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苗汉双语本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201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亚鲁王书系》。著名学者乐黛云、冯骥才、余未人、索晓霞、曹维琼等为这两套书作了评价和推荐。一经纸质图书出版流布，《亚鲁王》史诗，终于走出了深藏千年的苗疆麻山地区，走入民众的视野，古老、神秘的苗族的精神世界，震动了中国文化界。研究者们从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探索《亚鲁王》的成就、地位，乐黛云概括认为“从中提炼出‘亚鲁文化’的概念”[1]。

2.2.3 给药途径不适宜 常见的不适宜用药途径如：应皮下注射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却采用肌肉注射；应肌肉注射的氟维司群注射液却采用皮下注射；应静脉推注的氟比洛芬酯注射液、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奥克）却采用静脉滴注。

“亚鲁文化”是以文化生态学理论为先导，把《亚鲁王》史诗本体、传颂者、流传地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状况等关联的文化事象进行提炼研究。就内涵来说，“亚鲁文化”蕴藏的上古史资讯繁多，古远的历史气息深厚，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民族凝聚力的意向图腾。“亚鲁文化”打破学科藩篱，其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孤立的亚鲁王的诗歌读本，而是把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与文本系统地构建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原本的平面叙述变成立体化，原本碎片式的记载变成综合性的文化记录。

关注亚鲁王史诗流传背后的历史环境，重视苗族与本地自然环境、文化语境的关系，这是我们解读“亚鲁文化”的一把钥匙。

一、《亚鲁王》是一部“活态”的苗族百科全书

今天的苗族，在东亚和东南亚分布广泛。在我国境内，主要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海南等省区。在境外不仅有越南、泰国等地有苗族居住生活，二战之后，东南亚的苗族更广泛移民到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

在苗族的民间口头传说中，中国上古时期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是苗族的先祖。从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九黎部落传承到三苗部落，三苗主要生活地是长江以南的汉水流域。随着中原华夏民族的不断扩张，苗族开始向西南方向迁移，最终在云贵高原的山区定居。苗族定居麻山后，作为蚩尤后裔的亚鲁王的神话故事日渐完整、丰富，《亚鲁王》史诗于清朝末年完善定型。

亚鲁王作为苗族的第十八代王，是具有神性的苗人首领。英雄史诗《亚鲁王》开头部分的叙事勾勒出苗族族源。

“是岁月之前/是岁月源头/哈珈生了哈泽/哈泽生了哈翟/……他们是天上神圣的祖宗/他们是地上神威的始祖……”[2](P28)这是苗族创世纪的开篇。在宏大的开篇之后，接下来的整个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

据《苗族古歌》记载，当蚩尤失败后，苗族开始向西、向南迁移，经五次大迁徙后，终于来到贵州高原的南部，在一个六县交界被称为麻山的地方安顿下来，这里虽然僻闭、荒瘠，但亚鲁王这样唱道：“这是狭窄的地域，这是陡峭的山区。这方能躲避追杀，见不到战地烽火。”[3]最后在纳岜立国，从此在“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喀斯特王国安身、劳作、繁衍……

《亚鲁王》记录了亚鲁和他的族群的创世、征战和迁徙的历史。在苗语中，“杨鲁”和“亚鲁”以及“牙鲁”皆是指同一个祖先。《亚鲁王》对亚鲁王之前九黎部落的17代王，每一代都作了简略的描述。而主角亚鲁王更是长诗的重点。在亚鲁出生之后，“人家抓鸡来取名/人家捡蛋来喊名/取名亚鲁/喊名亚哈”[4](P94)。英雄的出身总是不平凡，亚鲁不仅是“别人一天识三个字/亚鲁一个时辰识三本书”，而且更能不学而知：“老师讲天下/亚鲁晓得天上”[4](P97)。他多才博闻，从上山擒鸟射兽到行军布阵无不精通，更重要的是他还极负领袖的担当，他在长诗中这样表述：因为我的勇猛，我们才得到这块栖身之地；因为我的智慧，我们才能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领地。“亚鲁命矮，亚鲁命短”[4](P95)，这是《亚鲁王》中的一种传唱，看上去颇有些与英雄气质不符的消极。但亚鲁王是生活在民间的英雄，他与平常的苗人并无人神之隔，他是有血有肉、接地气的膜拜对象。

“亚鲁王带着族群来落到了哈榕呐英/这是一片宽阔的领域/这是一个平坦的村庄/水源丰富/粮食丰盛/可是躲避不了追杀/也躲避不了战争/亚鲁说了将来这里不能养我儿我女/亚鲁说了这里不能养我族群……”[10](P265)

