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两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两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继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印度也有了自己的“向东行动”计划。作为“金砖五国”的成员，共同的目标使两国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文化交流活动。2014年9月18日，在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见证下，时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与时任印度新闻广播部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在印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新闻广播部关于视听合拍的协议》，把两国的电影合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5月14日，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印电影合作交流新闻通气会”在北京召开，有三部中印合作的影片宣布启动。目前，由邹静之编剧、王家卫任艺术指导、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唐季礼导演、成龙主演的《功夫瑜伽》和束焕编剧、王宝强导演并主演的《大闹天竺》均已如期上映。另外还有两位印度导演的作品《私奔到中国》和《阿辛哥的奇妙之旅》也正在制作之中，即将与观众见面。

中印电影的交流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开始，《大篷车》《流浪者》等充满印度风情的作品，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近年来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幻影车神：魔盗激情》《我的个神啊》等都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其中《我的个神啊》更是突破亿元大关。而我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也于2013年在印度上映，分别取得了2000万和500万元人民币的好成绩。《功夫瑜伽》之前，成龙的另一部作品《神话》便已与印度电影团队有过良好的合作。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合拍片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艺术和文化交流，推动全球当下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强合作”。虽然同为电影大国，但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着海外拓展的瓶颈，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横亘在我们面前。多次海外市场的铩羽而归警示着我们应把目标先放在具有相近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亚洲市场，强化和统合亚洲的力量，进而放眼世界打破好莱坞的全球霸权。基于两国庞大的观众基数考量，这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市场。同时两国都拥有大量的海外同胞，他们是海外票房的主力军，借助中印合拍片产生的交集，也将带动庞大的海外市场。

一、公路片：合拍片的探索之作

纵观已经上映的三部作品，再结合即将与我们见面的《私奔到中国》和《阿辛哥的奇妙之旅》，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电影的故事都“在路上”。《大唐玄奘》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功夫瑜伽》是在中印两国间寻找“神秘宝石”的冒险故事；《大闹天竺》是前往印度寻找遗嘱的故事；《私奔到中国》是一个印度女孩和中国男孩私奔到中国的故事；《阿辛哥的奇妙之旅》则是印度小镇上的动物园园长到中国找一只熊猫的故事。从类型片的角度来看，他们都遵循了同一种模式：公路片。《大唐玄奘》虽然故事背景在古代，然而从类型角度上可以看作是以“公路片”为载体的名人传记，这与讲述切·格瓦拉的传记片《摩托日记》异曲同工。

如今，这种生活陶艺不再像高端的艺术品，慢慢走近平民百姓的生活，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种时尚。与古人相比，当今的生产制造水平大大提升。现代化的加工机械和设备，如今的陶器成型可以直接在拉坯机上操作，现在丰富多彩的釉料、颜料可以让我们装饰陶器作品。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不但能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更加能在艺术创作中给我们先决条件，这也是当今陶艺作品不断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

泉州充分发挥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及流域和区域统一的地理优势，创新性地探索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969年，丹尼斯·霍珀导演的《逍遥骑士》开启了新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标志着现代电影类型公路片的诞生。好莱坞公路片的产生与美国高速公路的全面建设和汽车文化的成熟发展密不可分，在文化上受到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彰显了嬉皮士们自由反叛的精神，为《逍遥骑士》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基础。[1]反叛一直是美国公路片的经典命题，往往表现在影片主人公渴望自由的内心诉求与压抑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所催生的一种逆反心理，从而体现出一种“反文化”“反秩序”“反权威”的鲜明特色。[2《]邦妮与克莱德》《末路狂花》等都是其经典之作。随着好莱坞现代电影的不断发展，很多原本具有“反类型”特质的“类型化”元素被融入主流类型电影的创作之中，公路片的特质逐渐被其他类型所融合，出现类型杂糅现象，也出现了大量更为主流的公路电影。[3]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便是治愈式旅途片。其核心价值观由反叛、出走转为对家庭的回归，心灵的救赎，涌现了《雨人》《阳光小美女》《中央车站》等优秀作品。

