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指的是，随着区域化推进，在一定时期内并不会必然实现区域安全的改善，相反，往往会出现区域安全议题增多的现象，即区域中许多议题更多地以安全的面目出现，区域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被贴上安全的标签。尽管许多安全议题并非完全起因于区域化，但区域化与安全化同步。区域化较为成熟的欧洲以及东亚等区域的许多议题正处于安全化之中，①这为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提供了现实的注脚。

作为与医学相关联的学科，药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从事药物研发和药学服务的专业人才。目前世界多国为加强药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均采用了宣誓仪式。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何以产生，此前笔者尝试进行了一些探索，认为如下动因值得思考:区域成员既权衡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同时也关注相对收益差异的持续及其使用;区域收益递减以及特定区域成员的多组织成员身份引发对未来收益的消极预期;在相互依赖持续增强的背景下，特定区域内使用威胁的收益可能会更高而成本下降;将特定区域内安全议题外包给经贸议题，这导致商业上的讨价还价而非战略与安全思维界定双边与多边关系;特定区域内议题的叠加产生问题的密度和问题持久性放大了安全规模的效应。［1］

为了进一步推进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理论构建，本文尝试提出两对概念，即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并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视域下探讨周边安全问题。

一、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

区域化分为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两者存在相互转化，导致区域议题被贴上安全标签的可能性增强，这促进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形成。

不成熟区域化是指，区域资源配置缺乏系统与持久的制度性安排，区域资源配置主要依赖权力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成熟区域化的区域与阶段，区域主导权之争一直非常明显。这是因为，不成熟区域化伴随着区域资源配置缺乏系统与持久的制度性安排，此时的区域资源配置主要依赖权力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但区域要素的彼此互动程度已经提升，为了使本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区域主导权就成为区域大国谋求的目标，区域议题被区域成员视为安全议题的可能性更大，区域博弈依然沿着权力冲突的现实主义路径推进。因此，不成熟区域化的阶段与区域，更容易爆发冲突或战争。

① 以上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创建的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corpus）、《汉语功能语义分析》和其他语料。为适用于分析，有些句子稍做调整.

成熟区域化是指，区域资源配置依赖系统与持久的制度性安排，区域资源的配置主要基于区域制度与自由主义的逻辑。成熟区域化的区域与阶段，区域主导权之争有所弱化。因为，成熟区域化伴随着区域资源配置系统与持久的制度性安排，区域资源的配置更多依赖于区域制度与自由主义的逻辑，区域成员对通过制度与规范的力量获取收益的预期逐渐大于通过权力与战争获取收益的预期，区域成员主导权之争更多地体现在对制度与规范的制定权之争。例如，对于曾经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一些美国学者也坦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存在着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增进美国的安全等多重政治与安全目的;［2］“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通过重新调整国际经贸规则来制约中国发展的战略工具，也是美国锁定在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主导地位的主要切入点。［3］成熟区域化的区域与阶段，由于配置区域资源的制度网格化、制度信号释放与力量缓冲作用，区域议题的安全化烈度与层级会低于不成熟区域化的区域与阶段。

存在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便存在两者转化的问题。人们看到与关注的更多的是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的转化。此时，区域资源配置由依托权力沿着现实主义路径推进向依托制度的自由主义路径转向，矛盾与冲突不断，区域议题向安全议题转化的频率与烈度可想而知。然而，不仅仅存在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的转化，也存在着成熟区域化向不成熟区域化的转化，后者也会导致区域议题向安全议题转化。随着区域化收益递减导致区域化收益预期降低，① 区域化收益递减，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者政治层面，而且体现在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层面。例如，李晨阳和高程认为，“以经促政”战略核心是通过“让利”和“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但随着美国对东亚安全关系的介入加深，东亚中小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红利的同时不必考虑给中国以政治安全方面的回报，经济手段的政治效用出现递减。李晨阳:《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一些身处成熟区域化区域与阶段的成员对资源配置的现有制度安排产生失望，会出现修正或抛弃现有区域制度的动议与行为，这些修正或抛弃现有区域制度的冲动一方面会直接通过制度安排本身将不安释放给区域甚至区域之外，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区域成员重拾权力与现实主义逻辑，导致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恶化。事实将证明，21世纪成熟区域化向不成熟区域化转化对区域安全的冲击会不亚于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转化的冲击。因为，如果说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的转化给区域带来了未知的希望与安全，那么成熟区域化向不成熟区域化的转化给区域带来的则是现实的失望与不安全。

就当下主要的周边对应中心——国家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各种巨变;就当下次要的周边对应中心——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区域而言，世界秩序处于变动甚至失序时期。“世界进入了地缘政治力量结构相对失衡的多边分裂阶段，多个地区中心纵横捭阖，争夺优势”。［12］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内部的区域化还是跨国家的区域化，资源、利益与权力都在持续展开新的配置，都在加剧周边这一对应单位的调整与变动。因此，中心秩序的外溢会引起周边秩序的波动;中心秩序与周边秩序的规则、价值异质性与同质化过程会引发周边秩序的波动。只要中心秩序还处于重构过程，周边秩序的变动就会是一种常态。