公元1882年春，有个叫皮肖普的英国人，在上海正丰街（今广东路）至十六铺之间，铺设了一条电话线，两端各接上一部电话机，广为宣传电话的神奇功能，声言将铁线一接，在其讲话器一端说话便可传出，极远者可至数千里之外，听得明白，如同面晤……

上万行的《亚鲁王》是一部历经千年隐忍、苦难迁徙、血腥征战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成果面世，为中国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给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正如马克思早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了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6]，在中国古代，苗族物质生产落后，他们悲壮、激越的史诗，是对现实困境的最大超越。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定量数据均采用平均值。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行t检验,用百分率表示定性资料,用百分率表示定性资料,用χ2检验率比较,P<0.05为差异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亚鲁文化”彰显英雄史诗恢弘的架构

民族民间叙事诗貌似与民族史诗同类，但史诗不同于叙事诗。无论在规模上、体量上、结构上，表达方式上，史诗都自有其独特性。史诗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这是民族民间叙事诗远不可比拟的。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同时也是人类早期生活历史的一种反映，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史诗就是历史，是无法替代的人类早期精神作品。《亚鲁王》及其背后的“亚鲁”文化，对我们今天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

中国是个史诗大国，从南至北，都流传着大量的口头史诗，不少获得搜集整理和研究。其中著名的《格萨尔王传》 （藏族）、《江格尔》 （蒙古族）和《玛纳斯》 （柯尔克孜族），它们都可与荷马史诗媲美。贵州苗族的《亚鲁王》的出现，是中国史诗谱系中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精神作品。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架构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包括创世史诗、征战史诗、迁徙史诗三个要素。这个架构特征，集中地映射着一个民族探索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观。以下简叙这三个要素。

（一） 创始史诗（Creation Epic） 要素

目前，ITER计划已经成为继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后.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技合作项目，参与成员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也于2003年1月正式参加了ITER项目。

“女祖宗她们一次又一次地造人/男祖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造物/女祖宗她们造成了岁月的开始/男祖宗他们接着造岁月的轮回/造天造九次/造人造九次/得了岁月的开始后来的岁月就跟随/有了天才有地/有了太阳才有月亮/有了种子才有枝桠”[2](P77)。“十二棵树生于一个树桩/十二棵竹生于一个根兜/十二只鸟飞出于一个窝”[2](P80)。远古创世，是所有史诗共同涉及的。《亚鲁王》“创世纪”部分，用大量篇幅讲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还记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歌谣和谚语。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麻山地区，苗人的生活状态也非常原始，这时，精神信仰成为了苗人最重要的生活支持力量,而亚鲁王就是这种精神力量和精神信仰中最核心的基点要素。“这便是亚鲁王数千年传唱不绝的根本缘故。”[7](P4)

（二） 征战史诗（Campaign Epic） 要素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重大转折都是由战争引发。亚鲁王从来不好战，而是被迫转战。《亚鲁王》历数亚鲁王征战的多次战役，但并非一味赞颂其武功之强大，《亚鲁王》记叙的征战极具悲剧色彩，因为大部分的战争结果都是悲惨的失利。其中以亚鲁王攻打卢呙王国一战，最为壮烈。史诗中，即使亚鲁王使尽浑身解数，战争过程更是流血漂橹、尸横千里，但结局却是悲剧。

(3)通过ABAQUS在变形与渗流耦合的情况下进行湿陷模拟，能够较为接近的得到黄土的实际湿陷变形量，减小了室内外试验误差，有利于现场黄土湿陷量的判定以及处理黄土时选用合适的方法。

在许多的民族史诗中，都有过多个太阳并存的传说。在《亚鲁王》中，创世的亚鲁王指派儿子创造了十二个太阳和月亮，又让儿子射落多余的日与月而只各保留一个，这是亚鲁王神性能力的集中表现。与其他民族的创始传说不同，亚鲁王同时具备了太阳创世与月亮创世两个传说的因素，亚鲁王作为泛神崇拜的对象，其神性能力更被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是苗族人民从一般神灵崇拜向自身崇拜的升华。

“亚鲁王叫欧德聂带兵朝前去/亚鲁王叫冈塞谷点将护卫在后/亚鲁王的兵拽着牛尾倒退朝前走/亚鲁王的将反穿着草鞋朝前去/亚鲁王带兵来到了江岸/亚鲁王带将来到了滩边/亚鲁王的兵牵着牛来渡了江/亚鲁王的将换下了反鞋来渡船/亚鲁王的兵爬上了船渡去了下方/亚鲁王的将爬上了竹筏渡去了下方/……公龙藏身在江中央/公兔藏身在浪涛里/公龙来撞亚鲁王的船底/掀翻了亚鲁王的三群兵去江底/公兔来撞亚鲁王的筏底/掀翻了亚鲁王的三群将进浪里……”[8](P247)

