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宜·

1903年9月，刘显宜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敖山庙乡(今耒阳市大市镇)芭蕉村。因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两个月书，就失学在家务农。十岁不到的刘显宜，随同父母一起挑煤炭，给地主做短工、抬轿子。他们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扣除粮、税，所剩无几，还得经常向地主借债。刘显宜父亲借地主十元银洋，一年的利息就是四元。地主们就是这样剥削穷人，这在刘显宜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地主恶霸仇恨的种子。

显然，庾冰等对佛学的渗入虽忧心忡忡，但主要着眼于维护晋室的王权权威，对佛学的驳斥苍白无力，未能如北宋五子如张载等人，出入佛老，从佛学的内在理路上抽其釜薪以救儒家之纲常伦理，因而这两次排佛行动并未获成功。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如庾冰一般东晋某些清醒政治家的诸如上述行动，才促成了佛学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屈服而彻底中国化。如儒学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慧远等高僧也不得不认为：“佛教主张在家信佛的人要遵循名教礼法，敬君奉亲，服从教化，这是和王制一致的，而且也是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12](P86)佛徒出家立身行道也是为了使父母扬名于世，是世上最大的“孝”。

1926年，农民运动在耒阳开展得如火如荼，各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刘显宜参加了敖山庙乡农会，担任副乡长、农民协会委员长，积极投身对地主劣绅的斗争。乡里的地主因此对他无比痛恨，于是煽动反动政府捉拿他。

刘显宜不能呆在家里，就扛上梭镖跟随区长吴子云去打游击，白天黑夜在山沟里和敌人打转。1928年2月的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个小山洞落脚。白天劳累一天，刘显宜脑袋一贴地就进入了梦乡。突然，他感觉有人用力在拍他的肩膀，随即听见吴子云的叫声：“老刘，起来！”刘显宜以为是有情况，习惯性地一跃而起，拿起压在身侧闪闪发光的梭镖，两眼直盯着吴子云。吴子云兴奋地告诉他：“朱德的部队来了！”

“真的？”刘显宜有些不信。

黄昏时分，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鹤到了，传达朱德师长的命令，要求调集周边十几个乡镇的赤卫队，在敖山庙一带集结，阻击敌人。刘显宜这才知道，这个学生模样的连长名叫林彪，是湖北人，参加过南昌起义。

新兵营刚组建才几天，就有300多人，都是朱德攻下耒阳县城后在培兰斋招的新兵，年纪小的郑效峰只有12岁。新兵营营长叫曹鹏飞，谢勋甫为副营长，辖三个连，每天早晚就是训练队列。朱德为此派了两个教练官，其中一个名叫邓毅刚，汝城人。林彪接管新兵营后，看见郑效峰蛮机灵，走路飞快，就让他学吹军号。这次伏击战，也让郑效峰参加了。

我国佛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佛教典籍很多，例如玄奘经、金刚经等，人们通常使用的俗语和佛教用语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形容人们消极怠工的状态，含有贬义。西方国家基督教流传下来的典籍主要是《圣经》，其内容已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广为流传，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基于该种宗教信仰背景，对很多中文俗语的英文翻译都是以西方教会的专用术语作为参考。例如“as poor as the church mouse”（一贫如洗）、“love is blind”（情人眼里出西施）等俗语的翻译，在英语中用盲人来比喻不看人的长相，这与汉语翻译的意思存在很大差异。

两天后的下午，夕阳西下，工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开进了敖山庙。这支队伍不过八九十人，大部分穿着单军服，也有少数穿着便服的。连长是一个小伙子，中等身材，面貌清秀，站在队伍前，操着湖北口音向战士们讲话，要求战士们遵守纪律，爱护群众，不许随意走动。当地群众从没见过自己的队伍，从四乡八里赶过来看稀罕。

