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人的脚步是不会停歇的，具有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意义的瑶族研究，从1928年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35、36期发表钟敬文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读后》、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继而又于第4卷第46、47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发表了该校生物系采集队石声汉、任国荣等人的调查报告《瑶山调查》算起，迄今已近90年了。

弹指一挥，中国瑶族研究运行了近90年，走了一个步步高的学术路线图。

一、20世纪20年代瑶族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正如周大鸣教授在给教育部的《“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中所说：“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等新知识的介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之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20年代到30年代初，全国许多院校，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纷纷设立人类学机构，或者在社会学系中开设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北京大学等校虽然没有设置系科，但也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正是在这个学科背景下，瑶族研究勃然兴起。

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降糖方案，包括饮食干预、禁烟禁酒、运动疗法、药物治疗等。对照组患者采用辛伐他汀片（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130068，规格20 mg）治疗，口服20 mg/次，1次/d，疗程8周。观察组患者采用阿托伐他汀钙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1408，规格20 mg）治疗，口服20 mg/次，1次/d，疗程8周。

从20世纪20年代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与瑶族有关的文章约70篇，其中85%为现状调查。

瑶族研究的兴起要兵分两路来说。

另一路是瑶族研究在北方的兴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蔡元培的组织下于1928年3月成立。当时，研究所分为4组，第一组即民族学组的主要任务是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4］50-511928年7月到8月，民族学组派遣德国籍研究员颜复礼（F.Jaeger）与曾在德国学习、生活并精通德语的专任编辑员商承祖，随同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凌云地区进行瑶族调查。他们在凌云北部一带调查了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及长发瑶4个瑶族支系。

1928年 3月，该研究所邀请正在广州为政府会议表演的粤北瑶族到中山大学表演。此后容肇祖和钟敬文对其风俗习惯做了简单调查。当年，容肇祖和商承祖对广东乳源黄茶坑的瑶族进行了考察，但未有调查报告发表。正式发表调查报告的是石声汉和任国荣。他们两人所属的生物系采集队，于1928年进入广西瑶山（今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4集第46、47合刊上发表了《瑶山调查》，对当地瑶族歌谣和生活情况作了一般性的记录， 并首次将那里的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5个不同的支系进行了分类， 为后来学者的考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3］为此，《瑶山调查》成了中国瑶族研究的开山之作。

一路是瑶族研究在南方的兴起。1927年，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最早设立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其宗旨是:“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找方言，到古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社会中去采风问俗，建设新学问。”［2］

这次田野调查的结果后来形成《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于1929年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2号出版。由于这个调查报告是瑶族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研究最早的民族志报告，所以值得一书，该调查报告包括7个部分:

一、概要。记录了广西当时的人口和交通情况，凌云瑶人居住区域周边的自然地理情形，以及凌云城内一般居民社会生活之概况。

二、调查范围及结果。这是调查报告的主体，内容包括当地4个支系瑶人的自称和他称、居住情况、经济生活、政治组织、体貌特征、发式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

三、凌云瑶人语言之比较的研究及与泰族语言之关系。用记音的方法记录了四支系瑶人的一些数目字、身体各部、亲属关系、动物、物件名词、形容词、动词、短句子的发音以及瑶人彼此间之称谓。列举汉义、4支系瑶语及泰语进行比较，并由此得出了“该地瑶族名称虽异，习惯各疏，而种族未始无直接关系”的论断，力求通过语言的比较证明瑶族彼此间与瑶族同泰族间之连属关系。

四、凌云瑶人传述中之瑶族来源。认为“瑶族来自何方，其移住与散布之情形如何，俱为民族学中亟待解决之问题”。从歌谣及传述的角度记述了4支系瑶人的来源。

五、凌云瑶人与广东韶州瑶人的关系。根据已搜集到的材料对比研究，论述了广西凌云瑶人、广西瑶山瑶人与广东韶州瑶人三者之间族源关系的可能。

六、瑶人分布情形（根据地名之研究）。大胆假设与“那”字有关的村落和瑶人迁徙分布有密切关联，认为根据地图上“那”字村落之分布，可窥见昔日瑶族迁徙及散布的范围，并出于明了起见，绘制“那”村与瑶族分布形势图表一张。

七、凌云瑶族中采集之民族物品目录。包括搜集到的4支系瑶人男女服饰、日常用品的清单及插图目录。此次调查搜集得凌云瑶人服饰和用品共计43件（套），绘制地图4幅，拍摄照片75张。［2］

