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师徒授受的私塾教育模式开始向新式现代的学堂教育模式转型。全国各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新型技术人才，兴办各类新式教育机构。大量新式学堂的开办，对于师资的需求量激增，师范院校的重要性凸显。1903年，在南京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成为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1907年，姜丹书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成为该校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批艺术教育师资力量。1911年，姜丹书从该校毕业，同年7月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成为在国内最早讲授图画、手工课的中国教师之一。为了达到教育部对图画课科目的教学要求，他历时几年搜集材料、三易讲稿、两次试用的讲义《美术史》于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经教育部审定准予发行的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教材。

一、姜丹书文人身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乳名茂源，号赤石道人、赤石翁，斋名丹枫红叶楼，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西乡三十六里南渡镇之南五里大敦村。他的先祖是晚清贡生，先父是太学生，他从七岁起解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其祖父就是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祖父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二十四孝传》《大学》等。他从九岁起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先后师从王镜蓉、沈蓉轩、张洪生、唐光被等先生，遍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周礼》等，因读书勤奋用功，别人读到二更十分，他还要继续读到三更天或是四更天，因此在十七岁时，他的私塾先生唐光被就告诉他的父亲，姜丹书可以参加次年春天的童子试。虽然未能获得“秀才”品第，然而在书院的每次月课考试中均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师友称赞。他幼年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书的《请废科举折》，废除了一千三百多年来的科举制度，明令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颁诏《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文教制度的重大变化，它终结了传统文人士大夫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道路，开启了现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大门。对于姜丹书来说，兴办学堂的明令使他不得不从私塾教育转入学堂教育，他开始接受现代的学堂教育模式。1907年正月，他考入溧阳官学堂正式接受新式教育，他的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同社会的变革一起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入校后，他接收中外名师的熏陶，开展新的学术研究，这使他对教育事业有了重新认识，也从此立志终身做教育事业。1907年秋，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从预科班毕业选入图画手工专科，他的同学有吕凤子、李健、胡小石等，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期间，姜丹书勤奋好学，每门课程考试均名列第一，毕业考试也是第一名，因此名声大噪。当时清政府效仿外国的学位考试制度，规定留洋学生和国内优级师范毕业生中的最优等毕业生，需要赴京师学部复试参加学位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因此姜丹书有一闲章“末代举人”，算是对接受传统教育的一个完美交代。

1911年，姜丹书毕业后，他以毕业第一名的资格留校担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附属中小学教师，同年7月应聘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图画手工课教员，因这门课以前国内没有此项师资，所以他的前任是日本籍教师吉加江宗，姜丹书是国内接手此课的第一任教师。至此，在社会的变革中，姜丹书从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的文人士大夫转变为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并参与到现代艺术教育中的教师。

二、姜丹书《美术史》的编撰体例

姜丹书接替日本人吉加江宗成为图画、手工课的教师，他虽自称是“稚嫩的接班人”，但是出于对教师职责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对教育部规定的图画课程的科目要求非常重视。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颁行“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在第二章第二十二条中要求在图画课程内设“美术史”科目，这个课程是创制的，因此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之前也没有此类的师资，所以当时教育部虽然规定需要开设这个科目，苦于现状，只得标明是“得暂缺之”的状态。姜丹书认为自己既然是图画教师，编写教材责无旁贷。他着手查找资料、写讲义，终于经过几年的努力，才编著完成的《美术史》一书。桂绍烈在给《美术史》所作的《序》中提到，他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学生也有来询问关于美术史教材一事，但他总是以自己才疏学浅推脱，说要等贤者来著此书，丙辰（1916年）冬，姜丹书将自己的书稿送给桂绍烈，并嘱托他为该书作序，桂绍烈十分高兴，可见当时编著美术史教材的急迫需求。

