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围棋子的出土及存世情况

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党项族人民在首领拓跋氏的带领下，建立了一个历时200多年的民族政权大夏国，史称西夏。党项族原是西羌的一支，生活在青藏高原与河湟地区交界处，习惯于游牧生活，在公元6世纪迁移至夏州并定居，从此与内地的交往愈加密切，文化习俗渐相类似。西夏的几任统治者大力提倡汉文化，从汉礼，兴儒学，从上流阶层到民间百姓都逐渐熟悉中原文化。与此同时，围棋在宋朝发展颇为兴盛，逐渐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夏境内也逐渐开始有了弈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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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夏时期的围棋活动，我们可以在文献和文物中找到相关的例证。比如著名的西夏文辞书《文海宝韵》中对西夏字“弈”的解释为“此者下棋也，博弈也，布棋可移也”；西夏字“棋”则解释为“此者戏棋也，棋子也，耍用是也”。[1]可见当时的西夏人对围棋已是相当熟悉。西夏围棋棋具的出土也不算少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的西夏时期瓷窑遗址灵武窑曾出土一批数量颇多的围棋子。西夏王陵和贺兰县宏佛塔等西夏遗址也曾出土过围棋子。另外还有一些围棋子被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

据灵武窑发掘报告介绍，灵武窑一期发掘出土的西夏早期的围棋子有249枚，白色170枚，黑色79 枚，直径 1.1-2.6cm、厚 0.3-1cm，圆形，素烧。[2]根据形状大致分为双面平形、双面鼓形和单面鼓形，即一面平一面鼓形。其中双面平形占大多数。

下图列举其中几种①。

  

图1：西夏早期的围棋子。

  

图2：西夏印花围棋子。

  

图3：西夏中晚期的围棋子，素烧，双面平。

  

图4：西夏到元代过渡时期的围棋子，素烧，双面平。

  

图5：灵武磁窑堡出土的西夏素烧围棋子。黑白各一枚，瓷质，直径1.6cm左右，厚度0.3cm左右，双面平。

  

图6：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西夏围棋子，瓷质，直径1.5cm，双面平。

其次，从西夏国人的主观认识上来看，围棋之道包含着的为政治兵思想，对于他们的统治者也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班固在《弈旨》中以为政之道比喻围棋之道：“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5]他认为下棋与为政，在道理上是相通的，所以在围棋中能够看到“帝王之治、五霸之权、战国之事”。元代著名的儒家学者虞集在《玄玄棋经》邵庵老人序中写道：“余在天历间，尝仕翰林，侍读奎章。先皇帝以万机之暇，游衍群艺。诏国师以名弈御于左右，幸而奇之，顾语臣集：‘昔卿家虞愿尝与宋明帝言：弈主非人之所好。其信然耶？’臣谢曰：‘自古圣人制器，精义入神，各以致用，非有无益之习也。故孔子以弈为为之犹贤乎已。孟子以弈之为数，如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且夫经营措置之方，攻守审决之道，犹国家政令，出入之机，军师行伍之法。举而习之，亦居安虑危之戒也。’”[6]文中的先皇帝，指的是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他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身边聚集了许多弈棋高手。虞集在回答他的问话时将围棋的经营措置，攻守审决之道比作国家的政令出入，军师行伍之法。历代帝王爱好围棋，不应说是玩物丧志，而是在棋盘上的黑白厮杀之间揣摩为政治军的要领。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曾作围棋诗《五言咏棋》曰：“治兵期制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半生戎马得天下的李世民深知兵机，而棋局虽小，却变幻无穷，厮杀鏖战，使人如身临战场。围棋这一独特的魅力自然让它受到李世民的青睐。另外，上文提到宋代有几位帝王十分爱好围棋，使得围棋在宋朝风靡一时。钦慕中华文化的西夏统治者，事事仿效中原，宋朝皇帝的这一爱好，也必然会使围棋引起西夏统治者的注意。

  

图7：素烧围棋子一套，黑白共361枚，瓷质，双面平，直径2.2cm，厚0.6cm。

  