中印两国的公路片创作虽起步较晚，近年来在各自的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1年，施润玖导演的《走到底》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片，后有章家瑞导演的《芳香之旅》和张杨导演的《落叶归根》，直到《人在途》系列的出现，公路片才真正成熟起来。《泰》达12.65亿的票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观众对这种类型电影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无独有偶，印度在2015年上映的《回家》（又译作《小罗莉的猴神大叔》）夺得了32亿卢比的高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宝莱坞电影。《爱是一出戏》《父女情深》《人生不再重来》等，也均为治愈式旅途片的佳作。

本题的信息呈递形式有文字信息、表格信息与图形信息。表格信息是体外酶促反应，图形信息是体内酶促反应。本题得分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迅速获取与解读信息的能力。如果，学生能将淀粉含量变化曲线转换为斜率，与磷酸化酶的活性相比较，则可顺利解答本题。因此，学生要将信息进行适当转换，变成易于理解的信息是读懂信息的关键。

尊重是合作的前提。与“东方学”中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带有浓重的文化霸权色彩的神秘化、妖魔化和纯粹猎奇心理不同，中国和印度对彼此的探究，不应带有居高临下的俯视感，而是平等互敬的文化输出，因而在奇观的展现方面要把握好尺度。比如《功夫瑜伽》在印度国内就遭到了对印度表现太流于表面，把印度人定型，过于猎奇等负面批评，导致票房不太乐观。《印度时报》称这部电影“乱七八糟”，该报还抨击担任导演兼编剧的唐季礼：“充满无知和成见，他没有抓住两种文化之间的细微差别，而是给观众带来一场文化过山车。”TheWire网站称《功夫瑜伽》对印度文化依然停留在原来的刻板印象：“这部电影就像一些人来到印度，进行了一场付费的‘贫民窟之旅’，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宣称了解了整个印度。又或者，这部电影就像是大学文化研究班的落榜生写出来的。”这些负面评论提醒我们在表现他国文化方面切忌流于表面主观揣测，为了奇观而奇观。

二、选择公路片模式的原因

（一）跨国叙事的良好载体

既然是合拍片，合作和融合就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叙事层面来说，为了使两国的观众各自保有熟悉感和带入感，故事的发生地就要横跨两国。两国各自的时代风貌、风土人情都要有所展现。主要角色要完成的也必须是“跨国任务”，矛盾的最终解决往往也是依靠“跨国团队”的通力合作。两个地理空间，如何来完成交叉和连接，公路片则是上好的解决方案。《大唐玄奘》中的唐僧踏上漫漫长路，经过生死考验方才到达彼岸，取得真经，完成朝圣之旅；《功夫瑜伽》中的印度公主来到中国寻求考古学家的帮助，组成“跨国团队”并肩作战，最终守护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大闹天竺》中的一对冤家把在中国无法化解的矛盾带到了印度的土地上，从排斥到相惜，最终参悟了人生真谛，得到了心灵的救赎。随着“在路上”完成任务的过程，观众可以跟随故事的进程及主要角色的心路历程，由一种文化顺理成章地踏入另一种文化或是在两种文化中自由穿梭。故事的想象空间得以拓宽，地理空间得以延长，沿途的自然景观、人文特色一一展现，且衔接顺畅，过渡自然。

印度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等等彼此独立又交融地存在于同一片南亚次大陆上。印度是永远研究不完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参透的。这需要双方的电影人真正静下心来，不被浮躁的现实所扰，以认真踏实的作风潜心研究。尊重他人便是尊重自己。

（二）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汽车是公路片中重要的视觉符号。在封闭狭小的汽车空间中，主人公有机会进行情感交流并共同完成一系列冒险。历险是公路片与生俱来的特质，其过程中出现的五花八门、难以预测的困难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

