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从世界航海史来看，每一次航海活动都是一次全方位的交流与传播。不论是侵略式的海外扩张，还是和平友好的海外交流互访，传受双方都带有各自的利益。600多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意识地对外“推销”本国文化与思想的范例。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给各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带去了优秀的中华文化，间接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普及。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已然成了各国之间博弈的“无形战场”。意识形态斗争日益表现出隐蔽性、渗透性、全球化等特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并从其中搜寻些许启示，可以为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1 郑和下西洋的基本情况

1.1 背景

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始，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远赴西洋，开启了一段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航海壮举。至1433年（明宣德八年），其七下西洋，遍访国家和地区30余个，最远地区抵达非洲东岸。

  

图1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相比之下，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迟了8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迟了92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更要到116年以后才实现。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洲际航海活动，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航海事业走向巅峰，更有价值的意义在于，作为封建时代中国海上活动的“稀世珍宝”，郑和下西洋对于唤起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有重要意义。

于是，各种理论纷纷与“核心素养”对接，各级专家纷纷对“核心素养”作出个性化的解读，各类名师纷纷呈现了“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课堂……

几千年的积淀，中华民族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邃的精神内涵，其核心表现为“仁”和“礼”。即在与邻关系上，讲究以礼相待、礼尚往来，与邻为善，传播和平友好平等的观念。

1.2 过程

1405年7月11日，奉成祖命，郑和偕王景弘率2.78万人第一次下西洋。沿途各国人民热情欢迎中国使者，纷纷派遣使节随中国宝船来华访问。在回航途中，船队于旧港遇到了海盗陈祖义的袭扰，郑和从容自若地指挥全体探险队员奋力回击，一举歼灭海盗，并活捉头领陈祖义，将其押解南京，斩首示众，首次用兵就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祸患。船队满载着象牙、胡椒、香料和药材，于永乐五年九月初二顺利回国。

机组电源理论上可以直接使用机组串联法叠加，即使需要使用叠频变压器，也可以让副频经叠频变压器叠加到主频机组，不会导致叠频波形变形，更符合GB/T 21211—2007 《等效负载和叠加试验技术》第10.4条的规定以及相关计算公式的应用。变频机组的电机飞轮转矩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储能元件，不需添加其余设备就可以很好的平滑叠频进行中的拍频能量波动。

通过以上简单讨论可以得知: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关节疼痛评分得到了明显的改善,P<0.05。主要原因有:关节镜下清理术主要是通过刨削吸引器械切除增生滑膜和游离碎片,然后切除打磨增生骨赘,修整半月板,关节镜手术可以有效的清除患者关节内炎性刺激物,然后清除蛋白溶解性金属蛋白酶和软骨碎屑等,调节患者的关节液渗透压和酸碱度,及时补充电解质,改善患者的正常滑液分泌和关节内环境,该治疗方法跟保守的药物治疗相比,可以更加有效、直接的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缩短治疗时间[5]。

1417年冬，明朝天子再下圣旨，要求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郑和率队沿着前几次开辟的航道，先抵满刺加，然后将船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分头行动。有几支小分队沿途前往锡兰、古里、忽鲁漠斯诸国；郑和则亲率大部人马穿过马六甲海峡，经锡兰国，又往西挺进，准备横渡印度洋，直接去非洲。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船队所做的第一次横渡印度洋的航海探险活动。这次远洋探险终于打通了中国与非洲东岸各国的海上航道，郑和也成为有史以来横贯印度洋、远航赤道非洲以南第一人，创下了世界远航史上的奇迹。

选取自《化学计量学方法》。化合物的结构是个三维图像，对于化合物分子尺度构效关系的研究，就是将结构图特征参数与其性质/活性去构造相关的数学模型。主要参数类型有（1）拓扑类参数；（2）几何类参数；（3）电子类参数；（4）理化性质类参数；（5）综合类参数；等。构效关系模型建立的目的是对新的未知样本进行预测。

