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朝鲜族经过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演进过程，现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朝鲜族作为较典型的跨界民族在我国东北历经清、民国、日伪、国内战争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3年民族识别工作中正式被命名为“朝鲜族”。必须指出，中国“朝鲜族”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内涵上，有别于“朝鲜人”“韩人”“在满朝鲜人”“朝鲜民族”“朝侨”等，具有其特定的“族群（ethnic groups） 边界”，是专指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朝鲜民族血统一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被指定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进而获得公民身份，绝非偶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我国近代史上，几乎同一时期在东北大地上曾出现了诸多外来民族，其中代表性的有朝鲜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等，人数都在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并在东北地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留下了带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景观。然而，由于他们来东北的目的迥异，朝鲜人为生计而来，而日本人、俄罗斯人为扩张而来，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东北地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1945年光复以后，日本人、俄罗斯人陆陆续续地返回到本国，而朝鲜人大部分留下来，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朝鲜族。

朝鲜族为何眷恋这片土地？简而言之，是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怀有挥之不去的浓厚的乡土情结。在近代史上，在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以及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朝鲜族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吸收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情感，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逐渐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型“族群”。就此，本文对朝鲜族构建“族群”边界的过程以及作为跨界民族具有的认同多重性特点等进行考察，若有不妥之处，请予以斧正。

这次调查的记录文稿誊写了三份，两份寄到昆明，一份留在县里。1958年夏，郭开云到昆明开会，又被徐嘉瑞留在省文联工作了一个月，对此前的记录文稿进行了整理。而整理的原则，他转述徐嘉瑞的话是：“把重复的、不健康的先删去。”

在悬浮架采集的4路间隙信号中取两端的间隙信号2、间隙信号3进行分析，并根据4路信号计算求得折角。由图7的轨缝折角变化仿真图可知：悬浮架通过轨缝折角过程中，首先，前两个监测探头进入折角区段，折角值先变为负值；接着，后两个探头进入折角区段后，折角值归零；而后，前两个探头通过轨缝，进入折角反向区段，折角值达到峰值；最后，随着后两个探头、前两个探头离开折角区段，折角值依次归零、变负、归零。

一、社会身份：从“朝鲜人”到“朝鲜族”

朝鲜族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量迁入我国东北以来，经历了从“朝鲜人”到“朝鲜族”的社会身份转变过程。所谓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是“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包括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1］。另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的理论，社会群体可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其中内群体应该是社会主体，外群体则泛指内群体以外的所有社会群体。然而，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外群体的个体总是存在更偏好内群体的倾向。因此，在人们流动中，个体常常试图离开或脱离以前的所属外群体，获得向上的流动，或从地位较低的外群体进入到地位较高的内群体，借此获得或维持积极的体面的社会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朝鲜人”到“朝鲜族”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朝鲜人”从外国人身份积极获得中国合法社会身份的追求而已。

到了民国时期，朝鲜族的称呼开始趋于多样化，除了朝鲜“垦民”外，还有“朝鲜人”“朝侨”“韩侨”等。他们的社会身份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归化入籍”者为合法身份。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强行所谓“土地调查事业”，使朝鲜出现大量的破产农民。这些一无所有的朝鲜农民怀着家破国亡的悲愤心情，纷纷逃往我国东北，养家糊口，并积极开展反日运动。他们为了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关系，向中国政府申请“归化入籍”，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合法保护，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姓。民国政府为了杜绝日本利用所谓“朝鲜人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也勉励东北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为入籍者保证“与民同等”的待遇。结果，在朝鲜人社会中出现众多以个人或以集体名义申请“归化入籍”者。1914年2月，李同春、金立代表延边地区万余户朝鲜人，直接去北京向民国政府国务院上交《归化入籍请愿书》，表达了东北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的强烈愿望和决心。由此，东北地区不少朝鲜人领受民国政府颁发的入籍执照，成为中国公民。［5］然而，日帝对此怀恨在心，百般阻挠，颠倒黑白，根本不承认朝鲜人入籍中国的合法性，同时制造了所谓东北朝鲜人“双重国籍”问题。按照日本的主张，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也属日本“臣民”，应该遵守朝鲜的“国籍法”，不可加入“外国国籍”。其理由是，1908年5月“朝鲜统监府”以朝鲜内部大臣任善准的名义颁布过的第240号令规定：“我国（指朝鲜）不承认我国人丧失国籍。近来有些人称归化外国已丧失我国籍。但是这些人依然具有我国籍，在我国领土内应完全服从我国之权”［6］239-240。这一条令，后来成为日本不允许朝鲜人脱离朝鲜国籍的主要理由和依据。由于日本的干扰，朝鲜人即使加入中国国籍也无法得到中国政府的合法保护，无奈众多朝鲜人抛弃国籍，以无国籍者自居。结果，民国时期朝鲜人“无国籍”者几乎达到了东北朝鲜人总数的2/3以上。

