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代纺织业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辽代纺织业是一个卓有成就而又富于民族特色的部门，包括毛、麻、丝纺织等门类。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处于联盟时代的契丹部族内纺织业尚不成熟，仅能生产毡、毯等游牧民族传统的毛纺织物，所需丝麻纺织品要用畜产品从汉地交换而来。契丹社会的桑麻种植和纺织实践始于9世纪末，随着契丹和中原政权联系愈益密切，加之战乱频仍，中原流民大量进入契丹境内，其中不乏精于纺织技艺的汉人工匠。《辽史·食货志》载：“（阿保机）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

至耶律阿保机当政后，随着对中原和渤海地区作战的节节胜利，新一批的中原和渤海国纺织匠随同其他俘户被掠入辽境，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经验。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为了发展纺织业，辽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对这些纺织工匠的使用，让他们在新居地传授纺织技艺，指导、组织生产。辽太祖神册二年（公元917年）和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后唐边将卢文进、王郁先后降于辽，“皆率数州士女，为虏（契丹）南藩，教其（契丹）织纫工作，中国（中原）所为，虏中悉备”②。

辽西地区的大、小凌河流域，自十六国时期就有桑麻种植的传统，辽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把俘户中一些善于纺织的人安置在大、小凌河流域。太祖攻克渤海地区后，被灭国的渤海国织户多被西迁到这里。定州曾是唐、五代时期出产丝绸最多的地方，辽世宗攻克定州后，特别在灵（凌）河边上新建弘政县，用以安置定州俘户③。

中原和渤海国工匠的大量流入、先进纺织技术的传播和使用以及辽朝政府的合理安置，使得建国初年，辽代纺织业迅速建立起来，并基本保持不低于唐末、五代的技术水平。

综合历史文献和辽代塔寺、墓葬等出土纺织品的有关研究成果④，辽代纺织品类在辽早期基本都已出现。除普通织物外，太祖太宗朝已能生产“朝霞锦”⑤、“白紵”、“青毡帐”⑥等名贵丝麻毛产品。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辽太祖称帝之初，“遣使者解里随（高）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⑦。东京道织户生产的高档细麻布，色白而细，深得辽皇室贵族的喜爱。《辽史》记载，天显五年（930）三月辛未日，东丹国“人皇王（太祖长子耶律倍）献白紵”⑧。

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国内纺织业发展很快。毛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契丹部族内，丝麻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上京、中京、南京、东京及其所属州县。辽中京道宜州下辖的弘政县织工水平尤高，“民工织衽，多技巧”⑨，甚至带动整个中京、东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从此，这个县及邻近的白川州、灵州、锦州、霸州、显州等地民户，多以纺织为业，甚至专以纺织品纳贡赋。“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丝，名曰太后丝蚕户”⑩。南京是辽代中后期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契丹国志》记载燕京地区“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⑪，对辽朝纺织技艺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之影响，南京地区民间纺织水平也普便较高，作坊多，产量大，精品与官营产品不相上下。

二、助推辽代纺织业发展的因素剖析

要注意的是，辽代塔寺、墓葬出土的丝织物中，部分为贸易、战争掠夺、贡纳、王朝馈赠等途径输入的中原（五代与北宋）产品，需要区分开来，如耶律羽之墓、大营子辽墓等辽早期墓葬出土的部分丝织品，但目前对此的鉴别有一定难度。辽、五代、北宋丝纺织技艺均从唐代继承了大量遗产。辽代丝纺织技艺“总体上是与北宋同步，但小有不同”。基本不见宋朝北方辖境内丝纺织品出土实物，“因此很难具体说明辽代丝绸和北宋丝绸的真正区别”。除从技术角度细致鉴别外，文献记载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如耶律羽之墓中发现几何纹地上的团窠纹织锦，一般被后世称为锦地开光，它很可能就是宋代流行的“宝照锦”，也曾见于“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清单中”[57]。

受断层构造错断也可分为3个区段：白水牛石断层以东区段，即白水牛石铁矿南采区，长0.8km；白水牛石断层—东石门断层区段，即李山根矿区幸福岭矿段南翼、斗子山铁矿，长2.8km；东石门断层以西区段，即中钢矿业小闫庄铁矿北翼，含矿层长2.6km。

（一）丰富的原材料供给是辽代纺织业发展的保证

1. 发达的畜牧业为毛纺织提供了充足的毛料来源

建国前，契丹人一直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⑫的游牧生活，他们食肉酪，饮乳蜜，衣皮毛，并通过畜产品和汉人及其他部族进行物质交换。作为契丹民族的传统产业，毛纺织生产原料主要为羊、驼等牲畜的毛和绒，发达的畜牧业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毛料来源。契丹腹地，地形多丘陵、台地，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以及境内众多湖沼的长期涵养，使得这里水草丰美，最宜牧养。辽代畜牧业以羊、马为主，驼、牛次之。宋人王曾在《王沂公行程录》中写道：“自过古北口，即蕃境……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⑬。相较于驼绒、驼毛，辽代毛纺织产品更多的是使用羊毛、羊绒制成。牧人于每年的三月和八月两次剪羊毛，羊毛“可拈为线”，制作毡毯。但“春毛不值钱，为毡则蠹，唯秋毛最佳”⑭。取羊绒在冬天，《松漠补遗》提及“冬间毛落，去毛上之粗者，取其茸毛，皆关西羊为之，蕃语谓之羖力。北羊止作粗毛”⑮。