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及其转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诠释世界历史演化的新视角。如果把区域化的历程退回到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恰恰是最早出现不成熟区域化的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① 目前普遍认为，较早具有区域化雏形的组织是诞生于欧洲并成立于1241年的汉萨同盟。可见，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不成熟区域化。如果以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解释何以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我们会发现，欧洲区域化最早，但彼时的欧洲属于不成熟区域化，这种不成熟区域化伴随着区域资源配置的现实主义逻辑，必然会诱发激烈的欧洲主导权之争，刺激安全议题泛滥，不断激化区域矛盾，最终爆发区域性战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区域化一直伴随着法、德、英3个欧洲传统大国的世纪性拷问，究竟是法兰西的欧洲，还是德意志的欧洲，亦或是盎格鲁－萨克逊的欧洲?随着区域化在世界的蔓延，安全化也在世界蔓延。尽管世界大战爆发的逻辑复杂而充满争议，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区域化、安全化世界蔓延相伴随，区域性战争转化为世界性战争。现在欧洲进入成熟区域化阶段，区域主导权之争更多地体现为制度与规范的制定权之争，区域安全议题尽管依然大量涌现，但这些安全议题更多地被限制在区域制度与规范之内，或者成员预期这些安全议题会通过制度与规范加以规制或解决。

就整个区域而言，东南亚区域化已经进入成熟区域化，但东北亚依然处于不成熟区域化阶段，东亚区域化处于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的过渡，东亚成员对区域主导权争夺的欲望与方式明显不同于欧洲，东亚成员更热切且焦虑地关注区域主导权，更纠结于权力冲突的现实主义逻辑与制度分配的自由主义逻辑，东亚将长期处于“热发展”与“冷和平”状态，徘徊在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

不成熟区域化向成熟区域化的转化也存在着一个隐忧，即不成熟区域化复制另一个成熟区域化的倾向。成熟区域化由于在经验与发展水平上的惯性，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不成熟区域化的“导师”与“范本”，不成熟区域化复制成熟区域化，其结果是缺乏创新;与此同时，成熟区域化的弊端还会被传递下去，其弊端与矛盾在另一个区域或更多区域累积，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笔者认为，目前成熟区域化向不成熟区域化的转化导致了所谓的逆全球化。一些区域成员对通过制度配置资源逐渐失去耐心，开始向通过权力进行资源配置回归，区域资源配置的制度信条受到区域资源配置的权力信条的冲击，逆全球化形成一种思潮与现象，对区域化的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坚持本国优先、具有反自由贸易倾向、排斥移民的“特朗普现象”在世界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更加谨慎的态度看待区域合作议题以及安全议题。在这种背景下，成熟区域化向不成熟区域化的转化在打击成熟区域化的同时，更加重创不成熟区域化，支持区域化与反区域化的力量会折冲不断，区域议题更加复杂与尖锐，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因而更加彰显。

夹具在Y方向上左右对称，左安装座和右安装座在Y方向的紧固螺钉支反力产生的力矩大小相等，旋转方向相反。不会对整个夹具产生较强破坏。故本文只讨论空间力系在X轴方向产生的力矩和反力。

二、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

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构成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一对概念，而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则构成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另一对概念。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区域化，似乎永远存在着这样的疑惑，我们所定义的区域化，究竟是区域化意向还是区域化现实?笔者认为，在区域化过程中，存在着区域化意向。区域化意向是指，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对特定空间及其资源配置一体化的主观臆断，是对自己认知的区域及区域要素进行自己认同的制度配置。对区域以及区域内要素制度配置的臆断受行为体既有认知与经历的影响，因此，行为体的既有认知与经历直接决定了区域化意向。美国学者入将昭(Akira Iriye)提出，“大家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这一地区共有的内容。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memory(记忆)的共同体’，认为过去发生的战争及其他悲惨的事实也包括在内，欧洲人之间拥有共同的过去”，“世界其他地区如何呢?例如，在美洲大陆，存在着各国共同的认识，也就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和土著居民一同建立起的社会文化，这一认识自很早就存在”。［4］这些区域记忆会释放在区域化之中，构成区域化意向的一部分。

如果说区域的界定存在主观意向因素，那么，区域化定义的主观意向就更为强烈了。按照行为体所认知的特定区域与区域要素进行自己认同的制度化配置，这便构成了区域化意向，区域化意向的核心是，“自己认知”与“自己认同”。任何行为体参与行动或集体行动，都是基于自己认知并尽量实现自己认同，这也是区域化意向成立的基本前提。