同样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印在历史文化、民族特色方面都大有不同，再加上两国间沟通较少，彼此的文化输出尚在探索阶段，这种“熟悉的陌生人”关系使两国的观众不约而同对彼此的国度充满好奇与未知。充满异域色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又可以满足彼此的猎奇心理。《大唐玄奘》中对印度佛教大国的再现，对唐朝盛世的重现，对两国观众来说都是对历史的感知和赞叹；《大闹天竺》中强制拆迁的中国现代奇景和印度的喧哗闹市、民间艺人、异域风情的展现，对两国观众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功夫瑜伽》的探索则更为广泛和多元。冰岛的壮丽自然景观，迪拜豪车、豪宅、豪宠的加盟，增添了奇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成龙标志性的功夫喜剧与瑜伽的种种高难动作穿插其中，相得益彰。片尾宝莱坞歌舞更是神来之笔，为这部豪华的视觉大餐锦上添花，给春节档期的中国观众带来了震撼和欢笑，也满足了印度观众对中国功夫的审美期待和想象。

（三）符合当下流行价值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走出国门成了越来越多人缓解压力、开阔眼界的方式。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大量的旅行“鸡汤”借着这股热潮扑面而来，甚嚣尘上。异域的风土人情催生了我们互相探索对方的浓厚兴趣。在不能上路的日子里，公路片成为我们释放热情和饱览奇观的绝佳载体。

电影是个高风险的行业。一部电影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意是否很好地满足了观众的欣赏需求，而观众的欣赏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挖掘观众内在的观影需求，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观众审美需要的电影作品进而获得票房丰收，便成了电影内容运营的关键环节。[8]从目前中印合拍片的创作成果来看，故事尚显单薄，有些简单拼凑，流于奇观展现。合拍片的好故事得是中印两国共同认可的故事，一国不能只是另一国的故事外景地。从这一点来看，当下的几部作品都略显逊色了。《大闹天竺》给人一种为了去印度而印度的刻意感，印度成了移动的背景板，除去异域景色，故事本身苍白空洞，人物行为缺乏合理的动机；《功夫瑜伽》虽然是跨国寻宝之旅，奇观展现使人大呼过瘾，然而故事略显老套，新意不足。

“阿弥陀佛”和“慈悲大菩萨”都是佛教用语，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陌生，在翻译时，霍克斯将“慈悲大菩萨”翻译为“Holy Name（圣名，意指基督耶稣的名字）”，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其中祷祝的含义，而杨宪益将其译为“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则忠实于原文，传递了源语文化。

无论主角怎样变化，公路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始终贯穿在所有公路电影的始终。公路是充满隐喻和象征的一个元素，它更多地预示了另外的一种人生理想或乌托邦。《人在途》中出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各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拖拉机等，可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缴械投降”，使主人公陷入“途”。实际上，这暗示了现代科技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爱才能战胜人类的孤独和渺小。[4]观众可以在共同的观影空间里暂时逃避现实社会的纷繁复杂、尔虞我诈，共赴一场心灵放逐的旅程，得到焦虑的释放和心灵的慰藉。在使用与满足理论中有一种“自我确认”效用，即“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的解决方法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主人公获得治愈的同时观众也被治愈了，从喜剧铺陈的感官娱乐刺激背后也收获了为人处世的宝贵经验——“放下”。

（四）降低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的概念最早是由霍斯金斯和米卢斯应用于影视产品的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他们认为，植根于一种文化的电视、电影、纪录片等影像作品，在其相同的文化氛围内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这种影响力就会明显缩减，因为那里的受众不能理解这种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5]历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会由于意识形态、生存环境的不同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形成亚洲国家向西方文化输出难以打破的文化壁垒。遑论东西方天然的鸿沟，即使是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宗教、历史、文化、民族方面都大有不同，因而两国的观众在没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难免会对影片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读。《三傻大闹宝莱坞》和《我的个神啊》的导演希拉尼曾表示：从导演的角度，合拍片最好能在自己理解的文化范畴内，故事上最好让双方的演员、观众都能够很容易理解，否则会遇到接受上的困难。而公路片样式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这种文化折扣，它的游走属性使它不必拘泥于一个国度，既不是纯粹的印度，也不是纯粹的中国，随着剧中人物路途中对他国的逐渐理解和接受，观众也在潜意识中完成对另一个文明的了解和进入。

