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由于校友捐赠、外国探险者来华盗窃盗掘、国内古董商贩运出境等因素，世界知名的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其中分置于天龙山造像群左右两侧的两位大型弟子立像颇为引人瞩目。两位弟子立像体量与结构相近、风格相似，赠者相同，但是国内出处不明，尤其是北齐圆雕弟子造像寥寥无几，立于莲花座者更是极为罕见，因此学术界对其真伪存在诸多疑问。（图1）2015年，笔者在哈佛艺术博物馆对二弟子造像进行考察时，发现二者的雕刻水平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加重了疑虑。学术界虽然有日本道端良秀、台湾陈清香等学者整体研究罗汉信仰，但是迄今为止对北朝弟子造像的具体研究寥如晨星，如宿白先生曾指出了云冈、龙门石窟弟子造像风格的变化[1]，王青茹先生对龙门石窟佛弟子阿难与迦叶的造像特点进行了研究[2]，王仲尧学者则指出佛弟子艺术题材与阿罗汉艺术存在根本区别[3]。其中对北齐弟子圆雕造像研究限于造像数量稀少更为薄弱，笔者现将对这两躯北齐弟子立像的认识加以总结，求证于方家。

一、造像简介

两位弟子像整体结构相同，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穿插组合而成，上部分是主体弟子形象、托足的莲蓬状下敛莲台与柱体榫，其中的榫因为安插在下部分的莲花座内，所以从外面不可见；下部分是一体雕凿的莲花座，自上到下分别雕刻三层覆莲瓣、圆形与方形基座。（图2）

  

图1 左弟子像右弟子像 白石彩绘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一）右弟子像（编号1943.53.30）

右弟子立像为大理石白地彩绘，尺寸如下：

  

图2 弟子像莲花台座结构 笔者绘制

弟子造像（加莲台与榫）：H. 98.4×W.26.7×D.18.4cm (38 3/4×10 1/2×7 1/4 in.)

整 体 造 像（ 加 莲 花 座 ）：H.109.5 ×W.31.1×D.31.8cm (43 1/8×12 1/4×12 1/2 in.)

右弟子像，头颅无发，面部饱满圆润，长眉舒展微扬，眼帘低垂，鼻翼舒张，下嘴唇比上嘴唇稍厚，嘴角微翘淡笑，双耳修长，几与丰圆的下巴齐平；双手残缺，双臂缺面没有孔状，肩落腹微鼓，跣足立在莲台上，脚背高而丰满。造像内着僧袛支，外着右袒式轻薄袈裟，上面绘坏色之一若泥，即黑色装饰框格以表现福田相，袈裟上的若茜、若青同一坏色块错落有致，衣纹线条圆滑流畅，两侧衣角后逸微展。需要注意的是,右弟子立像后背衣纹刻画清晰，而下身线条极为模糊，彩绘忽略后背，后身整体石色较深。从侧面看，这躯圆雕弟子立像的头颅、上身、足部刻画圆润细致，全身比例协调并呈直筒状造型，站姿沉稳挺拔，仿佛浸于愉悦的内心体验，保持着整体静态与局部动态的巧妙均衡，为典型的北齐样式。

（二）左弟子像（编号1943.53.31）

整体而言，北朝三层覆莲花座从北魏晚期出现了下面造型变化：覆莲瓣由两层转变为三层，最上层的二狭长莲瓣从相接到中间起线分割开来，圆座从缺失到出现，托足莲台、盛开覆莲瓣、圆形与方形素面基座兼具的三层莲花台座兼备。一直到东魏晚期，无论是连体的小型造像，还是莲台与基座分离的大型造像，都在莲瓣的俯斜角度、下层莲瓣的展露、莲台与圆座高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造型探索，表现为：莲台两侧或下敛或垂直但均为直线，外露莲台逐渐变低；莲瓣侧剖面造型由起伏较弱转为起伏变化较强的S造型，莲瓣根部也整体表现为轻微的波浪形，下层莲瓣的中线逐渐展现在中层相邻莲瓣之间等，二者双重影响促成了北齐造型洗练优美的如弟子像般的大型分离式莲花座。

弟子造像（加莲台与榫）：H. 97.8×W.26×D.17.1cm (38 1/2×10 1/4×6 3/4 in.)

整 体 造 像（ 加 莲 花 座 ）：H.107.6 ×W.32.1×D.31.1cm (42 3/8×12 5/8×12 1/4 in.)

