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有三个部分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无意识的原始生命本能, 从个体的性冲动和欲望出发，满足个体需要，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自我代表人格中理智和意识的部分, 按照“现实原则”行动，它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来调整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既代表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 同时也用自我理想来确立行为目标，追求完美的理想世界[1]。而《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对年轻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路遥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一幅浩繁宏伟的历史画卷，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尤其是对主人公孙少平倾注了浓厚强烈的感情，对这个激励着千千万万青年的奋斗者表现得情有独钟[2]。孙少平作为《平凡的世界》中的第一主人公，路遥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其精神层面的人格特点也映射到他现实的奋斗当中，从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来看，孙少平这一人物的成长历程是伴随着“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交叉发展的，本我作为原始的推动力，成为他奋斗的直接动因；自我使他逐步学会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从现实出发，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步伐，这成为他奋斗的现实行动；超我则让他既恪守传统孝道，又能朝着理想的精神世界去探索。这些不同的人格既影响着他奋斗的选择，又在他奋斗的实践中不断成熟完善。

一、 本我的原欲渴望：奋斗的原始动力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最基本、最直接的生理与心理的需求。而性本能或者称为爱的本能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人的基本欲望之一。孙少平的本我需求表现在比较隐蔽的性本能冲动或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这种升华了的性冲动使他日后对异性的爱恋突破常规的肉体欲望，转向精神的交流，这就成为他为爱情理想而奋斗的原始动力。孙少平追求原始的性快乐主要是在他青春期前后，也就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性器期。当孙少平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时，“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2](11)，这是孙少平在作品中第一次表现出对异性的一种向往，而且路遥在小说中写其他男青年对漂亮女生献殷勤，不难看出孙少平有这种想法却不敢实施的心理。路遥在这一章节甚至忍不住跳出来当旁白去吐露孙少平的心声：“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2](13)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孙少平的性本能暴露出来后，更多的是朦胧的、充满审美意识的体现。他对郝红梅的观察，将内心无意识的性冲动通过视觉感受传递出来。“她那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他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2](13)孙少平在郝红梅穿上新衣服后，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孙少平此时的这种欣赏与爱慕只是在“快乐原则”引导下的人类原始的性冲动，还不是他超我层面那种理想型的、有自觉意识的爱情追求，更多的是青春期的一种性感受。爱欲的初步开启让他尝到青涩的痛苦，当郝红梅和顾养民好上之后，他在河边幻想自己以后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物出现在众人面前，失恋的痛苦无疑为他日后奋斗提供一种内在动力，他希望以后能凭借成功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不如顾养民。虽然这种想法显得比较幼稚，但同时也为他后来和田晓霞那种自觉的、充满理想化的恋爱奠定精神基础，为他们之间作为精神伴侣的纯洁感情贯注成熟的动力。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本我表现是对最基本生活条件的渴望，这成为他日后生活奋斗的重要动力[3]。路遥笔下的“欲望”是一种基于个体生命意志的反抗性力量，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也把个体奋斗的感性欲望和强大的生命原动力结合起来。这种本我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他成长的前期，不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卑，而且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促使他日后变得自尊自强，不断向更高的层次蜕变。在物质上，孙少平家境贫寒，从童年到少年一直都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4]。在求学阶段，孙少平对食物的渴望仅仅是“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在穿着方面，孙少平的形象也显得格外寒酸：“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2](5)后来孙少平到黄原揽工去见金波时，则开始学会自己打扮了。“他满意地冲着玻璃中那个模糊的他笑了笑：看这身打份，你象一个在黄原城里混得蛮不错的家伙哩！”[2](131)这种表现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却反映出少平“本我”心理对外表的在乎，“混得不错”反映更多的是他对自己奋斗结果的一种肯定，一种心理安慰。路遥在小说的开头就浓墨重彩地把孙少平刻画得极度贫穷，把他人生的最低点展示在读者眼前，这为孙少平本我的出现作了一个很好的背景设定。温饱问题是他当时面临的最直接的考验，而且小说也不时流露出他对现实的、物质的困惑[5]。路遥毫不掩饰地把他对现实物质生活的渴求和真实想法表露出来，也正是由于这种普通大众都会有的“本我”——爱好一些物质上的虚荣，才使得这个人物充满立体感，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性。孙少平正是对这种“衣食”——人最原始需求的缺失，让他后来的不懈奋斗才有了可能性。孙少平后来在煤矿时想：“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因为生活的贫穷，他想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假如孙少平一出生就是在李向前或者田润叶等人那种家境良好的环境中，不必为温饱问题而焦灼，不必为家人的生活而担忧，也不必为自己的前程而烦恼，那么他的奋斗就找不到一个具体压力的支撑点，其内在含义和深度就显得比较苍白了。

