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其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收敛性可以被证明，那就意味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只是暂时的，并最终会趋向于相同的技术水平、需求偏好以及收入水平(Durlauf，1996)。［1］但因为异质性等原因的存在，在各种关于经济收敛问题的实证分析中，无论是面板数据还是截面数据，较少能够得到收敛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尽可能控制除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异质性，实际上就为跨国比较提供了可行性保证，于是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经济体的研究应运而生，OECD国家、欧盟区、拉丁美洲、非洲等先后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在亚洲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样本。首先，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域临近，文化交融，以及近似的发展模式，相比其他地区能够最大限度上排除异质性对分析的干扰。其次，除了相似性，该地区又具有更大的多样性。一方面，上个世纪下半叶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东亚奇迹”，90年代起中国取得高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在取得发展先机后遭遇增长困境，陷入发展瓶颈，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其他东盟落后国家增长乏力，长期陷于贫困，直到上世纪末才开始走向发展的道路。最后，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区域内各经济体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Lucas，1988)［2］，到东盟及“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再到2015年东盟宣布正式建成共同体，实现货物、服务、投资、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合作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一直都扮演重要角色，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区域内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更加值得深入探讨和分析。基于理论和现实的综合考虑，本文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1952－2016年15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增长率的敛散性和区域内贸易对上述敛散性的影响和作用。

一、文献综述

经济收敛的研究源起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1956)，该模型认为一国经济取决于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等内生变量，和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等外生变量。在外生变量给定情况下，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该经济体会收敛于稳态均衡点，即绝对收敛。但现实中由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经济体会收敛到不同的稳态均衡点，即条件收敛。而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Lucas(1988)则认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不会收敛，但其增长率存在收敛，并提出如果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种收敛性会增强。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往来不仅会让参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也会带来技术的追赶，从而促进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Ben David，1996)。［3］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致力于验证世界贸易、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Williamson(1993)首先讨论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是经济收敛的动力之一。Ben－David(1993)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为例，证明二战以后欧洲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是区域内收入收敛的显著原因。Walz(1997)在两国模型中加入技术发展滞后的第三个国家，利用简化模型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一体化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刺激整体经济发展;且技术滞后的第三国可以在此过程中缩小与其他两国的收入差距。［4］Henrekon et al(1997)验证贸易和制度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欧洲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基于欧盟数据对贸易、FDI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得到相似结论的还包括Baldwin(2000)、Dohrn(2001)和Gao(2005)等。Kutan和Yigit(2007)使用欧盟的数据分析了欧洲一体化对经济收敛以及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加入欧盟前后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宏观指标，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由此得出欧洲一体化对各个成员国都是有利的，特别有助于新加入成员赶超欧盟核心成员国的结论。［5］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更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一些相反的结论也逐步出现。Ben－David(2003)以全球范围内选出的25个国家为基础，从其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的角度，证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在所构造的双边贸易国中更加明显，尤其是收入较低国家向较高国家出口的增加会加快这种收敛速度。Branko(2003)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对1870－1950年欧洲、北美和大洋洲2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论是战争期间即非全球化时期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至少在1950年之前的国际贸易制度与发达国家收入的收敛性有关系。［6］Ashok和Miyuki(2004)通过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64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的实施使得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7］Dirk Willem(2008)利用近10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4年的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论认为: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对经济收敛的促进效应无法验证，但针对特定国家的增长检验说明区域一体化有助于解决国家间的关键问题，如铁路、公路、空运和能源等领域。［8］

完成模型导入以及静态的干涉分析后，开展三维工艺布局与规划，以满足制造活动的需要，整个装配过程可以抽象成一个由产品、工艺、资源三要素构成的工艺过程模型，如图4所示，把型号数据、制造资源、工序操作和制造特征关联起来构建工艺过程模型，作为工艺规划的基础[2]。

