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出现了一些波动。在中国看来，一个以中立为宗旨的地区组织主要成员在南海问题上似乎更多地体现出亲美反中倾向。菲律宾推动南海仲裁案被认为“反华”自不待言，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宣布全面解禁对越武器出口，马来西亚对华态度似乎也有微妙变化，2015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同马国防部长一起从马空军基地起飞登上罗斯福号航母视察，印尼海军向中国渔船开火，总统还登上开火的军舰被一些评论认为是配合美国南海的态度，新加坡总理访美时对地区形势的表态也被一些人评论为“帮腔美国”。与此同时，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外交的认知似乎也在朝着“日益强势”的方向演进，担心大国博弈正在破坏其内部团结。然而，2016年10月，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前后发表的一系列“离美近中言论”被西方解读为“转向中国”，带来“杜特尔特效应”，［1］马来西亚总理在访华期间首次向中国采购了军舰。尽管菲律宾政策的不连贯性和波动性让菲政府的“新思维”持续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在美国看来东盟似乎在转向“亲中离美”。［2］如何解读围绕东盟国际关系的上述“无序”，笔者认为这需要超越南海争端和双边关系范畴，超越传统上从中美大国博弈的视角，从东盟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历史的角度入手才能看清全貌。① 关于认知对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参见Judith Goldstein，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由于处于地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东南亚的发展就一直受到大国关系的左右。在古代，本地区在文化宗教上受到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的交织影响，在政治上受到中国中心的朝贡体制的规范。在近代，西方殖民国家的入侵让本地区国际关系深受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的太平洋战争和之后的冷战，使本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命运被大国关系深刻地塑造。［3］

可以说，东南亚国家处理大国关系直接影响其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世界观也深受这种国内政治动态和国际行为密切联系的影响。理解东盟国际秩序观和对外关系有3点至关重要:第一，东盟对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联动性的认识;第二，东盟对于地区治理的期待的核心在于东盟内部团结;第三，东盟与大国看待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视角不同。

第一，阿姨群体的年龄基本是35岁～50岁，一般都有过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经历，有家务劳动的实践，有照顾老人的经历，她们对自己将要进入的行业或者职业，有着一些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但是这个经历和体验与真正的专业服务相比是有距离的。

冷战中基于海洋东南亚的东盟国际秩序观

虽然我们常常把东南亚等同于东盟10国，然而从地理、历史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将东南亚分为与中国大陆和南亚次大陆相连的陆地东南亚(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以及与南中国海相连的海洋东南亚(maritime Southeast Asia)，才能更好地理解东盟的国际秩序观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现状。② 关于海上东南亚和陆地东南亚的区分定义，参见Donald E．Weatherbe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0，pp．9－11;John D．Ciorciari，The Limits of Alignment: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75，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1－176． 东盟虽然有10个成员国，但其成立的时候只有5个创始成员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他们是东盟的核心成员国，除了泰国以外其他4国都属于海洋东南亚部分，但泰国同样是美国的盟国，在政治上同样可以被认为是海洋东南亚国家。他们的国际秩序观实际上奠定了东盟国际秩序观的基础。冷战中，以海洋东南亚国家为基础的东盟国际秩序观主要有以下特点。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是世界上复杂难治的河流之最，黄河流域水安全问题也是中国水安全问题的缩影。探索构建行之有效且具黄河流域特色的纳污红线管理制度体系和工作格局，对于提高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乃至对于提高中国水安全保障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鉴定涉嫌造假的白矾样品，我们对1批性状不符合规定的样品进行了有机和无机元素分析、X-ray粉末衍射分析。有机元素分析结果显示，此样品不含C和N元素，与铵盐检查未检出铵盐结果一致，推测其不是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铵矾掺伪品；无机元素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含B和Na元素；X-ray粉末衍射分析结果显示成分较为复杂，但其中几个主要的谱峰可以和谱库中硼砂（Na2B4O7·10H2O）的谱峰对应上，这也基本能和无机元素分析结果对应。综合以上各种测定结果，确定该造假样品的主要成分为硼砂。