普通小球藻生物质的水热预处理强化了其VSS的水解和厌氧消化性能。在180℃水热预处理条件下其VSS水解率和产甲烷潜能最大。其水解率和最大产甲烷潜能分别增加了56.5%和141%。将最佳的水热预处理温度180℃运用于半连续反应器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其产甲烷潜能为0.31L·g-1，比对照组高138%。水热预处理可以降低藻泥中束缚水的含量，降低量为41.2%～61.7%。水热预处理技术对改善普通小球藻厌氧消化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深入开展中试方面的研究。

孙少平的本我需求由于物质方面的缺乏使得其在精神层面也出现了自卑，而这种自卑却也转化为他后来利用阅读进行精神补充而不懈奋斗的动力。自卑是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在人产生自卑之后往往要寻求补偿。而孙少平精神上的自卑也使得他要以精神的追寻来弥补。为了得到这种弥补，孙少平不得不去找寻自己所认定的在远方的“理想”，这又为他的奋斗提供另一层精神上的动力。路遥对孙少平用旁白诉说的形式来体现人物的这种心理渴求。“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2](7)此时的孙少平还是处于物质和精神都贫瘠的阶段，他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朦胧的状态，为了满足“自尊心”，孙少平实际上无意识地已经朝着自己内心渴望的事物出发，这里的“内心渴望”就是青少年在青春期所产生的自尊感、自强感，希望得到异性的关注和他人的肯定。就如小说中写道：“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路遥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孙少平的心理思想平铺直叙地表现出来，并没有把他“神化”。他善于把人物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的矛盾表现出来，从人物最基本心理需要出发，这两种心理成为他日后奋斗的精神支撑力之一。这时的孙少平还没有想到那些伟大的“理想”，更多的只是满足最原始的“本我”。因为贫困导致的自卑，使孙少平转向寻找自尊，从而也使他从物质生活转向精神世界，精神上的自卑使得孙少平要寻找精神的营养来补充，不断去追求知识与阅读，通过更加有“意义”的事物和超越本我的追求来弥补这种缺失，最终衍生为一种源源不断且强大的奋斗动力。

孝义既是孙少平奋斗所追寻的外部意义之一，也是他超我人格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层面上彰显得尤其突出的一点。孙少平不但从物质上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从精神上尊重、理解父母的平凡。在上学期间，孙少平为减少父母的劳累，想辍学回家帮忙。后来到黄原揽工的时候，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每次出门除了留一张车票的钱，都把钱留给父母了。到大亚湾煤矿当工人之时，他在“大牙湾煤矿第一次寄钱写下孙玉厚3个字时，诚然他流下了热泪”。他很直接的目的就是想为他们箍一孔崭新的、全村最好的、有门面的窑洞。父母的生活让他一直牵挂于心，念念不忘。他想出外拼搏挣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让父母过上体面而又幸福的生活。他的奋斗不是孤立的个人主义追求，不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充满个人激情，也不像高加林一样只为自己活着，更不像于连和拉斯蒂涅那样自私自利，他的奋斗建立在对亲人无限的爱当中。对于父母，无论何时，他都没有忘记中国传统的孝道。他从没有抱怨过这个贫穷的家庭，相反他感恩父母给予的一切，愿意为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即使他觉得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了，知识比父母丰富了，他还是以一颗谦卑的心去尊重理解父母，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还是会询问父亲的意见。就像小说中写道，他“深刻认识到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他也没有从精神上觉得农村人是落后的、愚昧的，他承认他们也有自己的伟大，有一种他心里所敬佩的智慧与精神。

单路径馈线恢复模型是指先以单条转供路径恢复重要负荷的供电，计算其最大恢复负荷量。该模型要求尽最大的能力尽快恢复重要负荷的供电，模型表达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因为动作时间较短，研究的各停电馈线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负荷波动是相同的；对于三双接线的馈线认为其停电前的负荷就是其恢复后的负荷，不考虑因送电时间差异所导致的两条馈线间的负荷转移；不考虑停电变电站母线间的运行方式。

