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典籍《尚书·尧典》记，尧舜“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亦记：“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是研究上古民族史十分重要的一条史料，广为学者所引用。然而，何谓三苗？“三危”地望在哪里？三苗为何被强迁三危？他们从何处出发？迁徙路线如何？他们到三危后如何生活？最后，这个族群的去向如何？这些问题长期困扰人们，成为几千年历史哑谜。早在战国时，屈原在《天问》里就发出这样的疑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钱穆先生《三苗疆域考》一文说：“三苗初居江南洞庭湖、彭蠡间，舜禹远迹南征，又窜之西北数千里之三危，则其事颇为荒诞。”［1］107-108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一书认为，“三危”不是实指的地名，“危”是“高地”，“三危”是“许多苗族居于中国西南部的高地”。然而，无论从民族文献看，还是从历史文献看，瑶苗西迁三危，确是历史事实，并非“荒诞”。

一、“丹水之战”，苗瑶战败西迁

据我们研究，4500多年前，瑶族起源于山东西南部，中心在今泰安市，属于东夷九黎族的一支，其首领是蚩尤。其后，蚩尤集团与黄炎集团在今江苏徐州爆发了“涿鹿之战”，九黎族被打败，蚩尤被杀，苗瑶被黄炎集团强迁到湖北江汉地区。［2］瑶苗迁居江汉平原后，居住的中心在荆州。《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禹贡》记：“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荆，即是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荆州是禹设九州之一，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江，即是长江，汉即是汉水。荆州北临汉水，南控长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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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瑶迁到江汉平原不久就联络南方土著的共工部落，共同对付华夏集团，于是苗族的驩兜部、瑶族的盘瓠部和土著的共工部组成了“三苗”。“三苗”集团形成之初，看到中原华夏集团的强大，只好老实臣服，接受帝尧的领导。《博物志·外国》说“帝尧司徒驩兜”，说驩兜曾是帝尧的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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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瑶在江汉平原居住一段时期，社会安定，人口和经济有了发展，民族力量发展壮大。其后，帝尧因年老，欲将君位传给舜。对此举，驩兜和共工心怀不满，他们认为舜没有什么功业，只因“孝顺”成为尧的乘龙快婿，实不该占据大位，于是公开叛乱。围绕着联盟的最高权力，“三苗”与尧舜展开争斗。《山海经·海外南经》郭濮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博物志》卷二：“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征之，有苗之民叛。”这说明“三苗之君”反对舜接尧位是引发“丹水之战”的主要原因。

《汉书·匈奴传上》记“陇以西有绵诸、畎戎、狄獂之戎”。颜师古注曰：“皆在天水界。”这个“绵诸、畎戎、狄獂”皆是苗瑶后裔别支，他们住所皆在天水境域。

对这场战争，古籍有零星记载。《太公金匮》记战前苗瑶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他们杀死了前来劝降的人员，以示抗争到底。该书记：“唐帝（尧）克有苗，问人曰：‘吾闻有苗时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诛谏者，尊无功，退有能，遇人如雠，故亡耳。’”

这里的“诛谏者”就是杀死来劝降之人；“尊无功”就是指不尊敬华夏集团的领袖人物，而尊重本民族头人。“遇人如雠”就是民族隔阂歧视。

蒙先生所说布努瑶祖先密洛陀在“阪泉之战”（我们称为“涿鹿之战”）被打败，带领一部分瑶族逃到甘肃天水，与我们所见相同。

二、“三危”在甘肃天水

“三危”在何处？这个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有争论。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湘鄂西部、山东、河北等地，都有学者持说。大多数人认为“三危”在甘肃。就甘肃境域而言，又有“敦煌说”“鸟鼠山说”“宕昌说”“天水说”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这些持说中，以“敦煌说”影响最大。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晋代杜预，他在《春秋左传集解》“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的注文中说：“允姓，阴羌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然而，在我们看来，“敦煌说”不合情理。敦煌自古就是荒凉干早缺水风沙之地，不适合大批人马居住生活。尧舜时期，从交通和控制能力来说，都不应将苗瑶远迁于此。

“天水说”是唐代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说“三危，今属天水郡”。清代毕沅撰《山海经注》也说：“三危山当在今秦州西，俗失其名。按秦州，古天水郡，今甘肃天水县。”然而，此说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而我们却认为，此说有历史依据，合乎情理。

