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13年国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总体要求是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1］基本使命是以交通网络建设为先导，以国家间贸易活动为支持，通过交通通道建设，促进经贸关系发展进而带动产业输出。［2］按照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一带一路”主要涵盖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6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3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沿海5省，以及内陆地区重庆，［3］同时贵州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梁，多次主动申请融入该建设中。可以说西北、西南沿线地区既是民族地区，也是革命老区，更是贫困地区。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维度看总体水平不高，如金融资本薄弱，人力资本不足，技术资本短缺；但从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维度看，民族地区拥有独特的比较优势——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是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文化资本。“一带一路”建设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也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4］因此民族地区要以文化产品的形式积极主动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正如《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下文简称《纲要》）指出，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构建国际文化贸易合作体系。

大面积烧伤后的创面表面为新鲜的肉芽组织,经过细菌培养其阳性率较高,在创面的愈合过程中,需采用良好的抗菌及良好的修复创面药物,使创面表面细菌含量减少,促进创面能够有效向中心方向愈合[4]。磺胺嘧啶银锌霜就能起到杀菌抑菌、抗感染及促进上皮生长的多重疗效。磺胺嘧啶银锌霜中含有的SD-AG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其中含有的锌离子(SD-Zn)除了具有杀菌作用外,还兼顾着修复创面的独特优势。因此,将磺胺嘧啶银锌霜涂抹在患者烧伤创面上,能够在创面上形成一层抗菌屏障,避免外界环境细菌的侵入,同时SD-Zn可通过与机体去氧核糖核酸的结合,抑制细菌的繁殖,不仅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同时还能起到修复创面的功效[5]。

民族文化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途径，这是一条被认可的途径，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可行的途径，［5］而民族工艺产品是文化产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带动民族群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地区要抓住“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贸易机会的基本前提是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把传统民族工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民族工艺产品，从而顺利实现民族工艺商品的输出。但反观现实，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文化资源转化能力有限，只有少部分民族工艺品产业化后进入市场，如壮族织锦、苗族银饰等，且与预期经济效益相差甚远；而大部分民族工艺品或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或以单个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阶段，其生产效率低，经济联动效应不强，文化主体参与积极性较低，甚至部分文化工艺传承中断，后继乏人。出现该状况的根源在于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程度不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尚未体现出来。所谓产业化是指按照产业的规则和规律来运作……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盈利为目的。［6］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本身具有再生产性特征，并不是不加区分的将所有民族工艺进行产业化，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指那些附加值高、已获得国内外消费者认可、与市场经济属性耦合度较高的传统工艺，借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平台，运用现代市场化策略进行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实现产业升级。［7］立足于传统民族工艺文化的资源优势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新机遇，笔者探索了一条文化特色浓厚、符合现实需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作品—产品—商品① 文中所指的“民族工艺品”和“作品”是指原生态民族工艺品，“产品”是指经过提取文化元素能够批量化生产且尚未完成交换的民族工艺产品，“商品”是指在文化市场上完成最终交换的民族工艺产品。。

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民族工艺品产业化的意义

（一）民族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纲要》指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着力发展文化骨干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传统民族工艺文化资源产业化既可以促进民族文化国际交流，又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更可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可以说民族文化资源是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信息后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具有延展性和可再生性。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源符号化过程。［8］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民间工艺资源丰富多彩，如刺绣、雕刻、剪纸、竹编等，由于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条件约束下尚未把这些民间工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客观上为传统民族工艺产品对外贸易带来新的机遇。从政策方面看，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少数民族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文化贸易优惠政策、文化保护政策、民族特需品的税收减免政策等），少数民族地区要用活用好民族政策，把政策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9］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广阔，民族地区因其文化特色有较强的吸引力，国际市场对民族工艺品的需求量较大。可以说发展民族民间工艺产业既是民族文化自身的主体性建设与发展需求，也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因此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坚持开放引领发展的原则，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提高民族文化对外开放水平，实施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使民族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文化变革期民族地区的差异化、多元化发展路径，成为带动就业活跃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惠民产业。