当晚，周边农军陆续来了3 000多人，徐鹤指挥他们分散埋伏在敖山庙四周。刘显宜、王紫峰、谭冠三各带一支100余人的赤卫队，埋伏在山头。林彪的二连则隐蔽在离庙四五里的贺家冲。同时，林彪根据朱德的指示，把敖山脚下刘家村集训的新兵营也调来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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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临近中午12点了，敌人一个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道上。他们在营长陈壁堂的带领下，毫无顾忌地冲上敖山庙。一到庙里，看见那么多好吃的，欣喜若狂，抢成一团，吵嚷声，对骂声，不绝于耳。这时，战鼓响起。工农革命军和农军排山倒海般扑上敖山庙，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团。敌人让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蒙头转向，扔下东西四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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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云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封信，说是耒阳县委刚送来的。他用手电照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念给刘显宜听。信的内容大概是说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即将攻打耒阳城，发动农民暴动，要他们抽调人力，帮助部队筹备粮食、油、盐、柴、菜。刘显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离开家乡半年多了，敖山庙不知让敌人蹂躏成了什么样子，这会儿该回去看看了。

然而，他们埋伏了整夜，直到天色微明，敌人也没有出现。好多农军沉不住气了，莫非敌人改变主意，不来了？徐鹤和林彪传下话来，继续埋伏，等待敌人。

刘显宜随同吴子云回到敖山庙，发现挨户团早就闻风而逃了。他们乘势恢复了农会组织，在敖山庙设立一个招待所，由吴子云负责全盘指挥，筹备军粮。刘显宜带领农民协会会员，扛上梭镖、大刀，每天到各个村的土豪劣绅家征集粮食。敖山庙四周几十里以内的村子，每天都有人挑着担子向招待所送粮、送肉、送菜。大庙里，很快堆满了大米、油、盐、酱、醋，墙壁上挂着一头头刮得雪白的大肥猪。望着这些胜利的果实，刘显宜满心喜悦。

听说敌人要来，大伙儿立马想到转移庙里的粮食、猪肉，但林彪说摆在这里不许动，招待敌人。刘显宜一听，急了，大家不管白天黑夜地每天往这里跑，好不容易弄到这些东西，自己的队伍还没尝一口，怎么能白白地招待敌人呢？吴子云见刘显宜着急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说：“这话我早跟林连长说了，他坚决不同意呀！”刘显宜挺纳闷的，不知道林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此役，消灭敌人400多人，营长陈壁堂被林彪一枪击中，当场打死。敌人另外一个营吓得掉头撤回了衡阳。敖山庙伏击战成为我军早期以少胜多的一场经典战役，载入军事史册。林彪也因此战得到朱德赏识，被提拔为营长。

这次战斗，锻炼了新兵营战士和赤卫队队员，一批军事人才由此脱颖而出。王紫峰表现非常勇敢，用大刀劈死了五六名敌兵，受到朱德的表扬。邓毅刚、谭冠三、郑效峰、刘显宜、资凤、王云霖，都是从这次战斗中走出的。他们随同朱德上了井冈山，后来都成长为优秀将领。

刘显宜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31团迫击炮连当战士。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他和战友们用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和仅有的三发炮弹，轰击敌军指挥所，当场击毙敌军一名指挥官。敌人以为红军主力返回，遂全线溃退。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败敌军四个团，再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刘显宜因此被提拔为迫击炮连司务长。此后，他长期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从事后勤工作，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保卫延安、淮海、平津等战役。在一次反日军“扫荡”斗争中，刘显宜身负重伤，聂荣臻还专门写信慰问他，称“全军许多事务依赖着你，你负伤像是打断了我们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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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显宜担任解放军运输部副部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为保证战场运输需要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刘显宜被授予少将军衔。与他同时授衔的耒阳老乡，还有谭冠三、王紫峰、郑效峰、资凤。1960年，刘显宜因病离职休养。1976年9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遥远的家乡耒阳，嘱咐子女别忘了敖山庙那块红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