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到福山的大分裂：西方社会团结的百年变迁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是系统性的现代社会团结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序的独到思考。其社会团结理论的逻辑为：站在法国社会大变革的前沿，发现个人越来越自主，但是又越来越依赖社会这个看似矛盾的社会事实，他从历史发展中发现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分属于不同特征的社会团结类型，而此时的法国正处于这个社会团结类型新旧交替的时代里。这个阶段，劳动分工导致了原有秩序之基动摇与坍塌，而新的秩序建立尚未完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便缘于此。由此，建立一种适应高级分工社会下的道德体系，也只有这样社会团结才得以可能。[1]一百多年来，社会团结理论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宏微观层面治理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整合的有利武器。[2]具体而言，通过下图显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图1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基本逻辑

埃米尔·涂尔干能被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以及相关学者称之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足见涂尔干在社会团结理论研究上对后世研究的重要性。他的社会团结理论分析，展现了活生生的系列社会问题，由此确立的概念、假设和命题，为后人在思考同类问题时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虽然后人也有对其整个分析的论证持相应的怀疑：“涂尔干以本质主义为基础构建的理论大厦，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纯粹的社会整合作用为框架。然而，一旦它遇到社会变迁及其连带的‘反常’现象的强烈挑战，便不能不面临大厦将倾的危险。”[3]但是，正如肯定的一方所说，其对社会事实的发现，微观社会问题的独到分析，特别是对“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界定，为人们拨开了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迷雾。虽然对传统的“集体意识”和倡导建立的“职业道德”并未给出明确的界限，让后来的读者好似处于迷宫之中，但是，这也正是引发学界讨论的起点。相对于涂尔干所生活的时代和对信息的掌握来看，他的社会团结研究已经足够伟大，从后面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可以看出，涂尔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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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世界历史和实践发展追寻：涂尔干开出的社会团结良方并没有失去生命力，相反，世界资本主义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下，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超越了涂尔干生活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但是涂尔干的济世良方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国内法人团体的规则体系不断建立，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逐渐形成。但是，涂尔干所看到的社会问题并未消失，相反变得越发严重，家庭功能弱化、个体日渐疏离、信任逐步流失、传统道德依旧在慢慢消解。以资本主导建立的国内秩序看似比涂尔干生活的时代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在资本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规则建立上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诸多局部战争或动荡。其问题的根源不是涂尔干“处方”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处方”的生产和调整机制，或者说是生产“处方”的“处方”出了问题。如果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制约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样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提出一百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工日渐深化。然而，涂尔干忧虑的社会事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分裂（Great Disruption） 的忧思。

本科院校图书馆的招聘信息占抓取到的招聘信息总数的39．1%，是人才需求最旺盛的图书馆类型。本调查将本科院校图书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普通高校图书馆；二是高水平大学图书馆，即原来的“211”院校。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招聘信息有148条，占招聘信息总数的29．4%，招聘198人；高水平大学图书馆的招聘信息有49条，占招聘信息总数的9．7%，招聘 60人。

福山延续了涂尔干对社会类型的历史判断。在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由于信息化水平逐步提高，脑力劳动逐步取代体力劳动成为改变世界的主导趋势，信息共享程度提高，分工的全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信息传递消除了原有文化界限的判定，决定了他开出社会重建“处方”的局限性。信息化和技术的创新的确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是一把双刃剑:犯罪率、离婚率急剧攀升、私生子数量激增、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个人间疏离程度加重。[4]这些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都削弱了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社会秩序产生了断裂。[4]信息技术革命突破了在工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科层制度，从而导致原有的法人团体中社会规范形同虚设。我们从《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前半部分更多看到的是福山对社会失序的担忧，好似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在该著作后面，福山从美国社会资本看似好转中，努力寻找社会重建的出路，字里行间透露了福山在极力寻求解决之道的信心，但是到最后还是落入了一个逻辑怪圈：“问题的解决要靠解决问题来解决”，或者也可以暂且称作为“回归”。所以，福山提出“大破才有大立”，社会秩序重建的良方就是回归到“人性”，需要通过以传统道德为主的社会资本实现社会秩序的大重建，其中宗教和社会规范至关重要。用如下图示来简单总结福山的理论逻辑。

  