2.麻桑柘蚕的种养及分布

1．2．1 筛查仪器与要求 县妇幼保健所设专用听力筛查室，使用美国产GSI－70型便携式全自动耳声发射听力筛查仪［3］，由持证上岗的医护人员操作。要求环境一般噪音＜35～40dB，操作时间选择在小儿自然睡眠或安静状态时。

1.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为冰雪产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北京冬奥会助推了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同时也带动了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预计到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可达5000万人，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无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除传统毛纺织产品外，丝、麻织品在辽代社会也大量生产和使用。辽代考古中以丝织品的出土最为多见。布织物，仅见麻布一类。1984年辽上京汉城曾出土过一只云山纹麻面绢衬鞋，仅剩鞋帮部分。鞋面以极粗的平纹织物为底，似为棉织物或麻织物⑯。赤峰市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4号辽墓是一座辽早中期男女合葬墓，出土时男、女尸体上穿有多层服饰，既有绸、绢等丝织物，也有麻织物⑰，为辽代丝、麻纺织的存在提供了佐证。1987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⑱中出土了数枚琥珀蚕蛹，可作辽代植桑养蚕业的佐证。

高中地理教学有大量的原理，这就要求老师的地理教学语言要精练、准确、清晰，即表述要精炼，用语要规范准确，不能含糊其辞。在地理教学中要注意不要犯习惯上的错误：比如看地图时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指示方向时却容易说成“上下左右”；更要专业术语的运用：比如“降水”是水分以固态或液态形式从空中降落到地面的过程，不能说成“降雨”“下雨”，更不能说成“落雨”。地理事物形成发展过程前后顺序的承继性；因果关系中的相关性；应在教学语言的表达中予以充分注意。

辽代早期麻桑柘蚕的种养基地主要集中在中京、东京交界地带灵河（今辽宁大凌河）流域的灵、锦、显、霸、沈、白川等州县，“地生桑麻贝锦”⑲，民户多从事丝麻生产。由于塞外地气寒冷，契丹人还摸索出了一条与中原有别的北地蚕桑养种技术，被宋朝人完整地记录下来⑳。学者白光在《大辽物产论》一文中考证，灵河流域桑柘种植始于十六国的三燕时期，《春秋前燕录》记载：慕容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后燕录》亦载：后燕冯跋氏掌权后，课民种桑柘，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每户必须栽植的数目，“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可以说早在公元四世纪末，辽西大凌河一带已经是桑树遍地，茁壮茂密，打破了东北地区单纯从事麻纺和毛纺织业格局。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观点，三燕时期的鲜卑墓葬中，死者有穿丝织类衣裤的痕迹。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在辽宁朝阳袁台子十六国时期墓葬M1发掘中，于棺木前发现了4个鎏金铜帐构，帐构呈直角三通管状，管上黏附有紫色细绢残片㉑。虽然报告者未就这些细绢残片做进一步分析，但不排除为当地产品的可能性。

除中京、东京地区外，南京所辖州县的桑麻种植也都逐渐推广开来。北宋使臣路振出使辽国，沿途看到南京幽蓟地区“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南京城内“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㉒。

虽然地处契丹腹地，但上京地区的桑麻种植从太祖时代就已开始。辽朝初年，大量中原俘户被迁居上京及周边州县，开垦、种植、饲养、纺织，成为草原腹地的新农户。经过数十年的开垦经营，到圣宗朝时，上京地区已成为辽朝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男耕女织成为当地农人的生活常态。巴彦塔拉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是一处辽代居住址。通过对该遗址土样的浮选研究，发现了粟、黍、大麦、荞麦、栽培稗和大麻等6种农作物的种子。植物浮选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为麻类作物在上京地区的种植提供了科学实证㉓。

（二）国内需求是辽代纺织业不断发展的动力

早在部族时代，契丹人就与中原和周边部族进行着频繁的物物交换，以换取丝麻毛织物等生活用品。建国初期，辽代纺织业虽已建立，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纺织品产量和品类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辽和后梁、后唐、后晋及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等国以及北宋、西域诸国主要通过贸易或聘使往来补充国内纺织品市场的缺口。如：

公元906年，后梁朱全忠派信使从海路“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㉔。

安阳工学院新的办学思路和培养机制是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变。应用型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与必然取向，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到来时。整个高等教育已从学术型和研究型慢慢过渡到应用型，“用”是应用型的核心，学以致用是其本质，掌握知识与能力是“用”的基础，社会实践是“用”的对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是“用”的目的。

