离更短，而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住距离更长，但是只有外来人口中一般服务业员工和私营企业主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住房来源对职住关系的影响更大，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其职住距离都显著长于购买新建商品房和租房的居民。

在总体模型中，就业机会、住房来源及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职住关系。具体而言，相比于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者，传统服务业从业者及私营企业主的职住距离显著更短；相比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通勤者，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居民则职住距离显著更短；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住距离越长，相比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通勤者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该结论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14]。当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来源、就业机会、居住搬迁等因素后，虽然本地居民的职住距离相比于外来人口更长，但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相比于2000—2006年迁入的居民，2007—2010年迁入的居民职住距离更长，而2011—2015年迁入的居民职住距离反而更短，但是不同搬迁时间的影响差异并不显著。相对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通勤者，购买商品房、租房等在住房市场中自由选择的居民其职住距离更短，相关系数均为负，但只有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居民统计上才显著。无论是搬迁至天通苑前后是否调整就业地点，都比那些在同一年份几乎同时进行居住搬迁和就业地变更的通勤者职住距离更长，但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此外，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通勤者的职住距离更长、随着年龄增大职住距离变小、家庭中小汽车拥有率越大职住距离越长，但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

此外，对于外来人口，年龄越大职住距离显著地越短，而对于本地居民年龄越大职住距离反而越长，但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无论外来人口还是本地居民，职住距离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显著增大。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提高小汽车拥有率职住距离会显著增加。总体上，外来人口的职住关系受市场化力量的影响更多，而本地居民的职住关系同时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市场化的影响，并且政策性因素影响更大。见表4。

借助GIS可视化，可直观地看出尽管天通苑居民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在CBD、中关村、北四环、亚运村等地区，但天通苑早期迁入的居民比后来迁入居民的就业空间范围明显较大、空间分布也更为分散。比如，2000—2006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中有相当比例在昌平、延庆、门头沟、顺义、密云、怀柔、通州、大兴等远郊区县工作，在北部六环以外的地区也存在诸多就业热点区。2007—2010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其就业空间范围明显更加集中，六环以外的地区仅有顺义、昌平、大兴等个别热点区，就业空间基本上呈现南北扩散分布的趋势。2011—2015年迁入天通苑的居民其就业空间范围更加集中和收缩，就业空间沿地铁5号线、13号线集中分布的趋势越发明显。见图4、图5、图6所示。

4 结束语

本文在梳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细致地回顾了天通苑地区开发建设与发展变迁的历程，并基于对郊区居民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借助GIS可视化技术描述分析了郊区化过程中职住关系的人群差异性，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揭示搬迁时间、住房来源、就业机会、居住与就业调整等反映住房市场化进程与住房政策变迁的因素对郊区居民职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搬迁到郊区的居民在职住关系上存在明显不同，早期因为保障性住房政策而发生被动搬迁的居民相比于后期在住房市场中主动搬迁的居民承受更大的职住分离。此外，在居住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郊区居民中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在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的职住关系受市场化力量的影响更多，而本地居民的职住关系同时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市场化的影响，并且政策性因素影响更大。

本研究以职住关系及人群差异为切入点，揭示了我国特大城市郊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当今中国大城市的郊区是社会空间构成最为异质化、生活方式多样化、行为模式复杂化以及各种社会乱象最为突出的地域。对职住关系与通勤行为的研究，能够细致、精准地了解郊区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

表4 北京郊区居民职住距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able 4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residents’ home-work distance in suburban Beijing