针对亚洲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分析FDI、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研究中各有侧重，但是对于FDI以及出口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方面的观察存在较为一致的结论。Grier、Tullock(1989)和Helliwell(1992)的截面数据分析证明亚洲经济体间不存在经济收敛性。［9］Fukuda和Toya(1995)在针对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NIES)的研究中认为它们之间的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如果以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则这种条件收敛是存在的。［10］Kim(2001)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了亚洲17个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在1960－1992年间的收敛性，证明了各经济体人均收入收敛于组均值和经济增长率不同步于平衡增长路径，条件收敛存在。［11］Chowdhury(2011)用随机单位根检验，分别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参照国，对亚太地区10个经济体进行了检验，认为虽然总体收敛性不存在，但发展较快的经济体之间存在俱乐部收敛，并提出样本国之间缺乏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是导致发散的主要原因。［12］Hsiao(2006)使用1986－2004年东亚和东南亚8个经济体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检验了GDP、出口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研究发现，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不同的国家GDP、出口以及FDI之间有不同的因果关系，无法得到一般性的结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如果使用面板数据(对总体而不是对个体进行分别分析)进行分析的结论是，GDP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FDI上升会导致经济增长;反之不成立)。［13］

除了上述研究，国内学者也对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收敛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刘金全等(2009)利用面板单位根和TAR模型对亚洲8个典型经济体的经济收敛性进行了分组检验，认为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收敛，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则表现为发散，且中国与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路径正在逐渐拉大，并快速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水平收敛。［14］范爱军等(2010)对“10+3”经济合作中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认为2000年之前东盟国家经济收敛现象不明显，但之后以每年0．21%的速度收敛，且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收敛速度高于东盟内部的收敛速度，并提出高开放度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收敛。［15］杨帆、滕建州(2013)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的方法对1978－2011年东亚10个经济体之间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收敛与贸易自由化互为因果关系，但是在不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强度的提高虽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收敛，可是经济收敛却不是贸易强度提高的原因。［16］

综上所述，虽然出口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是不是一定会导向经济收敛，即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逐渐减小，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却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此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东亚、东南亚各经济体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内经济合作也在不断深化，那么这些因素与经济收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该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怎样的趋势，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合作的加强又在各个时期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此前的研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探索的方向。

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经济收敛性的总体检验

我们风尘仆仆辗转沿海城市，荣幸拜访多家企业，也深深难忘此次经历。多想时光再慢些，珍惜共处时光，又多想未来快快到来，因为那将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中国的未来。

为了更好满足跨国分析的需要，本文使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Total Economy Databas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宾大数据表(Penn World Table 9．0)，上述数据库都是基于国民帐户信息以及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标准而构建，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为了方便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比分析，也为下文进一步探讨的需要，本文使用人均国民收入GDP Per Capita作为计算经济收敛性的基础变量。

(一)σ收敛性检验和地区收入差异的国际比较

目前，在各类文献中最常见的测量经济收敛的方法有: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侧重反映收敛速度，是对增量的测算;σ收敛则反映人均收入存量的变化，且有利于观测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动态过程。［17］σ收敛系数的测算方法最早由Barro和Sala－i－Martin(1992)提出①，其中，yi为第i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n表示截面观测值的个数。，由于它以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的标准差为计算基础，因此更适合于对一个时间段内区域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进行描述。依据经济收敛理论，如果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不同，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会逐渐增加，因此其方差应该是一阶单整的非平稳过程。与此相对的是，如果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没有逐渐增加，那么他们的方差应该是平稳过程。基于σ收敛系数，Evans(1996)［18］提出的检验方法是:

 

为了更清楚地刻画过去64年中该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过程，图1首先给出了15个经济体在1952－2016年间σ系数和Gini系数的计算结果，并同时给出世界及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区人均收入的σ系数作为参照。

图1中SIGMA和GINI曲线分别代表被研究的15个经济体的σ系数和Gini系数，相比前者，Gini系数因为有确定的取值范围，因此也更加适合用于实践中的解释。可以看出，自1952年开始，被研究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上升到持平再到下降的过程。总体来讲，70年代之前，收入差距急剧上升，1972年两种系数均达到峰值，bσ系数1．09，Gini系数0．53② 基尼系数用来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情况，取值为0－1。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基尼系数取值低于 0．2表示平均;0．2 － 0．3表示比较平均;0．3 － 0．4便是相对合理;0．4 － 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4通常被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已属于收入差距悬殊的范围，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90年代后，各经济体之间收入水平差距逐渐下降，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再一次加强。