图2 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本逻辑

根据民族团结要素的总结和分析，物质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互利和共享是发展的基本要求；精神是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增强民族认同的关键；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民族团结的外在表现；共同繁荣是民族团结的最终目标。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民族团结变得尤为敏感。参照涂尔干和福山的分析逻辑，近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对民族团结产生着重要深远的影响，某些因素是积极的，而某些因素却是消极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推进民族团结，中国民族团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来自于国内外的不和谐因素在不断阻碍着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新疆“三期叠加”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三股势力”是长期存在的，[6]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是艰巨的，总体不平衡仍将长期存在,艰苦的现代化转型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作出了新的历史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民族团结事业迈入新时代，有了更高的新要求、更宏大的新视野、更阳光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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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和福山对社会问题的呈现、对导致问题的部分原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整合，还是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把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团结在近百年的分析结合起来，对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团结的历史变迁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的济世良方生产环境局限于资本主义这个工厂，但是仔细对比中国当下的社会事实，还是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对提升中国当下社会整合特别是在民族团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时代下的中国民族团结

《反国家分裂法》，为民族团结提供了法律保障。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阐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团结思想，在“两个共同”基础上确立了民族团结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梦”；在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上提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0]；通过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兴边富民”等政策继续加强民族地区基础建设；确定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梳理国家在民族团结的“建构性”制度安排，从顶层设计、总体目标，路径选择、微观支持等作出了一系列安排，为民族团结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整体上看：信息技术革命产生了新的民族团结场域，而在这样一个新的场域里，缺乏有效的规则体系和职业道德，一切事与物在此过程中都显得无序和紧张。比较中西现代化的“共相”和“异相”后发现，中国在快速现代化中出现了速度与质量、经济与社会不一致的时间悖论和局部与整体的空间悖论。[9]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大分裂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影响民族团结的精神空间换挡太过迅速以至于人们来不及适应，从而出现了迷茫。特别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对传统全盘否定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对如今我们反思传统带来了启示，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结合信息技术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等方面入手构建民族团结精神家园，但是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养成是一个漫长并不断调适的过程。深化的分工和现代化不可逆转，信息技术仍在不断更新升级，民族团结新问题不断出现，如何更快地适应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团结事业建设的需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840～1949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社会动荡之中，国家内部民族间压迫和被外来民族的压迫同时存在。在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形态，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自给自足生活，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半径极其狭小。传统社会结构表现为较稳定的、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形式，其稳定的主要依据是较为单一的共同道德体系。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界限并不分明，分工也不如现代社会细化，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人往往身兼多种功能，分工的限度受制于社会层级的容忍程度，这样的社会结构导致分工发展非常缓慢。[5]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分配，这样的制度安排打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小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同时，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下，农村支持城市，西部支持东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逐步导致了国家不同地区和民众在全国分工协作中的不公平。伴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逐步走出家庭，更大范围地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社会权利开始被公众关注。自然资源、劳动力流动和发展成果越来越不匹配，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中，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和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促使民族地区越来越被边缘化。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往往会带来惨痛的教训和代价，于是，中国开始了西部大开发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战略，此战略主要的受益对象为民族地区。在国家主导下，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开始缓慢回流，经济社会开始加速发展。但是，并没有改变民族地区整体经济社会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整体社会地位较低，民族地区在全国社会分工中不平等的客观事实。相反，在一些一厢情愿的乡村改造运动中，凭借着外来资本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冲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破坏了原有平衡，当资本赚足利润离开后，并没有给予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带来些许好处，相反却留下了凋敝破败的烂摊子，不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发达地区和城镇不断通过足以促使农村居民安家立业的诱惑抽空民族地区赖以生存的资源。人们赖以生存的“乡愁”载体不断消失，“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镇”是较长时间里“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要么消失，要么是市场化过程中逐步成为部分商业群体谋利的工具和手段，也即共有资本私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工越来越深化，个人越来越自主，但是也越来越依赖社会，来自不同民族内部原有的集体道德被慢慢消弭，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转轨时期的无序状态，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信任丧失，民族团结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福山的分析逻辑中，除了对社会类型的划分一致以外，还可以从其他分析中看出涂尔干对其影响。比如，福山指出：“农业社会转化到工业社会，农村或者农村生活累积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逐步被工厂生活节奏所取代。”[4]农业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其实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工厂生活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工业社会中有机团结形式，所以，这其实就是对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解释的另外一种表述。涂尔干的“个人越来越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个社会”[3]和福山“人们处于社会隔绝状态”[4]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信息社会对分工的解释和社会变迁分析中，福山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通过“社会资本”一词的引入来分析大分裂的原因，也为大重建奠定了基础。