于是，瑶族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术园地上结出了最早的一批成果。① 更详细的综述可参阅覃乃昌的《20世纪的瑶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本课程所有知识点以案例为驱动，在实训过程中对基础知识逐个击破。线上课程资源涵盖常见技术方向和前沿技术介绍，使学生充分开拓行业视野，进行市场定位，零基础授课，无须相关技术储备，适合已经步入大一、大二具有一定自学能力的学员。线上课程共涵盖了Web前端及Java软件开发10个案例，所有案例都逐一进行拆解，保证学习者根据课件即可完成整个项目。课程穿插企业中的开发规范，课程中的重难点详解，更有答疑和教务服务，为学生营造一个最好的学习气氛，使学习者快速达到企业的用人标准。学习者完整实现课程中的案例，能够深入掌握Java核心编程及开发规范，为后续学习Java技术生态链打下必要的基础。

殊途同归，历史的老人就这样在中国南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打开了瑶族研究的大门。

二、20世纪30到40年代瑶族研究的发展

第二大亮点是瑶族研究的国际化。瑶族研究的国际化是由瑶族的国际性决定的。其实，瑶族研究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4)Q=q′∪QualityTable∪QualityPage∪QualityItem，其中：QualityTable表示质量表节点的集合，QualityPage表示质量表页的集合，QualityItem表示质量项的集合。质量表由一个或多个质量表页组成，质量表页上记载一个或多个质量项。

在瑶族研究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关于瑶族研究的田野考察普遍展开，不仅涌现出了一批民族志报告，如庞新民等的《两广瑶山调查》 （中华书局，1935年）、林敬隅的《瑶族的经济生活》 （《岭南科学》杂志第十八卷第 3期，1939年）、 杨成志的《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 （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43年）、冯海燕的《曲江荒洞瑶民经济生活概况》 （《边政公论》第三卷第 6期，1944年）、梁钊韬的《瑶民的宗教信仰》 （《民俗》第二卷第 1、2合期，1943年）。

从不同类型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来看(图4),2016年人文景区7月、8月并未出现高峰,可见大部分师生暑假出游,偏好选择自然景区,所以自然景区就需要在此期间做好游客数量增多的准备．10月出游高峰期过后,11月、12月和1月进入低谷,同全年相比,这3个月淮海经济区天气较为寒冷,是造成出现低谷的原因之一．

代表性学者之一徐益棠（1896～1953），浙江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金陵大学著名教授，中国民族学会创始人。① 1934年夏，徐益棠与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为半年后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做准备。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规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1934年12月16日，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了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有“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之称的马塞尔·莫斯。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1935年他借到广西南宁参加六团体年会之机，到广西象州与平南之间的大瑶山瑶民聚居区（即金秀）做田野考察。

由于受法国民族学派影响较大，徐益棠的田野考察十分细致，搜集到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并写成一组广泛涉及当地瑶民宗教、法律、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的系列论文发表，还记录了象平间瑶民占卜的过程，驱魔、结婚、建筑修造、旅行所用的各式符箓，以及相关禁忌等，并发表了系列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些宗教现象进行解读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卷，1941年）；记录象平间瑶民口头流传的不成文法和大瑶山石牌规矩，并对比了当地各种石牌的异同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 （《边政公论》创刊号，1941年）；详细记述了象平间瑶民宗教生活情形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与其宗教的文献》 （《边疆研究论丛》，1942年），以及介绍了象平间五种瑶民，即茶山瑶、花蓝瑶、 坳瑶、板瑶、山子瑶的村落分布、社会组织、人口状况、人员构成及日常饮食起居的相关情况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 （《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二期）、《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起居》等。［2］徐益棠从瑶族研究切入，从而奠定了他成为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

代表性学者之二费孝通（1910～2005） 王同惠（1910～1935） ② 王同惠，河流肥乡县人。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5年，在广西金秀田野考察时坠崖溺水而亡。夫妇在这个时期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③费孝通王同惠夫妇1935年到金秀考察历险的故事，可参阅徐杰舜《大瑶山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与前苏联民族学家克留科夫考察金秀瑶族追记》，《民族论坛》 2011年第12期。。1935年8月，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王同惠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广西柳州以东的象县大藤瑶山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进行田野考察。他们 10月18日进山，12月16日在完成花蓝瑶地区调查工作转移地点时，发生了意外事件，费孝通不幸误踏陷阱，王同惠溺水身亡。