作为参照，图1中另外4条曲线WORLD、EU27、NAFTA和TFTA分别给出了同时期世界、欧盟27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和非洲三方自由贸易区① 由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组成的三方自由贸易区(The Tripartite FTA)。区域内的人均GDP的σ系数。其中，欧盟27国的收入差异σ系数一直在0．3－0．5之间，发展最为均衡，但1990年之后其收入差距略有扩大趋势。NAFTA的σ系数长期介于0．5－0．6之间，这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加之间的差异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非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在1987年之前低于被研究经济体，但1987年之后不断升高，σ系数一度超过1．5，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差异出现降低趋势，但截止目前仍然是世界发展最不均衡的地区。世界范围的收入差距，由于太多国家的数据存在缺失，因此本文仅使用世界银行对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4个群体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作为替代变量进行估算，计算年份也仅始于1982年。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σ系数一直都维持在1．6以上，2000年以后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整体上，被研究15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大约是欧盟国家的3倍，世界收入差异水平的2/3，但其是否存在经济收敛，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统计检验。

  

图1 1952－2016年被研究经济体及对比区域的系数和Gini系数② 各指数的计算基于统计软件STATA 14．0。

上述对变异系数的检测很好地反映了各经济体收入差异水平的变化过程，但事实上各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速度则是各经济体不平衡增长的结果。那么，在不同群体和不同时间区间内，这种收敛性是否会有所改变，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β收敛则主要考虑从初始状态到均衡值的收敛速度问题。如果β小于0，则意味着总体收敛，也就是初始值较高的经济体发展速度较慢，而那些起点水平低的经济体发展速度较快，从而实现最终的无差异状态。如果这一过程不受是否加入其他附加变量的影响，那么就被认为是绝对收敛。但也正如Friedman(1992)［19］和Quah(1993)［20］所指出的，β收敛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减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表1 经济收敛性的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标注为回归系数所对应的P值，滞后阶数的选择基于AIC准则。

 

ξ η ρ∑ρi=1i 结果全样本 0．024(0．095) －0．0002(0．044) －0．017(0．284) 0．504(0．000) 不收敛限制样本 0．041(0．018) －0．0003(0．003) －0．048(0．031) 0．457(0．000) 收敛观测值 64 64 64 64 －

(二)β收敛性检验和收敛区间的划分

依据Evans(1996)的检验方法，本文除了对15个经济体的整体收敛性进行检验，称为“全样本”，还按照各经济体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单独列为一组，称之为“限制样本”。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在针对全样本的检验中，趋势项t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σt－1的系数为负值，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常数项为正，但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H0无法被拒绝，横截面方差不是一个稳定的序列，即15个经济体在观测期内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限制样本的结果中，σt－1的系数为负值，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趋势项t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非正。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之间人均收入的横截面方差是围绕某个均值上下波动的稳定过程，在过去64年的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镍电解液介质条件：有机物<0.7 g/L；pH值1.50～5.0；温度 65～75 ℃；密度 1.2 t/m3 。

根据对σ系数时间序列的观察，可以看出区域内人均收入的非均衡状态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收敛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存在，本文首先使用未知断点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法对σ系数结构转折点进行识别。该方法由Bai和Perron在2003提出，① 计量经济学文献提供了大量检验时间序列结构突变点的检测方法，包括Andrews(1993)的未知断点结构稳定性检验法，Liu、Wu和Zidek(1997)提出的线性回归模型的LWZ统计量检测，和Lumsdaine和Papell(1997)提出的内生结构突变单位根检验模型等。但以上方法都只适用于单断点的检验，Bai和Perron(2003)提出的方法能够同时检验时间序列中的多个断点，更适用于长时间序列的序列分析。其优势在于不预先假设断点数目的基础上，得到关于断点数量和位置的结论。方法上使用贯序检验和双重最大化检验，最大断点数量设定为3，滞后阶数由AIC准则选定，最后综合两种检验的结果确定最优断点数量和位置。检验结果确认断点位置出现在1970年和1992年，因此整体观测期被细分为1952－1970年、1971－1992年和1993－2016年3个子区间。

