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它的发生当与汉字的萌生同时。若以现有考证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作为汉字的起源，则中国书法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一是书法艺术达到了完全自觉化，形成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新书风。二是书法书体演变渐趋完善，书法技法体系基本形成。三是碑刻书法兴盛，成就极高，以北魏碑刻尤其突出，史称“北碑”又或“魏碑”。北碑有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几类形制，风格大致有奇崛者，如《石门铭》；端庄者，如《郑文公碑》；俊丽者，如《张黑女墓志》。其总体风貌雄强粗犷，纵横峭厉，质朴天然。南碑则较少，爨碑是其杰出代表。爨碑以其独特的史料、文化及艺术等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南碑瑰宝”。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文，晚上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壕》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就听到周围有人在讲国语，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看，真是特别意外，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她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爨碑即《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扬旗田村，现今保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学。该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主要叙述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绩。碑首半圆形，碑身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5行，每行3字，共15字；碑文共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均为正书。除题名最后一字残损外，其余都基本清晰可辨。《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现存于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城南十四公里的贞元堡（薛官堡）。该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其碑文为爨道庆所作，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及爨龙颜的生平事迹。碑额呈半圆形，碑身长方形，通高3.38米，宽1.46米，厚0.25米。碑额6行，每行4字，共24字；正面碑文24行，每行45字，共904字；背面题名3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共313字，正书。碑额上部有青龙（左）、白虎（右）、朱雀（中）浮雕，下部正中有一穿孔，左右刻日、月，日中刻三足鸟，月中有蟾蜍。此碑与《爨宝子碑》相比，碑石较大，字数亦多，故称“大爨”，《爨宝子碑》又称“小爨”。“大小爨”碑是当地历史、社会、文化、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一、历史时代的映照

爨碑是关于爨氏的碑刻。爨氏作为西南夷南中地区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平定南中大姓（汉族移民上层）和夷师（土著民族首领）反蜀而亲征云南，南中遂平后，收南中大姓之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便有“建宁爨习”，其“官至领军”。东晋以降，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南中地区的豪族大姓势力得到极大发展，主要集中在建宁(今曲靖)、晋宁等郡。此期，封建王朝已无暇顾及南中，各大姓间相互攻伐吞并，霍、爨、孟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三大姓。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霍、孟两姓势力在兼并火拼中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了南中最强大的势力。自此，“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氏称雄南中达400余年之久。

从爨碑碑文中可以窥见当时爨氏些许概况：其一，爨氏世系远溯史前，系出颛顼、祝融。其祖功德无量，地位显赫，为人敬仰。《爨龙颜碑》碑文就有云：“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纯化洽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姻娅媾于公族，振缨蕃乎王室。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例，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其二，爨氏属中原流播南中的汉人，爨姓源自封地。“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说明了爨氏的源流，以及当时以封地爨邑为其姓氏。其三，爨氏与内地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爨氏表面对晋宋中央王朝称臣纳贡，实则坐地自立为大；而内地统治者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西南夷爨氏地方政权只能采取“遥领”，无法干预其实权。《爨宝子碑》载其立于“大亨四年”，而内地中央王朝东晋年号依次改为“元兴”和“义熙”，爨氏统治远在边徼，不知内地年号更迭，仍遵用旧年号。这实际就是爨氏地方政权自闭为大的佐证。东晋与南朝实行士族门阀制度，贵族子弟不用选举即可做官，“散骑侍郎”便是爨龙颜充当的起码官职。而且，以《爨宝子碑》所载，爨宝子于23岁前就已世袭居官“振威将军、建宁太守”，说明内地中央王朝确是无法干预爨氏地方实际政权，有“遥领”之嫌。其四，爨氏统治地区相对安定繁荣。西晋统治者在宁州的残暴统治造成的战乱状况，到爨氏独霸南中后逐渐得到改善。《爨宝子碑》碑文之“宁抚氓庶，物物得所”，反映当时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已明显好转。进入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群雄纷争，战乱不断，而爨氏统治的南中地区仍然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局面。不少内地人户在爨氏称霸南中之后，为逃避战乱纷纷迁入。这既带来汉族移民与滇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南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五，爨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爨龙颜碑》碑文记载：“岁在壬申，百六遘衅，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成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伉矢石，扑碎千计，肃清边。”这是对爨龙颜元嘉初年镇压滇东农民起义的描述。刘宋王朝外有连年战争之患，内有皇权争夺之忧，横征暴敛，阶级矛盾深化，中原地区常有农民起义发生，波及滇东。碑文所载反映了爨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并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但爨龙颜镇压受压迫农民的起义，是为刘宋王朝，更为自身统治。依此称“君姿英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虽子产之在郑，蔑以加焉”，则体现出碑文作者的历史局限性。