正如吴文藻所言，王同惠作为“中国作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5］4同时也是为中国民族学事业献身之第一人。她考察的重点在对广西人种的研究和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的研究，先后在象县东南乡的六巷、古陈等花蓝瑶和坳瑶聚居村落进行田野考察。本来她要对大藤瑶山中花蓝瑶、坳瑶、茶山瑶、板瑶和山子瑶五种瑶人的社会组织都进行考察，不幸中途受挫未果。

王同惠收集的调查材料经费孝通编辑整理成为《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分为6章，4个部分:一、家庭，介绍了花蓝瑶的亲属关系、人口限制、婚姻制度、丧葬制度、生育习俗、成人礼、经济生活及居住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二、亲属，介绍了花蓝瑶的宗族组织、宗亲和姻亲、亲属称谓、长幼关系、宗族族长等方面的情况；三、村落，介绍了花蓝瑶的村落形态、人口、村民的互助及斗争、石牌制度、神庙与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四、族团与族团间的关系，分析了大藤5个族团之间及其与汉人之间的关系。

费孝通王同惠夫妇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成了瑶族研究发展时期的民族志经典之作，也成了费孝通后来成为中国人类学泰斗的最初的一块基石。

代表性学者之三杨成志（1902～1991），广东海丰汕尾市人。1923～1927年就学于岭南大学。1927年任中山大学助教。1928年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与容肇祖以及俄籍史学家史禄国教授夫妇，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返校后，由中山大学派往法国留学，获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40年代，杨成志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及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所长、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1934年在伦敦参加首届国际人类学民族科学大会，并宣读了论文。1944～1946年，选派赴美国，考察印第安人保留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杨成志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文物室主任。

目前，相对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速度来讲，关于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还比较滞后，所以完善相关安全立法迫在眉睫。加强对现有法律的完善，另外，需要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安全建立专门立法，加快网络安全法律建设，从法律层面来实现计算机网络的规范化与安全化。

杨成志对瑶族的考察研究始于1936年。这一年11月12日至17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学院史学系、生物系以及广州市博物馆等联合组团再次对广东瑶民进行调查，杨成志与文科研究所的江应樑、王兴瑞等10人，对广东曲江县荒洞瑶族村寨进行了调查。并于 1938年编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作为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3期于1937年6月出版。专号由11篇文章组成，分别是: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 《Introduction》 （英文导言）、《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型》；江应樑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 《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 《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 《广东瑶人之衣饰》；王兴瑞的《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考察团日记》；罗比宁的《广东北江瑶人农作之概况》；刘伟民的《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报告运用民族志、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广东瑶族的历史源流、体质类型、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房屋与工具、农作情况、衣饰、传说与歌谣等方面进行了叙述和分析。1937年 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作组成桂北科学考察团，其中设民族组，杨成志担任组长，又考察了桂北瑶族的风俗习惯。［6］178

同时，出现了三个代表性学者，即徐益棠、费孝通王同惠夫妇、杨成志。

1941年至 1942年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次赴粤北考察瑶族体质、文化、语言，并曾往广西蒙山、修仁等地调查瑶族文化和生活状况。［7］68-69，1021943年 11月，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又利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出的边胞民俗调查专款，到郴县棉花垅调查，对当地瑶族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都做了初步考察，所获资料颇丰。［8］

杨成志率中山大学的师生开拓瑶族研究，既为中山大学成为中国南方人类学研究的基地培养了人才，也为其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先驱铺平了道路。

上述三位代表性学者对瑶族研究的开拓，突显了一个特点，即最早进入瑶族研究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是汉族学者，他们遵循人类学对他者“异文化”研究的规范，纷纷走出南京、北京和广州的校园，走进瑶山开展田野考察，迅速地把瑶族研究推进了发展时期。

三、20世纪50到90年代瑶族研究的中兴

瑶族研究的中兴与1956年开始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的实施有关。

早在1951年7月至11月，中央人民政府派中央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中央访问团联络组在进行慰问和宣传的同时，深入瑶族村寨，开展了社会历史调查，撰写了20多份调查材料，其中涉及瑶族的有:《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 《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 《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 《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 《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等。［9］为进一步开展瑶族调查打下了基础。

1956年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成立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领导小组，并设立了调查办公室。1956年4月19日，制定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计划在4至7年内基本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调查最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协同工作，其中广西组建立了瑶族分组，由杨成志任组长。