1413年，郑和奉命第四次下西洋。这次航程比以往三次都远，除了东南亚各国外，还到了溜山等地。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是一个岛国，其间岛屿众多，海流复杂，船只路经此地，必须十分谨慎，一旦遭遇风暴，走偏了航向，就有触礁覆舟的危险。郑和的船队凭着多年航海经验摸索着通过了溜山，继续西航，直趋波斯湾的忽鲁漠斯。公元1415年，郑和一行偕一些外邦使节回到南京。这次忽鲁漠斯之行，他们首次越过印度以西来到波斯湾一带，新辟了中国至波斯湾的海上路线。

1.2.1 综合治疗 患者均给于正畸矫治前给予牙周常规治疗，由医护人员向患者讲解口腔卫生知识宣教，指导患者养成正确的刷牙方法与刷牙习惯。针对患者牙周进行修复，常规龈上洁治、龈下刮治[3]，根据患者牙周情况制定相应的牙周手术。定期检查患者病情，记录治疗过程与病情控制情况，牙周治疗结束后观察3～5个月，牙周病症控制后开始正畸矫治。

1409年10月，郑和又奉旨第三次下西洋。船队到锡兰，不料，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垂涎郑和船队携带的财物，预谋陷害，幸亏郑和及早察觉，率领所有船只悄悄驶离锡兰国，才免遭不测。1411年5月6日，郑和船队平安返回祖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押解南京皇宫，听候明成祖发落，后其被宽大处理，放回锡兰。郑和一行经过三次下西洋的远程探险，均至古里国，打通了中国与印度南部的海上航道，为日后更加遥远的海上航行积累了经验。郑和船队在完成了对古里的三次探险后，休整一年。

明成祖朱棣对第一次的航行十分满意，并又下旨要他们再度下西洋。郑和船队于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已到过的地方外，还到了真腊（今柬埔寨）、迄罗（今缅甸）、加异勒、柯枝、甘巴里、阿拔巴丹等地，于1409年正月又抵达了古里，同年8月回国。

（1）树立文化自信。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的封建王朝，凡强大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傲视邻邦国家，视其为蛮夷之邦。”[2]这种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郑和下西洋也是在“宣教与外”“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不论是经济上的来往，抑或文化上的交流，郑和船队都是带着一种文明优越感进行的。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有理由为我们的文化感到自信。这一点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传播中是欠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根深着一种“外优我劣”的思想，衍生了诸如“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荒谬之谈，到现在这种思想依然存在。断续出现的到国外疯抢商品的闹剧，也就不难解释其原因了。意识形态传播是一种说服性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相信我说的，相信你看到的。如果传播者自身缺乏自信，自己对自己的说法都不够坚定，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你的观点？

美国商业秘密诉讼中合理保密措施的司法判断............................................................................................宋建宝 05.89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郑和时代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2 “中国元素”的对外输出

2.1 有形符号的物质载体输出

意识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发挥作用。传播活动也是一样，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符号达到传播效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起整个封建时代，同时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传到海外各国，譬如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等。同时，船队还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直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在认识形成之前，这些带有“中国标志”的产品，就是具体形象的代表。它们凝结着中华民族劳动智慧和精神，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而且改变着他们的劳动思维和生产模式。现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依然明显保留有中国的影子。

2.2 “新华侨社会”衍生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不只是直接的经济刺激，还间接促成了一个新群体的形成，为进一步根植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创造了必要条件。郑和船队规模之大，人员数量动辄上万，构成类别复杂。每次下西洋，便有些不堪生活所迫或是生活无望的水手，到达当地之后，就趁上岸时机，偷偷地留在了当地，并和当地的女子成了婚，安了家。郑和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他们一路成长的历程，让他深谙这些人之苦。航海路途中不少人因病丧生，这些“逃亡”的人，就被记入黑名单之列。归去时，皇帝自也不会追究。长此以来，东南亚各地华人聚集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华人群体，被称为“新华侨社会”。后来郑和所至之处，皆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以及现今人们依然立碑纪念着郑和，都与这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1431年，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这是最后一次航行，对郑和个人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船队穿过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他日夜向往的天方圣地麦加（今属沙特）。当郑和吻着那日思夜想的圣石时，不禁热泪盈眶，发出由衷的感叹。从少年时代立下朝觐麦加的誓言，在此刻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答复，几十年藏于心底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到东南亚各国去定居的人与日俱增。到了明朝后期大约有十几万华侨散居在南洋各国。华侨为开发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暹罗在十八世纪成为印度支那半岛商品的集散中心，与华侨关系极大。所以后人说道：“西洋之迹，著自郑和”，当非溢美之词。[1]