毋庸讳言，我国朝鲜族在中国历经300多年后，与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同源异流”的朝鲜民族不同，在国家、民族、文化等认同方面具有鲜明的“族群”特点。也就是说，时过境迁，他们已改变了迁入初期“原生形态”民族的单一认同，形成认同多层结构的“族群”边界。这是朝鲜族迁入中国以来，为改变其处境而拼搏的必然结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垦民”若“薙发易服”，可取得合法身份，享受到等同于“中国民”的土地权利，因此“薙发易服”可谓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起点。当然，“薙发易服”带有同化之意，势必遭到朝鲜“垦民”的抵制。朝鲜“垦民”不想“薙发易服”，但还要保障土地所有权，结果出现所谓“佃民制”的一种土地占有方式。［2］166然而，1909年“间岛协约”签订，日帝公开干涉延边地区中国内政，众多朝鲜“垦民”一改初期的消极态度，积极要求“薙发易服”，归化中国，要彻底断绝与日本关系。他们主张，“垦岛之地（即延边）乃中华之地，垦岛之民乃中华之民”，［3］16并掀起“自愿入籍”运动，仅延吉一地，此时一次性就有“数千户韩侨同时愿入我国籍”［4］1469的现象。

为使课堂教学生活化，应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真实的、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引导学生进入书本的学习环境。恰当的教学情境必然源于现实生活，符合学生实际，是学生所关心的或有能力关注的现实问题；能让学生在课堂中走向生活，把认知过程与生活体验融合起来。

通过上述历程，朝鲜族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形成了浓浓的东北家园意识。家园意识（Home Consciousness） 是人们对家园的一种眷恋、归属之情，体现了对生命体最基本的人文关照。换言之，人们对现有家园或理想家园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所寄予的归家感、归属感的家园情结的经验性表达就是成为家园意识，它可使人精神充实，避免焦虑、空虚和精神危机。我国东北成为朝鲜族的心灵港湾和栖息地，是因为东北大地给多灾多难的朝鲜族带来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寄托给了这片土地，这就是他们形成东北家园意识的原因所在。

日伪时期，朝鲜族成了所谓“国民”。1932年出台的日伪政权是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为了扶植这个伪政权，日伪在其颁布的所谓“建国宣言”中规定：“凡在新国家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差别。除原来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之外，即其他之国人自愿长久居住者，皆得享受平等之待遇”［7］3，即日伪政权用含糊其辞的所谓“民族平等”“民族协和”等言语来代替了对“国民”的法理解释。其实，日伪政权作为傀儡政权，根本无法制定“国籍法”，并以此来规范其所谓“国民”。日伪政权的核心是日本人，他们不可能加入日伪国籍，因此若颁布“国籍法”，反而弄巧成拙，向世人更加暴露出其政权的虚伪性和傀儡性。由于如是，日满政权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始终未能制定出“国籍法”，始终以所谓“民族协和”来维持了这个傀儡政权的体面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实，东北朝鲜人作为少数民族地位是我党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既定方针。但是，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效地施行这一方针，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可能。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时，十分关心东北朝鲜族的社会地位问题。周保中曾经强调：“1945年9月末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已经注意到东北的朝鲜民族问题，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8］359。 1948年12月9日，时任延边地委书记的刘俊秀也讲道：“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的朝鲜人民，承认为中国境内之朝鲜少数民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9］392。 随着我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朝鲜族的国籍问题和公民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946年1月1日，时任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的董昆一在“新年献辞”中强调：“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原文如此）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族（原文如此）可以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10］8。可见， 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始终关心东北朝鲜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朝鲜族社会地位终于得到确认。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专员公署专员朱德海同志作为朝鲜族代表，参加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与其他少数民族代表9人一起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

