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史，贫困始终与人类相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战胜贫困的历史和一部对贫困认识不断加深的历史，且贫困具有典型的地域分布特征[1].贫困泛义指个人或家庭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窘迫[2].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世界组织共同关注的一个命题，治理贫困也成为政府决策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各国政府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目标力求消除贫困.贫困问题还引起了世界金融机构的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纷纷制定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脱贫战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存在着贫困居民基数大、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持资金指向不准确等问题，扶贫工作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在治理贫困的宏观政策方面紧随社会发展趋势，在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不是很科学的粗放扶贫的背景下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应运而生，扶贫对象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使扶贫工作走向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3].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在收入、就业等方面的社会弱势性更加突出[4].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资源禀赋条件差异等影响存在不均衡现象.研究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扶贫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对于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对于贫困空间最早的理论雏形是西方社会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中生活空间的理论论述，如伯吉斯(Burgess)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理论中对于中心商业区外围的过渡带因商业、工业等经济活动的不断进入，环境不断恶化，贫困区和高犯罪地区[5]；霍伊特(Hoyt)对于区分低级与高级住宅区分布空间的扇形结构理论[6]；哈里士(Harris)和乌尔曼(Uilman)的多中心理论认为低级住宅区分布在工业区等环境质量差的地区[7].城镇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21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实证研究的积累阶段，城市贫困问题成为城市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8].贫困标准是确定贫困人口数量的重要指标，贫困的判定标准各不相同，当今国外主要有3类标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组合式贫困.国内判断贫困的方法主要有：标准预算法[9]、恩格尔系数法[10]、遗缺指标法、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11]等.

第一，深化对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的认识。目前，由于高校对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认识不够充分，阻碍了三方合作。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育人模式，把学校的人才培养置于多方参与的开放系统中，贯穿于培养方案设计、教育教学、生产实践、创新研发和应用服务的全过程，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创新。

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大部分学者将研究区域更多的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一线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袁媛[12]等人的城市贫困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州等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大城市.对山东省及济南市贫困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的研究甚少，而且对贫困空间的研究主要是具体某个年份的静态分析，纵向的时间和空间对比研究相对缺乏，对影响贫困空间分布的演化因素分析不够深入.在城市贫困程度的宏观尺度中山东省处于基本脱贫区，而贫困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把研究视角的尺度进行微观化，在山东省处于基本脱贫区的尺度背景下去分析济南市的贫困人口时空演化特征是研究的新方向.

1 研究区现状与数据引用及方法

1.1 研究区现状

山东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济南作为其省会城市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功能于一体.研究以济南市辖历下区、天桥区、槐荫区、市中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市(2016末改制章丘区)、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10个行政区县为统计单元.2015年底，济南市常住人口713.2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7.2%；2015年济南市生产总值6 100.23亿元，仅次于青岛市与烟台市位居全省第三；2015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54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930元，济南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远远高于山东省平均水平.目前，国家扶贫标准为农民人均收入2 300元/年，2015年山东省扶贫标准为农民人均收入3 372元/人，济南市扶贫标准为农民人均收入4 000元/人.截至2015年底，按国家和山东省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全省分别有贫困人口231万人和394万人.

第三，农户其实也参与了土地流转优先权的社会建构。那么，对于Y乡的农民来说，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宋某公司及政府推动的村土地流转呢？他们又是以什么样行动建构了宋某公司的土地流转优先权呢？

济南市各项综合发展指标均位于山东省前列，因此对于济南市贫困标准的确定不能照搬国家标准和省级标准.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上述贫困标准的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居民.2015年，济南市城市化率为67.96%，全市有相当一部分城镇人口，因此采用国家贫困标准和省级贫困标准会忽视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这将影响研究的科学性.研究结合其他学者对具体贫困空间的贫困标准及不同的分析方法[13-14]，依据济南市最低城乡保障水平(城乡最低保障标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应提高)作为贫困标准，选用济南市各区县农村低保人口和城市低保人口作为贫困人口.为了更好地进行同质差异性分析，根据《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和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距中心质点远近程度将10个区县行政单位分为中心区(历下、市中、槐荫、天桥)，次中心区(历城、长清)，外围区(章丘、济阳、平阴、商河)3个圈层[15](图1).