爨氏称霸南中的400余年间，形成了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的独具特色的爨文化。爨氏是移民到西南夷的汉人，在长期与当地滇人生产生活相处的过程中，逐渐被“夷化”，同时使汉文化也融入、渗透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中。这在爨碑中可见一斑，如效仿晋代名与字相同的称谓——《爨宝子碑》碑文“君讳宝子，字宝子”；碑文中异体字、增减笔画字的使用；墓志文骈体化倾向；从右到左的章法布局以及碑的形制等等，都体现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汉族移民带进南中地区的汉文化在豪强大姓统治者中部分地被长期保存下来，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爨文化，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在经济生活中以农为主、畜牧为辅的农畜并存，且两者之间无严格界限。二是其政治结构中有上、下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上层是爨氏集团和王朝官吏（包括爨氏和王朝任命的其他大姓），下层是村邑部落首领。其对王朝实行郡县制，受其册封或委任；对爨区各民族、各部族间则实行姻亲制。两者并重，既奉中央王朝正溯，又搞地方相对独立。三是爨文化是带有浓郁的汉文化色彩的多元复合体。以二爨碑而言，它既以其文体风格、官职题名、碑的形制、碑额浮雕等体现出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又展示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粗犷奔放的民族文化气质。

二、传统思想的彰显

文化是民族的核心，语言及其表达方式是民族得以延续的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散文文体即已出现，到秦汉时期，散文的辞赋化兴起，魏晋时期出现了骈体文，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爨碑立于晋宋时期，行文风格深受当时中原流行的文学思潮的影响，都显现出较高的文学造诣。《爨宝子碑》整个碑文采用骈体笔法，事迹职官应用散句，文辞典雅优美，音韵铿锵，句式多用四四，初具四六雏形，颇有六朝风采。晚53年的《爨龙颜碑》整个碑文骈散结合，以具有秦汉之风的散文为主，颇有魏晋风范的骈文辅之，骈文主要有四四和六六两种基本格式，文句语言对仗，有韵律美，颂词部分四四句与古韵相结合，辞藻用典讲究，显得更为精致。爨碑是流传至今为数较少的爨文化时期的文字实物资料，从二碑文体的变化，可以些许窥见南中地区民族文化意识的演变轨迹。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南中地区的浸润，儒家文化思想颇甚，但不止于此。若立足于爨碑本身，尚可窥见道家思想的影响。如《爨宝子碑》碑文中“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以及《爨龙颜碑》中“阳九运否”的表述，便是道家思想熔铸于爨文化的明显体现。爨文化时期是佛教盛传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时期，南中地区亦有佛教传入。其表现在：一是魏晋至唐代初期梁堆墓中的覆斗形石室墓中，墓顶石刻有佛教中代表净土的莲花图案，并在其周围绘有云纹。二是爨文化时期有佛像雕于碑额的现象。三是南中地区地处西南丝绸之路要冲，地方志中又有“身毒之民”的记载。可见，佛教传入爨地是必定事实。但是，爨碑形制及其碑文都未明确体现佛教文化思想，说明当时该地区的佛教信仰程度还比较低，当地宗教信仰仍以巫鬼信仰为主，而佛教与其的融合显然不够。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能产生深刻陶染，缘于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优良传统。南中夷汉民族的相互融合，使汉族移民群体“夷化”的同时，亦为该地区少数民族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全盘接受与推崇备至，则是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趋向性的体现。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牢固的向心力，彰显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在精神。