（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载体

要提高新时期的民族文化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新的方式方法有效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讲述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一体多元”的文化魅力，全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播具有内生互动性，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社会互动的产物，国际社会要真正了解、体验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形态，即物化了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民族文化产品。正如贾磊磊指出，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文化产品才能进行有效的传播。［10］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以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可以说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形态而存在。［11］“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要求，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增强对他民族文化的了解与互动，而以民族工艺品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是了解他民族文化习俗的最佳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消费民族工艺品，其消费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文化内涵。因为文化产品既是物质产品，更是精神产品，是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与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12］135可以说，民族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物质贸易，除了基本的产品和服务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理念和思想价值。因此要创新以文化消费的方式促进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通过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把传统民族工艺品作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与传播路径。

（三）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新路径

利用MCNP程序，计算了不同黑体温度的X射线照射圆柱腔体时的电子发射参数，包括光电产额、出射电子角分布和出射电子能谱，可以为SGEMP的计算提供较为准确的电子发射信息。

三、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探索：作品—产品—商品

（一）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的总体设计

选取我院2016年5月～2017年2月诊治的50例急性脑卒中患者患者的护理资料，按照就诊号单双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观察组中男15例，女10例，年龄51～81岁，平均（68.3±1.8）岁；患者肌力（1.7±0.8）级，生活质量评分为（23.1±7.6），对照组男14例，女11例，年龄52～82岁，平均（68.2±1.9）岁；患者肌力（1.6±0.7）级，日常生活质量评分为（21.6±8.1）。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数据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民族工艺作品、民族工艺产品、民族工艺商品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要体现民族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就要充分释放民族文化的张力，保留原生态文化元素，以民族特色、文化优势取胜，这是民族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资本，若生产出来的工艺产品不具备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很难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将其转化为文化商品，民族工艺产品的再生产难以为继，可以说从传统民族工艺作品中提取相应的文化元素是推进民族工艺品产业化的根本前提；同时要真正把民族工艺品的对外输出作为民族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就要整合民族工艺文化资源，把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能工巧匠组织起来或对原有民族工艺程序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批量化与规模化生产，通过产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反观现实，现阶段分散型、自足型的民族工艺生产既不能有效带动文化匠人就业，更不能成为民族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在提取文化因子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的民族工艺产品是产业化的关键。最后，借助于“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把民族工艺产品转化成民族工艺商品，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工艺品的扩大再生产。如果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因其文化属性在国际市场被排斥或滞销，整个产业化道路就会中断，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扩大再生产。因此把民族工艺产品转化为民族工艺商品是整个产业化链条持续运转的保障。

  

图1 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示意图

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构成比或率的比较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计算法，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edian，IQR）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文化依存于特定自然、社会及生态空间，人是文化体系中最活跃的元素，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活态文化的载体，可以说每一个民族群众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活态文化符号的象征。在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民族群众逃离原有的生存环境进城务工，民族村寨空心化日益严重，承载着文化基因的人都逃离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又何谈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功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前的某一文化在于满足族群内部生产生活的需要，是整个族群行为方式的规范；是整个族群价值体系的构建与表达；区别于他族的符号及本民族存在的象征，更是一致对外的需要。在物质利益至上的多元时代，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计脱节，文化主体就会逆向选择——抛弃自己的文化。从民族文化保护的具体实践可知，一味静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不可取的，可以说保护之目的在于传承和发展，没有保护，难以发展；没有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既要进行一般的物品贸易，更要推进文化贸易，增进彼此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如此才能实现贸易畅通与民心相通。少数民族传统的工艺文化因其民族性、历史性与传承性，在新时期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这些民族工艺文化符号是文化产品符号价值生产的原材料。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匠人以就业或入股的方式参与其中作为谋生的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村民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价值，就会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就会积极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作为世代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表现形式、文化构成及载体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迁，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发展，可以说产业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13］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要大力发展民族工艺产业，把具有民族工艺技能的文化匠人聚集起来，促进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