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辽）进行纺织品等物品的互市交易；

（2）毛纺织类：“毡庐”[81]、“毡帐”、宫殿或廊庑上的“毡盖”、毡“窗、槅”、“黑毡伞”[82]、毡毯、毡垫类的地毯、“素䄄”、“方茵”、“高茵”[83]、青毡覆盖的车厢、“后垂大毡的送终车”[84]、毡鞍鞯[85]等。

北宋建国后，宋辽边境上的民间互市和榷场交易一直很频繁。澶渊之盟前，从宋输入契丹的商品有“香药、犀、象、茶，后来增加苏木一项；澶渊之盟后，再增加缯帛，漆器，粳糯”㉖。

大食、西域诸国每三年遣使一次，使团人数约四百余人，进贡的纺织品有“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等，“皆细毛织成，二丈为疋。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㉗。

另外，战争掠获、贡纳、王朝赠与等也是辽朝获取纺织品尤其是高档丝绸的重要途径。公元938年，石敬瑭在辽太宗的军事协助下灭掉后唐，登基为后晋皇帝，遣使以燕云十六州“并图籍”来献㉘，并每年向辽贡帛30万匹，作为契丹出兵的回报。公元1004年，宋辽结束多年征战，签订澶渊之盟，北宋“以风土之宜，助供军旅之费”，每年向辽进贡“绢20万疋，银10万两”㉙，后来因边界纠纷，辽道宗朝时北宋每年又追加贡纳绢10万匹。不过，这些战争贡纳丝织品“都是绢帛之类，大部分是纱，只能用来做衣服的衬里和内衣、军服之类”㉚，不能制作官服等高档服饰。而且，澶渊之盟之前，中原王朝、西域诸国岁时节庆赠与或贸易的纺织品并非经常性，数量和品类也不能满足需要。

景、圣二宗时期，辽朝社会基本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定居人口逐年增多。随着民众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中原文化尤其是服饰文化、利益文化、宗教文化等的喜爱、学习、接纳和认同，使得辽朝国内对纺织品尤其是丝纺织品的需求猛增。

丝纺织品色泽绚丽，质地轻柔，因其材质贵、纺织工艺难度高，相比麻织物价格昂贵，只有贵族、富裕之家才消费得起，是尊贵身份、品质生活的代名词。在辽代社会，高档丝纺织品除用作高档服饰、生活用品外，在宫室、朝堂、礼仪、丧葬、宗教等领域也大量使用。

辽朝采用的是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实行南北面官制，大量借鉴吸纳唐代尤其是后晋的礼法制度，“唐晋文物，辽则用之”㉛。“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㉜。绫、锦、罗、绮、绢等高档丝纺织品是制作辽官服（国服和汉服）及贵族服饰的主要材料。

辽代佛教信仰普遍，佛寺常用锦、绮、罗等高档丝纺织品做成佛像、经封、巾帕、经帙、经绦、经带、经囊、经函、经匣、经袱、塔幡等。《妙行大师行状碑》记述：妙行大师主持印制《契丹藏》，其装帧“以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㉝，碑中提及的这些织物均属辽代名贵丝织产品，用于《契丹藏》的装祯，彰显佛法的庄严。但在个人修行中，沙门高僧因丝纺品昂贵奢华与僧人清修之目的相悖而弃之不用。妙行大师在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24岁受戒时，曾发宏愿二十一种，其中第十愿为“身不服蚕衣”㉞，终身不穿绸、罗、绢、纱等丝纺织品，从身、口、意诸方面严格恪守佛法戒律。

与国内对纺织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原王朝赠与或贸易输入的纺织品在输入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数量和品类与国内市场需求不能形成很好的对接。从国内观察，辽代纺织业在世宗朝已颇具规模，而且，境内牲畜绒、毛产量和桑麻柘蚕种养面积不断扩大，政府对纺织业的扶植力度稳步推进，纺织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已经打开。

（三）政府扶植和有效管理是辽代纺织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纺织业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太宗会同年间，辽代纺织业虽已建立，但织工仍以中原和渤海国织工为主，纺织技艺急需推广和提高，桑麻种植和纺织规模有待扩大。统治当局高度关注并从政策层面扶植、引导，积极推进桑麻种植，经常诏令各地，劝课农桑，进行纺织。《辽史·太宗本纪》记载，辽太宗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十一月“丁丑，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织”㉟。《辽史·食货志》也载，太宗会同初年，“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㊱。地方官员均积极响应朝廷诏令，督导生产。渤海人大公鼎，原为沈州观察判官，后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部民服化”㊲。

对辖境内有着桑麻种植和纺织传统的地区，政府部门还灵活调整赋税政策，养蚕户可折合成丝帛缴纳田租岁赋，农户折合粟缴纳。如灵河流域的植桑养蚕户，政府特许他们以蚕丝代田租，称“太后丝蚕户”㊳。南京是辽代官营纺织业的中心，政府特令“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 ”㊴。