那么，什么是区域化现实呢?这是一个既容易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容易回答是因为从学理的角度讲，区域化现实是与区域化意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按照区域的特质与要素进行符合区域客观规律的制度化配置。难以回答是因为区域化的特质与要素以及符合客观规律的制度都是通过主客观互动与主观认知后呈现出来的，我们所谓的“区域化现实”可能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区域化事实的过程。

很多国家其实一直徘徊在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之间，这极大地增加了区域议题以安全面目出现的概率。事实上，一个国家越是有能力表达与展现主观意志，越是有强烈的区域化意向。日本长期期盼脱亚入欧、脱欧入美，二战后身处东亚区域的日本时而想脱离东亚区域化现实，一度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时而想加入并领导东亚区域化，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伊藤宪一对美国在东亚区域化中矛盾与摇摆的阐述，说明了日本东亚区域化意向的错位性:“从经济上看，东亚经济依赖于美国市场。东亚的稳定没有美军的存在是不能考虑的。美国虽然不是东亚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一员。但现实是，即使不是其成员，如果将美国与其他区域外国家一样对待，东亚共同体本身就不能成立。对美国如何定位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有必要探索将美国作为特别的存在，既不是‘成员’也不是单纯的‘区域外国家’和‘伙伴’的特别的位置”。［5］

现存大多数的区域化计划与区域化理论均是区域化意向作用的结果，一国自己认知的区域与区域要素按照自己认同的制度进行配置时，便参与其中;否则，便质疑、徘徊甚至反对。美国也深深卷入东亚区域化之中，但它的区域化意向也是自己认知与认同的。当东亚区域化现实无法与美国的区域化意向吻合时，美国便开始重新构建区域化现实，即根据本国的地缘特点，依据传统的两洋战略打造跨大西洋与跨太平洋的区域化现实，“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横空出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区域化方案都是区域化意向的结果。区域化方案的反复折冲与区域矛盾似乎永无停歇，即是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不断重叠，又落差不断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与跨区域矛盾并存、区域化不同步被强化等问题呈现出来。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并构建新的、正确的安全主体路径，即国家安全→人的安全→区域安全，最终形成国家安全、人的安全、区域安全三位一体的安全理念。如此，才可能有效地缓解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给周边安全以至区域和全球安全带来希冀。

由于存在不同的区域化意向，本已存在的区域化不同步会得以强化，区域议题在不同利益群体的视角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区域议题的安全化的可能性升高。客观而言，区域化存在着不同步问题。一方面，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成员的经济、贸易、交通、社会发展都存在不同步现象;另一方面，在不同区域之间，各个区域也存在着发展水平与阶段的参差不齐。这样，利益分配与收益在区域内或者区域间是不均衡的，这种区域化不同步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然而，由于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之间落差的作用，区域成员对客观存在的区域化发展不同步容易作出更加主观的判断，把彼此以及彼此区域的经贸标准、汇率变动、制度构建等认知为不公平、不必要、甚至不专业，更倾向于认为是对方而非己方消极地影响了区域化。可见，区域化不同步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因区域化意向的存在往往被放大，区域议题很容易上升为安全议题，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形成。

三、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何以影响周边安全

随着周边区域的便利化与一体化，在一定时期内，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通过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聚集、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以及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对周边安全产生影响。

第一，周边区域化带来的便利化与一体化会在一段时期内带来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区域化的推进带来了周边区域交通、经贸与社会互动的提升。随着周边区域逐渐呈现便利化与一体化，生活在周边区域中的行为体的身份与价值会产生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与快节奏互动。这些行为体的身份和价值包括: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等问题，它们凝结在服饰、饮食、语言与信仰等诸多元素之中。自从建构主义将身份这一概念带入国际关系研究，身份的社会性也为区域研究、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事实上，周边是一个独特的区域，随着区域化的发展，周边区域社会在发生变化，身份“存在于同他者关系之中”，［6］因此，当自我与他者互动关系变化时，具有社会性的身份会随着区域化而发生演化，① 关于身份的形成，请参见 Richard Ned Lebow，“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2008)，pp．473－492。即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面临着演化与重构议题。无疑，周边区域中行为体这种身份演化与重构的烈度与非周边区域行为体存在巨大差异。众所周知，身份影响利益，身份演化与重构会引发利益演变与重塑。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行为将因身份演化与重构而发生变化，周边区域的安全也将发生变化。

身份演化既存在所谓角色身份向集体身份转化的过程，② 亚历山大·温特对认同概念的诠释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身份的转化，“把自我和他者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也存在着自主与被动的指向。一般而言，行为体追求的是身份的自主性演化，身份演化的被动性越强，行为体往往越是感到威胁;身份演化的自主性越强，行为体往往越是感到安全。身份转化以及身份转化的自主或被动指向对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影响。