首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他们做什么对于美苏争霸国际大格局不会有任何的改变，［4］而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越南战争)意味着大国争霸在东南亚地区的实质将是限定在陆地东南亚部分。尽管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后这些国家在外交方向上(diplomatic orientation)同美国保持一致，即认为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是最大战略威胁，在亚洲地区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是最大地区威胁，然而，海洋东南亚国家并不认为苏联和中国会直接构成对他们的安全威胁，苏联海军当时在东南亚没有军事基地，而中国海军越过台湾海峡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进入南海，而美国海军则几乎可以说把南海当成自己的“内湖”牢牢控制。换句话说，海洋东南亚国家在冷战中认识到，只要美国继续在中南半岛介入，而他们只要在外交表态上同美国反共大战略保持一致，他们就会有一个相对超脱和独立于冷战国际大格局的“战略绿洲”机遇期。1966年，李光耀在伦敦说，“需要最大限度利用好机遇期，即美国仍然在越南作战的时机。”［5］

第二，他们认识到海洋东南亚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主要取决于成员国国内秩序的建立，这首先需要结束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实现这两点都需要走亲美的道路，但不实质性地卷入更大层面的冷战竞争。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获得民族独立并处于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各种政治思潮同维护新获得的主权自主的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相结合呈现出意识形态上的动荡期，国际冷战大格局进一步激发了国内政治思潮的对立，这一点在印尼体现得非常明显。苏加诺总统试图通过在外交上走中立道路，内政上试图在左翼印尼共产党和右倾的印尼军队之间搞平衡，然而外交中立和内政搞平衡的做法结果造成同美国关系紧张，最终爆发“9·30事件”，政变后上台的苏哈托政府改变了原有的中立政策，转向明确地走亲美反共的道路，结束了国内的意识形态纷争。在军事政权的铁腕下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稳定，与此同时获得美国信任，也为印尼带来了美国援助和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上东南亚国家亲美的外交方向的确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权力斗争中胜者们利用美国反共获得利益的现实。［6］对于东南亚国家中的非亲美政府，美国采取了颠覆(subversion)或者直接军事干预的办法，［7］后者直接体现在越南战争中，而前者在印尼、柬埔寨案例中得到了体现，［8］而美国的介入直接影响到这些新生民族国家国内秩序的稳定。这些让东盟认识到在冷战环境下尝试所谓的“战略中立”不仅不能够得到预期的战略利益，相反是非常危险的冒险行为。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曾经提出过建立和平中立自由区(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ZOPFAN)构想，尽管其他东盟成员国没有反对，但李光耀曾经尖锐地指出过，“一个中立的东南亚当然是理想的，但我相信即使马来西亚总理同样不会期待这个构想在近期实现。”［9］后来他又指出，“中立是一个在自己的脑中建设香格里拉”，“但是香格里拉并不是东南亚所需要的”。［10］冷战中印度支那发生战乱的时候，东盟创始成员国的5个国家保持了政治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经济发展，而这些国家同时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表明“亲美”姿态实现国内政治稳定。菲律宾和泰国在亚洲冷战激化前已经选边“美国”结成同盟，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通过与英国保持防卫合作间接“亲美”。冷战中，这些东南亚国家意识到想要两边不得罪同时获利的中立政策不仅很难成功，相反很危险，因而他们在战略上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亲美”不是说盲目的“从美”而是在不惹美国，表面上亲美，在这个大的政治选边站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利益。换言之，“亲美”很好地反映了“政权利益”(regime interests)。［11］

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全面开放与东盟成员国扩大到东南亚的陆地部分几乎同步，陆地东南亚国家在冷战中完全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海洋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秩序观，这意味着东盟内部过去那种趋同的国际秩序观开始出现内部的不一致(divergence)。

