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丝绸之路北线，即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正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其中，辽与西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无疑应被看作是整个草原丝绸之路文化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陶瓷器为例，埃及福斯塔特、伊朗西拉夫、伊拉克萨马拉等伊斯兰遗址出土的辽白瓷和辽三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在辽地制作完成，并经由陆路传播至西方诸国。

反过来，虽然近些年关于辽代陶瓷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但对于其是否存在伊斯兰文化元素的研究尚不充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对伊斯兰文化的定位有关，尤其是它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所谓“西方”，是指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国家和地区①。由于当时与辽朝交往频繁的葱岭以西诸多国家已普遍伊斯兰化，因此人们习惯上将公元10—14世纪中亚、西亚的文化面貌统归于伊斯兰文化。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西方文化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文化。前者的覆盖范围主要包含了地中海东部沿岸、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以及中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文明形态复杂多样。而后者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以《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圣训”为亘古不变的信条，并作为文化的来源和法则。二者在文化内涵上差异明显。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以及阿拉伯帝国对中亚、西亚地区的征服，伊斯兰文化的主角开始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人，诸如叙利亚人、伊朗人、科普特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也开始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伊斯兰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吸收了诸多西方文化元素的精华。这些非阿拉伯文化传统对伊斯兰文明的演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真正的伊斯兰文化应被理解为是以阿拉伯人及其创立的伊斯兰教为主体，并与东西方文化元素不断作用形成的一种新的融合文化②。

综上所述，伊斯兰文化尽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本质仍是作为一种宗教文化而存在。这种宗教性特征在诸多伊斯兰艺术作品中均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同样，如果辽代陶瓷中确实存在伊斯兰文化元素，其内涵也应该和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关系。

UC正比于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US受换流变档位Ttap影响，因此柔直系统的PQ功率圆受换流变档位Ttap、调制比m综合制约[1-3]。厦门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为0.75～0.95；换流变档位Ttap为-8～8，对应的额定电压：(230+Ttap×1.25%)/288.5 kV。在换流变档位Ttap为-8、0和+8时，VSC-HVDC系统的极限运行PQ工作圆如图2所示。-8至+8各档位PQ工作圆的叠加形成了最终的VSC-HVDC系统工作范围。

一、关于七连环图案的发现概况

图一 辽代陶瓷七连环图案

1.三彩釉陶盆 2.白釉游鱼戏莲纹陶盆 3.三彩刻重环纹折沿陶盆 4.白釉绿彩陶盆5.白釉划花红绿彩三鱼纹陶盆 6.白釉绿彩划花陶盆 7.白釉绿彩陶盆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新林村辽墓出土有一件三彩釉陶盆（图一，1），已残。敞口，宽平沿，尖唇上挑，圈足。胎色为红，胎质较粗糙。通体施白釉，盆内壁施有绿、褐、浅褐色釉斑，盆底饰七个圆形叠绕而成的图案，其形态为四周六个圆环绕中间一个圆，本文暂称之为“七连环”。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随葬品判断，该墓年代为辽代晚期③。

内蒙古辽上京博物馆藏有一件辽代白釉游鱼戏莲纹陶盆（图一，2），出土于隆昌镇双胜村辽墓。卷唇斜腹，假圈足。釉色白中闪黄。盆内心绘黑彩莲花纹，周围绕三条游鱼，头部朝向一致，呈相互追逐状，鱼身饰黑色点彩④。可以从中看出的是，“莲纹”主要由七个圆形相互叠绕而成，即七连环纹。由于外部六个圆形的轮廓及交错叠压处均间接填充黑彩，故有近似于“莲纹”的装饰效果。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有一件辽三彩刻重环纹折沿陶盆（图一，3），宽平沿，圆唇，浅腹，平底。施白釉，黄绿彩点缀。盆中心内刻七连环图案。1989年出土于查干诺尔镇（原羊场乡）额尔根勿苏后山辽墓⑤。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藏有白釉绿彩陶盆一件⑥（图一，4），盆中心饰七连环图案，圆环内部填充有白、绿二彩，外部有花叶状绿彩，呈逆时针分布。