经长期的勘探开发，红柳泉油田已发现许多油气藏。对已发现油气藏进行精细解剖，研究区岩性油气藏主要有3种类型（图4）：砂岩体上倾尖灭油气藏、物性封闭油气藏、断层-岩性油气藏。

笔者认为，安全是指行为体的身份自主、功能完整与既有价值不受到威胁并且不怕受到威胁。在这里，依托于身份的功能与价值，决定了身份的自主、功能的完整以及价值的既有等指向。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周边便利化正在展开对周边区域行为体身份的冲击与重构，各种民族、文化、器物、制度开始在称之为周边的区域进行全新的交融，自我与他者展开互构与重构，周边便利化正在冲击着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自主、功能完整与既有价值。周边区域交通、经贸便利化与一体化使得区域内行为体的身份从未如此清晰，也从未如此模糊。区域内行为体的危机感增强，给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与价值的互动与互构带了巨大的安全冲击。这提醒我们在周边安全构建中，既要进行既有成员身份与新的共有成员身份的双重构建，又要在身份构建中高度重视主动性。

第二，周边区域化带来的便利化与一体化会在一段时期内带来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集聚。一般而言，周边区域存在的传统安全议题往往事涉领土、主权等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这就难怪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50%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7］长期以来，传统安全议题便在这些周边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周边区域在经贸、交通、金融等领域的便利化与一体化为这些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提供了资源、动力与制度路径。地区主义应该被理解为在限定的地理区域内邻近国家之间连续的合作制度化行为。［8］随着地区主义的不断发展，周边区域的许多安全议题也会逐渐被纳入制度框架之下，这为解决曾经不断搅动周边的传统安全议题带来了希望。

与此同时，由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存在，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自主、功能完整与既有价值的追求动力更加强劲，这些问题在周边板块的异动与摩擦也更加难以管控，周边区域成为合作与矛盾的汇聚区域，成为身份与功能的再造区域，那些周边区域的传统安全议题更容易被激活。“威胁的邻近性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一个邻近的国家可能算不上是一个世界强国，但它对其所在的地区或当地来说，可能极具威胁性”。［9］

目前，周边区域的便利化与一体化也让非传统安全议题更加引人注目。区域化的发展在改变区域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区域的自然环境，周边区域的社会与自然状况的原生态具有极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任何改变都影响深远。因此，如何保持人的需求与环境需求之间脆弱的平衡，考验着便利化与一体化后的周边区域安全。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还带来了病菌、疫情以及物种流通的便捷化，对区域内人的健康与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作为周边这一前沿区域首当其冲，需要未雨绸缪，进行战略性应对。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还为暴力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各种极端力量、思想、观念在周边区域的快速流动提供了通道与平台。这为周边区域国家提供了共同认知与共同行动的议题，但无疑也增加了周边区域安全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与此同时，在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存在的背景下，应对周边安全的理念也需要不断同步提升。在坚持硬权力与软权力共建的同时，应建立国家、人与区域三位一体的安全主体理念;依次构筑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最后构筑起基于利益、责任与认同的命运共同体;加强硬权力与软权力建设，树立长期讲述周边区域故事的目标与耐心。

第三，周边区域化所构建的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存在着时差效应，这对周边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周边与中心相对应，周边相对于国家这个单位时，其中心是国家;周边相对于政治与经济重心区域这个单位时，其中心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重心区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周边秩序与其对应单位秩序之间，存在着联系紧密且影响重大的时差效应。一般而言，首先是形成中心秩序，中心秩序更加复杂而有序;中心秩序外溢，然后在其边缘形成周边秩序。这个时差是决定性的，它塑造了周边概念与周边态势，决定了周边与中心的异质性与同质化过程，将周边议题凸显出来。

1.3.1 体位固定与定位影像 对21例头部肿瘤患者制作发泡胶个体化头枕，再用面部开口的热塑面膜制作固定面罩。在Brilliance CT Big Bore CT模拟定位机上扫描采集影像，扫描条件：3 mm层厚、120 kV、400 mAs，进行重建得到三维影像，制定治疗计划，获得靶区定位影像、体表影像和治疗参数,并传输到EDGE直线加速器。

讲述周边区域故事需要丰富讲述内容。讲述主体及讲述方式的转化最终需要讲述内容的转化来支撑。讲述内容也在深刻地塑着造一个区域的讲述力，讲述内容的狭窄与宽泛、一维与多维都直接影响讲述力。讲述内容应该是宽泛与多维度的，它有3个层面，即情感、技术以及理性。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谈的就是讲述内容的情感层面。中国周边外交的“亲”和“诚”强调的也是情感层面。讲述内容的技术层面包括政治技术、商业技术、工业技术、法律技术等内容。在讲述周边区域故事时，不仅仅要讲情感内容，也要讲实实在在的技术内容，以技术内容为周边外交以及周边区域故事的讲述提供具体素材，这些技术内容还要不断升级与更新，这样才能对周边区域各行为体保持强大而持久的吸引力。故事的理性内容包括价值观、制度、规范等方面。理性层面是周边区域故事讲述内容情感层面、技术层面的自发与自觉。我们需要在周边外交中以及周边区域故事的讲述中有意识地系统提升并推进情感内容、技术内容与理性内容，单纯一个层面的推进难以构建周边区域故事的吸引力，也难以构建完整的周边区域故事。