图2横轴表示各经济体的初始人均GDP的对数值，纵轴则表示对应的时间区间内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几何均值，斜线代表上述两变量的拟合回归线。如果上述理论成立，则该直线应从左上向右下倾斜，代表较高的初始收入水平对应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在覆盖全样本的(a)图中，回归直线有向下的趋势，但幅度并不明显，且各经济体分布较为分散，按照拟合结果，β估计值虽为负数，但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b)图中的回归直线从左到右向上倾斜，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赢得了比低水平国家快更多的经济增长率，β估计值显著为正，完全呈现发散状态，这也是导致这一区间内地区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c)图中的回归线基本与X轴平行，在此期间，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增速放缓，尤其是日本经济增速减慢，β估计值虽为负数，但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区域内收入不平衡状态一直较为严重，但也未继续加剧;(d)图中能够明显观测到区域内的收敛趋势，回归直线以较大幅度向右下倾斜，且所有经济体都紧密地集中在回归线周围，较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加快，开始呈现对高收入国家的追赶态势，此区间估计的σ系数为 －0．015，对应P值为0．001，为绝对收敛。

除此以外，传统农民也在改变。记者了解到，在南方地区11、12月果子即将就熟的青转黄阶段，用户减少了氮肥、磷肥的施用，仅用一部分钾肥。在一些企业的促销现场，平时卖到180元甚至200多元一袋的复合肥，即使卖150元一袋，农户也不为所动。记者问农户：“促销的复合肥比平时便宜很多，你们不买吗？”农户悄悄告诉记者：“复合肥里面虽然有15个钾，但是还有氮、磷。磷肥前期都施过了，我们就想用点儿单质钾肥。”

  

图2 各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与年均增长速度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论在哪一张图中，中国都是偏离回归线最远的一个国家，并一直都处于曲线上方，即相对于初始收入水平来讲，其增长率远高于区域平均水平;日本在后两张图中由曲线上方转移至下方，表明日本进入高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放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赶超出现在1973－1996年间;印尼、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和缅甸则长期偏离曲线之下，表现出其在对高收入国家实施追赶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和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收敛性的检测结果截然不同，但收入差距转折点出现的时间则与东亚、东南亚经济体70年代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和1992年开始启动区域内贸易合作的时间点高度一致，这就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去验证整体贸易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

（1）操作人员必须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严禁非指定机械操作人员操作机械，严禁违章操作。

三、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关系的检验

经济收敛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旦该理论成立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并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那么，到底哪些因素会促使收敛的出现?在对于东亚、东南亚发展经验的分析中，有一点被反复提及，即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是与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林毅夫(2005)将其称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否真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或更进一步，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是否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接下来，我们就试图从区域内贸易发展和各经济体的整体贸易开放度两个角度分析其对经济收敛存在性和收敛速度的影响。

(一)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978年东盟开始实施特惠贸易安排，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从此区域内的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启动，紧随其后东盟 －印度、东盟 －日本、东盟 －韩国自由贸易区也相继签署。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发表了《启动区域全面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一个覆盖16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启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得东亚、东南亚区域内贸易额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持续加深。1993－2014年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比重增长7．38倍，区外贸易额增长5．53倍。截至2015年，本文所研究的15个经济体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东盟总体接近80%，韩国达到55%，日本超过50%，中国超过40%，印度达到30%。区域内进出口贸易额占总体GDP的比例由1970年3．9%上升到1993年的11．9%，2000年达17．6%，2015年该数值已升至22%。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图3 1961－2015年区域内贸易年增长率

［5］Kutan，Ali M．and Yigit，Taner M，“European Integration，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al Convergence”，European E-conomies Review，Vol．51，No．6(2007)，pp．1370－1395．

由于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区域内贸易的增长率虽然与1993年之前相比有所放缓，但与区外相比，区域内贸易仍是促进各经济体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80年代中期开始，15个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外部贸易增长速度，1993年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强。1992－2000年，前者平均增长率11%，后者仅为7%;2001－2015年，区域内贸易平均增长率8%，而区外贸易增长率低于6%。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国家数据计算获得。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发生时，发达经济体的对外贸易遭受的打击更为明显;而区域内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合作的开展，使得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收益较多，进出口增长更为迅速。基于此，本文就有理由检验:区域内贸易是否是区域内经济收敛出现的原因?与各经济体整体贸易开放度的提高相比，区域内贸易是否在促进区域内收入差异的缩小和实现区域内经济收敛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吉西他滨1 000 mg/m2，第1、8、15天静脉滴注，每4周重复1次；或替吉奥(S-1) 80mg/m2，第1～28天口服，休息14 d，共应用6周期。推荐化疗时间6个月，放化疗的间隔为2～3周。