  

图1 济南市圈层结构Fig. 1 The layers structure of Ji’nan

1.2 数据来源及方法

研究中选用济南市最低城乡保障水平下的低保人口作为贫困人口，其数据来源为《济南市统计年鉴》、中国民政部和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区县户籍人口来源为《山东省统计年鉴》与《济南年鉴》.

从上述相关参数中可以看出，模型4中F值最大，且方程拟合度最高，根据SPSS检验结果，模型4中C,X1,X2,X4和X6变量的Sig值分别为0.000,0.007,0.004,0.000和0.094，最终构建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

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之前，通过逐步回归中的后退法筛选上述7个解释变量中一些不显著变量，尽可能增强模型的拟合效果.模型如下：

 

(1)

式中，LQ为贫困人口区位商，Pi为区域贫困人口，Ri为区域户籍人口，n为区域总数.

合并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寨卡病毒感染者，影像学检查将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寨卡病毒相关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磁共振检查可见颅神经、马尾和/或神经根强化[38]，如双侧面神经、右侧三叉神经、脊髓圆锥以及马尾背腹侧神经根的强化[39]，寨卡病毒相关小头畸形患者的主要影像学(CT及MRI)表现为皮质及皮质下白质交界区的钙化，还包括小脑延髓池扩大、胼胝体发育异常、巨脑室、髓鞘发育迟缓以及小脑和脑干发育不全[40]。另外，眼科评估及听力检测对识别出生时不伴有小头畸形的先天性寨卡病毒感染患儿的诊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因极差、标准差、加权变异系数能够直接刻画出数据的离散程度和波动范围，故研究选用上述3个指标衡量济南市贫困人口区位商之间的差异程度.公式分别如下：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17]研究济南市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针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出致贫的主要因素可分为：社会、经济、交通、劳动力自身素质等几个方面.因此在上述4个方面中选取7个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来解释对济南各区县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即：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比重(X1)、教育财政支出比重(X2)、城乡社区支出比重(X3)、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X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5)、高速公路网密度(X6)、全员劳动生产率(X7).

(2)

式中，r为极差，yi为区域贫困人口区位商，r与绝对差异正相关.

作为平衡所涉不同利益的有用工具，在投资条约中列入文化例外或冲突条款，在实践中已有先例。例如，2005年5月28日，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SEP)，建立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TPSEP认识到有必要促进旨在保护有关国家文化遗产的文化政策，该协议中规定了针对文化方面的一般例外的情况，包括有形财产(考古和历史遗址)及其无形财产(创造性艺术)，目的在于保护具有历史或考古价值的物品或特定地点。

 

(3)

式中，s为标准差，yi为区域贫困人口区位商，为贫困人口区位商平均值，n代表区域总数，s越大则绝对差异越大.

从图6中可看出，中心区的贫困状况总体来说得到了较大改善(1个显著改善区,1个轻微变动区，2个微弱缓和区)；次中心区的贫困状况轻微加深(1个轻微变动区，1个轻微加深区)；两个严重加深区全部位于外围区，贫困状况出现恶化.济南市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由中心向外围不断加深的等级圈层扩散趋势不断演化.

 

(4)

式中，v为加权变异系数，yi为区域贫困人口区位商，为贫困人口区位商平均值，n代表区域总数，Ri为区域户籍人口，R为全市户籍人口，v与相对差异正相关.