另外，中心秩序是单一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周边秩序往往是多个国家意志的综合体现，这与区域化概念的制度症候有关。区域化追求的是区域内要素的制度配置。对于生成区域化的国际制度而言，“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的载体，而不是国家权力的替代。然而，制度可用于谈判、讨价还价，可提供透明的关系，虽不总是但经常便于达成和执行协定”。［13］既然区域中的制度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它传输和反映国家权力而不是替代国家权力，周边秩序便往往部分体现与实现一个国家的秩序意志;加之周边行为体的多元，多个国家的部分意志都会对周边秩序塑造产生影响，因此，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就很难消除，周边秩序的动态性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这提醒我们，在周边安全构建过程中，既要加强周边区域公共产品的自供给能力或者公共产品的自供给性，又要加强周边区域公共产品自供给的公约性。

第四，区域化所产生的要素聚集会导致要素形态多元化，随着区域化的进一步推进，会产生要素形态的“态叠加”，① “态叠加”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它对微观量子系统运动变化具有统制全局的作用。“态叠加”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相叠加的态可以扩展为N个甚至无穷个，这种叠加是线性的。“态叠加”会导致周边与中心概念的模糊化，从而对周边安全构成影响。笔者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态叠加”现象，即一个事物与现象在没有被确认其存在位置或状态时，它的形态或状态是叠加的，即它既可能是政治议题，也可能是经济议题;既可能是传统安全议题，也可能是非传统安全议题;而一个区域的身份或状态，既可能是周边，也可能是中心。在区域化背景下，各种要素的重新配置会使“态叠加”现象更为繁多和复杂。例如，当社会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配置更为重视的时候，传统意义上更具有资源与环境优势的周边究竟是周边还是中心呢?当社会对原汁原味文化与全新经济与体验机会更为珍视的时候，传统意义上更具有原生态文化特质与后发优势的周边究竟是周边还是中心呢?更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区域化的推进，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去中心”的时期，这也是“态叠加”现象所导致的中心与周边的位置与形态模糊化的一个结果。

另外，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也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周边时常因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转化为中心。在国际格局与区域态势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下，周边因其能够迅速摆脱中心的稳定与惯性，在大变局中接纳新事物，将游离性、多元性转化为创造性与包容性。处于中原蛮夷之地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转变为中原华夏核心之地。处于东亚儒家文化边缘之地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转变为近代亚洲最具现代化之国。处于美国西部荒原之地的加利福尼亚经过淘金潮与科技潮，转变为美国乃至世界科技翘楚之州。当然，在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议题设置与解决议题的安全指向更加强烈。

对照组，男26例，女21例，年龄32～47岁，平均（39.26±5.14）岁，病程3～7天，平均（5.05±0.39）天；对照组，男27例，女20例，年龄28～53岁，平均（40.59±0.65）岁，病程2～7天，平均（4.61±0.28）天。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各观察指标具有可比性。

可见，由于周边与中心“态叠加”的存在，在周边安全的构建中既存在将周边构建为中心的冲动以及周边复制中心的倾向，也存在着周边安全议题具有中心安全议题意义，周边安全议题与中心安全议题互动效应增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安全状况的复杂化可想而知。因此，我们既要防止周边完全复制中心，也要建立“态叠加”的减震机制。

四、应对周边安全的策略

鉴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视域下的周边区域安全挑战有日趋严峻之势，尽管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但笔者不揣浅薄，尝试就应对策略进行思考，以求缓解区域化与安全化的悖论，裨益于周边安全构建。

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初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指标，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追求。只有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才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逻辑、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才能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到位。只有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才能不偏航向、行稳致远。

首先，构建完整的安全主体路径，重视人的安全，建立国家、人与区域三位一体的安全主体理念。传统的思维逻辑是，国家是安全主体，通过国家来推进区域合作，期盼一个新的安全主体——区域社会的出现。但现实是，构建中的区域社会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安全主体缺失导致区域社会先天发育不良。

从区域安全的视角来看，安全主体的演化或推进过程应该是国家→人→区域。如果我们从国家直接推进到区域，中间其实缺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人这个安全主体。于是，基于人的环境、疾病、移民、粮食、难民等危机开始困扰我们，更重要的是信任危机开始困扰区域社会。

二是城投企业还面临政策性风险.这包括税收基数和税率变化、土地政策调整、地方政府换届、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低、管理部门制订新要求新标准等.