图8：凤纹围棋子一套，直径2.2cm，厚0.6cm，瓷质，双面平，刻凤纹。

总体来看，目前所见的西夏围棋子，材质基本上为瓷质，分为素烧、刻花两大类。直径在1.5cm至3cm，厚度在0.5cm左右，与现代围棋的棋子大小相近。形制上有三类，双面平、双面鼓、一面平一面鼓，个别为双面微凹的形状，其中双面平占绝大多数。从棋子的数量上看，宋朝一副围棋的形制是黑181颗，白180颗，与现代围棋相同，西夏应该也是遵从此种规则。西夏围棋子制作考究，图案精美，可以反映出当时西夏国人对围棋的喜爱，博大精深的中原围棋文化对于当时的西夏文化也应有所影响。有学者认为西夏普通百姓下的棋是一种三人象棋或其他低级一些的棋类，进行类似博弈的活动[3]，那么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断围棋则是崇尚汉族文化的西夏上流统治阶层和文人雅士的喜爱。

围棋对弈与两军作战极为相似，围棋的黑白双方，象征着交战的双方军队，棋盘就像战场，对局者就是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军事首领，很多军事思想都可以在围棋棋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东汉桓谭在《新论》中说，“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这是最早把围棋之道与兵法联系起来的观点。东汉儒家学者马融的《围棋赋》是专论围棋与兵法之关系的第一篇论作，其文曰：“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战国时的《孙子兵法》也称《孙子十三篇》，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理论书籍，被后人誉为兵学圣典。其内容博大精深，思维严谨，逻辑缜密，至今仍然受到军事领域专家的推崇。北宋张拟所撰《棋经十三篇》模仿了《孙子十三篇》的体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而《棋经十三篇》中的《自知篇》说：“知己之害而图彼之利者，胜。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以逸待劳者，胜。”[7]其中所说的围棋对弈谋略与《孙子兵法》所说如出一辙。

二、围棋与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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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围棋传入西夏有历史文化环境上的客观原因。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根基深厚，几乎是所有华夏族人思想文化的根源。自从东汉班固作《弈旨》，将围棋与天文、阴阳、王政、仁德联系在一起，围棋之道便与儒家思想有了密切的联系。于是，围棋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琴棋书画，几乎是文人雅士必备的技能，成为风雅的代名词。西夏政权与宋朝在贸易或战争中不断交往接触。上到西夏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都逐渐视中华文化为主流。西夏统治者深知，若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进行深度的华化，接纳儒家思想，否则难以立足。北宋大臣富弼曾说西夏“……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4]可见整个西夏社会华化程度非常之深。因此从环境的客观角度来说，作为中华文化元素的围棋被西夏人接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围棋在西夏能够流传开来，当归功于围棋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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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博物馆从民间收藏家手中征得两副围棋子，与灵武窑出土的西夏围棋子形制极为相似，初步判断也应是西夏时期的围棋子。

与宋辽金的围棋子对比，西夏的围棋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形制大体相同。可见，围棋文化在公元11世纪时已经传遍了广袤的中原及其周边地区。

西夏从李继迁叛宋自立开始，终其立国始末，都与邻国宋辽金等战事不断，尤其是宋夏战争最为频繁。其中比较著名的战役有：景宗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寨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城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战争。[8]李元昊更是以勇猛善战著称于世。史载元昊“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9]这里说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都是指兵书一类，可见元昊对兵法的熟知和喜好。由于西夏的对外战争较多，西夏统治者对于兵法之类的书籍非常重视。西夏建国初期，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之后即开始将中华典籍翻译为西夏文在西夏境内广为传播。西夏翻译汉文典籍均以实用为准则，而在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几种典籍中，就有《孙子兵法》《黄石公三略》《六韬》《将苑》等。西夏在多次对宋战争中，以小国之力竟与实力雄厚的宋朝相抗衡，其中固然有宋朝将领孱弱昏庸的因素，西夏将领的指挥得当、军队的训练有素应该是更主要的原因。虽说党项族本为游牧民族，英勇彪悍，锐不可当，但没有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也不可能赢得胜利，可见西夏的将领必然熟知兵法。鉴于围棋之道与兵法有如此之紧密联系，围棋对于西夏统治者来说，就不只是一种竞技游戏而已。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想，西夏的统兵将领甚至是西夏国的统治者，在围棋的对弈过程中，揣摩兵法，演练战术，应当也是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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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图片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宁夏灵武窑考古发掘报告》。

参考文献

[1]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刘菊湘.西夏人的娱乐生活[J].宁夏社会科学，1999（03）.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严德甫.玄玄棋经[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5.

[7]张拟.棋经十三篇[M].长沙:岳麓书社，1985.

[8]李蔚.简明西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3.

[9]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M].彭向前，补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