（二）民族工艺作品：提取文化元素

民族工艺品具有艺术价值、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等，是少数民族群众智慧的结晶。但原生态的民族工艺品与民族工艺商品有着本质区别。民族工艺品是在原生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例如苗族铜鼓、芦笙、刺绣、银饰、陶器等，不仅具有实用的功能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艺术价值并不等于经济价值，从国内外民族工艺品销售状况看，这些原生态型的工艺作品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因为传统工艺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特色功能及地域特征，其制作工序复杂，不仅凝聚了文化匠人卓尔不群的智慧，而且付出了较多的活劳动，在市场交易中价格较高，购买的人相对较少，其经济效应并不明显，因此需要对原有的民族工艺品进行创造性转化，从中提取最能代表和体现民族个性与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在现阶段的文化贸易中，民族工艺品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必须要打好民族牌，“文化特色是民族经济发展的一张王牌”，充分利用异彩纷呈的工艺文化资源体现民族文化的张力。对外输出的民族工艺产品携带着某一民族的文化内涵、文化信仰与文化习俗，而消费者购买工艺产品，不仅购买的是该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多的是“消费”或“购买”民族情感，即带着对某一民族文化的了解、对某一民族文化的认同等情感去消费和购买工艺品，可以说文化吸引力是民族工艺产品的生命力，也决定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购买力。如前文所述，民族工艺作品本身因生产工艺、市场价格及特色功能等原因在国内外市场中不具备优势，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只能从原真性的工艺作品中提取文化元素，赋予一定的文化创意，把原有的文化因子融入新的产品中，把传统的民族工艺与现代思维、生活习俗结合起来，对原有产品的功能价值进行拓展，如家居装饰品、商业促销礼品、旅游纪念品、办公用品等，这样既有文化特色，又满足消费者需要。例如苗族的芦笙，如果按照原有工序制作保留其原始功能价值（民族乐器），其销量就会受到限制，但可以创造性改变其功用，如黔东南苗侗风情园把芦笙作为道路景观符号标志是创造性转化传统工艺品功能的典范。总之，民族工艺品产业化第一步就是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市场需求基础上根据原有工艺作品的文化属性提取文化元素，在生产过程中融入新的创意思维如产品形态创新、功能属性创新等，从而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文化贸易市场。

笔者认为民族工艺品规模化生产路径有两条。一是原生态民族工艺作品的规模化。不改变其产品形式，通过一定的平台把分散的生产者组织起来，形成分散制作与集中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格局，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把具有特殊文化技艺的匠人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链接起来，既提高产量，同时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从分散走向整合的规模化之路，然后对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市场。如湖北恩施咸丰陈梅生绣花鞋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吸纳下岗职工和妇女3000余人，每年拥有1.5万件的生产能力，其产品远销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又如广西旧州村的绣球，坚持手工制作，工艺精湛、造型优美、特色鲜明，现全村仍有530户近1000人从事绣球生产，年产量30多万只，远销美国、日本等地，是仅有的一个保留着“堆绣”工艺的村落。另一途径是提升文化科技支撑水平，加强文化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即在原有工艺品基础上赋予一定的文化创意，把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现代技术改变其生产工序，使之批量化、规模化生产，既保留文化特色，又提高文化产量。例如贵州牙舟陶，其制作流程包含诸多技术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对整个作品的形成至关重要，由于价格高销量少，其市场由兴盛转向衰落。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生存发展，就要在原有工艺品上进行创新和改进，包括材料创新、器物造型拓展、装饰手法创新，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工艺品的产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民族工艺产业化的第一步就是从原生态工艺品中提取文化元素，按照市场运行规律生产出新的文化产品。部分学者可能提出如下命题：文化生态的转化会导致文化意蕴的消减，甚至与民族文化的原真性相违背。其实不然，文化传统不是世代相传毫无损益的永恒的神秘之物，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恰恰只有在文化遗产与现实生活实践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被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14］因为文化因人而存在，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的谋生之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应的文化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任何民族的文化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保护传承的同时进行转型发展。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常态，这种新的文化常态更易于与现代环境调适，同时传统文化基因获得新的生存载体。因此借助于“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在民族工艺产业化运作中对其功能价值的拓展恰好延续了某一民族工艺的生命，因为在新的产品形式中依旧蕴藏着该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内涵及审美观念与价值判断。正如博厄斯所言，世界上众多民族的艺术品，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装饰，而实际上却同某种意义相关联，并且能够被人所理解。［15］59