因此，诸如示例1，若采用方案三，信号路由的复杂程度与方案一相同。差别在于，所有的控制过程均发生在DCS中。

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与东盟关系的关键在于美国同陆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同样需要建立有效的战略互动关系框架。从战后的历史来看，美国对于东南亚的政策和介入变化很大，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东南亚政策，而是依附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大战略需要，具有短期性和不可持续性，没有长期的有机的东南亚政策。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自己的大战略利益需要和政策优先度来看待东南亚，特别是陆地东南亚部分长期以来成为美国战后构建地区秩序的牺牲品。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反共的大战略将东南亚(特别是陆地东南亚)看成是重要的第二战场，越战就是这种思维的集中体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治理与推广新国际秩序以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陆地东南亚国家常常成为被批评的对象，缅甸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奥巴马执政后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东盟特别是陆地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担忧美国是否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把东南亚作为防止中国非和平崛起和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平台，是否是一种为了“反中国”衍生出来的美国的东南亚政策。［33］

中国崛起、东盟扩大与冷战后东盟国际秩序观的变化

越南战争结束和柬埔寨危机发生后，东盟看待国际秩序的视野开始扩大到陆地东南亚部分。美国已经不会再像越战那样深度介入东南亚但仍然控制西太平洋，苏联虽然在1979年后租用越南金兰湾港口但海军的存在并不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军力量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海洋东南亚为基础的东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仍然延续过去的亲美战略方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稳定国内秩序，同时在外交上开始考虑将战后东南亚陆地部分纳入东盟框架。［24］

第三，海洋东南亚还意识到美国的越南战争不可持续性，因此，除了各国利用越战带来的战略机遇期稳定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同时，还需要为后越南战争时代美国可能从本地区抽身提前做准备，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东盟在越战高潮的1967年成立。李光耀曾说，“不指望美国会获胜，但是美国作战至少不会让战火传染到泰国，那么东南亚就有机会解决相互之间小小的分歧。”［12］东盟建立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成员国之间避免冲突的机制和习惯，东盟成立几十年来成员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也为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成为经济发展迅速的“四小龙”“四小虎”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奠定了稳定的次地区秩序。［13］由于美国不是东亚国家，冷战中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也有限，因而其在东南亚的利益并不是直接利益而是战略利益，“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主要是其大战略的驱动，而不是关心本地区国家的利益。”［14］而中国是东南亚最大的邻国，李光耀在1965年就认为“中国不会侵略东南亚”，但是“由于中央帝国的思维，中国想要继续朝贡体制”。［15］他从不认为“东南亚的未来可以被自身决定”，［16］而大国往往“都不真正理解东南亚”。［17］如何让大国特别是美国持续地对东南亚保持兴趣就变成一个重要的战略需要。为此需要同过去的英联邦维持联系，1971年，英国决定军事退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组建了五国共同防卫安排(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FPDA)，一方面给东盟成员国在英国撤离后带来的心理上的担忧可以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也是给“美国一个心理暗示”，［18］即这个地区很重要，对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同英国保持安全关系既能够让他们不用直接参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又能够不让美国怀疑其战略意图。［19］1975年越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采取了收缩政策，东盟在1976年召开了巴厘岛峰会，并开始将其与美国等大国的对话伙伴关系机制化，［20］这也是为了拉住美国的重要一环。

首先，陆地东南亚国家没有感受过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好处的经历。冷战中，老挝危机、柬埔寨政变、越南战争都是美国基于阻挡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理论进行的不同级别的武装斗争，缅甸为了避免卷入大国争霸的悲剧采取了极端的闭关锁国和自我孤立的政策，而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市场更与这些国家无缘。在这些国家看来，美国更像是一个国际和国内秩序混乱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老东盟国家经常会提及美国在东南亚保持存在和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而新东盟成员则不会如此的原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6年8月访美期间的讲话中指出，“美国帮助创建和维护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我们都获益。没有其他国家有经济政治能力和软实力来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美国的首要责任，美国不可逃避地作为卓越的全球大国(preeminent global power)来继续引领世界前行的道路。”［25］