清水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东北，古时这里雨水多，气侯湿润。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成果提示：公元前3000年到1000年左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上游气候条件良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陕西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存在。［3］《天水县志》记载：远古时代，这里“山水灵秀，林木密茂”，境内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美称。早在春秋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国即在这里置邽（读guī）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分陇西郡设天水郡，其名源自于“天河注水”的传说，因而有“天水”之名。东汉、三国期间改称汉阳郡，西晋时改回天水郡。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于境内设秦州，后废，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复设，因此天水又有“秦州”之名。

清水，在古代是中原与西北的通道，素有“陇上要冲”“关中屏障”之称。尧舜将苗瑶的“重罪者”迁居于此，其目的有二：一是开发天水、清水地区，利用此地水草丰茂的自然优势，使这里变为“西北粮仓”。二是利用苗瑶的力量来阻挡其他部落的进逼，减少西北各部落对诸夏的军事压力，同时达到“掺沙子”，改变民族结构和民族风俗的目的。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尧舜不会把瑶苗驱赶到遥远的敦煌，让之成为“自由化外”之民。

三、苗瑶西迁的人数和路线

苗族民间文学《格蚩尤老·嘎骚卯碧歌》记苗瑶与“格炎敖孜劳”（尧舜）发生战争时，苗族的军队：“格蚩尤老来建军，建了12支军，整编在平原上，有5600名女骑兵，14000名男骑兵”，近两万人。该文又记苗族英雄名叫“嘎骚卯碧”，他“率领军队近万名，调集骑兵先锋1700，水兵1000，步兵7000，武装齐”。人数也近2万。在《格武爷老、格诺爷老》一文中记：“格武爷老、格诺爷老亲自来指挥，带领3600骑兵冲上阵；挥剑霍霍如燕飞，劈得炎、焦兵马身断裤条落；指挥7400步兵冲上阵，砍得炎、焦兵马断腿脚。”即骑兵和步兵共1.1万人。

这两篇材料所记瑶苗的军队在1～2万人之间（包括女战士），这些都是参战的青壮年人，此外应有大量老幼病残和不参战者。现以1：2计，则三苗的总人数应在三四万之间。这数万人，除了战死，一部分人被尧舜强迁甘肃，一部分留在本地（江汉平原），一部分南逃湘西、洞庭湖，一部分逃到南京扬州。其中，“窜三苗于三危”是最重要的惩罚，人数应当最多。如此算来，这支西迁的队伍人数应不少于一万人。

湖南江华县两岔河地区瑶族收藏的《瑶人出世根底》一文记：“有二千山（三） 户在武昌府”［4］257、326、338、355。这些材料记，瑶族从山东南迁到武昌时，共有2003户人。如每家以五口人计，则瑶族有一万人左右。瑶苗迁到江汉平原几乎是同时的，历史上瑶族人口和影响都逊于苗族。当时瑶族尚有人口一万人，那么说三苗的总人数应在三四万之间，其中有一万人西迁也符合情理推论。

那么，瑶苗是如何西迁的？贵州苗学会顾问苗青先生编《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第一册记述：西迁的队伍分两支进行，其首领分别叫蒙博娄和蒙尤娄。这支“苗瑶佬”的西迁队伍从“三苗之都”（荆州）出发。他们很可能是在尧舜重兵的押送下，很不情愿起步前行。如无重兵的押送下，住惯“水乡泽国”的瑶苗是不会自愿跑到遥远的西北，途中早就逃散了。

他们途经南阳、洛阳。《八排瑶古籍汇编》记：“且说九郎原出处，九郎出处有根源。河南出水洛阳县，九郎飘落下南阳。”［5］227然后，他们从洛阳向西迁移。

苗青先生说，苗族西迁时经过“笃纳伊莫河”，那是“清澈而两岸宽阔的河”，具体位置不可知。我们则认为，所谓“笃纳伊莫河”就是“河南伊洛河”的谐音字。在河南洛阳地区有两条河流，即伊河和洛河。伊洛河是伊河和洛河交汇后形成的一条河流，全长447公里。他们离开河南伊洛河后，苗瑶走到了黑水河畔。在那里，发生了激战，苗瑶被沙蹈爵氐敖兵（华夏族）打败，其首领尤娄被擒杀。我们认为，这条“黑水河”，就是渭河支流“黑河”。在陕西周至县境内渭河右岸有一条支流，叫黑河，全河长125.8公里，因其水呈黑色，故称“黑河”。瑶苗离开“笃纳伊莫河”后，“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朝着那陌生的地方走去。他们沿着清水河上游走，经过猴子成群的山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清水河的源头，爬上了高山巅。他们沿着浑水河上游走，经过虎豹出没的地方。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到浑水河源头。”