二、自我的现实平衡：奋斗的现实行动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孙少平，他在黄原揽工的生活是其外部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这段经历从实际行动到奋斗目标之间过渡的桥梁，也是他现实生活与理想追求的探索期和自我实现的转型期。路遥在这里给孙少平设置的道路，是身体折磨与精神苦难并存的一番历程。黄原揽工的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为复杂的一段路。他第一次出门，遇到的是一系列良心与社会现实给他出的选择题，而答案的残酷性又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现实性。初到黄原，给曹书记家做小工时，因看到石板上沾了舅舅的血，在道德和良心的驱使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书记，因此得罪了他的“远方舅舅”，失去了落脚的地方。在遇到小翠被包工头胡永洲欺负后，孙少平很明白为小翠出头必然会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但他依然没有退缩麻木，而是毫不犹豫地为小翠打抱不平。在面临道德正义与自己工作之间的矛盾时，他选择了前者。在自我的矛盾中，少平根本没有考虑“圆滑”的处事之道，他听从的只是内心的呼唤。这种品质也是他充满独特魅力的所在，完全不同于于连、拉斯蒂涅和希斯克利夫等奋斗者的世故。他在这里所经历的社会中真正的面孔都成为他自我实现的重要基石，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自我觉醒的意识更加清晰，这些经历越发让他坚定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原则[7]。孙少平每受一次困难的打击，对真正的外部世界与内心理想的认识就更加深刻，对生活奋斗目标的调整也更明确而接近实际。黄原的揽工生活，很好地说明了他自我人格的觉醒，不断指引着他的生活。给孙少平的外部躯体注入了一股奔腾澎湃的内在力量，使得他整个人物显得更加充实。

生存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是孙少平面临的最直接的考验。回乡务农与教书成为孙少平面临的第一个挫折，而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平衡，是其奋斗生涯开始的序幕，为他后来的突破与成长奠定前行的基础。回乡务农与教书的矛盾对孙少平来说并不是因为身体辛苦的程度不同，而是因为教书可以更好地看书学习，能够让他在精神上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如同孙少平自己感叹一样：“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他第一次感受到精神的苦闷，孙少平体会到了看书所带来的精神享受与自由，对回乡务农这样的生活感到了惶恐和痛苦，因为“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2](88)。孙少平的农民躯壳关不住他那灵动的思想，回乡务农与当教师给他带来的苦楚不是肉体上的，更多是精神的桎梏，即使到了深夜他还会感叹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精神生活就感到非常痛苦。孙少平的教师职位被挤掉之后，没有向命运屈服与妥协，而是立马调整思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他感受到内心的呼唤，他听见“内心为此而炽热地燃烧，有时激动得象打摆子似的颤抖”。在务农与教书的矛盾下，孙少平实质上不是去平衡二者，而是寻找到第三种出路，转头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小说中写郝红梅教师职位被挤掉后，就顺从生活嫁人生子的情节。郝红梅的境遇不是个例，当时千千万万的农村知识分子在农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和平台后，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孙少平却是独特的，他没有屈服现实的命运，他的“自我”人格在这里引导他摆脱教书与务农的矛盾纠缠，使他选择去寻找更广阔的世界。而正是这次具有人生决定性的选择，使他迈出实现自我人生的第一步。

自我作为人的三重人格中的中间一重，它主要是以满足现实需要为前提，调整现实生活。它既要平衡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又成为本我通向超我的重要途径。孙少平的自我实现，是其蜕变为理性奋斗者的重要转折，他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其奋斗的“主战场”。他在小说中的自我平衡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从他毕业回家后的教书与务农之间的矛盾平衡，到后来的黄原揽工时的道德良知和人情世故之间的平衡点探索，最后到煤矿中的自我人生理想与责任的明确和实现。他通过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维持理想与现实的局面，把一切的苦难和挫折当成前进道路上的历练，让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理想、有目标的新时代青年。