（三）民族工艺产品：规模与批量化生产

民族工艺产业化的第二步就是规模化与批量化生产。传统工艺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制作和经营方式具有明显的小农经济特点，个性化、精细化的手工制作和有限的产量是其价值所在，似乎不能像一般文化产品批量化生产，但传统工艺产品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价格较高，产量低，销量低，文化匠人无利可图，长此以往会导致文化传承中断。从消费者购买民族工艺品的情况看，这些消费者并不是真正消费其传统的工艺价值（除了少数部分高端市场的顾客），而是其符号价值，通过对传统工艺商品的消费来表现个性、品位、生活风格、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16］对大众消费而言，在购买中更关心的是工艺商品的价格，追求物美价廉，因此在民族工艺产品生产中，通过生产空间的重组或改变其原有的生产工序及寻找原料替代品，使之规模化、批量化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传统壮锦手工织机上方的那个大竹笼就是壮锦纹饰变化无穷的奥妙所在，但产量较低，织工无利可图，不能解决其生计，于是在保留了原有工艺基础上传统竹笼机已由排子机更新到了提花机，走上了机器化、规模化的道路。又如贵州湾水镇吴氏兄弟，一人生产传统银饰工艺品和模具，其技艺水平堪称一绝，多次获得贵州省“两赛一会”大奖，但产量有限，价格较高，销量有限，年收入10万元左右；而另一人则瞄准市场需求，保留原有的文化元素，对原有的工艺程序进行创造性改进，用白铜代替白银，采用机器化生产，价格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年收入100万元左右。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文化贸易中，必须走出传统工艺品“高价格”与“低销量”的困境，要走大众消费之路，按照产业化要求进行规模化生产，通过增加销量来增加总收入（因为民族工艺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即价格下降1%，销售量增加大于1%）。

二胡没有固定的指板，也没有按音品位，导致按音的准确性一直难以有效把控，也成为当前演奏者最为看重的关键所在。对于音准而言，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有：演奏者的听觉迟钝、在实际演奏过程中无法准确把握音感。部分学生在二胡演奏学习初期所花费的时间很短，进度太快，还没有打好基础就开始进行乐曲训练。这就导致在实际演奏过程中，他们会下意识或者不由自主地看着自己的手指或是二胡本身，这些行为动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听觉的感知，从而使得二胡音不准。

《纲要》指出，“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提升传统工艺产品的整体品质，培育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知名品牌……提高中国传统工艺保护、传承和发展水平”，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产业化道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实施民族工艺品走出去战略的前提是把工艺文化资源变为民族工艺产品，其本质是从民族工艺文化资源要素的输入开始，以民族工艺商品的国际输出结束，实现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有机统一。在民族地区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要实现“作品—产品—商品”的三步走战略（具体参见图1）：第一步，从民族工艺作品中提取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较好保留民族文化元素的工艺品才能在与国际消费者的互动中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从而获得较强的竞争力，这是产业化的前提；第二步，在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批量化与规模化生产，提高民族工艺品的经济效益，如此才能吸纳更多的文化匠人就业，才会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是产业化的关键；第三步，把生产出来的民族工艺产品借助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通道输送到国内外市场，把民族工艺产品转化为民族工艺商品，这是民族工艺品产业化持续发展的保障。

