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不同于传统小说，作者在文章的内容、结构上突破了小说以往的写作范式，极为大胆地尝试跨文体小说。篇名《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更接近于散文、论文的题目，而非一篇小说的名字。这篇小说也的确以评论话语为主，乍看上去有评书的味道。语言平白，有意口语化、大量使用方言，议论结合着叙述。以传统的判断小说的眼光来看，《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没有小说应有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文本既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稍微了解相关历史的读者会发现，作者有意打破以往的叙述逻辑，以新的逻辑重组“竹林七贤”的故事。这使评论不再能以常规的角度来把握，但也给予文本一个显著的特征作为入手之处，即一个明确的讲述人。这个人不是故事里的人，而是身在故事之外的作者自己，而讲述人的个人视角正形成了这篇文本的逻辑。

《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主要讲竹林七贤，从内容上看，是一篇有关历史人物的作品。但作者有相当的野心，他抛弃了传统历史类小说的叙述方式，以评论、说明、解释等元叙述话语为主。文本在语言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用口语、方言，用直白、通俗的现代语言重述历史故事；二是叙述与评论相结合。这种语言风格看上去与评书相近，实质却大相径庭。评书以讲述故事或塑造人物（尤其英雄人物）为主，叙述中适当地加以评论，评论主要为补充、说明。元叙述原本只是作为叙述的再叙述，处在附属位置，而《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则将两者的位置颠倒。换言之，文本不再只是单纯地模仿行为、叙述故事情节或塑造人物，而是作者出面介入到故事中，以评论、判断、解释的元叙述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判断人物行为的动机与对错，在阐明观点时才叙述情节。

如此一来，文本以作者如何看待竹林七贤的视角建立逻辑。从作者的视角展开叙述：这个视角就是“我”，“我”是叙述者。但“我”不在故事里，不参与故事的发展过程。“我”是故事之外的人，站在现代的角度看过去的人和事，然后讲出来给你听。在讲故事前，“我”要先判断故事的真实样貌。提起“竹林七贤”，这四个字颇有意味。“竹林”这个场所是清幽淡泊之所在，古人视竹为“四君子”之一，以竹来象征高洁的品德。那这“竹林”下的七个人自然非同一般，是贤人了。更不用说他们不流于世俗、不拘礼法，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奇异之事。正如历史中所描绘的：嵇康面对死刑从容不迫。这在读者看来是一身令人敬佩的凛然正气，竹林七贤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学习的榜样。但随后“我”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上了故事的当。“我”要揭露它，使读者免于故事的欺骗。文本的第一部分就是在交代这样一件事，同时完成一个转变：从传统叙述转向反叙述，揭露故事的假象。所以故事不能再照着传统的叙述方向走，而是要按照“我”所观察到的逻辑来分析。从第二部分开始，作者变换了自己的讲述方式以求能更加真实地探寻事情的本质。那么“我”讲述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了，我所要说的是我要让你知道的，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臧否、好恶都表露无遗。这就是《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之处，传统小说的写作者喜欢把自己藏在故事之后，客观真实地讲述故事而不做过多评论。作者只需要将故事发展过程、人物动作呈现出来，如何解读则交给读者。因为作者与读者都相信，只要作者真实客观地叙述，那么叙述就是可靠的。可是步入现代之后，人们发现叙述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看似客观真实的叙述方式会造假，会在不知觉中欺骗读者。那么以往有关竹林七贤的叙述是否也不如看上去那般真实了呢？在陈铁军看来是的，所以他写了《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重新讲述竹林七贤，小说旨在两个方面：其一，以往有关竹林七贤的叙述并非完全真实，作者打碎原先的故事再以新的逻辑重新拼贴出来，找寻事实真相；其二，作者要分析人物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是什么样，否则难以取信于人。这要求作者不能隐藏在文本之后，作为一个揭发者他必须显露于人前，与读者会面，面对面说话。而他要保证自己的讲述能够吸引人，就先要在语言上做功夫。