这次调查的成果，于1964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印刷成《瑶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一书。此书虽然非正式出版，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本瑶族史。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一直到1982年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瑶族语言简志》，1983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瑶族简史》。瑶族研究才由冷寂转向中兴。

在中兴时期，瑶族研究有三大亮点。

（4）实施指定邮轮的免签证制度。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实行多点挂靠等通关便利化举措，单是目前邮轮旅客免签证政策也只试用于上海和厦门两个邮轮港口，因此，如果想从根本上实现航线邮轮通关运营便利化，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行与亚洲航线国家的签证互免证，从而促进国内以及亚洲范围内的邮轮市场迅速发展与壮大。建议学习日本经验，实施“船舶观光登陆许可制度”，在确保不破坏中国基本签证政策的基础上，对邮轮乘客给予一段时限的免签，最大幅度保障邮轮旅客的签证方便，这有利于吸引更广阔的市场资源。

第一大亮点是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大增加。1985年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印刷了胡起望和华祖根编的《瑶族研究论文集》；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乔健等主编的《瑶族研究论文集》；1987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广西瑶族研究学会编的《瑶族研究论文集》；1988年、199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本《瑶族研究文集》。而据知网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重要的论文约有38篇，如：

杨耀林的《广东连南瑶族第一次葬礼的纪实》 （《民族学报》1981年第 1期）、容观敻的《瑶族与古越族的关系——从〈评皇券牍〉看瑶族的早期历史》（《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 3期）、钟年的《广西融水白云乡瑶族女不读书问题的研究》 （《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盘朝月的《瑶族支系及其分布浅谈》 （《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赵家旺的《瑶族度戒与道教斋戒》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陈启新/陈运飘的《乳源必背瑶族文化变迁因素的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李默的《瑶史拾零七则》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彭兆荣的《“指导性变迁”之我观——瑶族文化研究札记》（《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张冠梓的《近代瑶族社会控制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黄钰/黄方平的《瑶族姓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瑶族研究的命运很好，开局之后即迅速进入了发展时期。

国际瑶族研究的开拓者有日本的白鸟芳郎和竹村卓二，美国的查·珀内尔·赫伯特博士，法国的雅克·勒穆瓦纳博士等学者。

白鸟芳郎于1967年至1974年间，即率领日本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民族历史文化调查团，4次赴泰国北部山地对瑶族、苗族进行了调查研究，搜集到了大量瑶族文献，特别是发现了《评皇券牒》以及《瑶人文书》，为研究国际瑶族的渊源关系提供了证据，并编著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一书。

竹村卓二1981年根据实地调查及日、中、西文献，以中国和东南亚瑶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撰写了《瑶族的历史和文化》，故被学术界评价为是一部“引路之作”① 《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介绍》，见《西南民族研究动态》第10期，该书在张有隽的主持下1986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内部印刷，2003年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通过环境数据检测，可以为监测方提供数据，评价对应的环境质量现状，进而为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因此，检测公司（或监测站）高效的、提供准确的环境监测数据处理至关重要[2]．环境监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质量管理和人才素质等均会影响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查·珀内尔·赫伯特博士是专门从事瑶语研究的语言学家，威廉·卡里国际大学教授，曾深居泰国瑶区13年。自20世纪70年代瑶族定居美国后，应“瑶人文字书写规范讨论会”的邀请，用国际音标创制了一套适合美国瑶族使用的瑶文方案。

在这50年中，黄钰正赶上了瑶族研究的中兴。他披荆斩棘，奋力开拓，先在广西金秀大瑶山和南丹县大瑶寨，分别对盘瑶、茶山瑶、山子瑶、坳瑶、花蓝瑶和白裤瑶进行点上的详细调查，后又走遍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区的140多个瑶族分布县的瑶族村寨进行面上的调查， 先后走了几万公里的路，凡有瑶族分布1000人以上的县，他几乎都去调查过。由于瑶族是国际性民族， 他先后到越南和泰国北部的瑶族山区进行调查。并利用录音访问、文献交换以及国外瑶族来华参观访谈对法国、美国、老挝等国际瑶族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专著、 民族史志及调查报告总计近 700万字。主要有《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13册）、《瑶族简史》 《国际瑶族概况》 《瑶族》 《评皇券牒集编》 《瑶族石刻录》等十几种。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86年由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乔健教授的介入，5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成员来自中国、法国、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6月6日与会代表在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成立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② 见《南方日报》1986年6月6日。会后还出版了由乔健、谢剑、胡起望主编的《瑶族研究论文集》 （民族出版社，1988年）。