(二)区域内贸易、整体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收敛的关系

近20年来，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区域内贸易迅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在本地区多数经济体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中，美国、欧盟等区域外贸易伙伴发挥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因此，立足于这一发展实际，本文同时检验区域内贸易和各经济体整体贸易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并对两者之间的结果进行比较。依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2)［21］提出的条件收敛的测算方法:

 

 

表2 经济增长率收敛性的实证检验结果③ 面板数据的分析基于统计软件STATA 14．0。

  

注:括号内注释为对应的P统计值。

 

1971－1992年 1993－2016年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β 系数 － 0．013(．00015)－ 0．0059(0．19)－ 0．012(0．0027)－ 0．003(0．43)－ 0．026(0．0002)－ 0．0109(0．0006)－ 0．024(0．0002)－ 0．01(0．0009)整体贸易开放度 0．009(0．0502)0．0185(0．0018)0．009(0．205)0．0079(0．101)区域内贸易(8) 0．00725(0．0495)0．0071(0．197)区域内贸易(15) 0．0124(0．003)0．007(0．08)回归方法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面板GLS

其中，gi，T为i国在第0到第t期人均GDP增长率的几何均值;yi，0是i国在第T时间区间内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初始人均GDP;xit为本文选来代表外生增长因素的开放度;μi、υt和ei，t分别表示截面、时间和截面与时间交叉的3个扰动项。β1是对收敛速度的衡量，即β系数，其值小于0就表示总体收敛;β2则表明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前文结果，1952－1970年的观测期中，无论是限制样本还是全样本都呈现发散的趋势，因此下文分析只包括1971－1992年和1993－2016年两个区间。增长率为以各区间开始年份为起点计算每3年的几何平均增长率;开放度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分别指8个被研究经济体(限制样本)和15个经济体(全样本)之间的内部贸易数额。面板数据的F检验结果显示表2的8组面板数据中，都为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豪斯蔓结果显示均为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研究，检验结果如表2。

1、不同经济体间收敛性和收敛速度存在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1971－1992年间，限制样本中得到了收敛性的结果，β1估计值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全样本中虽然β1估计值小于0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这一时期内，“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都取得了经济大发展。“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而完成这一跨越，它们平均只用了8年，远高于全世界平均17年的标准。［22］而马来西亚、泰国虽未跨入高收入国家，但也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反观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其他东盟后进国家在这一时期却错失了发展机遇，陷入了政局动荡、经济政策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中，因此全样本中无法得到经济收敛的结果，后进国家并未因为较低的初始收入水平而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1993－2016年间，全样本和限制样本中都得到了显著性的收敛结果，这一结果也与第三部分的结果相互佐证。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保持稳定的低增长。中国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其他后进经济体在此期间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契机，纷纷脱离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群体。但总体来看，限制样本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收敛速度仍远高于全样本经济体之间的收敛速度。

1971－1992年间，无论限制样本还是全样本，区域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明显，但在1993－2016年的区间中，区域内贸易的促进作用就仅存在于全样本中。通过对比区域内贸易水平和各经济体的总体开放度水平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较发达经济体，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十分有限，但对于后进国家经济体，尤其在世界整体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区域内贸易则是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追赶先进经济体的重要助力。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区域内，区域内贸易为后进经济体提供了更好的“追赶”机会和条件。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杨帆、滕建州(2013)的分析中提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间存在显著收敛，且相互之间的贸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在被研究区域，东北亚的区域内贸易对地区经济收敛具有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在东南亚却并不存在。与两位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选择了发展差异更大的15个经济体，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得到了更为具体的结论:首先，被研究对象虽然存在发展差异，但在1993－2016年间依然可以证明15个经济体之间收敛性的存在，且这15个经济体既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其次，随着东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日益加强，区域内贸易对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距缩小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并且在这一赶超过程中，区域内贸易要比各国面向世界的总体贸易开放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2、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4处危岩体均为片岩、片麻岩构成，岩体风化破碎，坡体地形高陡，临空条件好。5处崩塌主要是由于风化、构造强烈形成的切割块体的崩落。

