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信息革命的影响，就如同铁路对工业革命的影响[1]。电子商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互联网技术提供的机会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必要条件，许多人认为电子商务将迅速发展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世界经济排斥的问题，并改善其参与条件[3]。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农村地区虽起步较晚，但人口众多、农民群体消费潜力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大等特点使农村地区成为电子商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这使“电商扶贫”的开展成为精准扶贫中可行且必要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电商扶贫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程度还较低，并且缺少理论支持，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能力贫困理论可以运用于电商扶贫，并为其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一、强调提升可行能力的能力贫困理论

（一）能力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当前有广泛的分析贫困的方法，最常见的是将贫困理解为物质资源短缺，但贫困还可以理解为缺乏合理地管理自己生活的日常技能，或者是生活在不稳定且危险的环境中，导致极易造成贫困的状态；贫困也可以被视为影响福利、健康和预期寿命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或被排除在正常的社区生活之外，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同时涉及其中的几个概念[4]。阿玛蒂亚·森着重分析了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信息基础的恰当性及其严重缺陷，并提出了直接聚焦于“自由”的评价性思路，自由被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因此可行能力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二）货币方法与可行能力方法的贫困界定比较

森认为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低收入可以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低收入与低可行能力的工具性联系是可变的。而用可行能力剥夺能合理识别贫困，集中注意自身固有重要性的剥夺。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难度是因人而异的；家庭内部分配不均的情况导致不能用家庭收入很好得衡量；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是对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用可行能力视角分析贫困，会把注意力从手段（收入）转向目的，并相应转向使目的实现的自由。经济学中对不平等的理解仅局限于收入不平等，忽视其他因素，会使政策发生扭曲。在可行能力理论的帮助下，个人、尤其是被剥夺的个人的情况，可以得到比通过收入、标准效用法或幸福指数法更为准确的分析。

（三）将提升可行能力运用于减少贫困

在扶贫过程中，应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来界定“能力贫困”，可以对贫困原因和政策选择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个方法将关注点从私人资源转向个人可以获得生活的方式，可以解决用货币衡量贫困的过程中对社会商品的忽视，以及对人类福祉看法狭隘的问题，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重视扶贫过程中“可行能力不足”这一根本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使扶贫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电商扶贫有助于促进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提升

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5]，推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核心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意识和激发其发展内生动力，关键在于降低贫困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薄弱、能力不足、经营亏损等诸多风险[6]，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比他人更多的获利机会”[7]，并提升其自身运用信息的能力。电子商务给农村贫困群体创造了一个能够进行自由交易的平台，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电子商务为其带来的便利与利益，促使他们具有在电子商务中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的热情。他们会主动、认真接受培训以使自己具备在电商平台创业的技能，并且在与卖家和买家沟通的过程中掌握营销技能，在管理自己的企业中掌握管理知识，实现可行能力的提升。

观察组神经外科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15例,年龄范围在37-7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35±2.43岁,其中颅脑损伤患者20例,脑出血患者5例,脑肿瘤患者1例,脑积水患者10例,其他患者4例。

阿玛蒂亚·森认为能力与收入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关系。他认为收入是增强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他非常重视“一个人掌控生活的能力的提高将会趋向于增加生产力和提高收入”[8]。电商扶贫可以实现这种双向转化关系。

三、电商扶贫有助于收入与可行能力双向转化

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旅游形式，更是保护和更新乡村社会和文化的有利方式[5]，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作为支撑。杜江和向萍提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同时包括生态、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6]。何景明等以成都发展乡村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起点，依据乡村旅游的规划顺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指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应该适应市场需求[7]。Doohyun Hwang等学者指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制度层面的保障，也离不开乡村居民和外部开发商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8]。

（一）电商扶贫促进收入增加

可行能力的增强不仅使贫困农民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商品的销售和购买，提高生产效率，拓宽收益渠道，达到“节支”的目的；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经营，售卖生产的商品，将销售范围扩大至全国甚至全世界，实现“增收”。同时，农村贫困群体对互联网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加深，在电子政务、网络医疗、小额信贷等等领域都可以受益于数字红利，提升其政治上的参与度、健康水平及获得资金支持的机会，从各个方面保证了农民实现收入增加。

（二）收入增加反促可行能力的提高

一方面，收入增加是农民可得到的最直观的益处，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从电商扶贫中获益，愿意拿出对于他们来说较为难得的时间主动参加培训与教育；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在满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支出选择，比如购买一些培训课程、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等，进一步提高其可行能力。

（三）相互促进推动农村电商扶贫可持续发展

随着当地被扶助农村贫困群体参与到电子商务等相关行业中，他们从事经营和交易的经历将促使他们可行能力不断增长，使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与可能，在创立电子商务企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当这种成功达到一定规模，就能促进整个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及整体经济状况的发展与进步，帮助我国农村电商扶贫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构建的机会创新性与资源拼凑模式匹配关系模型，能够指导初创企业的创业行为，帮助初创企业获得较高的创业绩效。同时，能够促使创业者从机会创新性和资源拼凑的双重视角思考创业问题，正确判断机会的创新程度，充分利用手头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最大化创造价值，实现创业成功。但本研究的案例企业仅来自天津、深圳和成都三个城市，缺少其他地区的样本分析，未来会采用大样本统计方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Drucker,P. (1993)Post-capitalistsociety,Harper Business,New York City,NY.

[2]Humphrey J,Mansell R,Pare D and Schmitz H(2004).E-commer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Expectations and Reality.IDS Bulletin,35(1)：31-39.

[3]Odedra-Straub, M., (2003), "E-Commerce and Development"：Whose development?Electronic Journal 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11,2,1-5,http：//www.eiisdc.org

[4]Knech A.Understanding and Fighting Poverty-Amartya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Related Theories[J].Social Change Review,2012,10(2)：153-176.

[5]田甜，杨柳青．把“互联网+”引入扶贫攻坚[N]．湖南日报，2015-08-05(001)．

[6]郑瑞强,张哲萌,张哲铭.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关键问题与政策走向[J].理论导刊,2016(10)：76-79.

[7]Knigh,F．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M]． Houghton Mif-flin，1921：28．

[8]阿马蒂亚·森，任赜，于真.以自由看待发展[D].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