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日，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召开了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就“经典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通识教育结合的意义和途径”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一、通识教育、经典教育与大学教育

通识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代大学专业化教育反思的产物。复旦大学郭晓东指出，现代大学的教育虽然专业、精细，但缺失了对人的培养。这导致学生既不能从人文经典的学习中获取人类文明中的文化穿透力，也无法通过思索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具备世界公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认为，传统教育之所以在如今的知识爆炸时代仍然具有意义，便在于它将教育理解为健全人生的过程。在专业教育中，知识传授占据了主体，而忽视了对人的培养、关心和教育。因此，通识教育要注意把知识和老师的言传身教转化为内在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勇气、智慧或者技巧，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培养能力。

复旦大学韩昇强调，通识教育既要回归教育的本来意义，也要阐发通识的基本含义。复旦大学将通识课程分设为七大模块，文、理、医科的老师全部参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教育困区，回答中国大学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究其原因，工科院校缺乏人文素养，文科院校缺乏对当代世界的全面理解。所以，通识教育必须包含两方面：一是对人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胸怀和理解力；二是带给学生看透、看穿知识的能力，通过提高眼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识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存在体制设置之外的矛盾。

邓志峰、曾亦等曾共同在复旦大学开设了国学、西学经典导读的通识课程。他们认为，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以经典教育为主。中国古代的大学、小学都会教授经典，经典教育承担了传统教育大部分的功能，但在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则严重缺失。我国政府如今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这也造就了通识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所以，除了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还要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结合，发挥经典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曾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两所高校长期教授通识课程的陈力祥则指出，在工科学校中，学生的功利性心理强大，对缺少实际功用的传统文化缺乏兴趣。如何将通识教育、经典教育开展到理工科高校和一般高校是一个难题。

湖南大学邓洪波指出，无论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教育应该是一体的。无论是乾隆年间岳麓书院的读经六法还是现在岳麓书院正在实施的本科生四维导师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和担当精神，甚至能够尝试在知识爆炸时代进行全人类层面上的文化融合。湖南大学陈仁仁也认为，一门好的通识课程不但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还要求教师能加入自己的认识和批评，从而带给学生生动的体验，真正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湖南大学张俊认为，对通识教育的反思不可或缺。通识教育吸引了很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关注和推广，他们对此的理解和立场与一线教师并不相同。经典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我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又应该怎样进行，都是所有教育从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如图5，通过窗宽自适应形心修正算法对ADC采样得到的原始数据点f(x,y)饱和点进行判断，fs是ADC的饱和值，若f(x,y)= fs则视为饱和点，记录饱和点的数目m，图中三个波形的饱和点数分别为m0、m1、m2，窗宽自适应形心修正算法利用饱和点数m和非饱和波形的原始窗宽W0根据图4所示的关系自动调整窗宽以适应饱和波形，调整后的窗宽为

二、经典类通识课程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作为大陆地区最早开展古代经学研究的学者，岳麓书院姜广辉指出，无论学界、社会对经学的评价，还是经典教育回归大中小学课程的速度，在20年中都有可喜的巨大变化。但大陆地区如今的经典教育还存在着两个非常大的缺陷：其一是内容过于陈旧和教条化；其二是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如今的教师存在明显知识缺陷，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应该关注自然科学中最前沿的问题和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通识课与这些问题相联系，激发学生的兴趣。岳麓书院章启辉认为，课程的教条化会引起学生反感和挑战，尤其在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中，如果不加批判、不结合现实地照本宣科，那注定无法取得正面的效果。

梁美仪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从1963年以来开展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该校拥有哲学、历史、艺术等系所，但如何将这些专门性研究带入通识教育则是一个难题。中国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而且要所有学生都能够懂得传统文化，这个任务必须通过通识教育完成。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设置曾多次转变，但唯一未变的就是中国文化课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引导学生理解中国文化，二是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人类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中国学生不但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思考怎么把中国文化变为对人类可以有贡献的资源，从而更好更广地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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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陈昭瑛结合自己曾开设过的先秦美学、台湾儒学等课程，回顾了台湾通识教育中传统文化课程的发展。她指出，在黄俊杰等老师的推动下，传统文化课程曾一直是台湾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在现在的台湾大学，易经、书法等课程也依旧非常受欢迎。但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课程的数量和质量都在走下坡路。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教师数量不足，造成每门课程的上课人数众多，教师负担极大且教学效果不佳；其二是许多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有限。通识课程的理想是由该专业领域专精的老师去教授，但在没有设置人文学科的学校，其课程只能由年轻老师甚至业余老师教授，教学质量便难以保障。