（四）民族工艺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统一

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的保障在于生产出来的工艺产品能够持续地输向国际市场，完成交换与消费的最终环节。若生产出来的民族工艺产品不能有效转化为民族工艺商品，即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在国际市场顺利完成交换，其整个生产链条就会中断，不仅不能借助文化产业平台带动村民就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及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而且还会造成各种资源的错配与浪费，因此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的保障在于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将这些民族工艺产品转化为民族工艺商品，持续不断地输送到国际市场。民族工艺品的产业化生产与一般产品的生产具有较大区别，作为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载体，既要有经济效益，更要体现出特殊的文化效益。要保障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的顺利进行，除了一般的营销策略外，要做足做大做强民族特色文化的文章，既要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民族习俗；同时也要打造文化精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一方面采取多民族视角下的文化差异战略。文化相对论认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发展，都有其合理性，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以民族工艺品的有形文化形态走向国际市场是实施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战略举措，可以说输出的不仅是物质性的民族工艺产品，更包含着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输出，有着深刻的民族印记，携带着某一民族的文化价值；“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和国家众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会产生冲突与碰撞，基于本民族情感很可能持有排斥态度，这样很可能导致生产出来的民族工艺品滞销。因此，在民族工艺文化资源转化中要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需求，尊重该民族的文化信仰，坚决不去触碰其文化底线，伤害其民族情感。正如国内学者丹珠昂奔指出，在国际交往中，即在与不同国度的人的交往中，要有思想、政治、道德、文化禁忌的善意回避。［17］在此基础上根据沿线国家（地区）的需求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民族工艺商品，其产品生产的过程也是商品转化的过程。总之，尊重“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民族工艺品持续输出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面采取符号消费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品牌化战略。在尊重他民族文化习俗的基础上，要提高民族工艺品的文化含量，树立良好的文化品牌。如前文所述，民族工艺品的消费其本质是一种符号消费，购买者不仅消费其使用价值，更是消费符号价值与象征价值。正如菲克斯指出，假如文化商品和文本不包含人们可以从中创造出关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他们自己的意义资源的话，它们就会被拒绝，从而在市场上失败，它们也就不会被广为接受。因此在精神消费时代，传统工艺品牌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及精神气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工艺产品的增值空间。这种由文化介入而生成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品牌意义是双赢的：不仅经由品牌的形成提升了商品的价值，还经由品牌的传播延续和光大了文化的传承。［18］在民族传统工艺品的品牌打造中从符号生成的角度入手，利用现有的文化元素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把品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有机统一起来。其中品牌形象是包括品牌名称、标志、风格等一系列构成的外在可感知的视觉符号，这种视觉符号就是品牌符号的“能指”；同时在民族工艺品品牌建构过程中，品牌经营者赋予其特殊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品牌符号的“所指”。民族工艺品要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转换，就要走文化符号品牌之路，把品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有机统一起来，既注重其“能指”的娱乐性，更注重“所指”的意义表达。同时应当创新品牌传播路径，利用国际会展与互联网营销全面提升传统民间工艺商品的知名度。

四、结 语

2017年1月文化部印制《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该文件指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支持沿线地区根据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实施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为民族地区传统民族工艺文化资源资本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以民族工艺商品的产品形态走向国际市场，这既是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的需要。但现阶段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也就是产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耦合度不高。基于此，笔者从民族工艺品的微观视角对其产业化道路进行了探索：即作品-产品-商品。在民族工艺文化资源产业化道路中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从传统工艺作品中提取民族文化元素。只有那些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中拥有竞争优势；其二，进行规模化与批量化生产。要真正把民族工艺品的国际输出作为民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行事，走民族工艺产品的规模生产之路；第三，生产与交换的统一并扩大再生产。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平台把民族工艺品输送到国际市场，把产品变为商品，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工艺商品的再生产。

笔者提出了民族工艺品的产业化道路，估计部分学者会提出批评甚至反对的声音，认为要保留民族工艺品的制作流程，保护民族文化的原真性。但现实表明，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化运作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文化学视角看，民族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种文化要获得生存，只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探寻新的生存土壤，而民族工艺品的产业化是相对较好的途径，至少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部分文化元素；从经济学视角看，民族工艺商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就要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既要解决国内文化匠人的生计（生产的持续性），又要满足国际消费者的偏好（消费的持续性），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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