超我是人格中理想化的代表部分，它既代表着伦理道德等社会价值观念，又要求自己行为符合理想的标准。超我在孙少平身上的体现是独具光辉与色彩的，是其三重人格中最主要的部分。超我的最终形成也是路遥精神寄托的所在，是孙少平的超我意识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遵从社会所认可的道德基础上融入理想化的道德精神，使得人物形象本身的吸引力与内在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超我人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传统道德方面，体现在对待父母的孝上，这是其不懈奋斗的意义之一；在精神追求方面，则凝聚在他对知识的追求；在理想化的生活方面，则侧重在对爱情的守护，书籍与爱情一起构成了他的“诗与远方”。

三、 超我的理想追求：奋斗的现实意义

孙少平的一生像从地底挖掘出的煤矿一样，经过无数次加工锻炼，最终释放出熊熊的火焰与光芒。大亚湾煤矿的生活使他真正变得成熟，让孙少平理清并找到了自己原来那朦胧的理想，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在这里孙少平承受的是肉体上的劳累，而得到的是精神与心灵上的满足，他没有像其他干部子弟一样，不到一年就纷纷以各种借口调离。身体上的艰辛与精神上的修行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孙少平却把它们和谐地融入到一起。当他的女朋友田晓霞来看望他，少平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关于职业的羞愧自卑感。他觉得这工作是体面的，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财富，是光荣的、高尚的。到后来师父去世后，悉心照顾惠英嫂一家人，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他们帮助，忍受着别人的流言蜚语，最后为救师兄安锁子不顾生命危险，被石头砸到后导致毁容，孙少平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充满矛盾性，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差距，热心助人的心态与外部舆论的冲击，职业责任和生命危险的抉择。但是对于每一对矛盾，孙少平都利用自我的调节，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不违背内心原则的决定。他承认苦难的生活，接受苦难的压迫，最终超越苦难的束缚。他的自我在这里其实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衡肉体磨难与精神享受之间的矛盾，而是让孙少平在这种对苦难与现实平衡的奋斗过程中，不断去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所在。就像田晓霞对孙少平的评价一样：“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他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屈服于生活的表象，而是在煤矿的生活中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他的理想不是当煤矿工人，他所追求的也不只是当一个煤矿工人，但是他却接受现实赐予的这份工作，在这份工作中，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责任担当，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不平凡。

粗铅是制造铅电解阳极板的主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工艺操作规程，合理去除有害金属杂质对铅电解的不利影响，采用本文中粗铅熔析除铜和加硫除铜工艺，可确保铅熔液化学成分达到电解生产工艺要求。

无论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是自卑心理的表现与心理补偿的寻求，都是社会转型期那些有理想有抱负青年人的普遍共性。时代是造成生活贫穷和精神自卑的推手，“大集体”的生产模式，落后的经济发展，都是制约着这群年轻人个性成长的枷锁，路遥把孙少平置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用这个“点”式的人物来彰显时代变迁。外在的时代给予的磨难如一张挣不脱的网，牢牢套住这个年轻人。但把孙少平拉回小说的故事构架中的，是他的双重贫穷与他的家庭原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劳动力少，祖母多病，大姐婚姻的不幸，这是造成他比同龄人更加贫穷的内部家庭原因。路遥善于捕捉成长于城乡接合部的普通农村子弟的成长经历，这一经历不仅来自于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路遥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极其贫困的生活中度过的，也来自于许多出生于农村的孩子的亲身经历[6]。路遥把这种对贫穷的突破作为孙少平奋斗的原动力，使他的“本我”开始走出探索外部世界的第一步，使得整部小说能生根于现实的沃土，而不是空中阁楼的纯理想主义。