我们认为，所谓“浑水河”就是渭河，古有“泾渭分明”之语。由于其含沙量大，水色黄浊，故苗族称之为“浑水河”。所谓的“清水河”，就是“清水县”的误写。或者可以这样别解：渭河下游浑浊，但是上游的天水一带，其河水则是清澈的，故称“清水河”。由于天水境域已属于渭河上游和源头了，故苗族说他们祖先迁到浑水河和清水河的源头。

瑶苗在尧舜的强迫下西迁，他们翻山过岭，攀岩越险，经历千辛万苦，作出巨大牺牲，终于到达了三危（甘肃天水）。战国时屈原在《天问》中对他们西迁发出这样的惊讶：“阻穷西征，岩何越焉？”（汉）王逸《楚辞章句》注：“阻，险也。穷，窘也。征，行也。越，度也。”（清）徐焕龙《屈辞洗髓》云：“言三苗险阻之恃既穷，被窜西行，崇山峻岭，何以安然踰越，不死于远道而得至三危？”可证。我们估计他们来到了甘肃天水地区，约用一年时间，行程约1000公里。

四、瑶苗西迁甘肃天水的证据

1.民族学材料证明

瑶族文献《评皇券牒》记录瑶族远古时代迁徙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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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男分作六姓，六女分作六姓。分出五音五郡，即宫音天水郡，角音清水郡，征音江夏郡，商音禄水郡，羽音白水郡。”

“分出五音五水郡，即商音天水郡，角音清水郡，宫音治平郡，征音南阳郡，羽音白水郡。”［4］298、400

瑶族文献《十二姓瑶人音群歌》记：“请问你，盘姓瑶人何处人？盘姓瑶人住何处？什么郡名什么音？不用问，盘姓瑶人平地人，当初住在千家峒，天水郡名是商音”。“邓姓同住千家峒，陇西郡名是角音”“赵姓原住千家峒，天水郡名是商音”“冯姓千家峒里住，天水郡名是商音”“李姓千家峒里住，天水郡名是商音”。

“那也不能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早就说了。”郑玉英更不依不饶，而且她思想总停留在文革那段，不管说什么她都能给绕那儿去，经常让何守一面子上挂不住，还老得给她打圆场。

这些材料记载“五音五郡”，人们长期弄不清楚所言含义。有人说“这是瑶族音乐用调”。诚然，宫、商、角（jué）、徵（zhǐ）、羽，是古人所用的五声音阶。我们认为，这不是表示音阶高低，而是借用词，表示在4000多年前，瑶族曾被分为五个部分，分散五个地方，虽然名称稍有不同。

这个“天水郡、清水郡”，就是今甘肃省的天水市和清水县。这“龙须郡”就是“陇西郡”的谐音字。“治平郡”，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襄阳城），晋武帝泰始二年（265年）设立，南朝梁时移治武当县（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关门岩北）。“江夏郡”，治地在今武汉。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设“江夏郡”，唐朝至德年间废。

瑶族文献追忆所记的“天水郡、清水郡”“陇西郡”“始平郡”（襄樊）“江夏郡”（武汉），透露了瑶苗从江汉平原西迁甘肃的信息。

郡望堂号是人们追忆祖先来源，以便寻根问祖的符号，它是我们研究民族来源的重要依据。2014年10月，笔者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架梯屯黄氏（勉瑶）瑶族家中看到“江夏堂”题幅。在该乡石架屯赵姓（勉瑶）家中看到“天水堂”题幅。在石架屯李氏（勉瑶）家里看到“陇西堂”题幅，旁写“东来祖德源流远，西发宗支奕叶长”的对联。家主李成芬对笔者说：“我们的祖宗是从山东到甘肃，又从甘肃来到湖南千家峒，最后流落到金秀大瑶山的。”2015年1月，笔者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所略乡福乡村六烈屯李姓蓝靛瑶（山子瑶）家里看到“陇西堂”题幅。这些瑶族家中的“郡望堂号”所记，与我们所说“瑶族从江汉平原迁到甘肃天水”，正好相符。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蒙桂芳先生新著《布努瑶历史传说故事》记述布努瑶祖先密洛陀西迁原因：