关宝琮先生收藏有一件白釉划花红绿彩三鱼纹陶盆（图一，5），盆内壁绘三条相互追逐的游鱼，呈逆时针环绕状。中心饰有七连环图案，每一圆环轮廓均用绿彩描绘，圆环内部由红、绿、白三色交汇而成。有学者判断该器物可能为辽代南山窑生产⑦。该窑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一处专门烧制釉陶的窑场，主要生产单色白釉、黄釉以及黄绿白三色并施的三彩釉陶。南山窑的特点是在单色釉（如白釉或黄釉）

图二 阿士兰海那清真寺瓷壁龛上的七连环图案的釉面上加少许绿彩，从而形成一种清新的装饰效果。

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了一件白釉绿彩划花陶盆（图一，6），盆内壁饰有四条呈逆时针环绕的鱼，中间绘一轮状花卉图案。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与七连环图案之间的相似性，只是圆环的外部轮廓被转化成了花叶形象。由于花叶的朝向与鱼的游动方向一致，故该纹饰应同时起到某种指向性作用。无独有偶，在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也出土了一件有着类似纹饰的陶盆⑧（图一，7），经发掘者认定其墓葬年代应为辽代晚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安卡拉的阿士兰海那清真寺也出现了如出一辙的图案（图二），它们被装饰在瓷壁龛上。该清真寺的建造年代为13世纪，是典型的东方伊斯兰建筑⑨。因此，七连环图案可能与伊斯兰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二、七连环图案的文化内涵

对于辽代陶瓷中七连环图案的问题，台湾大学的谢明良先生早在《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一书中就已敏锐地意识到其与伊斯兰陶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辽代彩釉陶中所见的此类几何式装饰图纹很可能是受到了伊斯兰工艺品纹样的启发⑩。然而从总体上讲，这种艺术形象目前学术界仍鲜为提及，尤其是对于七连环图案的文化内涵。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发现不多；二则因为受辅助纹样如鱼、轮花纹的影响，以及内部填彩所造成的装饰效果，使得这种图案长久以来不为人重视。

实际上，早在伊斯兰时代之前，这种近似于七连环图案的艺术形象就已在罗马西部、近东及中亚地区流行。以中亚地区为例，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览中，有出自于阿富汗西北部席巴尔罕地区“黄金之丘”的六瓣花饰物以及轮形花饰（图三，1），时代为公元25—50年。另外，伯罗斯基先生收藏有一件传出土于伊朗地区的鎏金银碗（图三，2），时代为6—7世纪⑪。总体呈半球形。碗外壁刻划数个圆形徽章式图案，圆内为六瓣花卉。这种纹饰与阿士兰海那清真寺壁龛上所绘图案几近一致，故伊斯兰艺术中类似七连环的形象应与之有关。

到了伊斯兰时代，出于对偶像崇拜的禁止，以几何图形为基础的抽象化纹样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伊斯兰装饰艺术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伊斯兰的神秘主义哲学观念中，几何图形是一种平衡的、且完美接近于精神境界的形式，并与神的感觉相联系。而精神境界是一种永恒，其状态就如同几何图形所表现出的节奏与规律的连续变化⑫，人们只有透过外表深入内里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种境界不仅体现在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各类建筑物上，在伊斯兰陶器中也不例外。这其中，又以七连环图案为代表的圆形装饰较为突出：它们或成弧形，或与其他图案交错重叠，甚至有时还起到烘托文字的作用。

图三 七连环图案

1.六瓣花饰物及轮形花饰 2.鎏金银碗 3.白釉绿彩陶碗

在叙利亚境内出土了一件8—9世纪晚期的白釉绿彩陶碗（图三，3），模制而成，器底刻七连环图案。所表现的是叠绕着中心第一个圆的六个相同的圆。谢明良先生认为，这种于各圆心加饰团花形饰的作法与阿鲁科尔沁旗辽墓三彩釉陶盆于圆心等部位施以点彩的构思异曲而同工⑬。在伊斯兰文化中，第一个圆代表了真主的独一性，也是万象之基。这个圆在其圆周范围内通过半径的摆动，就可以在圆周上得到六段相等的圆弧，以这六段圆弧的端点为圆心分别作圆，就可以得到围绕着第一个圆圆心的六个相同的圆，进而无限扩展⑭。这是《古兰经》中“真主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思想的最佳体现⑮。另外，依次连接这六段圆弧的端点，还可以构成一个正六边形。在伊斯兰的图案设计中，往往将圆形隐而不见，这样便逐渐形成了由正六边形组成的棋盘式图案。