第二，陆地东南亚在国家重建国内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和东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地理优势和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腾飞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陆地东南亚国家普遍建立了同中国紧密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加入东盟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国际身份和国内政权的合法性，美国的因素在他们的战略考量中并没有占太大的分量。与此相对照的是，以海洋东南亚国家为基础的东盟老成员国国内秩序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仍然高度依赖美国。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陆地东南亚国家之外，中国并非东南亚的主要投资来源。欧盟、美国、日本仍然是最大的投资来源，而且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这些经济体获得的投资越多。［26］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仍然是海洋东南亚为基础的东盟老成员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特别是在中东失序和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大背景下，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东南亚很容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印尼已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新加坡已经有可能遭受袭击的迹象，据报道大约600名东南亚人加入了ISIS，［27］菲律宾的反恐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东南亚在反恐方面需要同美国合作特别是在情报共享方面。［28］在经济方面，东盟老成员国仍与美国保持相当紧密的关系，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伙伴，美国是最大的直接投资国家。［29］

第三，陆地东南亚国家除了越南以外并非南海沿岸国家，因而对于海洋问题并不直接关心。不少分析认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因为接受了中国的经济援助而在南海问题上选择沉默，但经济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深受作为大国争霸代理人战争之害，对南海问题带来类似的后果警戒。因而，南海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对陆地东南亚国家进行施压，会让这些国家感到将他们再次推向大国争霸的深渊的恐惧。［30］这与海洋东南亚国家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

本研究显示，治疗组术后总有效率为100%。术后残留血肿吸收时间明显缩短，且无复发，脑组织复张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术后血肿残留消失时间长，脑复张相对较差，并有3例复发。由此可见，老年人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血辅助高压氧治疗，可缩短治疗时间并减少血肿残留，促进脑组织复张，降低术后血肿复发，减轻老年患者痛苦和减少费用，值得临床应用。

南海问题是国际秩序认知新共识过渡期的催化剂

［1］“Duterte’s pivot to China，”The Economist，October 22，2016．

海洋东南亚虽然在战略上充分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已经成为一部分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这些国家在战略和军事上的美国中心的国际秩序观，以及美国可以带来国内秩序稳定的思维依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海上东南亚国家重要的市场、高技术来源和投资国;安全上，长期以来美国控制西太平洋没有大的战事也让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至少是一种安心的装置。换言之，海上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在中国崛起带来的体系变动中处于变动期，而菲律宾政府在外交上的严重动摇正是这种变动期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国来说，南海的问题能否有效管控和妥善解决，中国与东盟关系能否从“黄金10年”走向“钻石10年”，与海洋东南亚的新的国际秩序观的有效形成以及与陆地东南亚的国际秩序观的融合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说，正因为中国同海洋东南亚之间的战略沟通质量还不高，中国与他们的经济交往虽然密切但还不够深厚也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在大战略中隐含着一种“中美关系结构决定论”的思维定势，即中美关系搞好了周边关系自然会顺的思路，这在过去中国与东盟交往不多的时代是有效的，但现在显然是不足以应对新的战略形势的。按照这个思路，对于“亲美”的海洋东南亚，则会常常顾虑美国会不会介意甚至反扑造成负面战略结果而有时显得拘谨，但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过度低调，副作用会更加大。笔者认为，中国东盟外交的关键在于如何积极主动地同海洋东南亚建立良性的战略性互动关系框架，这需要真正地从战略上理解海洋东南亚国家看待国际秩序的视角和需求，共同推动相互认知朝着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对于海洋东南亚来说，一方面“美国对于地区和平的作用很有限，仅仅提供了一种安心感给东盟，这为东盟同中国进行对话创造了空间。”［32］当然，另一方面海洋东南亚国家除了要让中国部分理解其“亲美”的非中国因素外，在对华外交言语表达(diplomatic discourse)上要有特别的“敏感度”(sensitivity)，甚至需要有创新。过度跟随美国的言语体系，例如力量改变现状，挑战法制基础的国际秩序等，很容易增强中国对于东南亚的负面认知，有必要创新出一套新的具有东盟特色的话语体系。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冷战中东南亚地区并“没有形成一个地区共有的威胁共识”，［21］东盟成员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源于对内部威胁以及地区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的可能性。［22］换言之，东盟的主要威胁在于内部不稳定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为此，东盟在国际战略方向上支持美国的反共国际秩序观，其真正目的在于借此稳定国内秩序和次地区秩序。对于海洋东南亚国家来说，选择战略上亲美既体现了他们的国际秩序观，同时服务于国内秩序中心的战略需要(平息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获得美国的援助和市场，以及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换句话说，冷战中东盟内部的国际秩序观趋同(convergence)。中国在东盟的战略计算中几乎不存在，但同美国反共战略方向一致则造成在外交政策上的对中排斥，直到尼克松访问中国后才有所松动，但双方的经济和人员交往仍然十分有限。与此同时，中国在冷战中的国际秩序观的视角则集中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注的周边地区主要在陆地东南亚，而把海洋东南亚的东盟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并且同苏联的修正主义相勾结构成美国反共反华反革命包围圈的外围基地。［23］以海洋东南亚国家为基础组成的东盟国家在冷战中尽管并没有把中国看成直接的安全威胁，但是反共的国际秩序观要求他们在官方话语和外交实践中表现出反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东盟在冷战时期并没有建立真正的直接的相互战略认知，而是通过冷战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结构间接地来看待对方。可见，双方在冷战中看待国际秩序的视角不同，而战略沟通的完全缺位造成了双方负面认知的形成和深化。