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媒介，是活化石。三苗既然长期生活在甘肃省，那里也应留下一些语言痕迹。1947年4月，《边疆通讯》第4期曾发表了一篇署名“竹天”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文中对当时生活在甘肃永登县城附近一个“将要衰落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等问题作了简要介绍。作者认为，他们的语言、习惯、风俗与汉、满、蒙、回等都不相同，并根据“他们喜欢过流浪奔波的算命卜卦的生活”而称之为“东方中国的吉普赛人”。

布努瑶祖先在须弥峦（须弥山，今宁夏固原）、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等地迁来迁去，居住了几百年。［6］173、181

三苗本来就是松散的军事同盟，缺乏统一指挥和合作。由于实力不济，三苗很快被打败了，尧舜于是对三苗进行战争惩罚。《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三苗中的“重罪”者，被尧舜强行迁到三危。这就是“窜三苗于三危”的由来。

进一步对数据流中的短期燃油修正值及长期燃油修正值观察，发现其值分别为-1%、-7%，说明怠速时，混合汽是处于正常混合比范围内的，而人为漏气时，其值为正值，且上升到25%的极限值，说明此时的氧传感器工作正常，更说明此时的进气量信号也是实际的进气量。再次对数据流中的数据进行检查，突然发现点火正时的数据为-16.8°这十分不可思议。点火正时居然延迟到了上止点之后。这在常规点火正时控制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点火正时这样迟，发动机的功率会严重下降。

在PP的注塑加工过程中，由于机械力、热、氧对材料的作用，PP的分子链断裂产生烷基自由基，由于环境中氧的存在，这些烷基自由基通过链增长、链支化及链终止等反应形成醛、酮、羧酸、酯、γ-内酮、水等小分子物质[1]，这些小分子物质会对注塑件的气味、VOC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小分子物质在存储过程中会随着时间而衰减[2]。因此，通过对注塑温度和衰减的研究，寻找小分子物质产生和衰减的规律，对车内空气质量的管控有着重要的意义。

2.历史文献材料证明

由于天水的自然条件好，瑶苗到达后，很快就适应下来，并在那里安居乐业。十几年后，禹治黄河，到雍州时，特地来视察三苗，发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禹贡》）。丕，大也；叙，安居也。即苗瑶在三危大建造房屋，安定居住。

这一万多人的瑶苗队伍是西北有史可查的最早民族，也是中国西北最早开拓者之一。他们到达天水、清水居住后，不断繁衍后代，又与西北其他民族长期杂处交往融合，互相通婚，所以派生出许多的支系，让人眼花缭乱，难辨彼此。例如，熏育、獫狁 、荤粥 、狄、畎夷、犬戎、绵诸等，他们都是瑶苗的后裔或别支。此处不详论，仅以“绵诸”作为论例。

《史记·匈奴列传》记：“自陇以西有绵诸。”《史记·六国年表》记三则：秦厉共公六年（前471年）“义渠来赂。繇緜诸乞援”。秦厉共公二十年（前457年）“公将师与緜诸战”。秦惠公五年（前395年），“伐繇緜诸”。

瑶族自称“绵”“勉”或“尤绵”。在我们看来，所谓“繇緜”就是瑶族。所谓“绵诸”，就是“勉族”的谐音字。或者可以这样解释：诸，众多也。瑶苗在天水时分家族居住，星罗棋布，故称“绵诸”。

甚至于中国和朝鲜地图中非洲大陆为什么朝南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图形学或艺术史方面的解释。把非洲南端表现为朝东，是同时期伊斯兰地图的普遍做法；上述二图把非洲大陆表现为朝南，确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22]

《括地志》记载：“绵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六里，汉绵诸道，属天水郡。”这个“绵诸城”应是瑶族居住的地方。绵诸故城在今天水市麦积区社棠绵诸村。

格拉斯说，“在中国，由于老龄化加剧和医保体系尚未完善，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将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困境，这是任何公共卫生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着力应对的局面。”

3.语言学材料证明

密洛陀带着妇女小孩、老弱病残往西方退去，由青壮年人在黎国抵抗奉昭（指黄炎）。抵抗了几年，由于寡不敌众，大部分青壮年都战死沙场，只有少部分人逃到须密山和密须。我们祖先从黎国逃到定甘、兰肃后，密洛陀给我们分家。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为苗民。”《水经注·渭水》云：“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地道记》：“三危，三苗所处。苗谷，此则放三苗之三危也。”这个“苗谷” 在清水县境内，应是苗瑶居住的地方。