因变量:职住距离(取对数)总体模型外来人口本地居民系数标准误差系数标准误差系数标准误差北京户口(参照:外地户口)0.3500.316————搬迁年份(参照:2000—2006年搬迁)2007—2010年搬迁0.2060.375-1.670**0.657 1.230***0.4482011—2015年搬迁-0.0690.401-1.630**0.6410.8380.530就业机会(参照: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服务业员工-0.924**0.403-1.494**0.652-0.2120.561私营企业主-1.071**0.429-1.374**0.692-0.5280.573企业管理人员0.7080.4531.0350.7940.2700.536专业技术人员0.6720.4300.2520.7101.0880.553其他职业0.2200.725-0.1711.5700.3710.808住房来源(参照:购买经济适用房)买二手商品房-0.232 0.4441.3050.882-0.4230.521买新建商品房-1.245***0.4521.1791.034-1.786***0.490租房-0.6540.4590.9460.791-1.641**0.669其他住房来源-0.8900.628-0.2531.557-0.8270.657居住就业调整关系(参照:2015年居住地和就业地均发生变化)迁入天通苑后就业地点发生变化0.1140.325-0.380 0.402 1.204**0.602迁入天通苑后就业地点没发生变化0.1480.311-0.1100.3931.117**0.540性别(参照:女性)0.2050.2480.0290.3380.3510.366年龄-0.025 0.020-0.065**0.0300.0200.027学历(参照:高中及以下)大专及本科 0.911***0.295 0.811**0.3790.7090.508研究生及以上1.494***0.4981.821**0.8111.329**0.657婚姻状况(参照:已婚)0.2480.3380.6150.426-0.758 0.606学龄前孩子(参照:有学龄前孩子)-0.1720.286-0.3950.4150.1220.409小汽车拥有率0.8030.6260.7210.9351.796**0.865人均住房面积-0.0060.007-0.0010.008-0.0220.013常数1.3020.9952.994**1.459-0.4731.338样本数384384384R20.2390.2770.311调整R20.1930.2020.206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而为可持续的郊区社区规划与治理提供对策建议。本研究一方面揭示出郊区化初期阶段因住房政策而被动迁移的本地居民所面临的职住分离及对其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口在郊区社区职住接近地生活，郊区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如何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以及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潘海啸, 王晓博, Jennifer Day. 动迁居民的出行特征及其对社会分异和宜居水平的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6):61-67.

[5] 穆晓燕,王扬.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化中的同质聚居与社区重构——对北京三个巨型社区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13,28(5):24-30.

[3] 刘志林, 王茂军.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J]. 地理学报, 2011, 66(4):457-467.

[4] 孟斌, 于慧丽, 郑丽敏.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1):2069-2079.

试点单位在构建标准体系过程中，应结合其前期诸如ISO 9000或ISO 14000管理体系认证的体系文件，即基于现有制度或体系和自身的管理架构、经营方式划分建设标准体系，以使构建的体系良好地契合试点单位原有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同时，应持续优化标准体系，不断提高标准的技术含量，通过全面标准化管理，实现服务业标准化事业统筹发展，让试点示范的标准体系成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的排头兵，为服务业领域产生积极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2] 柴彦威, 张艳, 刘志林.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1, 66(2):157-16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EB/OL].(2016-08-08)[2018-03-10].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8347.htm.

但是研究发现，马达加斯加 Bemainty 地区出产的蓝宝石内部存在与克什米尔相似的丝状包裹体，从而产生Milkiness“丝绒感”，很容易与克什米尔产地混淆，但是两者在净度、生长带、色带和内部包裹体上均有明显差异。这更突出的体现了克什米尔蓝宝石的独特性和稀缺性，

[7] 万君哲.天通苑经济适用房小区的问题与政策应对研究[J].北京规划建设,2013(6):116-121.

[8] 洪燕杰.北京经济适用住房未住满5年不得以市场价格出售[N].北京晚报,2004-05-12.

总策展人罗宁指出，如果说学术邀请版块中10位中老年艺术家的参展是本次高原展在“回顾与审视”中，对“新西部、新古典”主题的完美诠释；那么“八零油画社”15位年轻画家参展作品则是对“新时代、新表现”主题的形象体现，而西部人画西部版块的所有入选作品，尤其是获奖作品，不仅是对这一主题多形式的艺术注解，也是对高原展一直秉承的“原发性生命体验、原生态生存体验、原创性语言体验”学术主张的多方位探索和实践成果的具体体现。

[9]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对天通苑大户型经济适用房处理意见的通知[EB/OL].(2011-04-11)[2018-03-10].http://www.bjjs.gov.cn/bjjs/xxgk/gkxwj/zfcxjswwj/315518/index.shtml.

[10] 中国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EB/OL].(2007-12-01)[2018-03-10].http://www.gov.cn/zwgk/2007-12/01/content 822414.htm.

县区级融资平台，一般是本土化经营的。平台缺乏独立性，受政府管理控制过多。平台财务风险与控制产生的上述问题源于多个方面，由政府和自身两个主体共同造成。

[11] 文婧, 王星, 连欣. 北京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基于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分析[J]. 人文地理, 2012，27(5):62-68.

[12] 贾晓朋, 孟斌, 张媛媛.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1):55-59.

[13] 赵晖, 杨开忠, 魏海涛,等. 北京城市职住空间重构及其通勤模式演化研究[J]. 城市规划, 2013, 37 (8):33-39.

[14] 孟斌, 湛东升, 郝丽荣. 北京市居民居住行为对职住分离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3(10):33-39.

[15] 袁君, 林航飞. 动迁居民通勤出行特征研究——以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江桥基地为例[J]. 城市交通, 2013,11(4):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