“它立春/它立秋/它荒芜/它重修”与前文“她立春/她立秋/她人比黄花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界是在变化的，一如人们。这是无奈而不可避免的。在短暂与永恒的对比对青春年华有限的妻子注定是残酷的，这使得歌词更为悲婉动人。

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还是它悠久的后续效应：首先是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为中国移民大量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其次是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郑和的成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聚居而形成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第三是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了海外通道，开辟了多条航线，而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华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的帮助。对此，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曾作了充分肯定：“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侨社会职业构成的变化。之前，海外华侨主要从事贸易、航海、翻译、向导等活动，之后，由于中国商货供不应求，海外华侨纷纷转向种植以及开采矿山等，融入当地的经济开发。同时，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唐人街的形成。唐人街的真正形成始于郑和下西洋，这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大大提高了“唐人”在国外的地位，并打响了中国货的品牌，丰富了当地市场，为唐人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物质基础。郑和下西洋还带去了中国先进文化，使得海外华侨更加坚定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信念，作为其重要载体的唐人街便应运而生。郑和下西洋还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前往东南亚，为华侨开拓东南亚提供了人才资源。他们中不少人为开发东南亚做出了贡献，其姓名事迹流传至今，如开辟旧港的梁道民、施进卿、张琏，开辟柔佛槟榔屿的叶来，开辟浡泥边地的林道乾等。华人在海外的聚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意识形态，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封建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们，骨子里不仅根植着传统的儒学思想，而且外在的技能包括节日习俗等，都根植在血液里。这些都可以从今天找到影子，比如儒学在东南亚地区的普及，各地逐渐兴起的孔子学院，以及对中国文艺（书法、绘画、篆刻等），节日风俗的效仿甚至演变成争夺文化所属权的戏剧场面。长久的影响，可见一斑。

2.3 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传播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各家之言皆有所异。梁启超在其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引述道：“旧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亦有研究表明，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统治者“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成祖朱棣也曾称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可见，其重要目的之一是要防止外来威胁。此外下西洋还有重要的商业目的，即拓展海外贸易。明史专家吴晗，在其《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从国际贸易的收入上来解救当前的”财政困难的。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郑和的航海壮举客观上对于唤起东南亚海上国家的海权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对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启示

3.1 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主动出击的意识不够。部分主流媒体跟不上步伐，传播的时效滞后。导致宣传效果下降。以微信公众号为例，在信息的发布和更新时效上，主流媒体的反应速度明显滞后。当然，现在在语言风格、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主流媒体改变了不少，但是现在的传播一定角度上看就是时效的比拼，谁掌握了“第一时间”，谁就可以主导话语权。因此，在“主动出击”与“被动还击”之间，传播活动还没有找准着力点。