信任是人际认知与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条件和诉求。国家更倾向于权衡利弊，获取收益。早期的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词汇源于人类较为本初的认知，简单明了。随着国家间交往的复杂，国家以及服务于国家的“精英”系统加工人类较为根本的认知，使其成为较为抽象、冷僻、繁杂的话语体系，这时安全开始离开安全的主体。如今的国际及区域社会，从表象来看，稀缺的是安全，实则稀缺的是信任。信任不存，安全焉在?因此，以国家为安全主体构建区域社会，缺失了以人为安全主体的构建过程，区域社会成为安全构建的早产儿，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挥之不去。

建立核磁共振成像仪管理档案，定期进行效益分析，弄清影响效益的因素及影响程度，从而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充分挖掘设备潜力。与大型医疗机构开展设备维修合作，由于中心大型设备较少，如引进专业技术维修人员，则大大增加设备运行成本，降低设备经济效益，通过维修、维护合作，可达到共享技术优势和人才资源的目的，这种方法既可提高中心设备维修、维护的专业化水平，又可降低设备的运行成本，提高设备的经济效益。提升设备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职业培训，增加他们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开阔专业视野，科学合理使用检测设备，减少误诊漏诊、误治漏治情况的发生。

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的存在，导致区域内与跨区域矛盾并存，使区域议题被视为安全议题的可能性增强。诚然，区域化也带来了区域间主义，但同时由于各个行为体几乎都按照自己的区域化意向来推进与构建区域化，各自区域化意向的叠加与冲突出现，区域内矛盾与跨区域矛盾并存。事实上，由于区域化意向的反复融合、分拆与折冲，各区域有自身独特矛盾的同时，还有若干叠加区域的矛盾，这导致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有时在跨区域时表现得更加独特与鲜明。区域成员与非区域成员出于各自的利益，对区域内与跨区域议题的判断很难达成一致，这也导致区域与跨区域矛盾相互激发，区域议题更容易越过非安全的界限而被看作安全议题。在跨区域议题的解决方案排斥部分区域成员的时候，这种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爆发烈度就更加明显。例如，解决跨区域议题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由于涵盖了亚太区域的所有成员，因此，尽管它的运行效率饱受争议，但它依然在发展。美国按照自己的区域化意向来处理欧洲与北美、东亚与北美的跨区域议题，抛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由于其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存在巨大断裂，排斥了一些区域主要成员，在东亚区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作为经贸机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更是给东亚区域化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冲击，东亚的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表现强劲。

其二，重视区域文化交流，构建完整的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路径。为了克服身份转化过程中引发的安全问题，亚历山大·温特提出了4个变量，即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14］然而，相互依赖却因其脆弱性而引发不安全感。“与相互依存一样，具有共同命运和同质性的行为体也不一定能实现合作。中外历史上，面对共同敌人的行为体，由于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和不信任而无法合作，最终被侵略或消灭的例子不胜枚举;同质性的国家比如民主国家之间也会成为竞争对手，难以开展合作”，至于自我约束会因为无法消除恐惧心理，“在恐惧的心理状态下，防御性的行动也会被解读为进攻性行为”，这导致行为体很难自我约束。［15］可见，提升安全与互信的温特道路依然无法让安全与我们的社会顺畅同行。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存在，经济相互依赖、区域便利化并不必然带来安全改善。从人的安全角度而言，需要相互信任，推进文化交流，共同构筑重视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先构筑经济共同体，再构筑文化共同体，最后构筑起基于利益、责任与认同的命运共同体。①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2013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将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浓缩为“亲、诚、惠、容”，提出“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访问日期:2016年11月12日。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都体现了我国在国家安全、周边安全与国际安全中坚持综合考量、长期布局、渐次推进的理念。但既有的思维是，只要我们推进区域的经济合作，在经济上产生相互依赖，安全议题就会得到化解。但现实情况是，随着经济合作的推进，彼此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一定转化为命运上的相互依赖，随着问题密度增大与问题持久性增强，一方面，传统安全议题——领土、主权问题依然让在经济中相互依赖的各行为体充满激情;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议题——环境、资源、疾病、难民、恐怖主义等问题让各行为体对彼此依赖的程度、预期与信任逐渐充满疑虑。在经历了对制度公约与观念共享的期盼后，面对现实叠加的问题，现实主义经常悄然回归，或者说它从未离去。