1.2.2 全局自相关 全局Moran指数I是衡量空间相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用于测度研究区内空间对象某一属性值的空间集聚模式.其公式如下[16]：

 

(5)

式中，I为全局Moran’s指数，yi和yj分别为区县i和j的贫困人口，为贫困人口均值，n为区县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若I>0，表示区域贫困人口空间正自相关；若I<0，表示区域贫困人口空间负自相关；若I=0，表示区域贫困人口空间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1.2.3 贫困人口集聚度 在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研究采用贫困人口集聚度指标来进一步更准确的描述济南市贫困人口的集聚程度.因贫困人口集聚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主要分析户籍人口变量影响下的贫困人口集聚程度.即某地域贫困人口比重与某地域户籍人口比重之比.其公式如下：

Gi=(Pi/P)/(Ri/R)，

(6)

式中，Gi表示某区域i的贫困人口集聚度，Pi为区域贫困人口，P为济南市贫困人口，Ri为区域户籍人口，R为济南市户籍人口.当0<Gi≤1时，即贫困人口在区域i内没有形成集聚；当Gi>1时，即区域 i的贫困人口集聚度大于理想值，区域内存在贫困人口集聚现象.Gi越大贫困人口集聚度越高，Gi越小贫困人口集聚度越低.

档案文化是劳动人民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且更是人们在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进行不断积累得来的，其能够有效地对人际关系进行良好的维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有效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文化以此为相应的传播载体，其影响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因此，档案文化更应该借助新媒体时代的良好条件充分发挥其作用，充分发挥其存在价值。

(4)兼职偏好：学生兼职会优先选择家教类兼职，其次会选择服务类与代理类兼职，这几类兼职一般收入较高，且能发挥自身价值。

2 济南市贫困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2.1 贫困人口时序演变特征

2.2.3 贫困人口空间地域类型演变 将济南市10个行政区县两个数据端点年份的贫困人口区位商数据放在二维坐标空间中抽象化表示，将X轴与Y轴分别赋予不同年份的贫困人口区位商属性值，贫困人口区位商均值线与对角线上下浮动15%的范围标线共同将二维坐标划分为7类空间，并归类出5种地域单元(图5).

贫困人口性质方面，城市贫困人口从2007年的6.37万人减少至2015年的2.22万人，减幅64.98%，根据其变动趋势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缓慢减少阶段(2007-2011年)，该阶段城市贫困人口由2007年的6.37万人减少至2015年的4.01万人，年平均减少7.44%；急剧减少阶段(2012-2015年)，该阶段城市贫困人口以平均每年减少11.08%的速度降至2015年的2.23万人.而农村贫困人口自2007年的6.75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8.10万人，增幅19.95%，呈缓慢增长趋势.上分析可见：城市贫困人口与贫困人口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人口呈负相关关系.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济南市贫困发生率与贫困人口变动趋势大致相同，贫困发生率与贫困人口变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图3)(数据来源：《济南市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部).根据贫困发生率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高水平贫困时期(2007-2011年)：该时期济南市贫困发生率皆在2%以上，贫困程度较高；低水平贫困时期(2012-2015年)：该时期济南市贫困发生率实现了显著的改善，贫困发生率以平均每年降低0.05%的速度降至2015年的1.69%.上述分析可以观察到，无论贫困人口的变化还是贫困发生率的变化，2008年与2011年都是变化的两个时间拐点.

  

图2 贫困人口变动趋势Fig. 2 The change trend of poor population

  

图3 贫困发生率变动趋势Fig. 3 The change trend of poverty rate

2.2 贫困人口空间演变特征

2.2.1 空间分布差异演变 通过测算贫困人口区位商下的数据离散程度指标，结果表明：数据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下描述数据离散程度和波动范围的3个指标均增大，表明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增大(表1).如：2007年中心区、次中心区和外围区贫困人口所占总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35.62%，21.52%和42.86%，2015年分别为20.29%，20.13%和59.58%.三大圈层贫困人口区位商极差指标由2007年的21.34%增加到2015年的39.45%，表明济南市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区际差异扩大.