公路片中“伙伴关系”的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各路人马组建成“临时家庭”，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主体有时并不只是主人公一个人，在群像戏中，主体也可以是一个拥有共同目的和戏剧任务的团队。[7]过程中彼此价值观从冲撞到交融，如“功夫”与“瑜伽”，在惊险的旅途中互为补充，通力合作，最终共同完成守护的任务。另一种是设置反差极大的两位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碰撞在一起，却因为偶然因素被强制性地安排在旅途中，其中一位要承担治愈同伴的功能。如《大闹天竺》中的唐森和武空。一根筋的武空与油腔滑调的富二代唐森显然在现实社会中不会有交集，但共同的敌人使他们于路途中建立起“伙伴关系”，一路升级打怪历尽劫难，唐森终被武空的真诚打动，放下贪念和物欲，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救赎。

电影担负着反映社会现实，传播国家形象的使命，是国家文化输出的重要路径和鲜活载体。公路片极强的现实认同感与共鸣感，会展现给我们多角度的印度和中国，为我们了解彼此打开了渠道和大门，也有利于两国宣传本国的正面形象，促进两国间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

从“他人即地狱”到“他人即彼岸”，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一度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浪潮”为代表的欧洲现代电影中，“道路叙事”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形式，“流浪”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内容，用来揭示人在现代社会中被挤压，越来越孤独、无聊，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依托，精神无所皈依的状态。人们陷入价值信仰的危机，失去了以往的精神支柱，找不到奋斗的目标，一切都变得无意义，已经不是那种完整意义上的人。流浪作为重要的意象和主题，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思考，通过展现主人公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流浪以及一个个充满伤感、诗意和虚无的电影世界，思考旅行（流浪）与生命的关系。流浪者在沿途所遇到的事件与景观，大多是在为其本身的孤独疏离作注脚。他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是眼前的满足和快活，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人生哲学，也是美国新好莱坞公路片主人公通常的结局。而东方的佛教哲学则遵循度人如度己、度己亦度人的因果循环。相比于西方的个人至上主义，我们更讲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共处与合作精神。如今的世界早已成为当年麦克卢汉口中的小小村落，好莱坞凭借强大的优势制霸全球，同为电影大国但非电影强国的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只有寻求伙伴、通力协作才能创造更大的空间与市场。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体现在现实中的彼此合作，也可以通过电影中伙伴关系的建构去映射和促进，戏内戏外的伙伴关系形成互文，映照了中印两国的合作在互助与包容中和谐前进。

（五）戏内戏外的伙伴关系

由上可知，温度系数远小于应变系数，布里渊散射光的频移量与温度相关性远小于与应变的相关性。一般来讲，当温差小于5℃时，常忽略温度对布里渊散射光频率漂移量的影响，但长期监测时要进行温度补偿消除季节性温度变化的影响。式(1)可简化为式(2)，式中字母与式(1)无异：

摄制亚洲大片的时候，应寻求普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值表达，应该立足“文化间性”的立场运作影片。文化间性是指文化在深入比较（比较文化）、跨越（跨文化）与沟通，甚至冲突之后的整合（文化间转向），文化间性关注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融会和贯通，进而形成相互的深入的文化理解，最终要达成全球性的“文化整合”。[6]虽然中印两国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各有不同，但人类共通的对假恶丑的憎恨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这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三、中印合拍公路片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尊重彼此的信仰和习俗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拥有相似的国情，汽车文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全国的高速公路尚在建设过程中，“垮掉的一代”文化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中印两国的公路片从起步开始受治愈式旅途片的影响更为深刻。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们解决精神困境的手段是逃离家庭、颠覆秩序，而今天的中国都市人群解决困境的手段是回归家庭、重建秩序。这是由中国人缺乏漂泊意识，重视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心理和儒家的伦理文化所决定的。同为东方文明古国，印度人对家庭的重视与我们是不谋而合的。治愈式旅途片有利于引起两国观众的共鸣和共情，符合东方的家文化传统。不仅如此，选择公路片为合拍片试水还有多方面的考量。