“我带来了十三万兵/我带来了七万将/亚鲁王的马儿长啸破空荡/亚鲁王飞奔铁蹄环绕着弘炅的将群”[9](P142)。征战、失败、再征战、再失败，苗族的创世者并非战无不胜。“哀哀吾父鲁王门生，悠悠苍天而今逝矣”，他们砍马祭祀，就是要给灵魂找到一条回归到祖先荣土的道路。死亡是一种回归，成为苗族信仰中的一个恒常不变的命题。在战场上跟随亚鲁王杀伐的苗疆勇士，以战死为荣。死亡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跟随亚鲁王走向神圣的永恒。艰苦卓绝的战争杀伐由此可见一斑。

1.2.4 裸鼠移植瘤模型构建 取对照组、阴性组、干扰组CaSki细胞，用0.25%胰蛋白酶消化液将细胞消化，1000 g离心10 min，把上清溶液吸弃，添加PBS，将细胞配制成每毫升含有4×107细胞的单细胞悬浮液，吸取300 μL注射至裸鼠右侧后腿皮下，裸鼠均出现移植瘤。分别在接种CaSki细胞后7、12、17、22、27 d测量肿瘤体积，肿瘤体积=（长径×短径2）÷2。在最后1次测量肿瘤体积后，脱臼法将裸鼠处死，取肿瘤组织，称取肿瘤质量。

与在葬礼上口头传唱《亚鲁王》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砍马”的仪式。在进行完庄严慎重的葬礼仪式之后，一匹用来牺牲的“战马”会被砍马师砍死。通常这个砍马仪式伴随着古老的铜鼓声进行，在铜鼓声中，马匹会被砍得血流满地轰然倒下。据苗族传说，“战马”的牺牲，是用来纪念亚鲁王当年在战场上的杀伐。通过这种血腥的场面，让后辈记住亚鲁王所经历的生死考验[10]。

亚鲁王是苗疆人民世代歌颂的开拓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具有神性，但又在民间有血有肉的创世者。他智慧深远，性格豪迈，为苗疆人民开疆拓土。所以在苗疆世代的颂扬中，他与他的子孙们休戚相关，在东郎歌师的吟唱中世代流传。

苗族是一个长期迁徙的族群。其迁徙历史之长，地域之广，为世界之罕见。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称《亚鲁王》是一个民族的标本。《亚鲁王》使苗族这个民族鲜活起来，丰满起来，字里行间，我们看到苗族是一个顽强、坚韧、不畏强暴、英勇善战、不屈不挠的民族。信仰让他们拥有尊严和骨气！《亚鲁王》是活在苗人心中的历史，一个流动的、有生命的民族传承。同时，《亚鲁王》这部英雄史诗的宏大叙事，也体现并完成了它在民族学上的典型意义。

（三） 迁徙史诗（Migration Epic）） 要素

历史上，战争与迁徙多发性地联袂而行。《亚鲁王》浓缩了征战与迁徙悲壮。亚鲁王为率众远走他乡筚路蓝缕，充满艰辛。对于苗族而言，他们的归途并非是超脱俗世的和平天堂，人世间的离合悲欢也并没有终结。他们总是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这是他们漫长的回家之路，也是亚鲁王迁徙征伐的足迹。苗族人就是这样用《亚鲁王》为精神地图，穿越历史时空，指引亡灵回归。

《亚鲁王》史诗贯穿的是严酷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

当年蚩尤与黄帝在河北的涿州大战，蚩尤战败，被迫南迁。最后亚鲁王带领70名王妃和初生的王子，迁徙到贵州，先后开发定都在“商都卜、扁甘”（贵阳）和“阿代卜、雾路”（安顺），最后定都麻山，刀耕火种，重新开始生活。

《亚鲁王》从一个方面记载了这段历史：

“亚鲁王携妻儿跨上马背/亚鲁王穿着黑色的铁鞋/亚鲁王族群的孩子啼哭声哩啰呢哩啰/亚鲁王族群的婴儿啼哭声哩啰呢哩啰/亚鲁王放弃了家园带着干粮就上路/亚鲁王舍弃了村庄带着糯米饭就上路/亚鲁王带着撕碎了心的族群踏上了渺茫征程去前方路漫漫/亚鲁王领着裂碎了肺的族群踏上了浩瀚去前方路长长……”[11](P264)