辽代纺织生产作坊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辽上京地区“有绫锦诸工作”㊵，中京、东京、南京及其所属州县，也都有布帛绫锦作坊。根据辽朝政府规定，官营作坊的产品主要供给官府和皇室车舆服饰之用，国内民营工坊不能生产出售御用纺织品。以南京地区为例，民间丝纺织工艺水平普遍较高，精品与官营产品不相上下，很多民营工坊越权私自承接、生产御用丝纺织品，就此政府多次下诏禁止。清宁十年（公元1064年）十一月，辽道宗“诏南京不得私造御用彩缎”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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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由于史料所限，目前仅知有掌管丝纺织事务的“绫锦院”，管理刺绣、印染事宜的“绣院”和“染院。五代、北宋时期，这些机构均属少府监所辖。辽承唐制，南面官系统也设有少府监，但《辽史》等文献中却未见有绫锦院、染院、绣院分列于后㊷。

绫锦院掌管织工和丝纺织事宜，产品专供宗室乘舆服饰之用。辽初从中原俘掠而来的中原织工，多被安置在绫锦院进行生产，纺织水平很高，在辽初就能生产“朝霞锦”等名贵产品㊸。耶律阿保机在接见中原（后唐）使臣时穿的锦袍大带，多是绫锦院的产品。

辽中期时，麻纺织业已经在辽朝农业区全面普及，并深入到契丹腹地，而且产量大，供应足。据《新五代史》：“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58]。以（麻）布充当实物货币用于市场交易，能反映两个问题，1.辽代商品贸易发达，但货币的铸造和投放不充分，造成商品流通中辽钱严重不足，交易时只好用布作为等价物。2.上京一带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已经确立，市场中麻布供应充足，用布作为实物货币能使交易更方便、快捷。其实中世纪的汉末魏晋至唐中期，因地方政权割据、民间私铸钱币、政府钱币投放不足等原因，使用谷或布帛作为实物货币非常普遍，尤以布帛的使用最为常见，当和布帛不易腐烂、携带方便且布帛本就是生活必需品的使用价值有关。

一直以来，史学界对于辽中京道兴中府是否设有绫锦机构存有争议，查阅历史文献，并无相关记载。1988年，辽宁省朝阳市文物店在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征集到一方官印，铜质，略呈长方形，长5.3、宽5、通高3.3厘米，印重288克。印文阳刻篆书“兴中府绫锦印”二行六字，印文较深。印背面无款记，背中央有一方柱状执柄，柄顶部凿刻一“上”字。这枚铜印的发现，是辽兴中府设置过官方绫锦机构的重要实物证据。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命韩知古整饬唐柳城故城置霸州，重熙十年（公元1041年）升霸州为兴中府。这方绫锦印的铸制年代，应在升霸州为兴中府之后。

三、辽代纺织技艺成就

（一）丝纺织技艺

契丹社会厚丧葬，崇佛道，自上世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辽代塔寺遗址及贵族墓葬进行发掘，丝纺织文物多有出土。最具代表性的有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赠卫国王墓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㊻（图一）、赤峰市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4号辽墓㊼、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辽称释迦佛舍利塔）㊽、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㊾、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㊿、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51]、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52]、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辽墓[53]、辽宁省法库叶茂台辽墓[54]等，辽代丝织物品类在这些遗址中几乎都能看到。因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因素影响，加之制作、质地等原因，毛、麻纺织品不易保存，麻纺织品出土实物相对较少，毛制品实物几乎不见。鉴于研究材料所限，本节着重就丝纺织造技艺进行阐述。

辽代丝纺织技艺师承唐代，学习并借鉴五代、北宋的印染、刺绣、提花等先进织造技艺，学习并引进回鹘缂丝技艺，在发展中又掺揉进契丹民族的美学理解和时代风尚，织造水平发展很快，产品类别丰富，地域和民族特色鲜明。织工能掌握并熟练使用先进的绞经、提花等工艺技术及设备，织造各色锦、绫、纱罗、绢、绮、绉、絁、缂丝、绒圈织物等十类百余个品种。生产的朝霞锦、细绢、花绮、花罗、缂丝、妆花绫、泥金罗等高档丝织物，丝缕纤细，组织牢固，图案丰富，色彩富于变化。《辽史》记载，辽朝生产的金线绮异常珍贵，为辽宫室御用，“禁天下服用”，“国亲当服者，奏而后用”[55]。辽锦州、白川州、宜州等地生产的细绢，精致者薄如竹衣，柔而透背，称“蜡光绢”，辽朝在赠与中原王朝等国的国礼中，多选用白川州的绢帛，其绢的品质应该是非常好的。