进一步分析，利用正六边形六条边的中点，还可以构成两个错叠的三角形，即六角星图案，又称“所罗门封印”（阿拉伯语里为khatam，亦有“印信”之意）。据说用以召唤魔灵帮助自己作战的“所罗门之戒”上就有这样的徽章，而在每个六边形内重复这个六角星的轮廓就形成了由六角星和六边形交相映衬的图案⑯。这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建筑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图四）。此外，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所藏的一件9世纪伊拉克萨马拉的白地蓝彩陶碗上也出现了中心作六角星图案的例子（图五，1）。六角星是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绘画、建筑中常用的纹样。马文宽先生指出，这种纹样曾见于埃及开罗国立图书馆藏伊朗14世纪初的古兰经卷首插画中⑰。而辽陈国公主墓中也出土了内底刻六角星纹的伊斯兰铜盆⑱。这些图案应是七连环母题反复运用之后的产物，以象征真主的无处不在。

图四 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局部的七连环图案

此外，辽同一些伊斯兰国家之间还有着大宗的官方贸易。《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 ㉝。其中的纺织品“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㉞。如此规模的往来，反映了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交流。令“诸国信使居之”的“同文驿”也极有可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重熙二十一年（1051年），“阿萨兰回鹘遣使贡名马、文豹”㉚。

值得提及的是，1958年春，在河南濮阳这河砦村西北约7.5公里的北齐李云墓中发掘出了两件豆青釉划花六系瓷罐⑳（图五，4）：罐的肩腹之间描绘有数个类似七连环的形象，还有五连环、三角、树木、鸭子等，画法稚拙朴实。虽然这种图案并不具有特定的宗教文化内涵，但其与中亚的六瓣花饰应一脉相承。

图五 陶瓷七连环图案

1.萨马拉白地蓝彩陶碗 2.铜碗 3.黄绿釉彩陶盘 4.豆青釉划花六系瓷罐

图六 义慈惠石柱上的七连环图案

同样是在北齐时期，在河北省易县东南的义慈惠石柱上发现有数个七连环图案（图六），周围还有莲花图案，佛教色彩浓厚。该石柱建于北齐大宁二年（562年），所以也被称为北齐石柱㉑。伊斯兰陶器中出现的七连环形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它在被用于伊斯兰图案装饰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辽代陶瓷。

三、七连环图案的使用人群

经调查，辽代陶瓷中七连环图案的重要产地之一南山窑，其窑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临潢府故城汉城之南山。此窑址规模很小，现已破坏无存，垦为农田，仅地面上散布有少量三叉形支钉及三彩釉陶器片，多为碗、盘、盆类。分布面积和遗物量均不大㉒。

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一》记载：“因改皇都为上京。……其北谓之皇城，……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㉓。由此可见，位于汉城西南山坡上的南山窑窑址，应与汉城南门以西的“同文驿”、以东的“回鹘营”相距不远，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风机盘管特点：（1）运行噪声小。在低档运行时，其噪声一般在30～40dB。（2）控制灵活，经济节能。风机速度可分为高、中、低3挡，水系统水泵自动控制温度调节器等可灵活的调节各房间的温度，在室内没有人时可以停止运转。（3）体型小，布置和安装方便。风机盘管机组属于系统的末端机组类型，体型较小。（4）便于安装。如果建筑物需要扩建，那么增加相应的风机盘管机组比较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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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三年（971年）二月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㉖。

保宁十年（978年）二月庚午，“阿萨兰回鹘来贡”㉗。

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七月丁卯，“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请先留使者，皆遣之”㉘。