左弟子像与右弟子像风格相似，而眉、眼、鼻、唇、足等易碎部位保存较好，双手也残缺，左臂缺面有孔状，着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袈裟方格色彩涂绘为回状，整体石色较深。从现场考察来看，右弟子像的面部表情、右足造型、衣纹刻画、袈裟下摆等细节表现上不如右立像舒展自然，如左弟子像的下半身衣纹衣纹的刻画涩滞，尤其是下身倒数第二根衣纹弧线，没有右立像运刀如笔的流畅感，整体而言，相较于右弟子像，左弟子像的雕刻艺术水平技逊一筹。这两位大型弟子石像均来自1943年哈佛大学校友、国际知名收藏家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1864-1943)的遗赠，虽然风格、图像与天龙山石窟颇有渊源，但非该窟造像，国内出处不明①文中造像编号、材质、尺寸、馈赠者均来自哈佛艺术博物馆. [EB/OL]. http：//www.harvardartmuseums.org/collections/object/20 3997?position=0/2017-8-10。从实物来看，左弟子像比右弟子像石色微深。文中二弟子造像照片为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拍摄。。

二、流失经过

（一）捐赠人温索浦

温索浦于1864年2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名门望族家庭，1982－1986年，入读哈佛大学并取得地质与艺术史学学士学位，期间受到著名艺术史教授查尔斯·爱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所授课程与研讨会的强烈影响。他不仅审美趣味古雅、艺术视野广博，还强调艺术收藏教育观念，即收藏的实用目的是使精英学生接受美的教育，识别艺术品背后的永恒美感，这也是他捐赠给哈佛大学的最重要原因。此外，他也受到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的亲戚、艺术收藏家弗兰西斯·布拉德（Francis Bullard）的影响。这些资料有据可查，是温索浦受到的与收藏相关的有限训练。与其他投资型、学者型收藏家不同，他虽然也受到艺术经销商们的艺术偏好影响，但是始终把艺术作品的美感视为购买的唯一标准。

温索浦在1989年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学位后，回到纽约从事律师工作、结婚，并低调地扩展艺术收藏，直至1943年1月19日去世，同年哈佛大学依据与他生前达成的协议把其4000件左右的艺术品挪至校内福格艺术博物馆。作为迄今为止同类捐赠中数量最大且质量最高的馈赠，温索普艺术藏品种类杂多且精品纷呈，有早期亚洲艺术、拉斐尔前派绘画、新古典主义绘画、中美洲雕刻、钟表等。其中亚洲艺术收藏有中国的佛教造像、玉器、青铜器、兵器等，这些佛教造像主要是中古时期的十六国金铜佛、上面两位北齐弟子石像在内的北朝与隋唐石刻雕像②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哈佛博物馆展厅内温索浦赠送的中国佛教造像包括十六国金铜佛、北齐大势至菩萨立像、定州北齐佛头、隋代观音立像、隋代观音坐像、隋代大势至菩萨坐像、唐代力士、释迦牟尼坐佛，以及来自天龙山石窟第2窟两件东魏飞天、第3窟一件东魏飞天、第3窟两件东魏合掌菩萨、第21窟唐代释迦牟尼佛。。如此众多的艺术藏品来源信息来自于资金实力雄厚的他与纽约艺术经销商、艺术史论家、博物馆重要负责人等的密切合作。

A类：莲台与覆莲瓣、基座为一体。此类莲花座部分见于形制较大的石窟造像，多数为介于25-45cm之间的较小形制，这普遍见于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与北吴庄埋藏坑出土的北朝造像中。根据莲台、莲瓣、基座之间的关系，又可分为二型：

  

图3 北朝三层莲花台座 笔者绘制

（二）弟子像与卢吴公司

山中商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古董巨商卢芹斋创办的卢吴公司。卢芹斋，原名卢焕文，在张静江帮助下开始中国古董生意，1908年，在巴黎创办自己的公司，1915年，在远离战争的纽约开设分店[4]。凭借卢芹斋超强的学习能力与敏锐的商业头脑，加之上海吴启周、北京祝续斋等不断提供的货源，卢吴公司在法、美、英的分店迅速发展，并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古董出口公司，直到1950年，卢芹斋在纽约举办公司告别拍卖会。与山中商会的疯狂盗掘不同，卢芹斋在国内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钱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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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藏家多把购买的藏品赠给博物馆，因此卢吴公司为激发买家兴趣，把古董目录与照片发送给收藏家，并邀请他们参观中国文物展览与中国文物收藏不均的美术馆。根据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档案馆的卢芹斋在美古董经营资料，可知卢芹斋对中国古董予以细致分类并熟知其发展脉络，提供给收藏家翔实可靠的来源去证明艺术品的真实，并根据温索浦重视古董艺术美的独立收藏特点以高清晰影像展现古玉、青铜和石刻佛像等艺术品的最为优美精彩之处。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经销商卢芹斋的英文缩写C.T. Loo的信息，可知温索浦与卢芹斋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有联系，1930－1942年间，存在着佛像、古玉等数次中国古董交易。右弟子像是卢吴公司于1930年5月1日在巴黎出售给纽约的温索浦，Lot号是14215；左弟子像，除了没写Lot号，其他交易信息与右弟子像相同，1943年，温索浦把二弟子像捐赠给哈佛大学。[5]饶有趣味的是，1929-1942年既是温思罗普中国文物的收藏期，也是卢芹斋生意的黄金期。

司机咧开大嘴叉子，脸上浮满笑。大冷的天，一个男人，笑得那么暖和，让人生出好感。何良诸忙过去，说：“师傅，捎个脚。”