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另一挑战则来自学生，他们对现代人为什么要学习古代学问、自然科学学生为什么要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台湾人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经典抱有疑惑。而台湾各大高校也因此纷纷降低了通识课程在学分中的比重。如台湾大学便将通识课程从十八学分降到十学分。还有很多学校将专业必修课作为通识课程充数，有些老师会将因质量问题而在本系无法开设的课程申请为通识课程。这些做法都大大降低了通识课程的质量。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中，地基施工质量与整体工程质量与安全紧密相连，属于土建工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与设计标准，采用合适的施工技术与加固技术，制定适宜的施工方案，使建筑地基得到有效的加固处理，从而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促进整个建筑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但中国文化模块的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也面临学生评价不高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讲，经典非常遥远、古老，与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很难说服他们去读经典。而对于专家学者来说，其一是经典选读课程仅为期一学期，其效果往往非常肤浅；其二是师资力量，如果老师没有足够的专业水准，那么便难以在通识课程中去讲授这么高深、广大的学问。

2017年12月23日到2018年1月1日，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湖南大学三校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书院”系列游学课程。来自三校的80位优秀学子参与其中，先后接受了经、史、子、集四部及中国古代书院与文化、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价值等七堂专题课程的学习；以“现代人如何理解和学习古代经典”“我所认识的书院”为主题组织了两次小班讨论和南浔古镇、中华艺术宫、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岳麓书院的参观访学。游学课程受到了三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十天的游学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与会学者对这一课程模式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这一模式能够积累更多经验，并在适当的时候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与复旦大学是较早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代表性高校，相对较早、较完备地构建了各自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而基于古代经典的传统文化课程，都成为了这三所高校通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游学课程模式对通识教育的拓展

任军锋介绍了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推行通识教育的经验。复旦大学通过文化传承、批判精神、文明对话、科学精神、生命关怀、审美体验六大模块完成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基本建设，搭建了复旦通识教育的基本格局，并从2014年开始提出“复旦通识2.0”的“六大标准”。通识教育是从欧美移植来的，如何以之主动去接续中国的传统则是接下来的使命。这一过程要求老师、助教的不断积累和学生的全力投入。要想方设法打破原有专业领域的局限，既发挥专业课上的优势，也注重多学科、多专业的视角，引导学生学会深入浅出地思考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视野、可迁移能力、人格完善的学生。

1.风险预测评估 医院一年必须有一次风险预测评估的工作，医院内部专业的风控部门必须设立科学合理的风险标准，制定风险预测评估的方式方法。总结所遇到的风险，制定相关的解决措施。保证风险预测评估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以及应对风险措施的有效性和实际性。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表示，岳麓书院一直在本科教学上投入巨大精力，秉承传统书院教育注重品格养成、因材施教的理念，借鉴海内外一流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及其举措，建立了具有书院特色的四维本科生导师制。目前，岳麓书院也正在积极探索本科生导师制和通识教育的结合。此次三校联合举办的游学活动，也正是岳麓书院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积极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中华文化千年文脉的传承者，岳麓书院也借此机会整合资源，成立了“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并将进一步加强与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合作，探索、完善游学课程模式，为我国通识教育、经典教育的结合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军锋认为，复旦通识2.0教育仍需依靠大量细致的工作和创新尝试来推进。此次游学课程就是一次范例式的试验。复旦大学也将对此给予更多的推动和建设，并希望在岳麓书院设立通识教育学习基地，以此次游学为契机和开端，努力把通识教育推进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新高度。这也是时代对大学教育的期待，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梁美仪也认为此次游学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经典教育在通识教育中推广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学生缺乏兴趣。但此次游学活动受到了学生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学习中迸发出了巨大热情。经典、文化对如今的学生来说确实显得遥远、古奥，但游学课程可以在文物、建筑前拉近他们与历史的距离。因此，游学活动很有意义，为我们怎样从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中感受中国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与会学者大多认为：通识教育不同于一般教育，应该是能让学生具备思考能力、批判精神、时代眼光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不矛盾，但两者间存在很大区别。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的反思和补充；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方面。经典的意义和经典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和思考的问题；通识教育和经典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如何激活经典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这也是未来的经典教育有待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