虽然收敛性结论有所差异，但两组结果中各经济体的整体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还是有显著正向效应。1971－1992年间，“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作为小规模经济体，成功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发展奇迹。而其他后进国家，除了缅甸开放度水平急剧下降外，其他经济体如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贸易开放度都持续上升，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都达到50%以上，远超同期世界范围内约38%的平均水平。① 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统计结果。 1993－2016年间，限制样本和全样本都得到了收敛性结果，但整体贸易开放度作为促进因子却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成为世界市场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其他低收入东盟国家政治也趋于稳定，开始大力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贸易开放度稳步提高。但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接连发生，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导致了出口受阻，使得之前东亚、东南亚各国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实施不力，开放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则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另外，从进出口数据的纵向比较上也可以看出，除了韩国、泰国和越南外，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

3、近年来区域内贸易是后进经济体实现赶超的重要助力

蘑菇酱：在小作者的笔下，父女之间的互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灯塔之上，感受那份最真挚的爱，结尾更是让人眼眶湿润。如果能在“小羽”打出信号时，有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效果会更好哦。

在建筑劳务市场中，企业如何维护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企业管理者们头痛不已的问题。企业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深入调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下将针对当前建筑劳务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结论

本文以亚洲15个经济体1952－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全面衡量了该区域在过去64年中人均GDP的收敛性。结果显示，虽然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整个区域内并不存在广泛的收敛性结论。在个体层面上，1990年之前的日本、1970年前的中国、90年代后的东盟欠发达经济体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时间维度上，1970年和1992年是区域收入差异的转折点，因此，虽然整个观测区间上无法得到收敛的结论，但1993－2016年间，15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绝对收敛的检验结果。

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一直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随着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区域内经济合作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了时间阶段和次区域的划分，并分别对区域内贸易和个体经济开放度对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的确是创造“东亚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更高的开放度可以在相互影响中缩小不同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初始差异，刺激经济发展，并帮助后进经济体完成对先进经济体的追赶。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相继发生，世界经济疲软，出口遭遇阻力后，其影响力逐步减小。反之，随着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区域内各类双边、多边贸易协议的签订，区域内贸易额迅速扩大，不仅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且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则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收益。事实上，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加强的今天，经济体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不但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效率，更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如何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合作进程，促进平衡发展，是各国政府在政策选择时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其土地极其有限，且不复繁殖。所有人都受惠于土地：生者藉之以生产、生活，死者除少数天葬、海葬，大多则是“入土为安”，筑墓立碑，供眷属、族人凭吊。生者繁衍不息，死者延绵不断，人类似乎越来越感受到土地“供不应求”的窘况。

注释:

［1］Andrew B．Bernard and Steven N．Durlauf，“Interpreting Tests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71，No．1－2(March 1996)，pp．161－173．

［2］Robert E．Lucas，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2，No．1(July 1988)，pp．3－42．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医院的公益性质，我院依托精细化管理手段，建立了以总额预算管理为基础，兼顾质量与效益的内部绩效考核体系。根据现代医院发展特点，特别强化了针对病种管理的系列管理指标，综合考虑质量、成本、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等因素，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通过动态可调的绩效分配方案与矩阵式量化模型，使绩效考核体系可作用于过程管理与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医院的业绩、效率与效果。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并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减少政府医保基金与患者个人负担，充分体现医院的公益性。

［3］Ben－David Dan，“Trade and Convergence among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0，No．3－4(May 1996)，pp．279－298．

［8］Dirk Willem te Velde，“ Regional Integration，Growth and Convergence”，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Vol．26，No．1(March 2011)，pp．1－28．