对于西方收藏家而言，卢芹斋经手的中国文物意味着高品质，出现C.T.LOO字样的中国文物拍卖价格就会偏高。但是他经手的藏品，也存在绘画走眼的情况，四件存世的相似北齐释迦牟尼石像也颇为费解。弟子圆雕造像多见于唐朝，北齐单体弟子圆雕造像屈指可数，如2012年，河北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北地发掘出土一躯北齐弟子残像，着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左手持净瓶，右手与膝盖下部残缺；震旦博物馆藏北齐弟子立像着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跣足立于莲台上，没有下面分离的莲花座。佛像赝品存在原品与仿制品真假混淆、托古制品、为提高某些古佛像的商业价值人为加以改造等问题[6]。其中较难鉴别的是真假混杂伪品，新旧拼接者风化与损伤的新旧部分差异大，眼、鼻、唇、手、足等易碎部位修复后，看不出石头本身的颗粒纹路，两位弟子像上看不到这种现象，故而对二弟子像存疑较重的莲花座、服饰等造像因素需进行重点分析。

三、莲花座分析

在印度佛教艺术中，佛陀的早期台座多为狮子座，在犍陀罗站姿与立姿佛像中开始出现莲花座。莲花座基本组成要素是莲台、莲瓣与基座，形制从三层到十二层者皆有，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层数越多，因此莲花座是区分年代的重要鉴定依据[7]，限于篇幅，本文仅梳理与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弟子造像相近的三层莲花座类型。哈佛艺术博物馆弟子立像的莲花座，分为托足莲台、覆莲瓣、圆形与方形素面基座三部分，其中的三层覆莲瓣优美俯垂，下面两层各有8个莲瓣并穿插有序，最上层16个狭长的莲瓣分为两个一组凸起于中层莲瓣中。

水价改革是促进节约用水，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价格的调整通过两种机制来完成: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行政机制。构建合理的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我国水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模式,即企业申报和政府决定。这种传统的定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的与市场相适应的价格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应该充分借鉴和吸收各国水价形成机制,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以市场为主、行政为辅、消费者参与的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使之成为水务企业竞争机制的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品国际市场因一战爆发从欧洲转到美国。当时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圈主要由关系密切的艺术经销商、收藏家与博物馆馆长组成，其中营售中国石像的古董巨商主要是山中定次郎 (Sadajirō Yamanaka，1866-1936)、卢芹斋（LooChingTsai，1880-1957）、霍明志、岳彬。笔者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温索浦收藏品资料中关于与经销商的交易记载，发现温索浦的中国藏品主要于1929-1942年间购买，并主要来自于纽约的两大国际古董经销公司，即共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艺术品国际市场之牛耳的山中商会(Yamanaka & Company)与卢吴公司(C.T.LOO&Company)。山中商会总部位于日本大阪，1894年，在纽约曼哈顿开设分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伦敦、巴黎相继开设，董事长山中定次郎通过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与北京分店搜罗中国文物货源，包括收购恭亲王府2000件左右藏品、盗取天龙山石窟佛教造像。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资料可知1930－1942年，温索浦与山中商会存在东亚艺术品交易。

b式：莲瓣斜铺式，莲瓣上狭长莲瓣凸起为胡桃型，最下层各个花瓣的中间棱线也存在微露、半露、完全展露等情况。如东魏元象二年（539年），董定姜造石观音像（图三：3）莲瓣斜下铺下，中层莲瓣排列稍微紧密，最下层莲瓣中线不能全部明确展露；东魏武定元年（543年）王善思造石观音像，斜铺的最下层莲瓣中线则全部显露。

Ⅱ型：此类为三层覆莲瓣，中层各莲瓣中间有二凸起不相接的狭长莲瓣，出现普遍，莲台逐渐降低高度，最下层莲瓣的中线由微露到逐渐全露，根据花瓣俯度又分为二式：

所以说，尧之为治，核心就在于“允恭克让”。 以能真诚的敬恭、谦让，使得九族亲，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众民得以趋向和美。 这种为治的最高境界，为历代的人士所推崇。 尧也就成为最完美的统治者的标准，“无能名”便是对其至高无上的评价。 其实，这一切都建立在当时是一个部落联盟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自然不会用自己的单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部落，只能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其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

a式：莲瓣俯垂式，最下层各个莲瓣的中线存在微露、半露、完全展露等情况。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张法姜造石观音像托足莲台、覆莲瓣、圆形与方形素面基座三部分兼备，莲台下敛，各中层莲瓣之间排列非常紧密，并在花瓣中央以线分开上层二狭长莲瓣，所压最下层莲瓣前半部分中线微露。东魏天平三年（536年）昙晏等造石佛像，覆莲微凸斜下方铺下，中层莲瓣排列较紧，最下层花瓣中线尚不能完全清晰展露全露。东魏元象二年（539年）惠照造石思惟像，下层花瓣中线多为全露，兼有个别微露。东魏兴和二年（540 年）邸广寿造石思惟像，莲台低矮，近乎与花瓣高处相平，双层莲瓣俯垂而下，中层莲瓣之间微分，最下层莲瓣中线完全展露。