在日常推进中，针对每一课的特点制定评价表，提升学生的概括能力。评价表的观测点主要从课文的特点，从方法的选用和语言表达的情况两方面进行检测。在归纳课文主要内容之前，先下发或出示有关评价标准，让学生对如何归纳课文主要内容的要求有大致了解，接着进行自主准备阶段，形成初始资源。通过点评，再次对照评价标准，形成二次资源。基于标准，依托文本的训练，将学生的归纳以方法的选用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分享和综合评价。以《一曲胡笳救孤城》为例：

二、跨界民族：朝鲜族“族群”边界的构建

朝鲜族迁入我国东北以来不断吸收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现已成为民族文化边界和民族自我认同较为明显的跨界民族。何为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目前国内学界对此有很大争议，但是，就字面意义而言， “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11］，而从政治人类学范畴而言，跨界民族是“原生形态的民族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 他们的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12］。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跨界民族由于发展历程和居住国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等不同， 尽管在民族语言、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仍然保持“原生形态”的民族特点，但在民族过程、特征、属性等方面，都会发生涵化，自然与“原生形态”同一民族趋于“异化”， 且这种现象还会进一步扩大。然而，“异化”不同于“同化”，跨界民族作为“族群”，精英们利用与“原生形态”民族有着亲密联系的象征符号、语言文化、起源传说、历史事件、民族认同、社会习俗等“历史记忆”因子，不断构建与居住国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族群”边界，在纵向上，传承原生文化因子，同时在横向上，承载居住国的社会价值取向。

朝鲜族在我国境内最早获得合法身份应该是从清光绪时期开始的，其身份标志是“薙发易服”。19世纪后半期，大量饥寒交迫的朝鲜北部灾民，为了生计，不顾清“东北封禁”之令，“犯禁”迁入图们江以北我国境内，造舍筑屋，开垦土地。这一状况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被清政府发现。由于“北京条约”签订，在图们江流域开始形成中俄边界，清政府为加强边防，在图们江一带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为此，派人到山东威海、登州一带招民，以充实边疆，但事与愿违，未能奏效，来到图们江一带的关内汉民却寥寥无几。图们江一带地处偏僻，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气候寒冷，关内汉民不愿意移民到这里来。无奈，清政府把目光转向早已在这里“犯禁”开垦土地的朝鲜“垦民”，令其“薙发易服”，“领照纳租”，作为“中国民”继续开发东北边疆。不过，清朝对朝鲜“垦民”实行的“薙发易服”政策，与关内的“薙发易服”政策不同，形同虚设，不具有强制性。

事实上，历代中国政府对朝鲜族的政策也未超出这一范畴，注意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感化型”行政管理方式。光绪初年，清政府在延边地区设立专门管理朝鲜垦民的官方机构“越垦局”“4堡39社”等。其管理方式是，官方不另派官吏，不包揽朝鲜垦民相关事务，而是任命朝鲜人官吏，让朝鲜人自己管理自己，以示人文关怀。1891年，在南岗（现延吉）设立“抚垦局”，更是体现了“仁政”精神，让朝鲜垦民与民“同治”，对朝、汉垦民进行同一管理，在客观上加快了朝、汉民间的交流、交往，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到了民国时期，除了与民同治的管理方式外，还运用“国籍法”来加快了东北朝鲜人成为“中国民”的步伐。从法理上讲，国籍是作为国民或成为国民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是国籍认可”［17］。然而，民国初期朝鲜族加入中国国籍，一直受到日帝阻挠。日帝借用朝鲜李朝时期传统的国籍政策来制造朝鲜族所谓“双重国籍”问题，不承认朝鲜族“归化入籍”。民国政府为了让朝鲜族摆脱日帝干涉，不惜多次修改中国“国籍法”，为朝鲜族加入中国国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1929年2月重新修订的国籍法中，甚至删除外国人归化中国，必须丧失本国国籍的条款，为朝鲜族加入中国国籍不必再到朝鲜抹掉本国国籍提供了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成立，更是世人注目的举措。让一个在华历史并不长的跨界民族在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无限信任，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事实证明，当代朝鲜族认同的建构，除了朝鲜族自身努力和争取外，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历代中国政权所起到的作用。历代中国政权为了让朝鲜族尽早成为“中国民”，勉励其加入中国籍，加快了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程。