重熙十六年(1046年)，“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㉙。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上述几件伊斯兰陶器的时代均不晚于辽代陶瓷。由此推断，辽瓷中出现的七连环图案应是受伊斯兰陶器影响的产物。根据目前的研究，这种图案在中国古陶瓷中基本为辽代陶瓷所特有，在中国历代的陶瓷器装饰中几乎不见。本文认为：在七连环图案的传入过程中，当地工匠很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多或少地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

重熙二十二年（1052年），“……阿萨兰回鹘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㉛。

除了政治层面以外，喀喇汗王朝与辽朝之间还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喀喇汗王朝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曾在长诗《福乐智慧》中写到：“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人运来了中国商品”㉜。因此，“回鹘营”的建立，可以使更多的伊斯兰商人留居上京，这极大程度地便利了伊斯兰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笔者在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考察期间，曾注意到一件10世纪的伊斯兰铜碗（图五，2），它制作于当时阿富汗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为伊斯兰国家，都城在喀布尔西南约100公里的加兹尼）统治下的呼罗珊地区。碗的外壁錾刻由大小圆环及圆珠纹点缀而成的连续性图案，每个大圆内均填充有七连环图案，并辅以联珠纹装饰。另外，格鲁伯先生所著《钴料和拉斯特》一书中记录了一件11—12世纪伊朗的黄绿釉彩陶盘（图五，3），盘中心刻七连环图案，每个圆的交点周围还装饰有连弧纹，整体呈同心圆式布局。这种雕刻手法与萨珊银器的装饰较为相似。西方学者认为这件器物同样产自呼罗珊地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呼罗珊作为当时伊斯兰世界重要的陶器制造中心，很有可能也是七连环等几何纹样的重要产地之一。二，关于辽与加兹尼王朝的往来西方史料中确有记载。据伊斯兰学者马尔瓦兹（1046—1120年）介绍：辽圣宗于太平四年（1024年）曾遣使出访加兹尼王朝，并带去了给苏丹马穆德（998—1030年）的信件。信中说辽公主下嫁喀喇汗王朝加的尔汗之子察格利特勤，令加的尔汗修通至加兹尼的道路，以便辽与加兹尼两国通使往返。与辽使同去的尚有高昌回鹘伊利格汗的使臣，他带有伊利格汗给加兹尼苏丹的信，要求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但马穆德以辽和高昌回鹘为非伊斯兰教国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⑲。尽管中国的文献史料中并没有记载相关内容。但通过从七连环图案中反映出的相似点上看，辽与加兹尼王朝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民间交流。

由此进一步判断，“回鹘营”和“同文驿”中应居住着相当数量的伊斯兰教徒，这些人对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南山窑出现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的七连环图案，也存在专门为穆斯林制作的可能。

除南山窑外，通过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研究可知，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新林村辽墓的墓主为辽代平民㉟；而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的墓主可能是一位崇信道教的与辽代后族萧氏有关的中年女性。其具体身份依据刘凤翥先生对出土的残墓志部分契丹小字的初步解读，似与宰相涅里衮第六女有关㊱。由此可见，七连环图案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使用人群已不仅仅局限于伊斯兰教徒。

四、结 语

④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远方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注 释

①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总之，从“本色语文”到“共生教学”，从原点走向共生，从“主张”到“方法”，一直在为了解决问题而行走和追寻。

②陈克伦：《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年6期。

由图8可见，在一段氢气露点不超过+20 ℃的范围内，钼粉样品K含量未见显著差异，均适用于生产稳定的低K钼粉产品。

③㉟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赤峰市博物馆考古队：《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和双胜镇辽墓清理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0期。

英格曼神甫和法比·阿多那多并肩走到门前，打开窥探的小窗口，这回小窗口没有伸进一把刺刀，而是一团火红。英格曼看清了，少佐左手将一盆圣诞红举向小窗，右手握在指挥刀把上。

在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时，我们不应忽视当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解读与创新。如七连环图案在被引入辽瓷装饰之后，在角度、色彩等方面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这是我们在对辽瓷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限于考古和文献资料的不足，更由于笔者的能力问题，错误和有失偏颇之处一定不少。因此，笔者提出这样一些观点，仅仅旨在抛砖引玉，以得到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⑤石阳：《文物载春秋——巴林右旗博物馆文物藏品荟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⑥谢明良：《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⑦路菁：《辽代陶瓷》，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1期。

⑨郭西萌：《伊斯兰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⑩⑬谢明良：《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25页。

⑪Prudence Oliver Harper:.New York.1978,p.55.