爨氏对爨文化地区的统治始于东晋时期，虽然在这一时期玄学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地位有所降低，但西南地区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深受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若以爨碑考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碑文对儒家思想传承的体现。《宋书·百官志》有云：“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举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爨碑碑文记载爨宝子与爨龙颜都曾“举秀才”，而“爨则重文”，说明爨宝子与爨龙颜深通治国之策及儒家经典，人才杰出。又碑文中“回圣姿”用颜回比喻爨宝子，“敷陈五教”（五教即仁、义、礼、智、信）形容爨氏祖上功德，“绸缪七经”（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描述爨龙颜等，说明爨氏家族有较深的儒学文化底蕴，体现出儒家思想在爨氏家族以及南中地区的传承。二是碑文对儒家先贤和儒家经典的引用。“幽潜玄穹，携手颜张”，颜张即颜回、子张；“凤翔京邑，曾闵比踪”，曾闵即曾参、闵子骞。爨碑碑文中诸如此类对儒家先贤的提引，体现了爨氏家族对儒家先贤的崇敬。又如《爨宝子碑》碑文“九皋唱于名响”引自《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人百其躬”引自《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躬”；“鸿渐羽仪”引自《周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濯缨沧浪”引自《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庶民子来”引自《孟子·梁惠王上》；“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于穆不已，肃雍显相”分别引自《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和《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爨龙颜碑》碑文“在家必闻”引自《论语·颜渊》“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自非恺悌君子”引自《诗经·小雅·青蝇》“恺悌君子，无信谗言”；“或跃在渊”引自《周易·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胜残去杀”引自《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骞骞匪躬”引自《周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西南夷的深刻影响。爨碑的碑主虽然都是西南夷历史上南中地区的统治阶级人物，但通过爨碑的碑文以及有关文献，可以看到他们对儒家文化思想接受的态度与被陶染的深度，从而反映出儒家文化思想对西南夷地区的深刻影响，也可以从中窥见一定时间跨度内，西南夷地区学习与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状况及其传承脉络。

三、民族心灵的迹化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体系中，儒家、道家构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佛家是对上述两个本土传统哲学思想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先秦诸子百家各学派中，儒家思想以“仁”为其核心，“礼”制为其要义；道家思想则以“自然”观为其核心，提倡“无为而治”，主张“道法自然”。据历史记载，佛家思想于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它以“心性”为其核心，主张人的心灵与道德的觉悟，追求“超脱”的人生境界。在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秦朝以法家思想作为政权统治思想的正统，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为统治思想。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其封建统治，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致使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此，“君权神授”“大一统”“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社会稳定以及中华民族凝聚与统一的重要纽带。而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有渗透到国家政权或儒家思想之中，但始终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即使是在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如此。

爨碑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书法艺术方面。爨碑自清朝被发现以来，关注研究者甚多，书学界虽然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以肯定者居多。概括来讲，爨碑的书法艺术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书法形态。《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字体似郛休、谷朗，而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非郛、谷所及，亦古今碑志中之创格”，表达出该碑的自然之趣，粗犷之势，质朴之神；《爨龙颜碑》则“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尽显灵变之趣，萧疏之势，端庄之神。二碑相比较，《爨宝子碑》方笔为主，稚拙、拘谨、奇巧，《爨龙颜碑》则方圆兼备，隽逸、舒展、端正。二是书体演变。爨碑所处时代为书体孕育变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虽然二碑相差仅53年，但笔法字形特征却颇为迥异。《爨宝子碑》“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结体在隶楷之间，隶意甚浓；《爨龙颜碑》已显基本脱开隶书笔意，隶意略存，楷意较多。三是书法审美。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和”思想为主导，形神兼备、意法俱佳、素朴和谐统一的审美意识体系。这一思想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时期达到高峰，尤其是晋人书法的自然平和、含蓄蕴藉、尽善尽美的审美境界，造就了“中和”之美的典范。而于王羲之去世后数十年内先后所立的爨碑，无论是“野（无法）、蛮（无理）、怪（无度）”的《爨宝子碑》，还是“雄强茂美之宗”的《爨龙颜碑》，与北碑共同树立起中国书法的另一种审美典型。这种碑所侧重的阳刚之美，与帖所侧重的阴柔之美，侧重但并不偏废，构筑起中国传统书法美学之“中和”美的两个基本形态，以及“刚柔相济”的艺术境界。固然，爨碑的书法艺术特征有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其中，但它也不可避免地被南中地区民族的意识与文化所浸润。爨碑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即南中地区民族文化意识的迹化形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最终得以形成。

爨碑自清重碑抑帖以来，被众多书家与学者所推崇。爨碑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所处地域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为研究南中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和民族思想精神提供佐证史料的同时，更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以后，爨碑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便是对其价值的肯定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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