因此笔者认为，在区域安全构建中，不仅要重视经济相互依赖，也要重视文化相互依赖，重视文化外交与文化互动。文化外交是人心工程，它在润物无声中塑造行为体的认知，从而参与塑造其身份的过程，这对周边区域的意义更为明显。“只有在地理和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16］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外交与软权力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与处理两者的关系，将在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上事与愿违。笔者认为，应该淡化把文化外交视作软权力组成部分的观念。这是从学理探讨得出的一个结论。当然，将文化外交与软权力进行关联是有意义的，在此不必赘述。但问题是，认为文化外交是软权力的组成部分与认识到文化外交与软权力的关联性是不同的。一般而言，行为体是在开展文化外交中获得软权力，而不是把文化外交或者开展文化外交视为软权力。事实上，权力无所谓软与硬，事物一旦与权力联姻或结合，其本质就是权力。当文化与权力相结合，便可能把权力冲突的种子埋藏其中，随后无论我们以何种美好的语言去渲染，文化冲突还是会与权力冲突、利益冲突与国家冲突结下不解之缘，文化冲突便成为一切国际关系、国际战略最初试图规避但最终又无法摆脱的宿命。

对于具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患者控制好血压，对照组患者采取血塞通治疗：250ml 5%葡萄糖溶液（无糖尿病患者）或0.9%氯化钠溶液（糖尿病患者）加入400mg注射用血塞通中，多患者静脉滴注治疗，每日1次。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入复方丹参滴丸：10丸/次，3次/d，治疗15d为一个疗程。两组患者均治疗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比较临床疗效。

其三，树立讲述周边区域故事的目标与耐心。周边具有巨大的游离性、动态性，在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处于重塑之中。因此，周边区域是一个需要审慎布局的领域，需要主动构建周边这个存在场域，从而引领周边行为体身份重构与互构的主动性指向，需要从战略高度讲述周边区域故事。安全是主、客观建构的结果，安全也是一个语言—行为过程，周边安全与周边故事存在关联。笔者认为，讲述周边故事关乎周边区域的身份危机与身份重构、议题集聚与议题消解、秩序时差效益的消极或积极释放以及周边与中心“态叠加”的消极或积极演绎。作为幅员辽阔、周边绵长的国家，中国需要把周边区域看做是一个富有生命与创造力的独特区域，以战略性的视野讲述周边区域故事。具体而言，我们要通过多元化讲述主体，拓展讲述方式，以丰富的内容来讲述周边区域故事。

讲述周边区域故事需要多元化讲述主体。周边区域故事的讲述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单个行为体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周边区域行为体的共同介入与合作。因此，在周边区域化的过程中，周边行为体的战略、政策或者计划，应该在尽量获得周边区域诸行为体理解与支持的前提下展开，在推进中尽量不断保持沟通与协调，各个行为体尽量实现成本分担、利益共享，这样周边区域化的合唱效应才会释放出来。

讲述周边区域故事需要拓展讲述方式。讲述周边区域故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讲述方式塑造着故事的讲述力。故事的讲述方式往往分为两种，即直接讲述和间接讲述。在推进周边区域化过程中，各行为体均会提出各自的战略、政策与计划，这是一种直接讲述，或者我们往往认为它是一种直接讲述。在塑造故事的讲述力过程中，在认知与实践领域常常忽略间接讲述。所以，在推进周边区域化时，各行为体基于各自方案的希望往往会带来各自与区域的失望。因此，讲述周边区域故事需要改变讲述方式，或者拓展讲述方式。事实上，在讲述周边区域故事问题上，处于共同区域的周边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群体以及个人，没有旁观者。因此，鉴于周边区域既已存在的共有历史与文化联系，积极构建周边区域的共有现实联系是打开间接叙述的主要方式。以恰当的选题展开共同研究是一个拓展直接讲述与间接讲述联动的路径。例如，周边跨境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可以打开周边区域各个行为体直接与间接讲述的大门;丝绸之路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拓直接与间接讲述的路径，“一带一路”不仅要讲述中国故事，也会把所有沿线国家的文化向中国及世界讲述，各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公共平台，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实现各国共同讲述“中国故事”“沿线国家故事”“‘带’‘路’故事”“周边故事”，以至于“世界故事”。

中心秩序的稳定是周边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于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存在时差效应与联动效应，中心秩序稳定且强大时，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与周边秩序产生积极互动，持续弥合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因时差引发的区位差异，为周边秩序提供稳定源，周边与中心开启良性匀质化，周边秩序向中心秩序转化。一旦周边秩序无法获得中心秩序持续而强大的供给，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会发生非良性互动，周边秩序开始失序，对区域安全构成更加消极的影响。

因此，在经济外交的基础上，打造经济共同体;踏实推进文化外交，构建文化共同体;力图实现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相结合，最终才会在利益之果的基础上开放价值之花，才会把相关利益转化为共同利益，才会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产生共同责任，才会形成共同命运。

从接受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让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思考安特莱夫的《默》和《齿痛》，屠格涅夫的《做脏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气候和文学思潮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具体到鲁迅，他接受了这些小说中哪些要素？又扬弃了这些小说中的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接受情形？