Ⅰ型：此类为双层覆莲瓣，上层莲瓣中后部边缘相接，出现较少。如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朝杜洛周真王五年（528年）王起同造石观音像（图3：2），这种造型还延续到东魏与北齐，如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静略造石观音像、北吴庄佛教造像坑出土北齐河清二年（563年）菩萨立像；在北响堂第二窟正壁与北壁龛内，弟子皆跣足立于莲台、俯垂莲瓣、圆座组成的莲花座，没有方形素面基座。

其二，通过具体的事例，引导社会各群体理性地看待他人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在底线伦理的范围内，排除以群体的优势对其他非主流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横加干涉的作法，并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作为各参与主体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价值指导和道德支持，为社会多元一致的实现获得共识上的保障。

IL-6、IL-8和IL-1β的ELISA检测试剂盒（GenStar）；SYBER Green试剂盒（宝生物）；P2X7受体小分子干扰片段（锐博）；转染试剂Lipo2000（Invtrogen life）；细胞培养液DMEM（Hyclone）；细胞培养皿等耗材（康宁）。

与两位弟子造像相近的较早佛像是一尊1-2世纪印度犍陀罗出土的单体佛陀圆雕立像[8]，莲花座由托足莲台、花蕊与双层覆莲瓣、方形基座组成。佛教东传至北朝，初期尚没有与弟子像类似的莲花座但是初具莲台、覆莲瓣与方形基座基本形制，如1954年，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邸荀生造石观音像莲花座（图3：1），莲台下为双层厚重覆莲瓣，每个下层莲瓣中为相连的二狭长莲瓣，下面为素面方形基座上尚没有圆座，但这为弟子像三层莲花座造型奠定了基本的造型基础。根据整体造像组合情况，北朝三层覆莲花座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B型：莲台、榫部分与覆莲瓣、基座部分组合一起。此类莲花座多为东魏、北齐时期，形制较大。该类型莲花座迄今为止鲜见完整的造像，或是局部的带榫莲台，如山东青州龙兴寺编号为L0213与L0129的莲台①二莲台编号与图片资料为青州博物馆王瑞霞副馆长提供。；较好的有与带榫莲台一体的大型石雕立像，如2012年在邺南城外郭城区内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出土的编号是2012JYNH1：2050的北齐单体圆雕菩萨立像[9]；或是中空没有莲台的莲花座，如河北邺城博物馆藏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葬坑出土的两个方形基座上都刻有发愿文的莲花座：

第七个月，‘皮肤上长满毛毛，皮下脂肪少，皮肤皱褶，如果此时出生，能啼哭与吞咽，但生活力弱。’”[11]

一是东魏武定二年（544年），莲花台座覆莲瓣饱满，下面圆座较高，可见东魏时期，单体圆雕造像存在带榫莲台与莲花基座的组合现象。另一件是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卢舍那佛莲花台座（图4），三层覆莲瓣修长且层次清晰，下面两层各有八瓣，最上面为不相接的狭长莲瓣，较低圆形与方形基座的比例关系更为协调，整体造型优美洗练，与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弟子造像莲花座非常相似，尤其是莲瓣的幅度近乎相同，与哈佛艺术博物馆藏一北齐白石彩绘大势至菩萨圆雕造像的莲花座也造型相似。

  

图4 卢舍那佛莲花台座 北齐河清二年(563年) 邺城博物馆

左弟子立像为大理石彩绘，尺寸如下：

与上述北齐卢舍那佛莲花座相比较，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二弟子像的莲花座还延续过往传统，表现为中层莲瓣尖对应方形基座四角，基座四面上没有铭文，而卢舍那佛的圆座略高于弟子像，并且下层莲瓣尖对应方形基座四角，方形基座上刻有铭文，因此弟子造像莲花座应该早于卢舍那佛雕凿时间。②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卢舍那佛莲花台座图片为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拍摄并提供，是典型的定州系造像。（图5）此类北齐单体圆雕莲花座青州地区不仅样式少见，而且造像材质多为坚硬易雕的青石，弟子造像莲花座为北齐邺城模式莲花座。邺城地区北朝石造像分为北魏中后期、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北齐中后期四个发展阶段[9]，北齐中期出现形体较大的单体圆雕造像，因此弟子莲花座的雕凿时间应为北齐中期，大约在北齐河清二年前后。

  

图5 卢舍那佛莲花座花形 二弟子像莲花座花形 笔者绘制

四、服饰分析

在北朝佛教造像艺术中，弟子造像的袈裟样式主要有通肩衣、半披式、右袒式、垂领式、褒衣式及敷搭双肩下垂式。与主尊佛像相比较，胁侍弟子服饰刻画偏为简率；在与主尊佛像服饰风格同一的情况下，则通过细节差异以凸显佛的主体崇拜地位，这突出表现在褒衣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弟子造像中。加之弟子像双手多举于于胸前，较难判断褒衣式与袈裟腹部衣纹为U形的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弟子造像中描述错误最多之处。在此仅分析与哈佛艺术博物馆藏二弟子造像相关的右袒式、褒衣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①文中关于三类服饰的石窟造像描述根据以下书籍：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M].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9.。