除素色织物外，有相当数量辽地产丝织品施以提花、染缬、刺绣（图二）、手绘花（图三）、用金等装饰工艺。装饰图案较唐代呈现更为多样化的趋势，内容寓意吉祥，色彩艳丽，体现了北方民族的民族风情、品质生活和美学追求。所见纹样有植物花卉纹、几何纹、瑞兽禽鸟纹、人物纹、蜂蝶虫鱼纹、山石云水火焰等模画自然纹，吉祥器物或吉祥文字等。

至辽圣宗朝，辽代丝纺织工艺日臻成熟。《宋会要辑稿·蕃夷一》载，宋真宗曾将北宋初年辽朝赠予的织物同辽圣宗时赠予的织物进行比较，“以礼物示近臣，又出祖宗朝所献礼物示宰相，其制颇朴拙，今多工巧，盖幽州织工耳”。由“朴拙”变“工巧”，说明辽代的丝纺织技艺在不断提高。

辽代丝纺织技艺大多来自唐代，包括“辽式纬锦、暗花织物上的2-2织法、织物用金方法”、团窠、团花纹样等。同时和北宋、回鹘等国家和地区在织造、装饰技艺上有密切的学习和交流。如“辽式纬锦也为南唐、后梁、回鹘、西夏等所用，穿花童子的纹样不仅是发现在辽和宋的纺织品上，而且也可以在宋瓷上找到。缂丝很可能是由回鹘织工在辽地生产，而辽地的缂丝又对定州缂丝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辽式纬锦“在金代依然生产”，辽金“两朝的印金技法及其所用图案也基本相同”[56]。

从辽初纺织业的初步建立，经过辽代前期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的数代经营，至辽圣宗统和年间，纺织业已经成为辽国重要的经济部门，纺织规模不断扩大，纺织技艺成就瞩目。助推辽代纺织业发展的因素有三，丰富的原材料供给是辽代纺织业发展的保证；国内需求是辽代纺织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政府扶植和有效管理是辽代纺织业发展的保证。

(二）麻纺织技艺

辽上京、中京、祖州等地均设有绫锦院。上京城北城“谓之皇城……绫锦院、内省司、鞠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祖州“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㊹。

按照麻缕的柔韧性、粗细、色泽和织造水平，辽代麻纺织品又分为若干品类和等级。普通麻布多为粗缕织物。高档麻布麻缕纤细，织成后加灰漂白，色白而细，辽国称为细布，是制作深衣的布料。《周礼》等文献中提到的紵，当是指这类精细麻织物。其实对于品质好的物品，辽人都习惯以“细”为称，如细锦，细布，甚至青春美丽的女子，也称呼为“细娘”。有诗为证：“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59]。辽上京、中京、东京等地都能生产质量上乘的细麻织物，尤以中京道下辖的白川州品质最好，经常被用作馈赠中原王朝的国礼。宋人记载“宜桑柘，民知织纴之利，岁奉中国布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60]。东京道织户生产“白紵”[61]，色白而细，质量可媲美白川州的麻织物。

首先将原料粉末用POM系塑基粘结剂混炼成为喂料，然后在亘易隆MIM88型注塑机上注射成50 mm×10 mm×5 mm的方条，其中注射温度为190 ℃、压力为90 MPa.然后在星特烁STZ-C300L型脱脂炉中进行催化脱脂，脱脂温度为120 ℃、时间4 h，脱脂率为7.9%.最后脱脂坯在恒普VM40/40/150型真空烧结炉中烧结，烧结温度为1340 ℃、保温时间2 h．

（三）毛纺织技艺

毛纺织业是契丹民族的传统产业。除本民族技艺传承外，在和周边诸族的经贸文化交流中，辽代毛纺织技术日趋成熟，品类更加丰富。产品广用于生产、生活各领域，如服饰、帷幔、毡帐、毡毯（图四）、裀（垫子）褥、车用毡盖、毡制鞍饰等。高档产品还用于皇宫殿堂的装饰、朝臣服饰等，如北面官“朝服”系统中朝官戴的金花“氈冠”[62]，就是用毛毡料做成，并用金花装饰。契丹富贵人家使用的高级屋式驼车装饰华美，长辕螭头高轮，以驼为驾，车屋用青毡覆盖，顶棚有毡帐式和庑殿式两类，车辕上方和车屋的尾部均有凉棚，顶垂帷幔，有学者考证，这种车就是《辽史》中记载的“青幰车”。北宋使臣苏颂出使辽国，在《奚山路》一诗中写道：“朱板刻旗村肆食，青毡通幰贵人车”。并自注云：“贵族之车，车屋多以青毡覆之”[63]。辽墓考古中，已发现了多幅绘有这类高级驼车的壁画或木椁画，以赤峰地区发现的最多，仅敖汉旗就发现了6辆[64]，另见翁牛特旗乌兰板辽墓、解放营子辽墓（木椁绘画）、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喇嘛洞村鸽子洞辽墓[65]。其他还见于通辽市库伦旗奈林稿苏木前勿力布格村2号6号辽墓[66]、辽宁省法库叶茂台16号辽墓[67]、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68]、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69]、卧虎湾5号6号辽墓[70]等辽代贵族墓葬中（图五）。