可见，我们应该树立讲述周边区域故事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耐心，将周边区域故事的讲述主体由单一国家向多国家、由单一行为体向多行为体转化，讲述方式从直接讲述向直接讲述与间接讲述相结合转变，讲述内容从单一向多元转化，用周边故事塑造与引领周边行为体身份转化的主动性指向，弱化被动性指向，缓解周边区域化所带来的身份危机与身份冲突、议题集聚与压力增强、秩序时差效益的消极释放以及周边与中心“态叠加”的负面演绎，从而缓解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诚然，构建周边安全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讲述周边故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踏实推进硬权力与软权力建设，只有固本强基，方能行稳致远。

结论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是指，随着区域化推进，并不必然带来区域安全改善，往往会出现区域化与安全化同步。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以及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这两对概念进一步丰富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随着周边被纳入区域化过程，通过制造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聚集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释放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驱动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对周边安全构成的冲击更为独特而鲜明。

在应对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对周边安全冲击的政策考量中，既要高度重视既有成员身份与新的共有成员身份构建的双重性，又要在构建中高度重视身份构建的主动性;既要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先易后难的议题推进路径，又要在议题推进中防止把经济议题外包给安全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外包给非传统安全议题;既要加强周边区域公共产品的自供给性，又要加强周边区域公共产品自供给的公约性;既要防止周边完全复制中心，也要建立“态叠加”的减震机制。

周边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让区域议题显性化与复杂化，同时激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并将其压缩在特定周边区域，周边区域的问题密度增强。问题密度指的是“在给定政策空间内发生的问题数量和重要性”。［10］一般认为，问题密度意味着相关问题中的互动有可能重复发生，这为互惠性策略提供了发挥余地，从而维系重复性博弈中的合作。［11］但这只是注意到了问题密度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问题密度有两个效应:促使重复博弈或者合作;让重复博弈或者合作的难度增大并降低重复博弈或合作的信心。因为此问题密度也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与克服问题的强度，但是问题密度的后一个效应往往被忽视。一旦在复杂的周边区域同时集聚性地爆发安全议题，问题密度增强可能使具有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周边区域承载力降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这需要我们在周边安全构建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先易后难的议题推进路径，又要防止把安全议题外包给经济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外包给非传统安全议题。

总之，当我们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聚焦于周边安全时会发现，随着区域化带来的周边便利化与一体化，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会给周边区域带来更为复合型的安全冲击，对这些安全议题的探讨依然存在较大的空间，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理论构建与检验在现实发展面前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如前文提到，该年级英语专业学生有64.41%通过了专业四级考试，这表明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有很大的差异性，也有一部分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薄弱。英语基础还较薄弱的学生在英语的输出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致使部分学生学习态度消极，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不高。科德认为，动机和智力相互关联，是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两大主要因素。[15]所以，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注重学生英语基础知识输入的同时，还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认识翻译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在双语交流活动中的重要性，以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知识和技能的动机。

［1］张景全、吴昊:《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东北亚区域的国家与同盟角色》，《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1期。

［2］Bernard K．Gordon，“Trading Up in Asia: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Vol．91，No．4(2012)，p．17．

［3］Mireya Solís，“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an the United States Lead the Way in Asia – Pacific Integration?”Pacific Focus，Vol．27，No．3(2012)．

［4］［美］入江昭:《现代世界史上的日美关系》，《中央公论》2011年 10月号，http://www．cn．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economy/pt20111001113234．html，登陆时间:2016 年 10 月 1 日。

［5］［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刘晓民译，《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3期，第4页。

［6］［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7］［9］［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42、78 页。

［8］Leszek Buszynski，“Alliances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Report on the Regional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RSPD)Forum”，Alliances，Alignment，and a Community: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Asia－Pacific?，Singapore: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p．49．

［10］Robert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39－340．

［11］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Martin L．Lisa，“Heterogeneity，Linkage and Commons Problems”，in Robert Keohane and Ostom E．(eds．)，Local Commons and Global Interdependence，London:Sage，1995，p．77．

当节气门关小时，充量系数急剧下降，但留在汽缸内的残余废气量不变，使残余废气系数及滞燃期增加，火焰传播速率下降，最高爆发压力、最高燃烧温度、压力升高率均下降，冷却液散热损失相对增加，因而燃油消耗率增加。因此，随着负荷的减小，最佳点火提前角要提早。反之，负荷增大，最佳点火提前角要推迟。当车辆处于急加速或爬坡时，节气门处于全开状态，由于大量混合汽迅速进入汽缸，发动机负荷迅速增加，混合汽燃烧速率加快，此时，如果燃油品质不良或者标号达不到要求，就会出现敲缸现象(图4)。

［1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霸权的演变轨迹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路爱国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第21页。

［13］Robert J．Art，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9，p．363．

［14］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8．

［15］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80页。

［1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