从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来看：根据福山的观察，信息技术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推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但是也冲散了传统的科层结构，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脑力劳动者替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宰，传统权威丧失，个人间疏离加重，以家庭为主的微观领域团结越发松散，最终，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问题频发，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大断裂”。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和网络通讯的发展，民族交流交融加快、加深，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可共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但是，福山列举的社会事实在中国同样悄然发生，离婚率不断攀高,网络犯罪率上升，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越来越大，社会资本在逐步消失，文化冲突场域多样化，乡村破败而城市陌生……。这些都是技术革命带来的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创造性破坏”[7]表征。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所以人要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8]同时，福山乐观地认为：社会资本丧失导致大分裂，但是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重建而获得，创造出更多社会资本或者回归传统社会资本，这恰恰是人类拥有的最大优势。[7]在中国民族团结建设中，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完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农村通信和网络建设上进展很快。信息化在一夜之间连接起来，缩短了民族交流的时空距离，但是负向影响往往使得我们束手无策，或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根据以上对涂尔干和福山的社会团结理论分析发现：无论是涂尔干的集体意识，还是福山以传统道德为主的社会资本，其实都是一种源于人本出发的自发理性，这可以称之为“自发性”的制度安排。而涂尔干的社会规范或法人团体的职业道德和福山深信不疑人对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能力，这两者的主张其实都是人们源于团体或共同利益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其表现就是组织内部规范和法律、社会规范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建构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看来，就可以把民族团结的形式分为“建构性”与“自发性”。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团结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经历了大量反复实践证明了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特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赋予了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且还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提出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要充分尊重在地少数民族居民意见，要尽最大可能团结各族群众。例如在第一次土地改革时期，充分尊重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风俗，祭祀用的土地、牛马等不进入合作社。[2]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民族团结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通过法律及其他规范确立了民族团结的一些基本做法，为民族团结事业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复杂性，民族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稳定和统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切实推动各个领域民族间的真正平等，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随之，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切实给予民族地区更多支持，奠定了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老道看王祥一脸阴郁，隐约猜到了王祥的心思，接口说：“小伙子你也别灰心，卖古董，全凭一张嘴，只要你把这桩生意交给我，保管死的也给你说成活的。”

从社会分工来看：分工有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涂尔干在其著作开始就讨论劳动分工的作用。起初，涂尔干并没有直接否认劳动分工的好处，却在极力阐述现实社会道德败坏的事实，所以，最后涂尔干直接指出：“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团结感，才是它的真正功能”。[3]这既是其分析的逻辑基础，也是为了得出“分工在任何情况下都超出了经济效益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3]作铺垫。所以，可以看出，劳动分工侧重在经济效益或者生产力提高上，社会分工侧重在社会成员关系和社会整合上。二者其实是在社会发展中交替进行，相互影响。有人将分工带来的影响比作“原子弹爆炸”，分工带来的裂变对原有结构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分”和“合”。分化是社会动力的源泉，整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社会也就在分分合合中得以不断前进和发展。

总之，涂尔干与福山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为我们梳理我国民族团结问题提供了思路，从分工入手，比较分工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如何的影响，西方百年的社会秩序变迁对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借鉴。这简单明了的分析逻辑为我们从纷繁芜杂的社会事实中梳理社会问题并对症下药提供了参考。

三、制度安排的耦合

从分工带来对民族团结的整体影响上看：传统社会中家庭和个人功能泛化，民族团结在家庭（族）内部紧密，外部松散，其团结的主要力量是集体道德。在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民族团结，集体道德仍是此时期民族团结的主要力量。同时，外在的计划分配和强制分工加大了家庭（族）以外的交流和交融，民族团结范围逐步扩大，但是，强制分工导致的不平等开始显现。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市场和行政两种力量推动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分配，在劳动分工中逐步弱化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经济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加深，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不平等。传统形成的民族团结因素被市场力量肢解，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建立。虽然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但是在实际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中，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整体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影响民族团结的某些要素在逐步被弱化，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忧思。

根据涂尔干和福山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思路，涂尔干主要通过社会分工主线来发现家庭、个人、社会的失范，福山是通过信息技术的革命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失序。本研究也遵此逻辑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民族团结。

从目前来看，中国在民族团结制度构建上的宏观结构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体，反国家分裂法为保障的国家层面法律体系，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的一些民族团结规定与国务院、中央国家相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制度为支撑，地方立法和规章制度为主要推动依据的民族团结“建构性”制度安排。在涂尔干和福山的观点中，法律是社会规范的重要内容，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利器，在分工发达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中国民族团结立法中，特别是地方立法明显滞后于民族团结实践，这大大限制了民族团结工作的深入推进。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只有权利，并未明确规定责任，“没有牙齿”的法律严重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效果。[11]所以，在民族团结地方立法中进展缓慢，导致部分地方民族团结流于形式。从中央开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创建活动以后，地方才从2009年逐步开始了民族团结相关立法，但是也并不多，截止目前主要有贵州、新疆、青海、云南、西藏颁布了单行条例，并且这部分条例中大多没有明确责任。由于民族团结立法是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指挥棒，是整合社会关系、调适社会分工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国家在民族团结的制度建构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从法治的逻辑来完善民族团结的权利与义务、奖励与惩罚，从民族聚居区逐步扩展到“全社会无死角”的民族大团结。