（一）右袒式与右弟子像

右袒式，即披袈裟时偏露右肩而覆盖左肩，本是古印度表达尊敬的礼法，在佛教中僧众在拜见佛陀或问讯师僧时以偏袒右肩表达礼敬。北朝流行《四分律》[10]，经文中多次有阿难着偏袒右肩袈裟礼拜的描述，如卷四十八曰“尔时阿难，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 ②《四分律》，见《大正藏》第22册，页码567-1014。右袒式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弟子像中的常见服饰类型之一，云冈石窟第18窟东壁立佛右侧立一着右袒式袈裟、左手持净瓶的弟子，南响堂第6窟弟子像和麦积山第102窟弟子像皆着右袒式袈裟，莫高窟也有西魏和北周时期的右袒式弟子造像。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右弟子像所着偏袒右肩式袈裟，层次刻画清晰，衣纹简洁流畅，并无疑义。

（二）褒衣式、敷搭双肩下垂式与左弟子像

弟子褒衣式是基于主佛褒衣博带式袈裟改制而成，褒衣博带式是外披对襟大衣，右领襟敷搭至左肘，胸束博带，系结下垂，弟子袈裟褒衣式只不过去掉了系带，笔者称之为“褒衣式”。弟子褒衣式普遍见于麦积山、巩县、龙门石窟等北朝弟子造像中，最典型者是麦积山石窟第142号窟正壁左侧北魏弟子阿难造像，胸腹衣纹为U形。当然为数很少的弟子造像服饰是结带，但是必定与主尊佛像褒衣博带系带位置等细节不同，如云冈石窟第6窟东壁上层中部佛龛右侧弟子。又如麦积山105号窟左壁左侧西魏弟子造像，着敷搭双加下垂式袈裟而右肩松落，胸下结带，着裙蹬鞋。

在北朝弟子造像中，与褒衣式近似的是腹部衣纹为U形弧样的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敷搭双肩下垂式，也称为裹身垂领式，即上身内着僧祇支，外披两层袈裟，内层袈裟敷搭两肩后两衣缘从颈侧自然下垂于胸前，外层袈裟左衣缘自然下垂遮盖左侧内层袈裟，仅现内层袈裟左侧衣缘边痕，袈裟右衣角从左肩垂搭，斜绕于身后，右侧衣缘如右袒披着自右腋下绕出，穿过下垂的右侧内层袈裟，覆腹后进而衣尾上搭左前臂或左肩。该样式流行于东魏、北齐，由前期龙门、巩县流行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外加着半披式袈裟演变而来。[11]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普遍见于东魏北齐主佛像与弟子像，但是二者细节不同，具体表现为：主佛衣尾或上搭左肩，如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壁坐佛、麦积山第62窟正壁坐佛；或上搭左臂，如北响堂南洞正壁主尊、麦积山第20窟正壁坐佛；而弟子造像衣尾仅是上搭左前臂，如北齐北响堂南洞北壁佛龛左右弟子像与中洞中心塔柱正壁大龛两侧弟子像。

情况 3.2.1 C1中的集合都是Y中顶点色集合,4,5,6中至少有2种色同时包含在每个C(ui)中,不妨设4,C(ui), i=1,2,…,10,则C2中的集合都不是X中顶点色集合,且至多有3个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

褒衣式袈裟与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外面是一层袈裟，后者右臂是内层袈裟而左侧是外层袈裟。这表现在造像上就是褒衣式袈裟腹部衣纹是衔接右领，多为U形弧样；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腹部衣纹从身躯右侧下刻画而出，根据手臂的高度衣纹多样，或呈现为或浅或深的倾斜上提式衣纹，如北响堂南洞与中洞弟子胁侍造像、震旦博物馆藏北齐弟子像，或者为舒缓的U形圆弧，如南响堂第一窟坐佛左胁侍与第七窟右胁侍弟子像，持物双手下腹部衣纹为一圆弧线。这两种袈裟样式中最容易混淆的是右臂抬举的造像腹部U形纹样，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承接右领的如果是右手腕内侧下面的衣纹则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承接右领的如果是腹部U形衣纹的服饰则是褒衣式袈裟。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左弟子像根据腹钱U形弧状的上接之处，不难判断所着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

左弟子像与南响堂第1窟弟子像，及北响堂南洞内部东壁、北壁、南壁两侧弟子造像相似，尤其是与南洞内部北壁主尊坐佛左首弟子造像非常接近，如稍微远离颈侧的下垂两衣缘、双手下的圆弧状外翻衣，衣尾上搭左前臂垂下位置与纹样、右臂下袈裟下垂位置、直筒状造型，还是基座中覆莲的造型。左弟子像下半身衣纹刻画涩滞，这种现象也见于北齐石窟的弟子造像中。如南响堂第1窟中心柱正面龛内主尊坐佛左首持莲花的弟子，与左弟子像一样在腹部弧状纹样下也有四根弧线衣纹，其中第二根弧线上扬接近左臂垂下袈裟的尾处刻画波折无力[12]。这种滞拙行刀多来自雕刻时基于粉本的拘谨、余力不逮和雕刻刀法，北齐时邺城、晋阳与平城之间往来密切，天龙山石窟东魏造像已运用圆刀法刻画圆润造型与袈裟质地，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则多延用粗犷生硬的直平刀法，衣纹转折等处也兼用线条流畅的圆刀法，因此从衣纹水平来断定左弟子像的真伪并不成立。