毛纺织品还是辽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制作精美的“毡鞯”[71]、“青毡帐”等也经常用作馈赠友国的国礼，这种传统从辽初就已开始，如太宗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八月乙巳日，“南唐遣使求青毡帐，赐之”[72]。

在之后的六七年内，这个地区的矿产一直下降。这个现在我们称之为“老矿”的地区，也是市场上质量最超凡蓝宝石的来源地，基本上已经完全耗尽。更不幸的是，在其后发现的“新矿”中也只能找到有白霜或只是部分带蓝的宝石。目前市场上所流通的克什米尔蓝宝石依然是来自那短短7年在最早发现的矿床所开采出的。时至今日，克什米尔已奠定了顶级蓝宝石的标准，所有来自其他产区的蓝宝石都以克什米尔为比较的对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机器人力控末端执行器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按不同分类叙述如下。

四、辽代纺织业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辽代纺织业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纺织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各层民众的消费需求，还是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并兼作政治交往的重要礼品。

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日趋深入，消费主义文化迅速崛起。都市电影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表征，形象而鲜明地呈现出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占据人们思维的过程，并进一步揭示出都市人在其间的迷失与异化。

（一）满足国内各层民众的消费需求

辽代纺织门类齐全，产品类别丰富。因材质和工艺技法的不同，既有着精彩呈纷的装饰图案和色彩，又有厚薄、软硬、疏密等的变化，能满足不同群体的的消费需求。通过对文献记载、出土实物的综合梳理，辽代纺织品的消费领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服饰用

（1）丝麻类：包括袍、衫、衣、裤、裙、冠帽（图六）等，包头用巾、帕、幞头、帻（如“黑介帻”）[73]、腰带（图七）、手套、靴鞋、袜（图八）等。

（2）毛纺织类：有服装、靴鞋、帽冠如“氈笠”[74]、“氈冠”[75]等。

2.宫廷和百姓生活用

（1）丝麻类：包括垫、褥、帷幔、覆盖在窗棂上的“黄油绢”[76]、帘、枕、床帐、桌围、椅披（出土实物见于解放营子辽墓等）[77]、巾、帕、包袱布、袋、囊（图九）、函、匣、扇面、百衲[78]、车马饰如“红罗匣金线绣方鞯”[79]、“送终车”上的“纯锦”车楼[80]等。

辽太宗朝在后晋大梁城（今开封）置“回图务”，派遣回图使，负责契丹（辽）与中原地区贸易，往来“贩易在晋境”的契丹人用畜产品换取中原的香药、茶叶、纺织品等物品。“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㉕。吴越国和南唐多经海路与契丹（辽）进行聘使贸易。《南唐书》载，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及其弟（兄）东丹王，各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又“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

3.塔庙寺观用

包括“巾帕、帙袱、塔幡”[86]、经带、经囊、经绦、经函、经匣、经封、经画，实物见有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出土的南无释迦摩尼佛夹缬绢[87]等。

4.仪仗、军事、行营用

天子仪仗“十二神纛”、“十二旗”[88]、军旗（形象资料见于敖汉旗博物馆藏辽墓木版画《鹰羊图》[89]，部落、州镇旗（鼓）（平日是卤簿仪卫，战时指挥作战）、营帐，车马饰，捺钵地在皇帝牙帐外布设的“黄布绣龙”地障[90]等。

公路桥梁下部构造对于工程荷载能力的增强和工程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扩大基础加固法、基础加桩法等都是其常用的加固方式。在扩大基础加固法应用过程中，工程建设人员首先应对加固的材质进行严格规范，然后确保基础水平与公路桥梁水平的协调，同时还应在防排水方面进行严格规范；而在加桩法应用过程中，桩体埋深、桩间距、桩材料等都是其把控的重点所在。只有确保这些基础加固方式应用的合理，才能实现公路桥梁应用质量的有效提升。

辽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活动始于后唐时期，一直到北宋初年，辽与中原王朝的边贸活动以民间互市交易为主。自辽景宗朝始，辽宋双方开始在边境州县设立榷场，这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固定交易场所，有专门机构监督交易，征取税收。“公元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等州设置榷场。公元991年，又在雄州、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设榷场。公元1005年，辽在涿州新城、振武军及朔州南设置榷场。宋在雄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短暂设置的榷场有“定州军城寨，飞狐茭牙，火军山，久良津等”[97]。