近年，由于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业主压价幅度大，投标不完全规范，启闭机市场恶性竞争的情况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产品生产企业为了中标，不考虑合理生产成本，一味压价，不但扰乱了正常市场竞争行为，而且在中标后由于价格过低无法按设计要求完成生产，就采取降低原材料成本，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完成生产任务。这样的产品如果在工程上使用，必将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

应该说，历代中国政权对朝鲜族的行政管理，是中国传统统治理念的体现。所谓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美国学者古德诺指出，“政治是决定政策，行政是执行政策”［15］12。 美国另一个学者西蒙则提出了更为新鲜的见解，他认为，“决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决策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功能”［16］。可以说，行政管理主要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营和管理，归根到底，也就是对人的管理。中国历代政权的行政管理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和特点。中国历代政权深受儒教文化的影响，一以贯之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是，为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重民”“爱民如子”等思想。因此统治者多采用“人治”的管理方式，即“仁政”“德治”“礼治”等一直是统治者治国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为此，历代统治者注意树立“为民作主”的“父母官”形象，以“感化型”政策、制度、手段来感化客体，以此达到“得民心”“得天下”的最终目的。

众所周知，朝鲜族迁入我国东北境内，除了自然灾害，还为躲避战乱，或作为战俘、破产农民、开拓民等身份来到中国，无论是其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应该说是十分低下的。这种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必然激发他们产生改善自己处境和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然而，要实现这种愿望，关键在于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缩短与主流社会的差距和异质性，即要走向与主流社会认同和归属的过程。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说过，认同是社会行为者“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13］3。也就是说，所谓认同，也是一种需求和归属感的表现，一般用来表示社会行为者（个体或群体）对自己与特定的他者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认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族300多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为建构与主流社会的一致性，逐步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社会行为过程。例如，朝鲜族将开发和建设中国东北边疆、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改变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社会行为成为主流社会共同目标的一部分。我们平常说，朝鲜族在中国有三大贡献：第一、朝鲜族在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清东北封禁时期，图们江、鸭绿江是重点地区，直至19世纪前半期这一带土地荒芜，人烟难至，是飞禽走兽成群的未开发地，然而，晚清时期朝鲜族大量移民到这里，成为开发东北边疆的主力；第二、朝鲜族是东北水田的开发者，在东北历史上，这一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汉族流民从中原带来的旱田农业，当然，据《新唐书》载，古代渤海时期曾经出现过“卢州之稻”［14］121，但是渤海灭亡后，几百年来在东北大地上不复存在水稻农业，20世纪初后，东北地区陆续出现大面积的水田农业，就是朝鲜族开发的结果，朝鲜族带来水稻技术，在东北试种成功，并向汉族农民传授水稻技术，改变了过去东北地区单一的农业结构，一望无际的水田，现在成为东北大地的一大景观；第三、朝鲜族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出重大贡献，在东北，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朝鲜民族主义者领导下开展的反日武装斗争，第二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在艰苦卓绝的反日、抗日武装斗争中，朝鲜族人民始终与中华民族站在一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与其他民族患难与共，不屈不挠，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众所周知，东北抗联十一个军中，从第一军到第七军，其前身就是由朝鲜族抗日游击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武装队伍。［8］351

总体上来说，百日咳报告的年均发病率从免疫规划实施前阶段（1954—1979年）的148.57/10万下降至实施后阶段（1980—2017年）的11.28/10万，下降了92.41%，报告病例数下降83.00%。随着免疫规划的不断普及深入，台州市百日咳的年均发病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χ2=247 187.457，P＜0.01）。

总之，朝鲜族19世纪后期大量迁入我国东北地区以来，历经清、民国、日伪、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完成了其社会身份的转变。

三、多重性：朝鲜族认同特征

由于跨界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必然具有多重性。什么是认同（（Identity）？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是有一个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 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 或我们不同于他们”［18］20。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政治环境、归属感等，从而逐步形成他们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上的不一致；另一方面，跨界民族与所居住国的文化碰撞和交锋之后，相互借鉴，互相认同 ，形成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势必形成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19］