（三）服饰彩绘

二弟子造像均为白石彩绘，外层袈裟上均以若泥色、即黑色划分田垄状方格，但是右弟子像是在方格内为若茜或若青同一色块，不同色彩块错落有致；而左弟子像则的每个方格彩绘相同，即若泥框内绘制与之宽度相似的若青回纹，中心框内为若茜色块，并且左弟子像黑线边缘绘制不自然。

实现灌区现代化建设，需要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在灌区建设中应采用信息化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监测水位情况、快速传递重要信息。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实现对灌区内降水进行自动调节，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灌区工程事故的发生，起到防洪抗旱的作用。在灌区建设中采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加速灌区现代化建设。

北魏晚期开始出现白石佛教造像，东魏北齐是白石造像的兴盛时期，并普遍运用镂雕、描金彩绘、圆雕大像等手法，这可见于曲阳修德寺遗址、临漳邺城遗址、河北藁城县等地出土造像，正如梁启超所说：“玉石造像，北魏虽有之，然至东魏尤盛，至高齐益盛行。”[14]北齐时期大型白石彩绘佛教造像较多，如北吴庄佛像窖藏坑出土一北齐单体圆雕立佛[14]，白石质，局部残存彩绘痕，残稿112厘米，身着薄软袒右式袈裟，下裾贴体竖直垂下，右手肘部以下残，断口处有榫孔，左手在腹侧，掌心向外，指部残。

采用营养钵育苗，营养钵直径8厘米、高10厘米，每钵播1粒种子，播后盖上厚0.5～1厘米的基质，每亩大田需备营养钵约2500个。当出苗率达50%时，春季及时揭除营养钵上塑料薄膜，夏秋季通过开关通风口、开合遮阳网，合理调节棚室温度，保持23℃左右。及时做好调水、通风、换气工作。

从出土的北齐单体福田衣彩绘造像来看，右弟子像方格内色块同色彩绘现象较为普遍，左弟子像彩绘方式则非常少。但是彩绘可能是后世绘制，不是判定造像的主要依据，而造像被修复过是断定曾经重装的最主要方法。[15]左弟子左臂有孔状，这是连接分凿的手臂而出现的加固工艺表现残痕，其修复方法是在卯眼中灌入铅锡合金或铁汁加以凝固连接。加之北朝佛教石像存在先涂白色打底再上色的情况，因此左弟子像袈裟彩绘特点也不是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

五、造像组合探析

哈佛艺术博物馆二躯弟子像结构相同、莲花座与形制高度极为接近、面容与立姿刻画相似，背后都少刻画，莲花座为北齐中期样式，服饰也吻合北齐胁侍弟子造像特点。此外，1925－1929年，我国龙门石窟、天龙石窟、响堂山石窟、山东驼山等石窟造像及寺庙等佛教造像被大量疯狂盗掘并流散国外[16]，两位北齐弟子像皆是温索浦于1930年从重视商业信誉与文物来源的卢芹斋手中购买，因此二位弟子立像皆为北齐中期造像。

南北朝时期的单体石像以佛、观音菩萨与半跏思惟造像为多，在5世纪前后单体石佛就形成了西北地区、中原东部地区、南方地区等区域性艺术造型。[17]但是从中国阿罗汉信仰的发展而言，阿罗汉信仰虽然包括了弟子传、神僧叙事与祖师谱系，但是南北朝只是输入并逐步形成的时期，到唐代才得以真正确立。这表现在北朝造像中，主佛两侧普遍出现群弟子、十弟子、四弟子，二弟子，北齐时期弟子造像存在八种造像组合①弟子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力士、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一佛二菩萨四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二力士，见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J].佛学研究,1997 (00)：34-51；在主尊观音菩萨两侧也出现了二弟子胁侍造像，如山西博物院藏北齐观音菩萨五尊像，主尊观音两侧各有一弟子胁侍。与哈佛二躯弟子像造像结构组合、莲花座、艺术风格类似的北朝造像迄今为止仅看到主佛单体造像与胁侍菩萨圆雕造像，除了上文有确切铭文的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卢舍那佛造像，如山东博兴兴国寺东魏天平元年（534年）丈八佛像，跣足立于有方形底座的覆莲座上，通高710厘米，为现存华北最大单体圆雕石立像，因此这两位北齐弟子立像不可能作为单体供奉造像。