遮罩祭台、祭案用的祭帐，张设于墓室四壁的帷幔（图一○），棺床上的棺帐，爇节仪时致祭的设在穹庐中放有先帝金像的“小毡殿”[91]等。

（二）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1.国内贸易

除御制纺织品外，辽代纺织品的流通主要通过国内外贸易完成。辽朝五京是国内最大的几处商贸中心。如南京析津府“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92]。辽中京商业区设在宽达百余步的城南大道两侧，“东西有廊舍各三百余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93]。东平郡（后升为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94]。各州县、各部族、皇帝捺钵地（行宫）也都设有市场或集市。著名的有上京地区的兔儿山市场，中京松山州下辖的松山县市场等[95]。为规范捺钵地（行宫）市场交易，政府还严令“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96]。

2.国际贸易

除满足国内市场外，辽代纺织品还是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根据《诸藩志》中的记载统计，辽曾向16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过丝织品。辽代纺织品国际贸易又分为两种形式。

（1）民间互市和榷场市易

5.丧葬、祭祀用

由表5所示，各因素载荷优秀，修正后的模型主要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具有理想的拟合度，说明该模型就是所需的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且符合理论根据的协调联动机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民间互市和榷场市易，辽代纺织品如辽白川州的麻布和绢帛，显州（今辽宁北镇）的印染、刺绣等织品，都大量销往中原地区。辽朝生产的提花罗，被宋人誉为“蕃罗”（契丹罗），即使在宋境也被视为珍品，产品很受宋人欢迎。宋臣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宋使出使辽国时，部分随行人员会带上江南产的团茶和契丹人交易“蕃罗”，“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虏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此以一罗酬四团”[98]。“蕃罗”、细绢等也是波斯、大食等国喜爱的丝织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

辽与西夏的纺织品贸易比北宋规模小，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99]。

除边贸交易外，各国商人中还有不少深入到契丹腹地诸府、州、县市场和部族内部进行纺织品等贩易。辽在上京南城专辟有方便回鹘商人生活和交易的回鹘营，“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100]。

②（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八《卢文进》，《国学文库》第三编，1940年北平文殿阁书庄重印，第238页。本文所引《契丹国志》均系此版本。

周边诸国和辽互遣使节，带去大批珍贵礼物，辽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贡使贸易主要通过使节来进行，属于国际贸易的一种有益补充，以辽和南唐、吴越、北宋、西夏、新罗、大食、波斯和西域诸国贡使来往最为经常[101]。

（三）政治交往中的重要礼品

辽代纺织品还在政治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作为最高统治者理政驭下的手段之一，辽朝皇帝经常把精美的纺织品赏赐给皇亲国戚，能吏功臣，用来安恤臣下、褒奖功勋或节日同庆。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壬子日，太宗“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著于令”[102]。东京道显州所产丝纺织品制作精良，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统和元年（公元983年）十二月，“丁亥，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103]。

在国际交往中，辽代纺织品还兼具友好使者的身份，用作国礼馈赠、回赐友国，以结盟好。灵河流域白川州所产细麻布和绢帛品质皆佳，经常被朝廷作为礼品馈赠给中原王朝，“岁奉中国币帛，多出白川州税户所输云”[104]。

辽朝馈赠南唐、北宋、新罗、西夏、西域、回鹘等国及赐给使节的礼品清单中，纺织品是大宗，匹帛见有：“朝霞锦”[105]，“细锦”，“细绵”，绮，罗，绫，“合线搂机绫”，“衣着绢”，“色绢”等；服饰见有“刻丝花罗御样透背御衣”，“细锦刻丝透背”，“细锦透背清平内制御样”，“合线御绫罗绮纱縠御样”，“金涂银带”，“锦缘帛皱皮鞾”等；用品见有“红罗匣（压）金线绣方鞯”、“白楮皮黑银鞍勒毡鞯”、“红罗金银线绣云龙红锦器仗”[106]、“青毡帐”[107]等。

一匹匹绢罗，一件件锦袍，带着契丹人民的深情厚谊，飞越千山万水，散布到周边各国，为人们的衣饰和生活增添色彩，也为辽朝的国际交往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丝绸之桥。

注 释

①（元）脱脱等：《辽史》卷五十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本文所引《辽史》均系此版本。

（2）贡使贸易

现在驮子这一家，可以说都不是我们岭北镇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一家人全是外乡人了。放在以前麻糍活着时，常爱兰还算是嫁给了我们岭北人，但现在完全是多方混血，当然这个混血的说法跟周小羽没关系，周小羽充其量是名字混血。

③《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第487页。

④a.参阅中国丝绸博物馆：《<辽代丝织品的鉴定与保护>鉴定申报材料》第二部分《辽代丝织品的鉴定与保护》研究报告，中国丝绸博物馆，2004年12月；b.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254～257页。

⑤（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887页。本文所引《新五代史》均系此版本。

⑥《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8页。

⑦《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7页。

⑧《辽史》卷三《太宗上》，第31页。

⑨《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第487页。

⑩（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安边御冠》引陆振《乘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15页。本文所引《宋朝事实类苑》均系此版本。