叙事母题方面，“寻找”的母题与公路片的自身属性不谋而合。唐僧的西天取经、跨国团队的寻宝之旅、遗嘱的跨国找寻，“寻找”母题为跨国行动提供了目标任务。而且，“寻找”本身也富有双层含义，前文提到过的取经实际上是追寻信仰，对宝藏的寻找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精神文明财富，对遗嘱的追寻实则是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以得到心灵的救赎，随着任务的成功，影片的意义也得以升华。治愈式旅途片本身就是对纯净自然心境的寻找与回归。《人在途》系列的成功正是迎合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共同心境。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加速了人们对事业和利益的追求，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自私和冷漠，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背后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疏离使人郁郁寡欢、麻木悲观。与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袤的大自然，在主动或被动对现代化生活的放弃中，现代人的种种困顿与焦虑在旅途之中得以净化和消解。生活的节奏变得缓慢而自然，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而直接，压力得以释放，误会得以澄清，心灵得到救赎。印度电影《回家》更是把这种救赎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大爱的高度。印度男青年为了帮助与家人走失的巴基斯坦小姑娘不惜偷渡印巴边境，在异国他乡冒着生命危险为其寻找归乡之路。对印巴两国的历史积怨稍有了解便可知此题材的敏感性、特殊性以及该电影的伟大意义所在。在和平与友爱的美好愿景下，印度电影人不断在探索可以消解仇恨、忘却伤痛、抚慰心灵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回家》并没有宝莱坞主流形式的大量歌舞或打斗场面，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推进剧情，但它对印巴普通民众间朴实而真挚感情的刻画，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与思考。优秀的治愈系公路片《回家》成为2015年宝莱坞电影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强调尊重并不意味着噤若寒蝉、束手束脚。文化的误读有时恰恰能够成为重要的情节助力，由误会制造矛盾、激发矛盾甚至环环相扣，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同时还可兼具趣味性和娱乐性，解除误会的过程也可达成潜移默化的文化普及。比如美剧《外包公司》中，几乎九成以上的情节和笑点都是由美国人对印度全方位的误读而组成的，这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同时，在面对自己的文化输出时，也要不卑不亢，不能为了曲意逢迎，故意展现落后愚昧等“东方景观”。

（二）好故事是关键

内容为王，剧本很重要。

毕业设计或者毕业论文主要是利用校外实习进行生产的综合性实践，完成毕业设计或者毕业论文，并把实习和就业相结合，实习期满，经过企业考核，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留在单位就业，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如何拿出一个好故事，首先可以在内容上寻找共鸣。亚洲大片要以共通的亚洲文化和哲学为背景，从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里寻找选题，比如佛教故事，比如传播甚广的历史名人故事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可以有跨地区共同想象的影像文本，这类的故事能勾连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是爱情片、喜剧片，尤其是以警匪片为代表。[9]从这一点上观照，《大唐玄奘》作为取材自真实人物及事件的历史传记片，选材稳妥，同时又很大胆。唐僧的故事在中印两国家喻户晓、流传甚广，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然而作为传记电影，内容史实稍有偏差，便有篡改历史之嫌，因而考据显得至关重要，电影之外的功夫要用得很深。从艺术角度来说，《大唐玄奘》算是一份及格的答卷，然而从商业角度来看，影片缓慢的节奏和略显沉闷的气质很难吸引被快节奏商业大片洗脑的现代观众；《功夫瑜伽》本应片如其名，实则功夫有余，瑜伽不足。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为了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只是火候未到，还需打磨。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内容方面创作者的诚意，凡事不能一蹴而就，好的尝试便是好的开始。