中国的社会扶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广义的社会扶贫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扶贫一直是中国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扶贫大体可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政府组织和协调的带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扶贫，包括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的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以及军队武警部队扶贫；第二种是由企业为主体基于社会责任、参与企业与贫困地区互利的企业扶贫；第三种是由非营利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纯粹的扶贫活动。由这三种社会扶贫方式构成的中国社会扶贫，在过去20年通过动员社会和所在组织的资源、组织和实施扶贫项目、开展扶贫创新等形式，为中国减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造像形制而言，根据印度绘画六支之度量，超长的比例标志着超凡的精神，北齐佛教造像组合中主尊无论站姿还是立姿都高于弟子胁侍，二弟子像的主尊应该至少高于1.1米，这种大型单体佛像在北朝石窟与寺塔中均有现存主佛造像。昔日邺城周边曾有佛寺4000余座，今日北齐佛寺已消失殆尽。河北灵寿县幽居寺为北齐赵郡王高睿兴建，清代完全废止；该寺塔为唐代所建，内有十五个佛龛，尚存高睿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为王伯献武皇帝、亡兄文襄皇帝、亡父等敬造的汉白玉释迦牟尼佛、阿閦佛与无量寿佛像，三尊圆雕造像丰健薄衣，保存完好，通高都将近两米。[18]南响堂仅有第7窟一尊2米左右的北齐单体石佛立像与哈佛弟子立像结构较为相似。此外，南北朝时期的大型观音菩萨一般作为胁侍造像，如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一北齐白石胁侍菩萨像，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残高在1 米以上。随着南北朝观音信仰体系框架的形成与圆雕技艺的运用，也出现了不少大型圆雕造像，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一尊来自山西的北齐彩绘石雕观音菩萨圆雕立像高达419.1厘米，美国纳尔逊—雅坚斯艺术博物馆一尊北齐晚期石雕观音菩萨立像通高132.1厘米。但是目前有弟子胁侍的观音菩萨主要见于造像碑，如山西博物院藏北齐观音菩萨五尊像，主尊观音两侧各有一弟子胁侍，因此二躯弟子立像可能是窟龛或寺塔里主佛的左右胁侍。

从莲花座而言，北齐石窟主尊两侧的四弟子与二弟子组合造像多立于下敛的莲台或者没有方形基座的莲花台上。如开凿于北齐时期的天龙山第十六窟东壁、西壁窟龛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弟子造像立于没有基座的仰莲台上。[19]响堂山石窟并没有其他与哈佛二弟子立像相似的北齐圆雕弟子立像，与之有部分相似之处的是北响堂第二窟正壁与北壁龛内弟子胁侍所立莲花台，下面是一体的双层覆莲瓣与圆座，没有方形基座。响堂山作为北齐皇室开凿的石窟，大型弟子造像的莲花座尚且如此，其他小石窟内弟子造像可想而知。因此哈佛二弟子像作为石窟造像主佛胁侍弟子的可能性极小。虽然尚未得见与哈佛二弟子像相似的北朝圆雕胁侍弟子像，但是山东青岛博物馆藏相似的两尊北齐胁侍菩萨圆雕造像，二菩萨为阿弥陀佛胁侍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20]，整像通高皆为346厘米①造像数据来自山东青岛市博物馆罗琦先生提供的馆内造像资料。，跣足立于莲花座上，下有方形须弥座，与该馆所藏另外两尊北魏丈八佛像均来自近邻青州的淄博市临淄区龙泉寺，因此二位弟子立像可能是寺里主佛胁侍。

从造像服饰的角度而言，北齐弟子像存在二弟子胁侍造像与四弟子胁侍造像两类，在北齐二弟子造像组合中，左右胁侍弟子服饰多是基本一致，如北响堂第二窟北壁龛内、东壁龛、南壁龛内，左右弟子皆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但是也有少数弟子像服饰不同，如南响堂第七窟北壁龛内主尊左侧弟子着右袒式袈裟，右侧弟子为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当然在四胁侍弟子的造像组合中，弟子服饰样式多样，如南响堂第一窟中心柱正壁龛内，主佛右侧第一弟子为敷搭双肩至左前臂，右首第二弟子为袒右式。因此哈佛艺术博物馆二弟子像单从服饰相异而言，可能是石窟二弟子胁侍，也可能是四弟子胁侍。北齐四弟子造像组合见于造像碑与响堂山石窟造像，寺庙中多为单体佛像或者二弟子造像组合，因此二弟子像作为寺庙内主佛二胁侍的可能性偏大。

综上所述，退耕还林工程对于生态建设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人类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所以，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视和实践，是建设一个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和关键。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还要更加积极的开展退耕还林工程，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从造像面部刻画异同而言，北朝二弟子胁侍组合造像，在北魏前期就已根据释迦牟尼、弥勒、卢舍那等主佛形制进行高度、左右位置等的调整。除了罕见的云冈石窟第 5 窟南壁立在龛外的两弟子与褒衣博带的主尊坐佛高度基本一致[21]，其他窟龛、造像碑等弟子像弟子造像高度均低于主佛，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的龙门石窟莲花洞北壁外侧上层龛内主佛左侧弟子像年老而右侧年轻。到北魏末期释迦牟尼主佛的二弟子胁侍造像趋于定型，右侧为面如净满月的年轻阿难，多着右袒式；左侧为长者迦叶，多为通肩式或者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如河北博物院藏北齐白色大理石石造透雕树下七尊像。而主尊卢舍那佛、弥勒佛等的二胁侍弟子面容刻画，既有年龄较大差异者，也有相似者。因此从二北齐弟子像面容相近而言，二者可能不是释迦牟尼佛，而是卢舍那佛、无量寿佛、弥勒佛等主佛的二胁侍。综上而言，二弟子像作为北齐中期寺庙内非释迦牟尼佛二弟子胁侍的可能性偏大。主尊造像与弟子胁侍一般风格统一，二弟子像莲花座与邺南城外郭城区内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出土北齐河清二年卢舍那佛莲花座形制非常相似也就容易理解，这也与北齐时法华经、华严经、净土信仰等广泛传播相吻合。