⑪《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南京》，第297页。

⑫《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第373页。

⑬《契丹国志》卷二十四《王沂公行程录》，第314页。

⑭（宋）洪皓：《松漠纪闻·松漠纪闻续》，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04页。本文所引《松漠纪闻·松漠纪闻续》均系此版本。

⑮《松漠纪闻·松漠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811页。

⑯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229页。

⑰⑱项春松：《上烧锅辽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2期。

⑲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⑳《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安边御冠》引陆振《乘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15页。

㉑《钦定热河志》卷九十六《山条》，中国边疆丛书本，2003年。

㉒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6期。

㉓《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安边御冠》引陆振《乘轺录》,第1011页，1015页。

㉔孙永刚、赵志军：《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契丹学论集》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3～423页。

㉕《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第2页。

㉖（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三卷《后晋纪·齐王上·后晋齐王天福八年》，《四库备要·史部》第40册，中华书局，第2459页。

㉗a.张景明：《契丹的茶与茶文化》，《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2期；b.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121页。

㉘《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诸小国贡进物件》，第280～281页。

㉙《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4～45页。

㉚《契丹国志》卷二十《澶渊誓书》，第262～263页。

㉛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13页。

㉜《辽史》卷五十五《仪卫志二·国服》，第907页。

㉝《辽史》卷五十五《仪卫志一·舆服》，第900页。

㉞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十《妙行大师行状碑》，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页。本文所引《全辽文》均系此版本。

㉟《全辽文》卷十《妙行大师行状碑》，第300页。

㊱《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9页。

㊲《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第924页。

㊳《辽史》卷一百五《能吏·大公鼎》，第1460页。

㊴《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安边御冠》引陆振《乘轺录》，第1015页。

㊵《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第926页。

㊶《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引胡峤《陷北记》，第906页。

㊷《辽史》卷二十二《道宗》二，第264页。

㊸《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南面》，第789页。

㊹《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7页。

㊺《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1-442页。

㊻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㊼翁牛特旗文化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㊽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12期。

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㊿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9期。

[5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5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年7期。

[53]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 651～667页。

[54][55]辽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文物》1975年12期。

[56]《辽史》卷十七《圣宗八》，第197页。

[57]参阅中国丝绸博物馆：《<辽代丝织品的鉴定与保护>鉴定申报材料》第二部分《辽代丝织品的鉴定与保护》研究报告，中国丝绸博物馆，2004年，第1～2页。

[58]a.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 254～257页；b.《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礼物·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第276页。

[59]《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引胡峤《陷北记》，第906页。

[60]（宋）彭汝砺：《鄱阳先生文集》卷十二，舒大刚主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140～141页。

[61]（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北番地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出版社，1984年，第498页。

[62]《辽史》卷三《太宗上》，第31页。

[63]《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国服》，第906页。

[64]（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三《后使辽诗·奚山路》，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页。

[65]邵国田：《赤峰辽墓壁画综述》，《华西语文学刊》2013年1期，第195页。

[66]a. 邵国田：《赤峰辽墓壁画综述》，《华西语文学刊》2013年1期，第195页；b. 项春松：《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c.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67]孙建华：《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51、267页。

[6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图版86）。

[6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10期。

[70]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8期。

[71]《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礼物·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第273页。

[72]《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8页。

[73]《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国服》，第906、908页。

[74]《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五》，第3577页。

[75]a.《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国服》，中华书局，第906页；b.《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衣服制度》，第 225页。

[76]《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中·行营》，第375页。

[77]项春春松《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78]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243页。

[79]《契丹国志》卷二十《贺宋朝生日礼物》，第273页。

[80]《辽史》卷五十二《礼志五·嘉仪上》，第864页。

[81]《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2页。

[82]《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中·行营》，第375页。

[83]《辽史》卷五十一《礼制四·宾仪》，第853页。

[84]《辽史》卷五十二《礼制五·嘉仪上》，第 864页。

[85]《契丹国志》卷二十《贺宋朝生日礼物》，第273页

[86]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12期。

[87]张畅耕、毕素娟、郑恩淮：《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6期。

[88]《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四·国仗》，中华书局，第 918页。

[89]邵国田：《敖汉旗博物馆收藏一批辽墓木版画》，《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

[90]《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中·行营》，第375页。

[91]《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吉仪》，第861页。

[92]《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南京》，第296～297页。

[93]《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安边御冠》引陆振《乘轺录》，第1015页。

[94]《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第456页。

[95]顾亚丽：《辽史边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96]《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第929页。

[97]张景明：《契丹的茶与茶文化》，《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2期。

[98]（宋）张舜民：《画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 1547～1548页。

[99]顾亚丽：《辽史边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100]《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1页。

[101]顾亚丽：《辽史边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83～184页。

[102]《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4页。

[103]《辽史》卷十《圣宗一》，第112页。

[104]《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北番地理·中京四面诸州》。

[105]《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887页。

[106]《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礼物》，第273～280页。

[107]《辽史》卷四《太宗下》，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