2.2.2 贫困人口集聚空间格局演变 研究通过ArcGIS 10.3计算全局Moran指数，可以看出2007年济南市贫困人口Moran指数为0.121，2015年则为0.016(表2).这表明济南市贫困人口呈现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贫困人口在空间上不是随机分布，而是呈现某种聚集特征.

 

表1 济南市贫困人口区位商

 

Tab. 1 Poverty location quotient of Ji’nan

  

年份指标贫困人口区位商极差r2.152007标准差s0.72加权变异系数v0.85极差r2.302015标准差s0.80加权变异系数v0.89

 

表2 贫困人口全局空间自相关

 

Tab. 2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poor population

  

年份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指数0.1212007P(I)0.263Z(I)1.119Moran指数0.0162015P(I)0.509Z(I)0.661

为了进一步分析济南市贫困人口空间集聚演化特征，研究通过计算各区县2007年与2015年贫困人口集聚度来探究其演化特征(表3).结合表3可直观看出，贫困人口集聚度指标极差由2007年的0.94扩大到2015年的1.37，这说明济南市贫困人口集聚度差异不断扩大.从2015年的贫困人口集聚度数据可以看出历下区的贫困人口集聚度为0.27，贫困人口在区域内远远未能形成集聚现象，而商河县贫困人口集聚度为1.64，居全市第一，贫困人口在区域内形成了强烈的集聚现象.

 

表3 济南市贫困人口集聚度*

 

Tab. 3 Concentration of poor population in Ji’nan*

  

2007年区域贫困人口集聚度2015年区域贫困人口集聚度历下区0.64历下区0.27槐荫区1.56槐荫区0.55市中区0.79市中区0.60天桥区1.50天桥区0.99历城区0.72历城区0.60长清区1.10长清区1.27章丘市0.60章丘市1.37商河县1.27商河县1.64济阳县1.59济阳县1.33平阴县0.95平阴县1.16

*数据来源：《济南市统计年鉴》、《济南年鉴》和中国民政部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济南市贫困人口集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利用ArcGIS 10.3得到图4.从图中可看出：在总体格局上，贫困人口集聚区由单侧西翼向南北对称格局转变；从区际圈层来看，贫困人口集聚区由三大圈层均衡分散向单一外围区集中的格局演变，而贫困人口集聚区数量并未发生变化.三大圈层中，中心区至2015年完全摆脱了贫困人口集聚现象；次中心区与外围区中，章丘市和平阴县数据端点年份均发生了贫困人口聚集现象；长清区和商河县贫困人口集聚问题更加严重，而历城区两个测度年份均未发生贫困人口集聚现象.这表明贫困人口集聚区向次中心与外围区转移.

  

图4 济南市贫困人口集聚空间格局演化Fig. 4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poor population in Ji’nan

从整体看，2007-2015年济南市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贫困人口自2007年的13.12万人减少至2015年的10.32万人(数据来源：《济南市统计年鉴》和《济南年鉴》)，减幅21.32%(图2).依据贫困人口时序变化特征，可将其分为3个阶段：急剧减少阶段(2007-2008年)，该阶段济南市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至12.460 3万人；缓慢增长阶段(2008-2011年)，该阶段贫困人口增长至2011年的13.77万人，贫困人口以年平均3.67%的增长速度增至2010年的贫困人口顶峰13.83万人；缓慢减少阶段(2011-2015年)，该阶段贫困人口骤降至2012年的11.52万人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降幅2.51%.

轻微变动区：空间内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变动率绝对值小于15%(济阳县、历城区、市中区)；微弱缓和区：空间内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数据高于或低于均值线，距均值线范围变小(历下区、天桥区)；显著改善区：空间内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由高于向低于均值线转变(槐荫区)；轻微加深区：空间内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数据高于或低于均值线，距均值线变动范围变大(长清区、商河县)；严重加深区：空间内端点年份贫困人口区位商数据均高于均值线(章丘市、平阴县).