⑫张夫也：《元明青花瓷纹饰中的外来文化影响》，《“岁寒三友——诗意的设计”——两岸三地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411页。

⑭（英）米兰达.伦迪著，贺俊杰，铁红玲译：《神圣的数——数中隐藏的神秘含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调查历代碑志文献及历代字书材料，我们发现“冈”既是“罔”的俗字，作为构件时，又是“岡”的俗写。以“罔”“岡”为构件的字常出现同形相混现象，结果造成其俗讹字的对应关系异常复杂，难以准确分辨。因此，我们有必要彻底理清“罔”和“岡”演变过程，搞清楚同形字“冈”或构件“冈”形成的原因及时间，总结其演变规律，以便为相关俗字辨析、汉字发展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提供切实参考。

⑮⑯（英）道尔德.萨顿著，贺俊杰，铁红玲译：《几何天才的杰作——伊斯兰图案设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⑰马文宽：《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因素的考察》，《考古学报》1994年4期。

㉒ 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

⑱马文宽：《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契花铜盆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86—488页。

该系统采用了气候补偿技术，实时根据室内外温度计算当前室内所需负荷，通过中央控制器实时计算当前所需的供水温度，利用混水中心调节地暖供水温度，来实现房间的恒温，提高使用的舒适性。

⑲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8期。

⑳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

9世纪中期，随着黠戛斯的南下，占据中国北部的回鹘族被迫西迁，其中一支西奔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于10世纪中期在中亚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该国与辽西边接境，政治中心在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㉔，是一个被伊斯兰化的国家，经部分学者考证，喀喇汗王朝应为《辽史》中《本纪》和《属国表》上所记载的“阿萨兰回鹘”㉕。该国与辽朝有着密切的交往，据《辽史》记载：

㉑ 柘文：《义慈惠石柱》，《文物》1977年12期。

当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有待改进。从法律规定内容看，具有较强的原则性但可操作性不足；从立法体系看，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各层级的立法文件中，缺乏统领性的专门立法。这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带来一定的困境。为此，笔者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分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

日本《读卖新闻》7日早间发布政府消息称，日本政府内部已决定将在2018年12月10日修改内部采购规定，禁止政府部门采购来自华为和中兴2家公司的通信设备，来防止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不过，日本担忧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因而在会议上并未直接点2家公司的名字。

㉓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在作品中，时雄因家庭等原因，抑制了芳子的爱，牺牲了芳子。而且，芳子的恋人田中也选择了自己的光明前途，舍弃了芳子。但是芳子牺牲了自己。男性为了实现自己而牺牲爱。女性正好相反，为了爱牺牲自己的人很多。这是心理学上所证明的问题。

㉔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

㉕ 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魏良弘：《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9-180页。

㉖ 脱脱等：《辽史》卷8《景宗上》，中华书局，1974年。

㉗ 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下》，中华书局，1974年。

㉘ 脱脱等：《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1974年。

㉙㉚㉛脱脱等：《辽史》卷70《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

㉜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㉝㉞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孙宝国：生产现代化是我国食品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发展。现代餐饮业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食品工业的支撑，食品工业帮助餐饮业实现了原料的标准化和现代化生产，夯实了中餐连锁化的基础。食品工厂将食物加工为半成品或成品，餐厅只需将它们加热，售卖给消费者就可以了。这一方式在我们熟悉的必胜客、麦当劳等西式连锁餐饮店很常见，未来，它也将成为中餐连锁餐厅的主流发展模式。

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