图3 给出了区域内贸易增长率的时序图，其中“INTRA8”代表限制样本中8个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率，“INTRA15”代表全样本中各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率，而“UNDEVELOPED”则代表印尼、菲律宾、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和印度7个后进国家对限制样本中8个先进经济体的贸易额的增长率。总体上来看，这三个增长率的趋势较为一致，尤其是1973年后，同步性更为明显。对比来看，1993年之前较为发达的8个经济体之间的内部贸易增长非常迅速，1973年增长率达到65%，1961－199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7个后进经济体对区域内贸易的参与度较低，1961－1993年间的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长率仅为前者的一半，约10%。1993年，7个后进经济体对8个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率首次超过先进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率，1993－2015年其年均增长率为11．6%。此时，先进经济体的内部贸易增速却大幅放缓，增长率仅为6．8%。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国家数据计算获得。后进经济体在区域内贸易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与先进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也愈加紧密。

［6］Branko Milanovic，“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Not Such A Strong Link?”，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8，No．4(November 2006)，pp．659－670．

［7］Parikh Ashok and Shibata Miyuki，“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ccelerate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In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5，No．1(February 2004)，pp．33－48．

［4］Uwe Walz，“Dynamic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A Survey”，Open Economies Review，Vol．8，No．3(July 1997)，pp．309－326．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经济体经历了高涨与繁荣，也遭遇了发展困境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那么，各经济体之间发展是否平衡?经济收敛路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区域内或子区域内经济敛散性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本部分所关注的问题。在样本和观测期的选择上，本文主要考虑到以下因素:首先，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其次，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的紧密性;再次，各经济体发展历程的完整性;最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基于此，被研究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近年来与上述国家贸易往来不断上升的印度，观测期为1952－2016年。此设定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样本中各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涉及到高、中、低3个收入组群，同时兼顾到东盟、中、日、韩和印度之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内部贸易在除中国和印度外各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都超过50%，中国和印度超过30%。

［9］K．B．Grier and G．Tullock，“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1951－1980，”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4，No．2(1989)，pp．259－276．

［10］Fukuda，Shin－ichi and Hideki Toya，“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The Role of Exports in Economic Growth”，in Takatoshi Ito and Anne O．Krueger(eds．)，Growth Theories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4(1995)，pp．247－265．

［11］Ji Uk Kim，“Empiric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Asian Economies:A Panel Data Approach”，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Vol．26，No．2(December 2001)，pp．49－59．

通过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进行信度分析，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乡村教师教育信念五个维度的系数均在0.7以上。由此可见，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良好。通过相关因素分析发现，五个维度与教师教育信念总体值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0.70。同时，问卷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90～0.425，符合量表法关于各次级因子间中低度相关的要求(0.10

［12］Khorshed Chowdhury and Mallik，G．，“Pairwise Output Convergence in Selected Countries of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An Application of Stochastic Unit Root Test”，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28，No．1(2011)，pp．1－15．

［13］Hsiao，Frank S．T and Hsiao，Mei－Chu W．，“FDI，Exports，and GDP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Panel Data versus Time－series Causality Analyse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7，No．6(December 2006)，pp．1082－1106．

［14］刘金全、隋建利、闫超:《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路径的实际敛散性》，《世界经济》2009年第2期，第46页。

［15］范爱军、都春燕:《“10+3”经济合作中的收敛性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第42页。

［16］杨帆、滕建州:《东亚贸易自由化与经济收敛关系研究》，《经济学家》2013年第3期，第24页

［17］Andrew T．Young，Matthew J．Higgins and Deniel Levy，“Sigma Convergence versus Beta Convergence:Evidence from U．S．Country－Level Data”，Journal of Money Credits ＆ Banking，Vol．40，No．5(August 2008)，pp．1083－1093．

［18］Paul Evans，“How Fast Do Economics Converg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79，No．2(May 1997)，pp．219－225．

［19］Friedman M，“Do Old Fallacies Ever Di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0，No．4(1992)，pp．2129－2132．

［20］Danny T．Quah，“Empiric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No．6(June 1996)，pp．1353－1375．

［21］Robert J．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No．2(April 1992)，pp．223－251．

［22］Jesus Felipe，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Middle－Income Transitions:Trap or Myth?”，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No．421(2014)．

由于反季节农产品价值高，大大刺激了农户对好肥料的需求，在这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肥料好，价钱多少都无所谓”。因此，几百块钱一包（袋）的进口肥在当地非常畅销。为让广大农户用到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肥料，9月底第一批反季节瓜菜进入栽种期时，新洋丰决定在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用洋丰百倍邦套餐施肥以茄子为示范作物挑战在当地很畅销的进口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