《资治通鉴》选取史料固然严谨，但也存在瑕疵。如何决定材料与记录的真实可靠，往往不可依据权威，而要看材料是否原始。如果有几种相关纪录，可以通过对照比勘看出问题。对于非正史材料，应该谨慎地考察，没有实据，不如用既有材料。唐史史料基本可以追索渊源，不必臆断。在有确实可依的史料时，我们依据最初记录，这是比较可靠的。

2.从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继续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国家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建设成效显著，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以成人教育为载体的继续教育形成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并举的发展局面，构建了遍布全国城乡的继续教育办学体系，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学习通道。但通过对2017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分析，我们的继续教育覆盖面仍不足，大量的在职人员在职业能力提升和自我学习需求方面的诉求仍缺乏有效的获取渠道。这些学校后教育的各类学习需求仍需继续教育来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学习资源。

  

图5 济南贫困人口区位商演变类型Fig. 5 Types of evolution of poverty location quotient in Ji’nan

  

图6 济南贫困人口地域类型空间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area types of poverty in Ji’nan

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r=max(yi)-min(yi)，

3.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1.2.1 贫困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能够衡量区域某一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故研究选取济南市贫困人口区位商(LQ)为统计性分析指标来分析贫困人口的时序演变特征.公式如下：

Y=C+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

运用SPSS 20.0软件，利用逐步回归后退法将方程中不显著变量进行剔除，最终拟合出4种不同的回归模型，其相关参数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模型相关参数

 

Tab. 4 Regression model related parameters

  

拟合模型被剔除变量F统计量R2Sig值模型1-14.8610.8220.000模型2X317.5280.8270.000模型3X3,X521.2410.8320.000模型4X3,X5,X726.6080.8350.000

辣椒干燥后品质检验按照国家行业标准[11]及相关文献[13]对其色泽、外形、气味等进行评分，采用综合加权评分法计分。由6人组成评分小组进行品质评价，取其平均分。辣椒品质评价方法如表1所示。

(2)农村环境治理。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情况日益严峻，随着各部门对点源污染的整顿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越来越严重，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用化肥、农药等其他污染物，通过农田地下渗透，进入水资源而形成的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旧污染与新污染相互叠加，这些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绿色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土壤条件、气候条件、水资源条件等。面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各地区加强宣传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措施。因此，本文使用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与各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亿元)比重表示农村环境治理，用x2表示。

该住宅楼地下室顶板整体一次性浇筑，浇筑完成后采用相应保温措施养护，拆模过程中发现顶板及个别框架梁出现开裂渗水现象，裂缝区域位于图1中的阴影部分.

Y=2.949-0.001X1-0.001X2-2.507X4-4.060X6.

上述方程中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比重(X1)、教育财政支出比重(X2)、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X4)、高速公路网密度(X6)4个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Sig值分别为0.007，0.004，0.043和0.000，表明模型解释变量显著水平较高.且解释变量系数分别为-0.001，-0.001，-2.507和-4.060，说明与贫困发生率有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和高速公路网密度.

3.2 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建议

3.2.1 社会保障水平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 由表4可知，解释变量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比重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中达到了0.007的显著水平，且回归系数为-0.001.说明随着地区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发生率，但影响较为微弱.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制度保障[18]，通过社保财政支出，提高失业人员、老年人、患病人员等无收入或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解决贫困问题.济南市中心4城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随着距离不断衰减，外围区县财政收入较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造成贫困人口在外围区县贫困发生率较高.