姜丹书在中国美术史写作方面，既注重对各个门类的起源的探讨，又重视总结归纳各个门类在不同朝代的发展情况。在论述建筑的肇兴时，他就从太古先民从与鸟兽同群的穴居到巢居，再为庐为扉，再附木，后才有明堂、殿、楼、阁、庙，后来才有建筑。在历代建筑的概况方面，他选取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进行详细论述，例如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北魏的永宁寺等。在雕刻一章中，姜丹书通过研究分析的出雕刻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两个时期，即夏商周三代的礼器是金石雕刻的全盛时期、秦代人的石刻、汉代人治印及六朝时期的佛像雕塑是第二期最为大放光彩的时期。在绘画一章中，姜丹书不仅归纳出各个朝代绘画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什么阶段，还将中西文化交流对绘画的影响参入其中，为我们勾勒出了绘画发展的嬗变与盛衰。他认为在魏晋六朝时期，战乱使得人们产生了厌世心理，于是宗教的兴起促进了绘画发展的初期，尤其在人物画、动物画方面最流行，唐代是绘画发展的盛期，他将唐代分为初唐、开元天宝以来以及晚唐三个阶段，初唐承袭六朝余绪以细致温润为工是一个过渡时期，开宝以来，变高古游丝的细润为雄浑超逸的新格犹如春夏之交万花齐放的盛况，再到晚唐，盛极而衰。他在绘画史的分期及表述，对于后来滕固、郑午昌、陈师曾、潘天寿等人著述美术史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既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绘画通史的写作传统，为什么姜丹书认为“书有史，画亦有史，虽无通史……”？究其原因是：其一，他是站在民国初年的时间点上，认为没有一部从先秦写到清末连贯的美术史或绘画史；其二，“美术”是翻译过来的新词，和我国历史上使用的“画学”“书学”的单科概念不同，带有综合性，在清末之前，我国确实没有一部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各类的综合性美术史。据陈振濂先生考订，“美术”一词是从德语Kunst，经由日本翻译成“美术”，继而传到中国来的，王国维、刘师培、鲁迅、李叔同、梁启超、蔡元培、黄宾虹、邓实、姜丹书等人通过展览、办学、出版等方式，使得“美术”这个词语逐步被社会接纳，从一个西方的舶来词变成了现代汉语的专门名词。[2] “美术”一词的内涵在新版的《辞海》中的解释是“美术，亦称造型艺术，通常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艺术门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一门，而是包含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多个门类，与今日我们所用的“艺术”的涵义更加接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自然没有关于“美术”的通史著作。另外英文“Art”,20世纪初译为“美术”，开始使用时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音乐、戏剧、舞蹈在内，后来才用“艺术”概念泛指包括音乐戏剧在内的所有门类艺术总和，而用“美术”特指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这样一种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美术史，直到姜丹书写此书时，确实没有。1887年法国公使馆秘书M.Paleologue曾刊行《中国美术》（L’ART CHINOIS），该书内容涉及中国青铜器、建筑、石刻、木刻及象牙雕刻、绘画、陶瓷等方面。1904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兼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波西尔（Stephen WoottonBushell）在北京居住长达三十余年，他“搜罗中国之美术品，及关于美术品之书籍”，编著《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1904年至1906年由英国伦敦的H. M. Stationery Office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每卷六篇，涵盖石刻、建筑、雕金、木刻、象牙刻、雕漆、琢玉、陶瓷、玻璃、珐琅、首饰、织物、画等各个艺术门类，包罗宏富，该书的中文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由戴嶽翻译、蔡元培校订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后多次再版。

在我国，车牌的形状有 440×140、440×220、220×140、480×140 4种。在筛选图片中的区域时，可以用一定的长宽比例范围来选定。从颜色来看，有“黄底黑字，黑框线”、“蓝底白字，白框线”、“白底黑字，黑框线”、“黑底白字，白框线”、“渐变绿底黑字，黑框线”、“黄绿双拼底黑字、黑框线”这六类。由于车牌都有一定的边框，而且颜色区分度较高，能够很好地把车牌与背景分离，因而也就有了利用这一性质进行车牌定位的方法[8-9]。本次实验在高斯低通滤波的基础上采用canny算子进行车牌定位。