在苗疆的现实生活中，《亚鲁王》通常出现在葬礼上，是歌师（东郎）口头吟唱的作品。让逝者回归，是整个《亚鲁王》叙述的主要线索，在这条线索之上，贯穿亚鲁王的生平事迹。学者朝戈金认为，“《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径’的社会文化功能”[5]，在苗族先民面对生命的死亡与再生的关键点上，在传承与延续的时间节点上，它的社会功能非常重要。吟唱《亚鲁王》作为苗族葬礼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给苗人带去了非常重要的人生仪式，这种仪式感的提供，是《亚鲁王》能够流传下来的重要社会原因。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按照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源头问题，建立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长效机制，在未来的医药费用控制中，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健全科学的医疗费用监测体系，实时研判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发展变化情况，通过过程指标实现“精准控费”，切实降低医院医疗成本，着力提升医院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肥料的“本色”是什么，汪洪也对《肥料登记管理办法》中给出的答案进行了解读。根据《办法》中定义，肥料是指用于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和土壤物理、化学性能以及生物活性，能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或增强植物抗逆性的有机、无机、微生物及其混合物料。汪洪表示，《办法》为肥料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农作物、农产品和土壤的肥料便是失去了“本色”所在。

2.2 两组患者血浆E2、CRP、Lp-a及FIB水平比较 冠心病组较对照组E2水平明显降低(P<0.05)，而CRP、Lp-a及FIB水平均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苗族的迁徙，不止于迁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再繁殖。迁徙远方的目的，不是逃亡，而是在新的家乡垦荒深耕，甚至发展商业。史诗中记载的亚鲁王不仅是苗族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也开创了以盐、铁为核心产品的苗族商业文明。他最早开凿了山里苗人最稀缺的盐井，还发明了最早的冶铁技术。同时，亚鲁王以十二生肖为单元，建立十二个集市，轮番经营。至今，贵州农村的一些定期的集市，还保有牛场、马场、猪场、猴场、狗场等原有名称。这种涉及到商业文明的早期记录，在其他民族的史诗中并不多见。

《诗经·卫风·氓》中曾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吟唱。所谓“抱布贸丝”就是你拿布来换我的丝。这是远古时期的商品交易方式。苗族的亚鲁王带领的制盐、卖盐，也是商业的雏型。

一部史诗往往就是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库。《亚鲁王》完整呈现的苗族先民的文化生态系统，其原始史料的价值之高不可衡量。

三、“亚鲁文化”呈现弥足珍贵的口头活态传播

《亚鲁王》不是纯粹的文艺作品，一开始就没有固定文本。它的形成是从苗族歌师口头的吟唱开始，经过无数的歌师不间断的口头再创作、再传播，吟唱-创作-传播是很难区分的一体化文化行为，所以，其发掘、整理、翻译，是艰难曲折的，是一个个奇迹。《亚鲁王》再次证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

产教融合的实质是将学生的在校学习与将来工作有机联合，体现着终身教育的特征。而终身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因此，产教融合也应该体现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到要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组织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4]。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导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并探索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开展产教融合的探索。

歌师，在苗族当地称为东郎，他们的口头创作、口头传递是形成《亚鲁王》的关键所在。麻山地区有二十五个乡镇，十八万人，会唱《亚鲁王》的歌师，每个村寨大约都有四五人，歌师总数约为三千人。千百年来，是他们以自己的歌喉、他们的记忆传承、丰富、发展着古老的英雄史诗。这形成了《亚鲁王》口头传播的活态路径。

唱诵是程式化的，还有程式化的重复吟咏、叠唱，才能口口相传至今。东郎们在每一场葬礼上都要唱诵，有的唱七天七夜，有的唱三天三夜，至少也得唱一天一夜，在杀鸡、砍马的氛围中，唱诵激越、悲怆的英雄史诗。他们以口头活态的旋律、程式来构建自己心中的史诗，他们的每一次唱诵，是在唱诵中创作，他们属于传统，同时又是创造性的民间艺术家个体。千百年来，东郎们的“即兴创作”，让逝者沿着先祖亚鲁王作战、迁徙的漫漫长路，返回祖灵所在地。

既是“即兴创作”，就包含了许多个性化的不稳定因素，呈现常有的变异。东郎们长期处于交通闭塞的大山间，有的识字，有的不识字，他们在肃穆的唱诵氛围中，个人意志、情绪的表达每次都不可能雷同，唱诵的长度、停顿，从来没有固化。由于个人记忆各异，自行发挥，一些语词的含义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不甚清楚。在一种惯性推动下的唱诵，特定语境中口头叙事，与古词语的内在关联，不一定具有逻辑性，这在客观上为语义阐释构成了一定障碍。但是，这种充满流变的口头传播，提供了珍贵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研究苗族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情境来说，是异常难寻的。