六、造像成因

自佛陀创教以来，佛教的僧伽建设、布道传播、结集教法、变革完善、弘扬发展都与其阿罗汉弟子与再传弟子们的努力推动密切相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信纳崔浩之言毁坏浮图，诬言佛法本是虚诞，胡无此教，乃汉人之无赖者所伪造。昙曜于大法再兴之后，乃译《付法藏传》以明释教之传来历然可考，而且不数年中，吉迦夜又为曜重译之，盖皆意在昭示传灯之来由，而‘庶使法藏住持无绝’也。[22]因此北朝中后期佛陀在世时的诸声闻弟子造像受到重视，不但有群弟子、十大弟子②云冈石窟第18窟释迦牟尼主佛两侧十大弟子，见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26、二弟子、四弟子，而且逐渐与菩萨、力士等其他题材造像形成固定组合。

北朝前期，涅槃与成实学以洛阳为中心较为兴盛。北朝后期，地论学派以邺都为中心，成为继成实学之后最为显赫的佛教力量。其南道派代表慧光的弟子法上曾受东魏大将军高澄之请而入邺城，后来又受到北齐高洋的崇敬，成为两代昭玄曹僧统，主管僧侣事务近四十年，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寺庙四万余所。地论学派主张三空义，其主要内容之一是论述“三界唯心”，其中解脱论的十二因缘分与弟子阿难有密切联系，《长阿含经》第二分《大缘方便经》第九记载，世尊应阿难请求讲“十二因缘”，采用问答的方式层层深入展示佛法。北朝末年，河北偏尚以解明法相为根本的《毗昙》，成实学派方逐渐式微。弟子造像可以实现常与三宝共会的祈愿，作为佛陀的著名弟子，重法、重义理的年轻阿难与重律、重苦行的年老迦叶受到普遍尊崇，北齐时期前者尤甚，而且北朝时期四弟子造像组合集中出现在北齐时期。

北齐弟子造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由背屏式造像组合演变为立式圆雕造像，也体现在造像结构与形制上，尤其是精致优美的莲花台座。在大乘佛教中，公元2世纪左右开始出现莲花座佛像的经文描述[23]，莲花也变成了权威的要素，常常理所当然的用于暗示那些本质上超越现世的特性和那些佛陀、菩萨的身份。[24]北齐时期天龙山石窟弟子造像的仰莲台、北响堂第二窟弟子像有圆形基座的覆莲台，哈佛艺术博物馆二弟子像与北齐卢舍那主佛极为相似的莲花台座，都说明北齐时期弟子地位在佛教中的提高，体现了阿罗汉信仰在唐代确立之前的重要过渡。哈佛艺术博物馆两位北齐弟子石像无论是从传达沉潜愉悦心境的造型语言，还是量感结构与造像完整性而言，都是难得的北齐中期弟子造像珍品。③在此向本文提供资料与宝贵意见的华东师范大学阮荣春教授、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原河北博物院刘建华副院长、响堂山石窟张林堂所长等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 王青茹，龙门石窟中的两弟子造像，学术论坛，2005（1）.

[3]王仲尧.中国罗汉造像艺术的诞生及其特征[J].装饰,2006(10)：20-21.

[4] [美]罗拉著，卞婉钰译.卢芹斋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5] 哈佛艺术博物馆. [E B/O L]. h t t p：//w w w.harvardartmuseums.org/ collections/object/2039 97?position=0/2017-8-10.

[6] 李静杰,王全力.佛像赝品的三种情况[J].收藏家,1996(1)： 56-58.

[7] [日]西村工朝.仏像の再発見[M].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305.

[8] 阮荣春、黄宗贤编.佛陀世界[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9] 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与“邺城模式[J].考古,2014(5)：76-87.

[10] 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4.

[11] 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芝加哥大学.响堂山项目. [EB/OL]. http：//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南响堂山%C2%A0%C2%A0第-1-窟.

[13] 梁启超.中国雕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11.

[14] 朱岩石,何利群,沈丽华,等.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J].考古,2013(7)： 49-68.

[15] 李森.试析青州龙兴寺造像贴金彩绘并非均系北朝装饰[J].世界宗教研究,2008(2)：44-49.

[16] 林树中.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

[17] 李静杰,田军.早期单体石佛区域性分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 ：30-42.

[18] 河北文物局.河北文化遗产[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8.

[19] [日]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东京：金尾文渊堂,1922.

[20] 刘海宇,史韶霞.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及相关问题探析[J].敦煌研究,2011(4)： 31-35.

[2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译著.云冈石窟（第一期第二卷第五窟图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6.

[2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7.

[23] 张同标.早期佛教的莲花意象[J].中国美术研究,2012（8）：116-130.

[24] [德]齐默尔·海因里希.李建雄,张亚莎,译.莲花座——《莲饰的象征》(二) [J].西藏艺术研究1994 (4) ：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