三、姜丹书《美术史》的史学思想

姜丹书的《美术史》作为我国现代第一本美术通史，其在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方面的意义自然不必多言，然而毕竟是草创时期，学界有学者在对其研究时，也指出该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其中一个明显的缺失是，在东方美术体系内没有提到日本美术，在西方美术方面没有写俄罗斯和美国。初读此评，笔者也十分同意这个观点，毕竟日本美术在东亚美术史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俄罗斯美术和美国美术在西方的系统中也值得一提。后复读桂绍烈给该书作的《序》中，笔者才体会到姜丹书先生的著书思想，恰恰就在于他没有写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美术，而显得高人一筹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因此才得以体现他作为一个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变为现代教育界人士，捍卫本民族的文人尊严和文人审美趣味。近代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文人士大夫在此过程中更能体会到切肤之痛。桂绍烈在《序》文中，对姜丹书的这一认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显寓褒贬，识见诚高人一等”，但如果在此书中“仅赏其考覆之精当，叙述之博雅，为足以见姜子之长，则犹未窥作者之恉焉”[1]1，仅从他所作的考订工作的精当和见识的广博方面，还不足以表明他的意图，这个意旨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对日本、俄、美之美术的所持有的慎重态度，也可能包含有一定的民族之情。1918年年底，浙江省教育厅派遣教育考察团（浙江省师范学校校长）到日本、朝鲜考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推荐姜丹书代表他参加，1919年元旦，到长崎，后又到福冈、广岛、西京、东京、名古屋等地，参观学校、美术展览会、陈列馆等，在东京博物馆内看到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掠夺的物品，姜丹书认为是“耻辱”，又到西京桃山陵见到甲午战争敌酋的坟墓，他感到“愤恨”。这种情感并非只有姜丹书一人有，桂绍烈也在行文中有所表露：“门户一开，异风竞进，始则出百死以抗之，抗而不能胜，乃五体投地，屈伏于他人之胯下，而自失其所以，日久月长，数典忘祖之诮，其何能免，嗟乎！”[1]1由此可知，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十分还是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尊严感。或许，姜丹书认为这本书毕竟是教材，因此在本书最后的结论部分，他对未涉及日本、俄、美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日本美术本为我之旁系，不过浸染欧化较我为早，美国新进，又为欧派旁系，并未见有以凌驾之处，俄国由来，追随后陆而已，均无可特笔大书者也”[1]84，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作为学者的独立见解和对日本、俄国、美国三国美术发展状况的清晰认识。

19世纪末，向西方学问题习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主流思潮，一批外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严复将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天演论》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的进化思想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巨大波澜，无疑，西方的进化论对姜丹书著《美术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姜丹书《美术史》绪言中谈到美术与宗教的关系时，就提到美术与宗教的分合是进化论使然：“美术本不由宗教而起，然必由宗教导之以进，故西洋中古以前之美术，多与宗教思想，为混合之发达，即吾中古美术之浸盛，亦在佛教勃兴之际也，唯积之既久，赞美宗教之热情，不足以厌审美思想之要求，则美术与宗教，仍必分难，各为自立之发展，故西洋自中世之基督教美术极盛之后，中国自六朝之佛教美术极盛之后，均一遍旧风，别开新面，始则由分而合继复由合而分是亦进化之公例然欤。”[1]2他认为西洋美术在中古之前是基督教美术十分发达，中国六朝时期佛教美术非常兴盛，这就是美术与宗教结合的关系进化论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结果。此外，在中国美术史第一章建筑中论述建筑装饰一节他谈到美术与建筑的关系时，也认为是进化论中“物竞天择”等观念在起作用：“从来美术之发展必以建筑为先路，雕刻、绘画始而附属于建筑，继乃分离而独立，此进化之公例也。”[1]9诚然，美术的发展与宗教和建筑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其中原因可能并不能仅用进化论的观点进行解释，美术主要赖以其作为帝王统治阶级“兴成教化”的工具以及“怡悦性情”的审美功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基于此才能得以繁荣的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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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姜丹书编著的《美术史》通过教育部的审定作为教材顺利出版，此事还得益于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的推荐，钱家治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过，归国后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师，后来调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部督学，他与姜丹书曾是同事还是至交，在杭州时，钱家住在风起河桥下28号，姜丹书在29号住，两家是邻居。钱家治看到姜丹书所著的《美术史》后“大为赞许”，因此向教育部推荐成为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教材。同年冬，姜丹书编著《美术史参考书》作为《美术史》一书的补充，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他迈出中国现代形态的美术史研究开创性的第一步，填补了中国人编著美术史的空白。

与传统的画学著作相比，姜丹书的《美术史》堪称中国现代艺术教育中的第一本美术通史，他的这种通史观念受到了西方艺术史写作的影响，在审视传统史学的过程中，他对古代的绘画理论传统持一种反思和分析的态度。这一点在该书的《自序》中有明显的体现，他认为：“我国自古重文轻艺，故文事有纪载，艺事无纪载，艺而近于文者有纪载，艺而纯为术者无纪载，即有之，亦不过东鳞西爪，散见杂籍而已，并无系统之纪载也。”[1]1但同时他也看到：“虽无通史纪其由来之变迁，历代之进化，然犹不乏专书，足资考订。”[1]1他虽然承认我国古代的书史、画史“不乏专书”，但否定有“通史”，这种对传统史学的批评是以西方的艺术史写作作为参考系来进行考量的。其实，通史的概念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西汉时的司马迁就写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上古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就画史而言，晚唐时期的张彦远于九世纪中叶完成的《历代名画记》可谓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绘画艺术通史，其内容包罗宏富，有人称之为画史中的《史记》。北宋郭若虚接续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作《图画见闻志》，记载唐会昌年间到北宋熙宁年间的画家史实。南宋邓椿所著的《画继》又是接续张彦远、郭若虚的著作，记载北宋熙宁年间到南宋乾道年间二百九十位画家小传。可见，绘画通史的写作自唐就已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并沿袭至今。