讲故事要引人入胜，尤其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时代与其被讲述的时代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若是不能以活泼的现代语言重述历史，缩短古今差距，把读者带进故事当中，便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与兴趣。作者要抓住读者，才能进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在语言上尽可能接近口语，打破文本语言的工整、规范。加入河南方言，如“花搅”等，增加阅读的趣味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不仅如此，这种调侃、嘲讽夹杂一些粗俗语词的说话方式，在语言的感觉上有意地破坏竹林七贤身上的光环，将人物隔过时间、语言的滤镜拉到当下来成为普通人，然后去看他们身上被遮蔽的缺点。回到叙述方式，作者更多地介入文本、使用元叙述，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效果：叙述者可以任意地在古事与今世中游走，讲述时间随作者的思维逻辑向前推进。于是隔开一千多年的时光，竹林七贤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直接连在一起、相互对比，更容易讽古而喻今，效果也更加明显。

陈铁军在形式上所做的突破与他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内容是相关的。题目《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直接将“臭毛病”与“竹林七贤”放在一起，已蕴含反讽之意。魏晋名士风流潇洒，竹林七贤是这段历史中一个时代片段的代表，有着相当传奇的色彩。阮籍穷途而哭、青白眼，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刘伶醉酒这些故事，竹林清风下的诗酒风流引后人无限遐思。但在作者看来，竹林七贤那些看似风流的行为方式不过是蒙骗世人的假象。说起来是坚持操守，实则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遗民心态；说起来是“邦无道则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实则是面对现实消极逃避的逃跑主义，甚至借助理论为自己的失节、变节寻找合理性；说起来是不为世俗所知、所用，实则是自私自利、百无一能。所谓诗酒风流，其本质是自我标榜与炒作。这篇小说以评论、解释、说明的方式重新讲述竹林七贤，解构这七个人的“风流”，揭露其本质：不过是一堆毛病，且让人难以忍受的“臭毛病”。竹林七贤不仅不“贤”，甚至变成了“竹林七丑”。但这篇小说的用意并不只是针对竹林七贤，作者真正想要揭露的对象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类人。他们看上去是社会精英，有坚毅不屈的品行，有独立的人格，但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丑陋。于作者看来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成为“民族的精神偶像”的名士。他们影响力甚广，一旦不明就里的人将其视为民族的标杆与脊梁骨而效仿之，则危害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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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种跨文体的尝试十分大胆，既挑战小说的传统写作模式，也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经验。但凡创新，必然兼有利弊。这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造成它有所缺失之处。虽然评论、补充、解释、揭露的话语能揭穿叙述的虚假，但过多使用元叙述写出的小说会显得太过真实，反而易使读者怀疑其真实性。并且，叙述是相对的，这种相对造成的不确定保证了读者的创造空间，读者可以解释、揭露小说的情节或人物。而元叙述是叙述的叙述，本身就是对叙述的解释。如果以大量的元叙述写作小说，留给读者的空间不可避免会减少。小说就如同为读者打造的一个解谜游戏，因其中的真真假假而有趣味。如果谜底直接呈现给读者或太过明显，会使读者失去解谜的兴趣，难以勾起他们一读再读的欲望。而这篇小说在语言上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倒可以部分地弥补叙述方式上的缺陷。如果从独立的小说文本来看，元叙述主导叙述，弱化了叙述，两者的对立不够明显，文本内部缺少张力。但既然《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是针对以往历史叙述的叙述，不妨将这篇小说与相关的历史文本对读，读者继续探寻竹林七贤的真相、寻找作者的真意，阅读过程会变得更有趣。

作者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为例，仔细分析了这类人对社会的危害，一是看似不满于政治社会的黑暗而归隐山林，实际胆小怕事、没有气节；一是所谓文人相轻，实际小肚鸡肠、见不得别人好，以一个编辑部的主任为例；一是处事行为任自然、放达，实质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自私自利，以生活中自诩名士的人为例。一方面这些现实中的例子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名士身上那些毛病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透过竹林七贤直指现实社会种种黑暗、丑陋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人性复杂。而这些本质的东西被遮蔽在以往的叙述话语中，让人误以为满身毛病的人是了不起的“贤人”。如此一来不仅遮蔽了他们身上极其严重的缺点，以非为是，还为他们镀上一层“圣贤”的光环。陈铁军在《名士的臭毛病——以竹林七贤为例》中用轻松、诙谐、嘲弄的语调，用元叙述反以往的叙述。竹林七贤的故事以碎片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读者在碎片里看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同时他将竹林七贤与当下连在一起，既方便拆穿这类人的伪装，又借由古今对比提醒读者：虽然竹林七贤早已成为历史中的人物和故事，但当下不明真相的人、效仿他们的人却比比皆是。这是具有反思性的，值得读者自省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