本次临床研究，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在2017年12月—2018年6月期间收治确诊为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70例。本组70例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均行B超检查、实验室检查。结合病理诊断及类型分析，与实际确诊结果做进一步对比评估。本组70例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包括男性患者19例、女性患者51例；患者年龄23～7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0.2岁。本研究完全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选取的70例病患者均属于同意签署研究同意书的患者。

东盟作为地区治理的重要行为者未来能否继续发挥稳定次区域和沟通大国关系平台的作用，不取决于南海问题，也不在于克服所谓的“机制赤字”，关键在多大程度上东盟内部、东盟与中美之间就国际秩序和地区治理的认知达成新的共识和理解，［34］这些也将成为本地区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知识基础。

注释: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以及东盟扩大到陆地东南亚带来了东盟内部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观，东盟原有的以海洋东南亚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共识受到挑战，而东盟新的国际秩序观共识还处于变动期。南海问题仅是东盟出现“内部不团结”(internal disunity)，东盟与中国、美国关系摇摆等现象的外在催化剂，根源在于东盟的新的国际秩序观内部共识的重建，以及同中国、美国国际秩序观新的交集的确定。南海争端升温后我们就看到东盟内部的“不团结”，这个不团结并非中国故意破坏东盟团结，而是东盟内部不同国际秩序观交锋的结果。而菲律宾出现的政策上的巨大摇摆性说明海洋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秩序观正处于变动期。［31］中国和美国往往从大的战略格局角度看待东南亚，而东南亚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则尽量希望避免卷入大国战略竞争，争取国内新秩序建设中能够从中美获得实际支持。

［2］“Philippines pivot to China adds chill to US relations，”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5，2016．

［3］［24］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4－53页。

［4］John D．Ciorciari，The Limits of Alignment: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75，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0，p．1．

［5］［9］［10］［12］［15］［16］［17］［18］Ang Cheng Guan，Lee Kuan Yew’s Strategic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24，24，24，24，22，22，22，29．

［6］［11］Natasha Hamilton－Hart，Hard Interests Soft Illusion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Pow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10，Chapter 2 and 3．

［7］［14］［19］Ann Marie Murph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The Legacy of Policy Changes”，in Ann Marie Murphy and Bridget Welsh(eds．)，Legacy of Engagement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SEAS，2008，p．253，250，254．