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的苗族青年学者杨正江，曾用苗文记录了16000多行唱诵，对自己亲自记录的诗行的含义，领悟也颇费周折。记录工作也如此浩繁，深奥。《亚鲁王》因为流传的地区相对比较固定，所以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因此，《亚鲁王》更具有“小传统”的稀有样板意义。

从口头语言到文字语言，存在语言转换的问题。苗族历史上，在本世纪初贵州威宁地区，英国传教士从苗族服装的图案里得到启发，用苗族图案和拉丁字母创制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苗文，虽然流布有限，还是用这套文字编印了《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这在民间被称为“老苗文”。由于时间、空间的错位，麻山地区一直没有苗族文字。要将歌师的口头唱诵，以拼音式苗文笔录下来，并译成汉文，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记录的抄本，要尽可能还原、保持为麻山东郎的口传风格。这是《亚鲁王》的传承和传播的难度。

董仲舒曾提出“诗无达诂”之说，（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古代的《诗经》也没有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因时因人而有歧异。《亚鲁王》的口头创作变化不定是常态，传承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希望《亚鲁王》成型是一种好意，要求每次唱诵不变却不现实，也不可能。上千位东郎们的唱诵庄严肃穆，追求本真，不带有娱乐性，这就决定了唱诵走向相对稳定的一种经验性路径，既为创作，也就不存在辨伪。

从前期工程边坡破坏模式分有牵引机制和推移机制，一种为切坡（场平）形成临空面，前缘抗滑段被清除，堆积体局部沿软弱带（面）滑动，推动、挤压中前部变形滑动，形成牵式引机制的工程滑坡。另一种为在边坡中后缘进行堆载产生滑动，堆积体局部沿软弱带（结构面）滑动，形成推移式机制工程滑坡。

《亚鲁王》的口头传播与葬礼仪式密不可分，吟诵《亚鲁王》并非娱乐，而是为亡灵引路。《亚鲁王》所具有的史诗一般的神圣性，与肃穆的葬礼合为一体，丰富了史诗研究的内容。同时，整理成苗汉两种文字的《亚鲁王》图书的出版，更为今天的民族学、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了生动的现代案例：《亚鲁王》叙事风格的多重性，使这部苗族史诗包罗了传说、故事、神话等口头文化遗产的精华。

然而3维情形下的结论到目前为止都不足够简化.如与离散系统的幂一情形对应的连续系统的幂零情形下有结论[11]表明系统

中国其他民族的史诗，往往都有文字而以手抄本的方式传播流行。比如西藏地区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地区的史诗《江格尔》和在湖北神农地区流传的汉族史诗《黑暗传》。没有文字和抄本的苗族《亚鲁王》，依靠众多东郎的口口相传而传承至今。这也导致了《亚鲁王》的版本繁复、内容多样。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是《亚鲁王》另类的传播学意义。

民间文化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沃土，民族的凝聚力在民间就是一种亲和力。同时，挖掘、传承民间文化，也是面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教育。民间文化传统的活力与精髓，才是真正的“活着”的民族精神遗产。《亚鲁王》精神遗产的传承，极大丰富了苗族的公共精神遗产。

2011年5月23日，《亚鲁王》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批）。这再次证明它的史诗价值。它对苗人心灵的征服力是最强悍的，它不愧为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它昭示了苗族文化达到的历史高度，其历史意义远远超出史诗文本本身。

“亚鲁文化”，对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的学者极具启示价值。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面对我们许多未知的地域，文化学者不能停下探索的脚步。“亚鲁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提炼，就是民族文化领域鲜活的探索实例。

参考文献：

[1]乐黛云.史诗颂译总序[M].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2]杨再华，口述.亚鲁王降世[M].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卢惠龙.一个民族的标本——读苗族史诗《亚鲁王书系》[N].贵阳日报，2014-01-21(A11)

[4]陈兴华，黄老金，口述.亚鲁王落到地方[M].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M]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5]朝戈金.《亚鲁王》:“复合型史诗”的鲜活案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23(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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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兴华，陈小满，口述.血红大江[M].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9]陈兴华，黄老金，口述.亚鲁王征战[M].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10]余未人：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N].贵州日报，2011-03-17.

[11]陈兴华，口述.亚鲁王迁徙[M].亚鲁王史诗颂译，杨正江，编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