毫无疑问，朝鲜族作为较典型的跨界民族，经过300多年历史沧桑，现已脱离迁入初期的单一民族认同意识，形成“族群”多重认同，使朝鲜族不同于朝鲜半岛乃至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其他朝鲜民族，成为与中华民族的共性愈来愈明显的“族群”。然而，朝鲜族在吸收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历程中，也未丢失和抛弃“原生形态”民族文化，相反保护和传承传统民族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过程中，把它融入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使其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朝鲜族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多层结构中明显具有跨界民族的多重特征。

首先，在民族认同上，朝鲜族带有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的双重认同意识，即具有中华民族成员的国民意识和朝鲜民族一脉的双重意识。对这种认同结构，费孝通曾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级序性时提到“民族认同多层次论”，即“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之间存在着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其中，作为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而言，是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但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20］9-10。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是对中华民族人群的心理依恋和情感偏爱，这是几十年来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开发建设东北边疆过程中，与中华民族共休戚、 共存亡、 共荣辱、 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基础上形成的高层次上的认同。同时，朝鲜族尽管长期生活在中国，受中华民族的影响， 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异化”，但是在朝鲜族文化的深处，以及日常生活的习俗里，与朝鲜民族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有同一民族的共同情感，这种潜意识应该说是难免的。

在文化认同上，朝鲜族也处处体现出其双重性特点。文化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内涵之一，可谓民族的“灵魂”。一般地来讲，文化认同是指对群体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而文化认同的主要依据是，是否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历史表明，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的确存在过许多困惑， 他们在中华民族文化与最初“原生形态”文化中，究竟以哪一个文化主体作为认同对象，需要选择。作为一种文化情结（complex），按理应该是对最初“原生形态”文化的认同。但问题是他们带来的最初“原生形态”文化在中国不是作为主体文化而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支系而存在，必然不会有社会认同。因此，朝鲜族并不固步自封，以开阔的胸怀，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加强族际交流，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中，忠诚于中华民族的荣誉与尊严，努力实现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结果，随着历史的推进，朝鲜族与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得到认同，同质性也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尊重和保护境内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传统，从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现56个民族的存在就是其例证。

本文首先将建立轮转印刷机刀式折页机构运动副间隙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之后针对印刷机械非线性动态系统提出一种直接积分方法，得出动力学模型的解析解[2～7].该方法可以用于印刷机构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与设计.

最后，在国家认同上，与民族、文化认同不同，朝鲜族具有较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所谓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个人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的确认，自觉地将自己或群体的利益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整体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应该说，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更加彰显出这种特征。然而，历史事实表明，朝鲜族较好地解决了国家认同问题。自我类化理论认为，群体差异是认同的前提，群体差异在群体互动中被感知并加以比较。［21］49-51由于朝鲜族“自我”边界的构建，“族群”特性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母体文化的一致性越来越淡化，相反，与居住国的文化差异性更加模糊，同质性在增强，毫无疑问，现已成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朝鲜族新一代，具有浓厚的 “生于斯、长于斯” 的中国依恋与情怀，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 民族意识，拥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其实，朝鲜族作为迁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又有自己母国的民族，曾经在以哪国为“祖国”的问题上，的确也有过烦恼和分歧，部分人也提出过“多祖国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朝鲜族必须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了解朝鲜族的这一立场和情感，指出朝鲜族人民从感情上认为朝鲜与中国好比“一个爹，一个娘”，“这边也是我的祖国，那边也是我的祖国”，［22］9-10为此，以宽大的胸怀甚至考虑过实行双重国籍的问题。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朝鲜族社会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一场大讨论，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23］133通过这场讨论，朝鲜族的祖国观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大大增强了中国国家认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朝鲜族迁入我国东北后，历经从朝鲜人到朝鲜族身份的转变过程，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族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在开发东北边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断接受中华民族文化，逐步构建具有中国朝鲜族特色的“族群”边界的结果。 朝鲜族社会身份的变化，必然形成认同多层结构，即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多重性和多维度，具有不同于世界各地朝鲜民族的自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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