现阶段济南城区借助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但周边区县以家庭为单元的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社会保障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生活保障水平与城市工薪阶层差距巨大.未来济南市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着重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种类的多样化，以养老、医疗、土地3个方面为突破点，在制度和体系建设层面确保农村居民的自身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其次政府要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有效运行机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依法明确政府和基层单位在制度和政策实施方面的主体责任；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薄弱，积极性不高，因此政府要以强大的财政支出作为保障，在外围区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宣传社会保障意识，放宽农村居民参保门槛，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率，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

3.2.2 教育水平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而贫困作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自然与教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也恰好反映出了教育水平与贫困的负相关关系.教育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与技能水平，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了个人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摆脱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19].当前城乡教育财政投资比重差距悬殊，长此以往会进一步制约乡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贫困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未来济南应该全力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立覆盖低保困难家庭、城郊农村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及适龄残疾儿童的“兜底式”教育保障体系；其次师资配置倾斜化，在教师招聘、教育财政投入等方面向城郊区县、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倾斜，确保城郊学校学科的齐全化，实现郊区教育由“输血”向“造血”方式的转变，实现城乡教育均等化发展；外围区县政府要努力改善农村教学环境，创新农村教师人才吸引机制，完善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鼓励老师去农村任教；要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实现农村中小学一体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教育基础薄弱的地区恰当引入教育企业参与教育管理，以此提供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

如果每天摄入钙的量不超过2000毫克，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每天补充超过1200毫克的钙，却得不到充足的维生素D来帮助吸收，钙的吸收率就会较低，对于身体来说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3.2.3 经济发展水平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显著水平为0.043,且回归系数达到-2.5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造成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人们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消费环境的差异是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活方式多元化，为其消费提供了及其便利的条件；政府长期“重城镇，轻乡村”社会投资倾向，迫使农村丧失了吸引社会固定投资的主动能力，间接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举措[20].济南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力度，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扩大农民生活消费；实现政府投资的天秤向“农村”倾斜，调整城乡社会固定投资比例，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合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享受城镇社会、医疗保障，实现农民工在城镇的稳定就业；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资源要素，外围区县政府要制定相关吸引人才、资源流入相关政策，促进资源要素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3.2.4 交通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解释变量高速公路密度与贫困发生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060，说明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负相关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重要，分析表明，“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经验在济南市同样可行.高速公路网密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交通优势度，并且与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一致性.交通通达度对一个区域空间相互作用带来不同程度影响，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区域间联系不通畅，阻碍经济发展要素流通，贫困人口外出就业的机会受到交通限制.因此交通基础设施薄弱是导致外围区县农村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未来济南市应在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投资力度和政策应该着重偏向外围区县，从而有效实现中心要素向郊区的高效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1]；因地制宜优化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结构，平阴、长清和历城3区多山地、丘陵，交通基础设施修建难度大，要以公路为主体，扩大公路运输网络规模，改善广大农村地区道路通达性；中心城区要提高运输设施质量，提升路面等级，完善现代化、技术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济阳、商河和章丘等北部区县地形平坦，对外联系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未来要不断推进铁路、高速公路覆盖面积，加强对外联系的交通通达度，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2007-2015年济南市贫困人口时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贫困人口时序演化特征：2007-2015年济南市贫困人口呈现逐渐减少趋势，而农村贫困人口却呈现缓慢增加趋势；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到较低水平并呈不断降低趋势.济南市未来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农村贫困问题上来.(2)贫困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区位商差异不断扩大，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济南市各区县贫困人口集聚的差异程度在不断扩大，且贫困人口在外围区县集聚现象不断加重，且外围区县贫困程度呈加重趋势.中心区四区摆脱了贫困人口集聚现象.未来济南市扶贫重点的空间应向外围区县转移.(3)影响济南市贫困人口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城乡发展差距和交通通达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教育、交通要素流通向乡村地区倾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举措.

考虑到数据易获取性，研究选取济南市各区县城乡低保人口作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依据，较实际贫困人口数量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大体刻画贫困人口空间演化格局.考虑到区域内部差异，街道贫困人口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影响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一些因素需要进一步考量，模型中引入的解释变量也需进一步优化，由此更加全面地分析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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