然而，这个“永登的蛮婆子”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吉普赛人”。1953年修订的《永登人民县志》 （未刊，手抄本）中的“民族卷、苗族条”认定他们“居民全系苗族，相传舜帝窜三苗于三危，道经此地所遗留者”。

石家河遗址文化分为三个文化期：

在黄河上游，甘肃省永登、兰州、天水、华亭、平凉等县市内，有一部分居民至今仍保持着与当地汉民不同的、特殊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尤以永登县薛家湾人比较典型，被当地人称为“蛮婆”“蛮子”或“苗子”。

在永登县政协的支持与配合下，编写组举行“薛家湾人族属问题的专题座谈会”，并对薛家湾居民进行了实地访问。他们的结论是，当地“薛家湾人”有着强烈的“苗族情结”，他们的“蛮语”中保存着大量的苗语词汇，且多属于“古苗语”。编写组说：

电商的“场景思路”，需要首先建立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及美感联络，往往在用户享受卓越、体验美感的场景过程中，为后续商业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调查时，当众以苗语东部方言与之交流，共交流了71个词语，与苗语直接通或通过分析能够理解的有36个，达50%；属于汉语演变的有11个，占15%；另有24个无法辨识，占35%。其中，“蛮语”与“苗语”直接相通的短语有“我来了”“我去了”“吃饭”等等。［7］导言 12

这是苗瑶居住天水的有力证据。

我们对此理解是：苗瑶居住天水市后，一支向西发展，到达兰州、永登。一支向北发展，到达清水、华亭、平凉。而天水市和清水县正位于从永登、兰州到华亭、平凉之间的中间位置和拐弯处。换言之，天水市和清水县是西迁苗瑶居住的中心。

“馕”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主食，瑶族勉语“吃饭”，称为“饪馕”。这也是民族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老人，公公，瑶族勉语称为“ong”，与“翁”读音相近。杨雄《方言》第六：“镆、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镆，或谓之艾。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瑶族勉语称“公”为“翁”， 与周晋秦陇的称谓相同。这也是瑶族居西北的证据。

4.地名学材料证明

大凡一个民族长久居住于一域，史籍总会留下地名的痕迹。

《尚书·牧誓》云：“蜀、羌、髦、微、卢、彭、濮人。”《史记·秦本记》云：“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苗族自称“hmao”，故此“髦”“茅”就是指苗族。“茅津”应是苗族居住之地。春秋时有“茅戎”，《左傳·成公》元年有“遂伐茅戎”，“王師败绩于茅戎”的记载。这“茅戎”就是苗族。

3.毛蚴孵化 （miracidium hatching）：毛蚴在日本血吸虫虫卵内完成胚胎发育后破壳而出的现象。

瑶族崇拜犬狗。《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犬丘”（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这地应是原来瑶族居住之地，后被秦的祖先占据时仍称“犬丘”。

当负载量较小时，涂层中纳米粒子在紫外光照射下所产生的电子-空穴对的数目也相对少，不足以使废水中的甲基紫充分光催化降解；当负载量太多时，单位面积上纳米粒子数目太多会阻碍紫外光与涂层中纳米粒子的充分接触反应，从而降低纳米光催化涂料的光催化氧化效果.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这里的“数为乱”，即多次作乱反抗。“舜归而言于帝”即是舜是主谋，他唆使帝尧出兵讨伐三苗，尧于是同意出兵。《吕氏春秋·召类篇》则言：“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论衡·儒增篇》：“尧伐丹水，舜征有苗。”同书《恢国篇》：“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战争的地点在丹水，即丹江，这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丹水流域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道。这场战争，我们称为“丹水之战”。

5.考古材料证明

瑶苗从江汉平原迁居甘肃天水，在考古材料上也得到印证。石家河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天门市，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2000年8月，为编写《苗族通史》，该书编写组4人到了甘肃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写道：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这说明，在苗族迁到江汉之前，江汉平原已有土著居民生活。