此后，在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的统一组织下，先后在泰国清迈、广西桂林、法国图鲁兹、湖南郴州、云南河口、广东广州等地举办了年会，国际瑶族研究大兴。

第三大亮点是瑶族研究的“瑶王”出现。过去进入瑶族研究的多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到了中兴时期，瑶族本民族的学者也成长了起来，对其中卓有成就者，人们尊称为“瑶王”，其代表就是黄钰和张有隽两位先生。

1.县长“瑶王”黄钰。黄钰是一名从干部到学者的县长“瑶王”。他1924年出生于广西龙胜，是一名“过山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任小学校长的黄钰参加了龙胜起义，历任文化教员、政治服务员、中队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副区长、区长；1951年8月，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时当选为副县长，从而成了瑶族中的第一位县长。1952年春到1953年冬，黄钰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研究班学习。1956年回龙胜任代理县长，同年冬调到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又调任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分组长、副组长、支部书记，主持广西民族调查工作。于是一名县长转身成了一名学者，自此以后一干就是50年。

1966年，袁隆平提出利用雄性不育制备杂交稻的设想，并首次育成了生产上所能应用的强优势杂交稻。在袁隆平主持培育“超级稻”计划期间，先后培育出一批强优势杂交新品种，使杂交水稻得以大规模种植。研究发现，与近缘亲本系相比，杂交水稻品种产量优势为10%～20%。

法国的雅克·勒穆瓦纳博士是法国科学院东南亚及南中国研究所所长，他长期在泰国对瑶族的宗教信仰进行了系统研究，开辟了瑶族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他的《瑶族神像画》一书是国际瑶族研究的代表作。

更值得人们尊敬的是黄钰曾立志编辑《瑶学汇载》丛书， 全面系统地汇集瑶族古今中外资料或与瑶学研究有关的资料。截至 2000年底止，已完成编撰了301卷，计1亿零 69万余字。其中属于个人专著13卷 494万字，编著13卷 526万字（包括出版和未出版）摘编史料30卷 885万字，辑点文献史料11卷387万字，译编歌谣2卷 106万字， 辑注《过山榜》1卷46万字，采集史料、报刊资料90卷2317万字，编辑著作141卷5308万字。尚有1000万余字资料待入编。［10］［11］［12］可惜的是黄钰的这个学术巨著并未完成，至今也无消息，但其县长“瑶王”的风采却光照瑶族研究的天地。

2.教授“瑶王”张有隽。张有隽（1939-2014），是一个从通志馆业务员到学者的教授“瑶王”。1939年张有隽出生在广西钟山。早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任广西通志馆业务员，后又到广西马山县古零中学当教师。1984年进入广西民族大学。

2007年，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从而一书九鼎，一下子把瑶族研究推上了学术高峰。

30年间，张有隽团结并率领广大从事瑶族研究的学者，开辟了瑶学研究的新天地。一方面他本人努力拼搏，刻苦钻研，发表论文130余篇，并先后独著和主编出版了《瑶族宗教论集》 （广西瑶学会，1986年）、《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瑶族历史与文化》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田野报告：文化诸相的探索》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上下）》 （民族出版社，2011年）、《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存》 （香港展望出版社2011年） 等著作；另一方面他又积极组织和推进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和广西瑶学会的工作，定期举行学术年会，并主编出版了《瑶学研究》1-7辑，从而汇集了一大批瑶学研究的学者，把广西打造成了中国瑶族研究的基地。张有隽也就成了广西自治区级民族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并作为瑶族的代表，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八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会委员、民族宗教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教授“瑶王”张有隽的具体策划和组织下，瑶族学术史上的第一部《瑶族通史》终于问世，把瑶族研究推上了高峰。

四、21世纪初瑶族研究的高峰

此后，张有隽以敏锐的学科意识，高瞻远瞩，不仅创建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名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还锲而不舍，独辟蹊径，创建了广西瑶学，从而成为中国瑶学的奠基者。

水到渠成。《瑶族通史》是瑶族研究中兴50年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攀登高峰的学术团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奉恒高组织协调、筹措经费，张有隽教授负责拟定写作指导思想，制定体例、写作提纲以及指导资料调查搜集工作，有14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160余位资料采集员采集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从而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瑶族通史。

《瑶族通史》之所以成为瑶族研究的高峰之作:

口碑虽然说是读者使用服务以后的体验而自发产生，但是图书馆可以通过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口碑点去扩大、培育和传播口碑。比如，高校阅读推广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通过阅读解决生活、情感以及对自己未来定位的困惑和价值观问题，让读者感到“读”有所获，这种符合大学生需求的口碑可以通过读者交流活动、媒体平台、新闻稿等方式来扩大，以加快其传播。

一是运用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成果，把瑶族研究的历史向上至少推到了1.7—1万年前，并证明了苗瑶畲同源异流，其先民约8000年前在江汉平原一带创造了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这对研究瑶族起源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

式(1)和式(2)中,cj,k为尺度系数;dj,k为小波系数;分别表示在h0和h1两点之间插入的2j-1个零。在重构公式中,g0(k)和g1(k)分别为h0(k)和h1(k)的对偶基。

二是弄清了盘古与盘瓠不同源流。盘古和盘瓠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从婚姻形式而言，盘古产生于“玄”，是母系社会的一种婚姻形式；而盘瓠与帝喾高辛氏二宫女结婚时，婚礼相当隆重，反映了人类原始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家庭特征，可见盘瓠比盘古传说要晚得多。

三是论证了瑶族与古文献中记载的“九黎”“三苗”的关系。瑶族源于“三苗”，“三苗”源于“九黎”，瑶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这对瑶族史的正本清源有学术价值。

当TG转移栅周边的STI在电子辐照致电离总剂量效应条件下产生陷阱正电荷后，将在STI的Si-SiO2表面产生感应的负电荷，即此区域的电子浓度增加，空穴浓度下降。这些负电荷将使得TG的沟道电势势垒下降，由于4 T像素光电二极管PD结构设计上需要将占阱容量主要部分的重掺杂N区放置在比较靠近TG和表面钳位Pinned层的位置上，以便于电荷的转移读出，因此TG沟道势垒下降后，部分本来可以容纳光电子的掺杂区电势将高于沟道势垒，这部分光电子不会积累在PD区域，而是会经过TG流出PD，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PD中可存储的电荷总容量，导致饱和输出灰度值降低。满阱容量的下降和电子辐照致位移效应无关。

四是确定了“莫徭”与“蛮”的关系。确认瑶族先民在南北朝以前与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南北朝时期，即距今1600多年前，出现了“莫徭”的称呼。可见，“莫徭”的前身是“蛮”中的一支，瑶族是从“蛮”中的—支演化而来。

五是理顺了《评皇券牒》与“羁縻”政策的关系。确认《评皇券牒》产生于南宋时期，不仅是南宋王朝“租佃契约”的一种变异性形式，还是南宋王朝招抚瑶民，“以徭治徭”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

六是打通了古今瑶族的历史，不仅重瑶族古史的正本清源，也重瑶族现代史的构建呈现，还重瑶族向海外迁徙及其在海外发展的历史表达。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的F值为1012.456，大于F0.01(2， 2)。因此，可认为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情况下，Y对X1和X2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可通过显著性检验。将式(3)和式(4)带入式(5)中，即可得到关于Y与x1～x5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式(6)所示：

总之，《瑶族通史》的出版，既总结和吸收了瑶族研究近80年的成果，又集中整合了国内外瑶族文化的认同性，从而把瑶族研究推上了一个学术高峰。

近90年来，中国瑶族研究从兴起到发展，再从中兴到高峰，走了一个“步步高”的路线图，这是学者们奋力拼搏的学术文化完美的呈现。

平台在刚刚投入使用时，煤矿企业需重视对员工情绪的安抚工作，消除员工对共享平台存在的反感情绪，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使用共享平台，同时领导层也需要支持与鼓励对平台的建设与使用，让企业从上至下均能够积极配合对共享平台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2（1）.

［2］黄禾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瑶族研究［J］.文山学院学报，2011（5）.

［3］周小慧.我国瑶族研究情况［J］.今日南国，2008（8）.

［4］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7］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8］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边胞民族考察团郴县归来［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3-11-19.

［9］覃乃昌.20 世纪的瑶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3（1）.

［10］陈家柳.斩棘披荆硕果丰——记黄钰瑶学研究五十年［J］.广西民族研究，2001（1）;

［11］姚蓝，邓群.为瑶族寻根的黄钰［J］.世纪，1996（6）.

［12］姚蓝，邓群.从瑶族县长到1997万字书稿——访原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副主席黄钰［J］.广西党史，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