虽然姜丹书的《美术史》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然而他的史学观念和著史意识却是高度自觉和清晰深刻的，他对美术史的性质认识得非常透彻：“美术史者研究美美术史之源流与变迁、盛衰与性质之专门史，与教育史、文学史、工业史之类同，”[1]1他将美术史与教育史并列，是在强调美术在人的一生所接受的艺术陶冶中的重要性，与文学史并列的观念颠覆了以往“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的传统认识，与工业史并列，则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对美术的要求与美术在工业时代的重要性。在谈到世界美术的系统时，姜丹书也是高屋建瓴，他将世界美术一分为二，其一就是东洋美术系统，以中国为代表，经由朝鲜蔓延到日本，其二就是西洋美术系统，以意大利为代表，在全欧散播并且移植到美洲。他还预测东西两个美术系统的发展趋势，认为二者有“结成连理之势”，果不其然，20世纪以来，中西融合成为世界美术发展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姜丹书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感知力。

20世纪早期出版的一批美术史著作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年）、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26年）、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年）、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29年）、李朴园的《中国艺术史概论》、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年）、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年）、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年）、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年）、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年）、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年）、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年）等等在分期问题、写作体例、编著方式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姜丹书写作《美术史》的影响。1925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出版的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将中国美术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在分期问题上采取“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四分法与姜丹书在西洋美术史写做中采取的“上世期”“中世期”和“近世期”三期的分法类似。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后附录《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专门著文考察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中西绘画产生差异的原因，并将域外绘画流入中土分为四个时期，是对姜丹书在《美术史》中谈论的外来影响对中国美术影响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虽然在分期问题上采用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很大，采用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代、沉滞时代四个时代的分期方法进行写作，但在每章内容中又涵盖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雕刻、绘画等，可知，姜丹书分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四大门类论述中国美术史的方式对其产生的影响。正是姜丹书出版了第一本《美术史》，终结了长期以来没有中国人编著美术史的尴尬境地，才为后来的研究学者铺设了美术史研究的新路，开启了现代形态的美术史著作研究的新局面。

通过目测不同温度下在MRS肉汤液体培养基培养3 d后的乳酸菌浑浊度，得到不同温度下MRS液体培养基的浑浊度目测结果(表2)。

姜丹书的《美术史》受到西方通史写作的影响，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中国美术史，下篇是西洋美术史。上篇中国美术史摒弃传统画学按照朝代编年的方式进行写作的方法，采用按照艺术门类进行分类的写作方式，分别从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建筑，分三个小节，第一二节叙述历代建筑之概况，第三节谈建筑装饰，第二章雕刻，从雕刻的概况谈起，又设雕人小传一节，第三章用三个小节论述历代绘画的概况，又设三个小节分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及墨戏，第四章工艺美术下设两节，分论陶瓷、铸造、染织、刺绣、髹漆、金玉工各个工艺门类的特征。下篇的西洋美术史受到日本人编写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按照美术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世期、中世期和近世期三段共九章，上世期包含埃及、东方诸国（附印度）、希腊、罗马四章，中世期下列基督教美术和哥特式美术两章，近世期美术下含文艺复兴、意大利美术、中欧及西欧美术三章。总体来讲，姜丹书在《美术史》的写作史观上，受到西方通史观念的影响，在大美术概念的范畴下，放眼世界美术进行融会贯通，在写作时既考虑到艺术的各个门类发展历程，也考虑到朝代的更迭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其暗合的主线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姜丹书著《美术史》将工艺美术纳入到“美术史”的范畴，据已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他还是20世纪第一个提出“工艺美术”一词概念的人。他认为：“工艺美术谓工艺之带有美术性质者，即含有装饰的意味者也，其主要品类为陶瓷、铸造、染织、刺绣、髹漆、堆琢金玉诸工。”[1]34他创造性地将工艺与美术相结合，是其在教学实践中融会贯通加以研究得出的新名词。20世纪初，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洋货成为工商业界的共识，新兴的学校教育中将工艺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姜丹书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所教的图画、手工课就是美术与工艺相结合，他所教授的内容就包括西方的工艺、技法、艺术与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他提出的“工艺美术”的概念是在实践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后的结果，是目前高等教育中专业设置中的“设计艺术”或“艺术设计”的早期名称，今天设计艺术成为艺术这一门类下的重要的科学，姜丹书先生可谓有先见之明。