（c）账户分发、审批和授权：系统管理员在统一用户身份管理系统中对新增的用户进行审批和授权，分配账户在其他应用系统的使用权限并将账户同步至相关的应用系统中。

当下流行的大数据研究为我们寻找素材和创意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中印双方可以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分析两国观众的共同爱好和倾向，投其所好，有的放矢。同时也要注重故事的创新性。大数据提供给我们的都是已有的能够总结出来的数字，而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口味倾向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信息的交替和更迭是瞬息万变的，而电影的创作具有延时性，从剧本策划到最终上映往往要历经几年时间，因而要求电影创作者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还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创造和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三）探索与其他类型的杂糅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曾把传播学比喻作“公共汽车站”，任何学科都可以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传播学的高兼容性使其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都有交叉，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众多新兴学科也被嫁接出来，传播环境学、修辞传播学、视觉传播学等等不胜枚举。同理，公路片的线性叙事结构也注定了其开放性和高融合度，几乎可以和任意类型相结合。《功夫瑜伽》和《大闹天竺》均在公路片的基础上具有功夫喜剧的特色，而《大唐玄奘》兼具史诗片的大气和沉稳。在《功夫瑜伽》片尾的载歌载舞也算是对歌舞片的一次小小触电。作为歌舞片的大国，印度的主流电影包含了大量的歌舞段落，是印度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模式。而于2017年情人节上映的《爱乐之城》在中国内地也取得了2.4亿的票房佳绩，可见国人对歌舞片的模式已经渐渐接受，观众基础也正在逐渐培养，或许可以乐观地预见公路歌舞片将会成为我们在未来合作的新模式。总而言之，类型的大胆探索使中印合拍片的未来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

（四）进一步挖掘“在路上”的叙事空间

在路上展开的故事具有辽阔的叙事空间。利用公路片的行走特点，不仅是中印两国，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还可以放眼全球，更广阔的美洲、非洲大陆等都可以成为叙事的着陆点之一。如印度电影的主要海外市场西亚、东南亚、北非等。同时，东南亚也是中国电影在亚洲的主要目标区域，因为这里是华裔的聚集之地。在这片地区，即便本土的族裔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和中国有共通的东方习俗和美学传统。中国电影鲜少登陆西亚地区，如今借助合拍的优势，传统的电影市场得以加强，新的电影市场得以开拓。我们以中印两国为基准，放眼整个亚洲市场，同时也为进一步全球性扩展蓄力。

（五）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创作和推广

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多位专家表示，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蓬勃而迅猛，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丰富而多元，新媒体的便捷性、灵活性、即时性和反馈机制使它更受到当下主要观影群体年轻一代的青睐，传统媒体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取代。电影的营销和推广也顺应形势，与新媒体平台展开了深入的互动与合作。

式(21)中，d0→0时，因此，在实际测量中，若随着可调衰减器衰减量的增加，定向耦合器3端口的测量值能够达到一稳定值，则该稳定值中包含了发射机互调发射信号功率分量、信号源的一次反射信号功率分量，以及这两个信号的耦合功率分量.

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入，可以尝试引进当下新兴的互联网众筹项目，为电影的创作和宣传助力。不仅为了募集资金，众筹还可以为电影营销提供新的宣传推广平台。一方面，众筹本身是具有很高关注度的新事物，可以利用众筹本身所聚集的注意力提升电影营销的效果；另一方面，利用众筹进行营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电影本身的特点打造与众不同的众筹方案，由此增加众筹方案的吸引力。对合拍片来说，利用新媒体平台在两国观众中众筹创意和题材不啻为一项有益的尝试，我们可以从中归纳两国观众共同的喜好，也可以调动观众参与的热情与主动性，为之后的宣传和推广打下良好的观众基础。

四、结语

公路片作为两国合拍片热衷的类型模式，既与当下两国青年人崇尚的生活方式和流行的文化观念有关，又与中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现状相对应。虽然在公路片的类型探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还是要看到已经浮出水面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深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国文化交流甚广，尤其是中印近两千年的佛教交流史，创造了人类交流史的辉煌。而近百年的中印现代化交流，共同在曲折中创造着和平与发展的亚洲时代。[10]我们已经“在路上”，事物发展是曲折前进的，我们的征途将会是星辰大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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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彬.公路片：“反类型”的“类型”——关于公路片的精神来源、类型之辩与叙事分析[J].当代电影，2015（01）：40.

[4]杨敏.中外公路电影比较——以《阳光小美女》和《人在途》为例[J].电影评介，2013（11）：51.

[5]闫伟娜.影视产品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研究[J].西部学刊，2013（11）：42.

[6]刘悦笛.中国人文科学的“自创性”：如何利用文化间性以柔克刚[J].文艺理论研究，2015（01）：60.

[7]谭霜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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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谭政，张燕.改变世界电影版图的中印电影及其合作路径[J].当代文坛，2016（0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