从其内涵上看，“四种形态”所对应问题性质、所涉人员范围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一是监督执纪行为对象的违纪程度和危害程度有明显的层次性，表现为逐步加重；二是监督执纪处分或处理方式的轻重程度有明显的层次性，表现为逐步加重；三是监督执纪人员对象即涉及的党员人数有明显的层次性，表现为逐步减少。这些明显的层次性特征，蕰含着管党治党的科学性。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与我们所说“涿鹿之战”瑶苗战败被迁到江汉地区居住，在时间上正好相符合。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明显，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陶器已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前段还能见到一些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后段已基本消失。石家河文化陶器的典型特征和风格已形成，而且得到充分的发展”［8］。

这种“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的异质文化，在我们看来，乃是苗瑶从海岱东夷迁来的结果。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个时间年代与我们所说“三苗”“有苗”被尧、舜、禹多次征讨，被迫离开江汉平原，南迁洞庭湖畔和鄱阳湖畔，时间正好相符合。这一时期华夏集团向南迁移，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陶器的器形明显简单”，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9］这现象乃是因为瑶苗从江汉平原南迁洞庭湖畔和鄱阳湖畔，导致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湖北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出土器物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性，这不是偶然的，乃是居于山东的瑶苗迁到江汉平原后的文化延伸。

在瑶苗到达天水之前，天水已有人类居住。这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大地湾文化”（距今7800年—30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5800—4000年）。

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大约产生于距今4130±105年前，经碳-14测定，属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这与我们所说“尧舜强迫苗瑶西迁三危”的历史时间，正好相符。

齐家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中亚 “大戛人”（今阿富汗）所创造的一种文化，有人说是“河南龙山文化在甘肃的发展”，有的说是“浙江良渚人在西北建立的文化”。我们则认为齐家文化是“苗瑶西迁三危”后，与西北原有土著民族，甚至与中亚、西亚文明相融合、渗透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有许多相似性，是同一族后裔所创造的文化。它们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将甘肃齐家文化玉器与湖北石家河文化相比，在造型的表现方式上有许多相同的艺术因子。这不是巧合，而是人类流动迁移形成的交流与渗透的结果。这个结论并非我们一家独见，有前贤专家结论为证：

著名考古学家杨建芳教授说：“我们将陕西龙山、山西龙山和齐家等文化的遗存进行考查的结果，发现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的一些玉石陶器和某些信仰与习俗，同石家河、良渚二文化的颇为相似甚或相同。”

杨先生得出结论：“龙山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长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迁徙至西北地区。他们在那里虽已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但仍或多或少保留原有的信仰，并继续制作一些传统的玉石陶器。这次移民在时、地、人三方面，都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相符。这种吻合显然不应归之于偶然的巧合。”［10］

杜维先生也认为，甘肃齐家文化来源于浙江良渚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他说：“良渚人溯长江而上，来到了现在的湖北天门石家河，融入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然后又渡过长江，一路北上，经过辗转迁移，他们来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以陇山两侧为基地，生活逐渐安定，生产逐步发展，人口随之增长，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区域，并不断发展成为齐家文化。”［11］

由上五个方面的材料推知，尧舜时期“窜三苗于三危”，确为历史事实。三苗是因“丹水之战”失败被尧舜强迁甘肃天水，至于瑶苗到天水后的生活居住情况，他们与西部各民族的关系及后裔的去向，我们将另文阐述。

Wnt信号通路在平滑肌细胞迁移的病理生理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26]。在Wnt经典信号通路中的β-catenin蛋白聚集于细胞质中，同时可聚集到细胞膜上，这些膜蛋白在细胞与细胞黏附间起作用[27]。当Wnt信号通路激活时，细胞质中β-catenin蛋白解离，在细胞核附近通过TCF/LEF上调cyclin D1；细胞膜上的β-catenin蛋白解离，可降低细胞间的黏附作用[28]。这一机制很好地解释了血管粥样硬化时平滑肌细胞在增殖的同时发生迁移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钱穆.钱穆先生全集·古史地理论丛［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莫金山.盘瓠出世：瑶族起源于豫东鲁西［J］.广西民族研究，2014（4）.

［3］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4］黄钰.评皇券牒集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盘才万等.八排瑶古籍汇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6］蒙桂芳.布努瑶历史传说故事［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

［7］吴荣臻.苗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8］北京大学考古系.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C］.南方民族考古，1992（5）.

［9］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J］.考古学报，1991（10）.

［10］杨建芳.“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J］.东南文化，1998（2）.

［11］杜维.齐家文化源流初探［J］.丝绸之路（半月刊）2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