半年的时间里，李孝弟跑遍了宜章县的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服务基地。支撑他的，除了两年的任期，还有这支背后的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田间地头，风里雨里，跟随他的团队成员是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

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着力构建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是龙江水利人面临的严峻挑战。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获得国务院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龙江水利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也为广大水利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

在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时有外来文明的传入，这对于本土的美术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姜丹书从世界美术的视野管窥中国美术发展，将几次重大的外来文明与中土文明的融合记录在中国美术史中，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文明的融合和交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收印度僧侣来华影响，张僧繇采用印度地窟壁画阴影法画一乘寺的凹凸花，同时这种画法又传至日本，大和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也是采用此法，元代时，罗马法王派遣使臣来华见忽必烈，泰西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西洋画法开始传到中国；近代以来，开港通商一会，新思潮涌入，尤其庚子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最大，国宝流入世界市场，中国画的价值开始在世界上被认知，西洋画的艺术也逐渐被中国人了解。

在杭州国立艺专和上海美专教授艺用解剖学和透视学时，姜丹书还出版了《艺用解剖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透视学》（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在手工工艺教育和劳作教育方面，他还出版了《小学教师应用工艺》（高中师范科用）（193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与王隐秋合编《初中劳作》（金工下册）（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劳作学习法》(初中文库丛书之一)（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他的儿子姜书凯《记父亲姜丹书的艺术教育生涯》一文中提到最近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介绍姜丹书时说：“（他）擅艺术理论，如解剖、透视……等课，均为吾国之创始者”，这种评价实为中肯，而姜书凯更谦虚的认为父亲的“这几本早期出版的书籍，限于当时的水平，不免有些简陋和粗糙，但因从无到有，充当吾国研究者几门学问的桥梁达数十年之久。这可以说是他为艺术园地当时贫瘠的土地施下的一些基肥吧？”[3]

1958年，姜丹书在退休前将他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经过四年写作、三易书稿编著而成的《艺用解剖学三十八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后附录《六部艺用人体解剖学图书校勘记》对国内流行的六种中外艺用解剖学图书进行勘校，一出版就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他的长孙正在苏联留学，在莫斯科还购得一本此书留作纪念，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除了为学术研究、教学需要所著的书籍和教材之外，姜丹书还撰写了现代艺术教育中的观点和评论文章，包括师范教育课程设置、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与学部复试毕业案回忆录以及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暨第一师范学校回忆录，还有当时的很多教育家、艺术家的传记，他的儿子姜书凯历经数年整理姜丹书的这些文稿，1991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题名《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这些弥足珍贵的艺术史料为我们研究姜丹书和他同时代的美术教育发展及艺术家、理论家提供了一手的资料，对我们了解现代美术教育和师范学校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重采集轻利用。这是当前产品质量大数据存在的最大问题。大部分产品质量数据由业务产生并服务于业务管理本身。由于数据采集主体往往缺乏多维分析的强烈意识和技术手段，对质量数据进行纵向、横向的深度挖掘不够，利用程度普遍较低。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调查获取的大量企业产品质量数据，除用于测算区域、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外，在评价地方质量水平、促进企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数据，但对数据的利用大部分往往限于出报告，没有充分发挥数据在产品研发中试、质量改进与提升、标准制修订、检测技术研究与方法制修订、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

姜丹书先生不仅是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还从事绘画创作。早年他的绘画以西洋画居多，自从担任理论教学工作后，则专研国画，擅长画山水、花鸟、蔬果等，尤其喜欢画柿子，还曾于1931年将十六张做一秩的画稿交由金城工艺社出版，名曰《敬庐画集》。1941年他应钱家治的要求为远在美国的钱学森画的一幅家乡杭州西湖景色的画作，这幅名曰《西湖一角》的画寄给钱学森被其视为珍宝，一直挂在房间里，可见这幅作品在那个年代慰藉了客在他乡的钱学森。2011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将此画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也是一段学术界佳话。[4]

姜丹书先生一生从事艺术教育，培养了很多艺术大师，这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潘天寿、丰子恺、郑午昌、来楚生、米谷等多人，谢海燕先生用“恒、勤、诚、朴”四字概括他的治学和品德是十分贴切的。姜丹书对于现代美术史论所起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姜丹书，编.美术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3（4）.

[3] 姜书凯.记父亲姜丹书的艺术教育生涯[J].美术，1983（1）.

[4] 吕成冬，魏红.姜丹书赠画钱学森[J].档案春秋，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