2012、2013、2014和2015年11月1～30日温室内的气象数据如图5a～c所示,温室内各年日总辐射、平均温度和平均相对湿度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2012、2013、2014年11月日总辐射均值分别为5.54、6.07和4.29 MJ/m2/d,相比2015年分别增大了132.93%、155.22%和80.23%;日平均温度分别为15、17.41和16.05 ℃,比2015年分别增加了11.06%、29.53%和19.42%;日平均相对湿度分别为84.09%、85.77%和80.92%,相比2015年分别减小了11.17%、9.4%和14.52%。

［8］Russell H．Fifield，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The Roots of Commitment，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3．

［13］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Rosemary Foot，“Pacific Asia: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41．

［20］Donald E．Weatherbe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0，pp．101－102．

3.1.2 “农业+旅游观光”：以农带旅，以旅促农 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优势进行规划，开发特色主题观光区域，将当地的地理特色、传统文化及农村特有的田园风光与旅游景点进行有机结合，打造出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驱动模式，为城乡居民休闲旅游、农事体验提供场所，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确保旅游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的双赢。

［21］Rosemary Foot，“Pacific Asia: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30．

［22］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89．

［23］“Meeting in Bangkok:Counter－Revolutionary Alliance”，Peking Review，No．34(August 18，1967)，pp．39－40．

（1）重采集轻利用。这是当前产品质量大数据存在的最大问题。大部分产品质量数据由业务产生并服务于业务管理本身。由于数据采集主体往往缺乏多维分析的强烈意识和技术手段，对质量数据进行纵向、横向的深度挖掘不够，利用程度普遍较低。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调查获取的大量企业产品质量数据，除用于测算区域、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外，在评价地方质量水平、促进企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数据，但对数据的利用大部分往往限于出报告，没有充分发挥数据在产品研发中试、质量改进与提升、标准制修订、检测技术研究与方法制修订、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

［25］PM Lee Hsien Loong at US Chamber of Commerce/US－ASEAN Business Council，August 1，2016，http://www．pmo．gov．sg/newsroom/pm－lee－hsien－loong－us－chamber－commerceus－asean－business－council．

［26］Malcolm Cook and Vandana Prakash Nair，“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Perspective，No．49，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eptember 10，2015．

［27］Lynn Kuok，“The US Singapore Partnership:A critical element of US engage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Working Paper 6，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July 2016．

［28］Collin Koh Swee Lean，“ASEAN’s View on the U．S．Military Role in the Region，”in Pavin Chachavalpongpun(ed．)，ASEAN－U．S．Relations:What Are the Talking Points，Singapore:ISEAS，2012，p．61．

企业若没有制定一套科学的成本管理制度，会导致公司内部各部门的权责分工不明确，成本费用分摊不合理，公司无法合理量化成本费用，导致公司业绩考核标准不公平，影响员工的积极性。没有健全的成本管理体系，也会导致成本管理方法无法有效落实，企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按定额领用材料，没有严格的材料领用流程；各部门的成本费用与预算相差较大，没有方法去检验实际成本费用的合理性；仓储部门没有严格的存货保管制度，导致存货变质、破损、被盗等。

坝体填筑标准合理，坝体填筑方式、碾压参数、质量控制措施合适。检测的坝体填筑压实密度等满足设计要求。坝体填筑质量合格。

［29］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Lee of Singapore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August 2，2016，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8/0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lee－singapore－joint－press．

［30］《日本强压东盟支持南海仲裁案》，《中国青年报》2016年7月2日。

［31］Chandran Nair，“Duterte’s embrace of Beijing is a rational challenge to the old order”，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16．

［32］Mikael Weissmann，“Why is there a relative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 Pavin Chachavalpongpun(ed．)，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ingapore:ISEAS，2014，p．58．

［33］“China has global leadership in its sights，”The Bangkok Post，November 21，2014．

［34］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 Power，Value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