水文因素的影响是当前路基沉降中比较普遍的影响因素，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施工项目周边区域都存在地下水与江河水，路基表面也会直接受到这些水源的侵蚀或者冲击，路基底层也会因为地下水的移动而存在严重的冲击，进而导致路基出现沉降的问题，因此在进行高速建设施工的过程中，对于临近水源的工程施工项目需要多加注意，且进行准确的路基沉降监测和控制，从而可以保证公路工程的质量达到使用的需要。

以上可看出，中国民族团结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具有自上而下的“建构性”特征，初步搭建了宏观的制度框架，民族团结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新时代下，民族团结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新挑战，国家给予民族团结更高要求，“建构性”的制度安排需要不断升级，民族团结需要提档加速。

在开展政府预算会计工作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法把政府资产及负债情况进行体现，并且政府部门财务情况、运营状况及财务绩效等内容也无法得到体现。在新政府会计制度的作用下，对于已经形成档期但是没有应用的现金支付债务将不能对其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给隐形债务出现营造了条件。部分政府部门在进行资产评估过程中，为了迎合会计管理需求，人为调整财政支出，加剧财政风险出现，让政府部门负债状况无法得到真实体现。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特殊时期，这时期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流失。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过多地追求“经济利润”而忽视“道德”和“社会责任”，进一步弱化了传统集体道德的生存空间。传统权威丧失、社会信任降至冰点，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各主体行为不断推动社会走向“分裂”，“道德危机”警灯闪烁。涂尔干和福山早就列举了大量社会事实来说明“集体道德”、“社会资本”丧失带来的后果。“社会资本”是社会或社会组织中的信任、网络、规范，他们推动社会协调和整合来提高社会效率。[12]而福山在引入社会资本以后，认为社会资本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惯习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13]市场化的劳动分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信任是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润滑剂。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明显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典型地缘、血缘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整合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有利于微观内部的团结，但是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因为它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跨越型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慢慢积累，社会信任增强有利于社会分工扩大和经济发展，社会信任降低则促使整合型社会资本生长，反过来限制劳动力流动，可能导致劳动力在低水平和小范围内流动，从而限制经济增长。[14]由此可看出：传统道德、文化、习惯、风俗等在社会转型中的微观领域民族团结上仍非常重要，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研究所指的“自发性”制度安排。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造就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但是可能会消解部分民族文化，促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丧失，从而文化的同质性增强。中国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过程中，分工越来越发达，社会交往半径不断扩大，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既有传统的道德体系，也有建立在主流文化之上的社会规则。当下倡导的主流文化吸收了中西优秀传统基因，要发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回归传统也是一种理性的回归，而不是全盘托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当下主流文化的高度概括，是跨域型社会资本积累的纲领性指导，也并未影响微观民族文化的生存。同时，国家也从不同角度鼓励积极的优秀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通过特色文化小镇、民族特色旅游、民族文化抢救等行动较好地权衡整合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共生和共赢，从而实现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型中的社会整合，最终实现民族大团结。但是，目前来看，传统优秀的文化回归要上升到文化自觉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优秀民族文化很好地嵌入到不断深化的分工中，发展到最终促进民族团结中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实中，就文化而发展文化最终可能导致民族文化成为商业主体牟利的主要手段，使得民族文化“变味”，甚至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爆发点，反而不利于民族团结。

综上所述：“集体道德”、社会资本、优秀的民族文化等在中国当下也正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或者力量逐步发展，这些社会资本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分工和经济增长，从而影响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如何科学合理地从多元视角引导“集体道德”的理性复苏，最终上升到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下及未来应该思考的问题。社会公众应当从我做起，从高度重视信任体系开始，积极宣扬并实践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心，坚守“四个自信”，凝心聚力，最大化发挥“集体道德”的正能量。

总之，分工的深入和工业化、信息化发展促使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社会冲突加剧，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更是面临着民族团结的巨大挑战。新时代，分工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信息化带来的社会革新仍在加速，中国民族团结要求更高、任务更重、环境错综复杂而变得更难。根据涂尔干和福山的研究逻辑，中国民族团结中的“建构性”制度安排应该起到引领性作用，通过完善立法和相关制度构建出更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辅助以“自发性”制度安排的回归。在这过程中，“建构性”与“自发性”制度安排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应该保持一致。宏观上的“建构性”制度安排为“自发性”制度安排提供合理的空间和物质基础，“自发性”制度安排要成为“建构性”制度安排的重要“装饰”，使“建构性”制度安排变得有血有肉，最终实现二者的“耦合”。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最终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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