二是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较低，主流色彩太过明显，导致传播效果不佳。以文化宣传片为例，过往的成片，要么偏重主题性，突出政治色彩，导致人情味不足，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要么是刻意求技术本身，比如在画面质量、拍摄技巧等方面投入过多精力，导致扣题不紧，缺乏战斗性。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在对外文化产品的输出上，积极向世界学习，相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定位不准，互联网意识和用户思维差，媒介定位高高在上，存在脱离用户和实际的现象。提到“意识形态”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灌输”。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与现在的传播模式是分不开的。许多传播者，依然把自身定位在主导的地位，以为自己传播什么，受众就会接受什么，不注重反馈和换位思维，自然导致效果不好。应当看到，信息条件下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角色，在传播活动中，他们的反馈和发声，对于传播者的策略和内容有着重要影响，当前社会正迈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受众正向用户转变。意识形态传播如果不时刻树立用户思维，传播的产品就会失去消费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3.2 郑和下西洋对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仅是一次震撼世界的航海活动，它的价值在于其持久性，在于它播撒的文明种子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今天，从传播的角度挖掘其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421年，郑和第六次出使，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船队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激起这些国家对明朝的强烈向往。他们想看一看中国，想见一见明成祖。当时，渤泥和满剌加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南京，明成祖盛情接待了他们。东非的麻林国王哇顿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在福州病逝。另外，在1421年，有十六国使臣抵达南京。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就是护送忽鲁漠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

（2）寻找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是抽象的东西，缺乏一定的物质载体，意识活动就无法进行。郑和下西洋意在“宣教于外”，传播中华文明，统治者通过瓷器、丝绸等极具中国元素的实物，让海外各国知道，这些是强盛的明朝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由此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和上国的思想。这些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实物，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意识形态就得以在思想中固化成型。现在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活动，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甚至树立用户至上观念的方式。要从物质形态上入手，找准对方的兴趣点，传播也要“入乡随俗”。虽然郑和那个年代，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输出的产品极易被接受，这种交流也只是一种单向的传播。但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今天，意识产品必须符合传播对象的实际需求，才能产生最大的传播效益。

总之，柳树因其外在形象和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引发了人们的联想，成为坚韧、友谊、离愁、相思、女性等多元意象的集合，成为中华儿女普遍情感的寄托，并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文化意蕴愈加丰富。

应用层的重要作用在于确保操作用户的审查、信任以及不可抵赖性。应用层还应该包括较好的双向认证体系，具备不可旁路性，以保证只有授权用户才能登录可信任的系统，开展权限范围内的应用[8]；针对个人的操作开展完整的审计日志，以实现个人操作的不可否认性；保障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数据交互的安全，确保所有应用模块在操作过程中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3）建立平等传受关系。郑和的年代是封建王朝鼎盛之时，朝贡的关系决定了对外交往的不平等性，然而在具体交往时，郑和是高擎着和平、友好、团结的大旗，来处理与沿途所经各国的关系。郑和交往的有不同的国家，众多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都能妥善处理，其宗旨是：国家共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新的时代条件下，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人们的平等自由观念、渴望被尊重的思想更加凸显，传播者们因此纷纷转变思维，在对待受众的态度上，从过去的“你听我说的”到现在的“我说你需要的”。郑和时代，对外传播交流虽然仍受制于统治者和封建制度，但已经萌发出这种思想，这对于当代的传播活动是有启示的。

（4）创新“航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之所以在封建时代的航海史上熠熠生辉，最根本的是它打破了思想上的封闭，主动走出国门向外输出自己的观念。除了直接地输出产品和价值观念外，郑和下西洋映照出的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人之不为，将中国的航海事业推向顶峰，在中国甚至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行人所未至，开辟了从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新航路，打通了海上交流航线；三是敢于突破规则，在对待当地居民的具体做法和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思想等。今天，创新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在各行各业都贯穿着这一理念，传播领域是最需要创新的，对于不同的对象、面对不同的传播内容，都需要具体分析情况，拿出不同的方法。意识形态传播活动要开拓新的局面，要把握好“融合”二字，与新的媒介环境相融合、和新的受众特点相融合、同新的价值观念相融合。突破传统思维，寻找多样化的途径，意识形态这个“航程”才会一帆风顺。

4 结束语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一次主动输出意识产品的对外传播活动，加强了“中国元素”的对外输出，以有形符号的物质载体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思维和生产模式，促使了“新华侨社会”的衍生，传播了中华文化精神内核。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树立文化自信，寻找意识的物质载体，建立平等的传受关系，创新“航路”。

参考文献：

[1]苏海涛.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4):41-44.

[2]南京郑和研究会.走向海洋的中国人[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