当然，孙少平的超我人格中的理想化层面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他关于知识阅读的探索，这是他对精神方面的理想化追求，也是他精神奋斗的外在体现与价值所在。这里的阅读并非孤立、个别的叙事或意象，在孙少平眼里，阅读是重要的求知媒介[8]。生活的缺憾使得他不得不追求精神的完美，尤其是当他职业期待与现实生活错位的情况下，阅读在他身上的光芒就更加耀眼，他所追寻的那个远方世界就是来自于书籍中的精神引导。从小说的开头，就提到孙少平忘我地在田野间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而拉开了这个农村娃独特的一面。在整部小说中，书籍中的世界给了孙少平一个梦。从走出双水村到外面奋斗，是书里的天地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书中的奋斗的主人公形象无疑给了他很大精神动力[9]。文学中的世界让他想“抽离”原有的农村，去发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他渴望知识，他渴望从书本中寻觅到关于外部世界的更多信息。这种超越农民阶层的憧憬，是超我人格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理想化结果。从开始遇到郝红梅到相互借书，再到认识田晓霞从而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是书中的情感牵引着他内心的情感，阅读的时光就是他精神奋斗的时光。孙少平的劳动奋斗不是畸形的，他的精神世界和他那刚健的体魄是一起成长的。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劳动多么艰苦，少平都还是依然保持读书的好习惯。即使到了煤矿这么一个嘈杂喧嚣的工作环境中，少平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环境来读书。在黄原的时候，少安和田晓霞去看望他，而“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2](342)！这种刻苦精神并不是常人能有的，孙少平在窘迫的环境中创造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学习环境。阅读条件的艰苦，阅读主体的寒酸与书籍本身所代表的知识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将一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形象在灯光下照耀得闪闪发光。这种对知识忘我的学习态度正是路遥所想追求的精神世界。路遥赋予孙少平这种行为正是朝着这个理想化的目标前进的体现，将传统的现实奋斗转向精神奋斗的新境界。

痛到断肠能忍得过；苦到舌根能吃得消；烦到心乱能耐得住；困到绝望能行得通；屈到愤极能受得起；怒到发指能笑得出；急到燃眉能定得住；喜到意满能沉得下；话到嘴边能停得住；色到情迷能站得稳；财到眼前能看得淡。

孙少平对父母，对知识的追求使他那朴素的外表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对爱情的理想化追求则是将超我人格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面展示出来。他对爱情的守护是他精神奋斗所想达到的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这种平等的爱情态度也正是他精神奋斗所带来的效果。他的爱情作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孙少平身上既真实感人、曲折痛苦,却又萦绕着浪漫的情调，充满着理想的诗意[10]。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突出了孙少平对于爱情理解侧重的是自身精神需要的追求，突破本我的爱欲冲动。路遥试图在社会阶层的现实差距之中, 探索精神与人格的平等, 发掘爱情超越物质条件的精神魅力。他和田晓霞是心灵间相契、审美情趣投合的灵魂伴侣。他们的爱情是将文化思想作为牵引爱情的第一要素，以文化趣味、精神默契和独立人格所构建起来的爱情模式, 是作家路遥最心仪最钟情的[11]。而孙少平本身则是起着对比性的悲剧意蕴：一个农民的孩子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姑娘因文化趣味相投而产生的爱情。孙少平的爱情建立基础就是精神与人格的平等。在感情世界里，他总是能够把自己放置于复杂外界社会的天平中，他知道自己与田晓霞的现实差距，但他也能看清自己的所在，不因现实的苦难与差距去逃避，而是以一种超越生活表象的方式去追求人格上的爱情。小说中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爱情与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作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不难看出，假如孙少平只是个毫无见识，毫无宽广胸怀的农村小子，那他又将成为第二个孙少安。而田晓霞的离世，从某些角度来看，是路遥对孙少平最好的眷顾，让他的“完美”爱情可以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永远长存。让晓霞在最美丽时飘然远逝，把他们的爱情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刻，不让少平的这种“超我”梦幻被现实打败，这不完美的结局又恰恰是最完美的结局[12]。孙少平的超我人格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所持有的爱情理念从门当户对的视角来看，似乎是不符合传统道德的。孙少平的爱情是精神的补充与需要，所要达到诗与远方的境界，也正是孙少平奋斗追求的境界。

结 语

奋斗作为路遥对整部小说定义的主题，在孙少平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他本我的原欲渴望成就其开始奋斗生涯的原始动力；他回乡务农和教书的经历，是其自我开始平衡现实的起点，这也是自我奋斗的起点；直到孙少平来到黄原揽工，所遇到的一系列的关于人性道德与现实生活相冲突的矛盾时，孙少平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自己去处理这些矛盾，在本我的生存需要与超我的良心准则之间做出调节与选择，其奋斗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煤矿生活则是其走向成熟、寻找到人生价值的所在地。作为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人，孙少平在处理自我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时，没有像金富、王满银这类人一样偏离道德的轨道，也没有像大哥一样对现实委曲求全，而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孙少平的蜕变不是单一的，其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也不是递进的，而是交叉在一起作用于生活的，这三重人格如同三根有力的麻绳紧紧拧在一起，筑成孙少平奋斗生涯中的坚实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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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一桦. 孙少平人物立体分析[J]. 大众文艺,201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